无论怎样，醇亲王府出了两代醇亲王和两个皇帝，醇亲王奕譞应该含笑九泉！
接替海军衙门总理大臣的是庆郡王奕劻，奕劻和李鸿章原来是海军衙门的会办，两人是同事，关系自然不错，他会向着李鸿章，而不会向着张之洞。他还是一个贪污腐败、碌碌无为的官员，也不会关心张之洞的洋务实业。
举步维艰
无论怎样，张之洞还是挺了过来，超出预算300多万的费用，他愣是想方设法地补上了。他既没有借外债，也没有在湖广搞加税、捐派等腐败行为，更没有把这笔费用转嫁到湖广百姓头上。单从这一点来说，他又创造了一个理财奇迹，我们有理由向他致敬！
因为银子缺口还很大，张之洞便想求助两广总督李瀚章。于是他给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铁厂缺钱，臣昼夜难眠，思来想去，臣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行——向广东借款。臣在广东任上，带头搞了一个官商集资捐款活动，截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官商累计捐款80万，黄埔船厂造船用的就是这笔钱。此后又续捐了三年，每年捐资20万，臣想这笔钱应该存了起来。为了铁厂，臣现向广东借款50万。臣想，瀚章老兄是一个公忠体国之人，念在我办大事的份上，他一定会设法腾挪，迅速借款于我，从而协助我完成富国强民的钢铁大业！”
朝廷批准了张之洞的奏请，但李瀚章一直介意张之洞和他弟弟之间的恩怨，而且他又在弟弟的嘱咐下，等着看张之洞的笑话，于是借故推辞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张之洞真是束手无策。然而，就在这生死关头，谁也没有料到，中日战争爆发了！
曾在10年前指挥清军大败法军的张之洞，被紧急调往边防重地，署理两江总督，担任中国军队的后勤部长，而经营惨淡的汉阳铁厂，也暂时停产。
铁厂改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大败于日本，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
2亿两白银绝对是天文数字，财政原本紧缺的清政府，更加无能为继。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奏请拨款搞洋务，清政府肯定跟你急！弄不好，还得摘掉你的乌纱帽，扒掉你的皮！
果然，中国战败后，清政府就下令：所有官办企业一律改为官督商办，朝廷不再拨一分钱了，因为朝廷一分钱都拨不出来了！
如此一来，战后的汉阳铁厂要想继续经营，就必须要进行官督商办的体制改革。可张之洞担心华商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承办耗资巨大的铁厂，于是令铁厂总办蔡锡勇同洋商联系，但此举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最后，在蔡锡勇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的再三建议下，张之洞最终把铁厂包给他很反感的盛宣怀。
他的心里，一直是很难过的，也是很忐忑的。这几年来，盛宣怀和他的关系，既微妙又对立，恩怨参半，若即若离。但盛宣怀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他和铁厂。盛宣怀对铁厂的觊觎之心，一直没死。
张之洞虽然反感并防范盛宣怀，但他隐隐地觉得：早晚有一天，我能用得上盛宣怀这个人，他必将为我所用！但真正到了这一天，他还是很难下这个决心。毕竟，他反感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他政敌的心腹幕僚。
盛宣怀投诚
然而，风水轮流转。《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的权势及名望急剧下降，在国人的一片痛骂声中，他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与李鸿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起之秀张之洞，无论是权势，还是名望，都与日俱增，如日中天，大有超越取代他之势！
盛宣怀为人机敏狡诈，善于投机取巧，当他明显地感到李鸿章这个老靠山靠不住时，便想到了投诚，而张之洞则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在中国战败之后，他就主动向张之洞投怀送抱，然后在张之洞的邀请下，赴武昌洽谈合作。
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地吧。
张之洞终于释怀了，他接受了盛宣怀这个人，也同意由他承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二十四日，张之洞和盛宣怀在武昌举行了汉阳铁厂官督商办的签字仪式。至此，汉阳铁厂完成了改制，盛宣怀正式接手承办。
在此之前，汉阳铁厂共产生铁5 600吨，熟铁110吨，贝色麻钢940吨，马丁钢料450吨，产量极低，与投入不成正比。
但这不全怪张之洞，他终究是封建社会的官僚，他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办厂的经验，而在他的思想深处，也没有形成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意识。况且，中国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这么说来，汉阳铁厂的经营注定失败。
好在，铁厂改制了，这将为它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也就是从这时起，盛宣怀和张之洞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选择了张之洞，他就选择了成功。因为承办了铁厂后，他又承建了卢汉铁路（前面作过交代），而这两大举世产业，足以让一个人成功！
至此，他包藏已久的觊觎之意，终于变成了现实。
很多事情也都是互惠互利的，张之洞对于盛宣怀的选择，也是如此。盛宣怀此后成了他的幕僚和亲信，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国家大事中，盛宣怀没少为他提供情报和参谋意见，他成功地挖了李鸿章的一个大墙脚。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盛宣怀承办，那么汉阳铁厂就不会有后来的正常经营，而卢汉铁路也不会那么顺利修建。
承办铁厂两年后，盛宣怀开采了江西萍乡煤矿，基本解决了铁厂煤炭紧缺问题，而铁厂的生产和经营也从此步入了正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公司，盛宣怀出任公司总经理。这时，他又深化体制改革，把原来“官督商办”改成了“完全商办”，真正做到了政企分开。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国企改革早在100多年前就进行了啊。
铁厂的今生
清朝灭亡前，“汉冶萍”公司拥有员工7 000多人，炼铁炉3座，炼钢炉6座，年产生铁8万吨、钢7万吨、钢轨2万余吨，全年钢产量占全国90％以上，基本控制了全国钢铁工业。
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冶炼设备迁移重庆，另立新厂，系重庆钢铁集团前身，其余则被日军侵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其作为敌伪产业进行了清理。从此，汉阳铁厂便成了一座遗址，永远地遗留在龟山脚下，长江之畔。
汉阳铁厂遗址，就在今天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上。1994年，“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在此建立，同时登录遗址的还有武汉钢铁集团汉阳钢厂。
历经百年的汉阳铁厂，走过了它艰难、兴盛、萧条和可持续发展的岁月。今天，它在中国钢铁产业中虽不占主导地位，可它是中国钢铁产业的开山鼻祖、中国近代第一家官办钢铁企业、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中国钢铁工业从此起步……
我们要永远记住它！
张之洞的殊荣
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张之洞。虽然他把铁厂经营得入不敷出，惨淡无光，但要是没有他，就没有震惊世界的汉阳铁厂，更没有中国钢铁的百年基业。
钢铁产业乃国家和民族产业的脊梁，张之洞这个硬骨头，硬是把它扛起来了，从而扛起了中国民族产业的半壁江山。凭借此功，张之洞当之无愧地成为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的晚清企业巨头、洋务首领。
也因为此，后人尊称他为“中国重工业奠基人”、“中国钢铁之父”。
伟大领袖毛泽东也念念不忘他的好：讲到重工业，就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得此几评，此生足矣！
这辈子，你值了！
四、经营权力，超越前辈
权力需要经营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初，就探索出了一个做官之道，即做官要久居一地，要不断干大事，干那些“别人想为而不敢为”的大事，要让所有人觉得，没有你这些大事就干不成，离开你这个地方就完全乱套。这样，领导就不会轻易动你，而你就会放手经营自己的天下。
接任湖广总督之后，张之洞一直是这么干的，比如，争修铁路、创建铁厂等，这两件事都是别人“不敢为且不能为”的大事，就连李鸿章这样的洋务首领，他也认为铁厂是个烫手的山芋，而不敢接办。
然而，像建铁厂这等大事，张之洞竟然干成了，这让所有的人对他刮目相看，他的权势和地位也与日俱增。在他看来，办大事其实就是经营权力。作为一个地方官，权力就应该这样经营。
人为的“人和”
经营权力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人和”，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要他治下的湖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湖南巡抚和他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坚决服从他的管理和指挥。
说得再直接一点，那就是他要垄断两湖的行政、人事权力，把两湖的主要官员都换成自己的人。但巡抚直接听命于朝廷，布政使直接听命于户部和吏部，按察使直接听命于刑部和都察院，这些人都不归总督管。
总督要想管这些人，或者把这些人换成自己人，就得经过朝廷、户部、吏部、刑部和都察院，操作起来十分麻烦，而且可操性不强。如果动静闹大了，势必会引起朝廷和各部门的怀疑，进而引火烧身。但在张之洞看来，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一切都是可以操作的，一切事在人为。
张之洞接任湖广总督之初，湖北巡抚是奎斌，布政使是黄彭年（1824—1890年，贵州贵阳人），按察使是成允。
接任不久，奎斌就被朝廷调为察哈尔（今河北省张家口）都统，接替奎斌的是原甘肃布政使谭继洵（1823—1901年，湖南浏阳人）。这个谭继洵不是别人，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谭嗣同的父亲。
谭继洵早年是左宗棠的幕僚，后来一直跟随左宗棠在甘肃担任布政使。谭继洵虽然不是张之洞的人，但他办事唯谨，从不得罪领导。换句话说，他是个老好人，已年近七旬了，他坏不了张之洞的事，张之洞也不想动他，于是湖北巡抚就这样摆平了。
湖北布政使黄彭年是一个为官清廉、勤恳干练、知识渊博的好官，张之洞对他非常倚重。遗憾的是，张之洞到任没几个月，他就猝死于任上。
更遗憾的是，他的儿子黄国瑾（1849—1890年，贵州贵阳人）奔丧至湖北后，伏棺恸哭，悲痛呕血，几乎气绝，六天后身亡，年仅41岁！
黄彭年病死后，朝廷就开始物色新的湖北布政使人选，张之洞觉得这是一个安插自己人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把两湖主要官员全部换成自己人，他的具体设想是：
现在湖北布政使空缺，可设法把自己的老部下、广东按察使王之春（1842—1906年，湖南清泉人）调到湖北升任布政使。
王之春先后作为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的部属，参与镇压过太平军，是晚清少有的文武兼备的洋务人才。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时，王之春是候补广东粮道，张之洞见他办事干练，深得要领，于是把他提拔为广东按察使。
但如果调走了王之春，那么就会引起广东的人事变动，而在这时，广东布政使游智开（1816—1899年，湖南新化人）因年老力衰正请求退休。他要是退了，广东布政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这个空位置可以让现任湖北按察使成允接替，让他也升职。
广东布政使的空缺倒是补上了，可湖北按察使却又是一个空缺。补谁合适呢？这个别急，反正张之洞的得力干将和哥们儿兄弟多的是，安排哪个都行。但在张之洞看来，任人唯亲，并非不考虑任人唯贤，既唯亲又唯贤，才是用人之道。
思来想去，他脑海中闪现了一个人——陈宝箴（1831—1900年，江西修水人）。
陈宝箴早年参加湘军，他文韬武略，精明能干，被曾国藩待为上宾，视为海内奇士。后来，陈宝箴官至浙江按察使，但因为犯事被免职，如今赋闲在京城。
陈宝箴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流。张之洞早年曾和他一起清流，两人因此结成了兄弟。张之洞觉得这样的人才不用可惜，于是决定让他来补缺湖北按察使。
这样一来，湖北主要官员都成自己人了。很快，张之洞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威望，同各部门进行了密切沟通，最终促成了此事。
张之洞能够促成此事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他把这事办得太圆满、太漂亮了。经他这么一安排，所有当事人都升官了，都没有任何怨言。总之，该走的，高高兴兴地走了。该来的，也都痛痛快快地来了，一切皆大欢喜。
光绪十八年（1892年），朝廷调吴大澂接任湖南巡抚，张之洞和他又是上下级关系了。至此，张之洞治下的两湖的主要官员都成了他的哥们儿，或者是他的心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吴大澂北上抗日失败被革职后，张之洞又举荐陈宝箴接任湖南巡抚。也就是说，两湖的人事、行政大权，自始至终都把持在张之洞的手中。
这些人都成了张之洞的属官和幕僚。据不完全统计，张之洞在湖北最鼎盛时期，幕僚多达400余人，规模超过了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为世纪之交中国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幕府。
上下一气，兄弟同心，珠联璧合，这可真是“人和”的极致。而这个“人和”，是张之洞人为而成的，可见他对权力的操纵是多么强势和高明。
也许有人对此不愤，也许有人骂娘，但张之洞很无奈：不是我的错，不要责怪我；如今世道乱，总督不好做；不是我腹黑，而是我忐忑；如果人不和，一切都完了……
人和了，什么都好干。目前，正是干大事的天时，加上湖北的地利，张之洞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既然如此，那他要是干不出几件大事来，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好在，他干了几件大事，他的梦想基本上得到了实现。
张之洞并没有局限于创建铁厂。在创建铁厂的同时，他在军事工业、纺织工业、民营商业、教育产业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
一流军工厂
在军事工业方面，张之洞创建了晚清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的湖北枪炮厂。湖北枪炮厂的前身就是广州枪炮厂。当年，广州枪炮厂刚刚筹建，张之洞就被调往湖北。
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既无心办铁厂，也对枪炮厂不感兴趣，但他知道弟弟李鸿章是搞军工企业的行家，于是有意让他接手，而李鸿章也正有此意。可张之洞不甘心让枪炮厂旁落他人，接任湖广总督后，他立即奏请海军衙门，将广州枪炮厂移建武昌。那时，醇亲王还在，他一直向着张之洞，于是否决了李鸿章的主张。
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军衙门和户部奏准朝廷，批准了张之洞的奏请。同时，朝廷还批准将广东的80万两官商捐银，划归湖北作为购机和建厂经费。
海军衙门和朝廷如此心向自己，张之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接到朝廷的批奏后，他就令蔡锡勇兼任总办，然后又从德国定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小口径枪、新式快炮、架炮、炮弹、枪弹等生产设备，并聘请了德国的工匠技师，来湖北指导生产。
枪炮厂与汉阳铁厂同时开工，同地开建，联合办公，相得益彰。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在汉阳铁厂落成之际，湖北枪炮厂所属的枪厂、炮厂也然竣工，炮架厂、炮弹厂、枪弹厂的工程也接近尾声。然而，几天之后发生的一场火灾，却让已经竣工的枪厂、炮厂毁于一旦，损失极其惨重。直到一年之后，湖北枪炮厂才全面修复完工。
湖北枪炮厂建成后，每月产枪500支、枪弹10万余发、炮弹7 000余颗，成为晚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
湖北枪炮厂生产的各类枪支炮弹的射程、杀伤力等综合质量，不仅远超李鸿章在上海、天津等地兴办的军工企业产品，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
在各类枪支炮弹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步枪“汉阳造”。对于“汉阳造”，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凡是看过电视剧《亮剑》的朋友，一定会记得李云龙等人就是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汉阳造”，打败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
别看它年头久远，杀伤力也远不及鬼子们的三八大盖、迫击炮和国民党的装甲车，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中，它却发挥了无可替代、出奇制胜的作用。
光绪三十年（1904年），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湖北枪炮厂更名为湖北兵工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湖北兵工厂又更名汉阳兵工厂。
出乎张之洞的意料，他创建的汉阳兵工厂，还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准备了充足的反清武器。宣统三年（1911年），也就是在张之洞逝世后两年，他编练的湖北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而打响的那些枪，就是“汉阳造”！
湖北四局
在纺织工业方面，张之洞先后创建了湖北织布局、湖北纺纱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的“湖北四局”。
湖北织布局的前身是广州织布局，张之洞接任湖广总督后，也将它移建湖北，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建成，共有布机1 000张，纱锭3万枚。这年年底，湖北织布局正式开机织布，月产布2 000余匹，产销两旺，甚至大量出口。
湖北纺纱局兴建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分为南、北两个纱厂。北厂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投产，装锭5万枚，年获利达5万金。南厂起初因为资金紧缺无法动工，后来由翰林院编修和他的幕僚张謇接手建成了江苏南通大生纱厂。
湖北缫丝局和湖北纺纱局同时兴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建成投产，日产上等好丝30余斤，远近畅销。
湖北制麻局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建成后主要生产麻纱、粗细麻布及麻袋，其规模虽然不大，却是我国制麻业的开端。
张之洞创建“湖北四局”，其初衷就是为了抵制洋纱、洋布。因为中国是棉麻丝纱大国，有理由自产自销，甚至出口。另外就是为了弥补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的经费亏空。“湖北四局”建成投产后，构成了完整的近代中国纺织工业体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纺织业的发展。
东方芝加哥
除了致力于官办实业的兴建外，张之洞还对民营商业进行了大力扶持。在他看来，中国今后不可能以兵兴国，只可能以商兴国，于是他积极鼓励湖北商民破除旧习、放眼世界、参与商业经济活动，并开办汉口商务会所、汉口商务局等工商机构，促进民营商业快速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他还大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武汉的城市规模。
很快，恰似一页白纸的湖北武汉，迅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民营商业中心，把原来遥遥领先于它的天津、福州、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远远地甩在后面。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离开湖北前夕，武汉进出口贸易额，基本上接近了上海的水平，与大上海遥相呼应，而武汉也因此成了大武汉，并被外国人称为“东方芝加哥”。直到20世纪中叶，武汉城市的各项综合指数还和上海并驾齐驱。
办新式教育
张之洞这辈子对教育事业有着深深的情结，这源自他的出身和两任学政的经历，他不仅在学政任上力主教育改革，兴办书院学堂，当上了封疆大吏后，他也把兴学建校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并利用闲暇时间，亲自给学生授课。
但这一切只是小打小闹，来到湖北后，他把教育事业做到了极致，从而使湖北的教育事业走在了全国前列。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教育事业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他接任湖广总督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这期间他先后改建了经心书院，创建了两湖书院、江汉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算学学堂等一批新式书院学堂，他提倡分门研究，务真求实，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
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两湖书院最为著名。两湖书院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建成，建成之后，张之洞邀请原广雅书院院长梁鼎芬出任史学分教，并主讲中学。从此，梁鼎芬与张之洞形影不离，成为张之洞创办近代教育的得力助手。
第二阶段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这期间他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中国教育进行了章程和体制性改革，如在原来经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的基础上，又引入了天文、地理、数学、化学、体操、兵法、农业、工艺等新的教学科目，同时又新建了一批专业学堂，使中国的教育呈多元化发展。
第三阶段是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到他离开湖北入参军机期间，这期间可称为新学制时期，他大力兴办各类新式教育学堂，如普通教育、幼儿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私立学堂等。其中，幼儿教育和师范教育是他开创的，而他也是中国幼儿园和师范类院校的鼻祖。
据不完全统计，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18年，总共创建近60所各类新式学堂，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当之无愧是中国近代教育家。
除了兴学建校，改革教育外，张之洞还大量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持留学工作的是曾国藩的幕僚容闳（1828—1912年，广东香山人），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他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行者，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元年（1875年），容闳一共选派120名10岁至16岁的中国学生，分四批赴美留学，但这四批学生真正学成归国效力的却极少。
光绪三年（1877年），李鸿章也曾奏请朝廷派30位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都成了中国近代海军的栋梁。但此后二十年间，留学工作几乎中断。
张之洞到了湖北后，特别注重留学工作。在创建铁厂和枪炮厂时，他就先后派出了近50位中国工人前往比利时学习深造。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到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认为在教育的先进性方面，“西洋不如东洋日本”，加上日本靠近中国，语言文化接近中国，于是逐年派出大批学生赴日本深造实业、师范、法律、警务、军事等专业。
截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中国一共向日本派了5 400多名留学生，其中湖北就有1 300名之多，占了四分之一，位居全国各省之首，而张之洞也成了清朝派出留学生最多的官员。
张之洞不仅是清朝派出留学生最多的官员，同时他也是清朝引进外国人才最多的官员。
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兴办洋务实业时，都非常注重引进外国人才，但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行业门类，他们都无法和张之洞相比。
据不完全统计，张之洞总督湖北18年，一共引进了近300名各类外国人才，其中有230余人是他的幕僚，此举既创了历史之最，也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总之，在湖北的每一天，张之洞都在琢磨着干大事。
一直以来，他干成的每一件大事都举世瞩目：卢汉铁路贯通南北，全国最长；大冶铁矿轰动全球，全国最好；汉阳铁厂震惊世界，全国首创；湖北枪炮厂产品质量，全国最精；湖北教育引领新潮，全国最强……
与此同时，张之洞本人也是声名鼎沸：中国近代企业巨头、晚清后期洋务派首领、中国重工业的奠基人、中国铁路元勋、中国钢铁之父、中国近代教育家、中国幼儿和师范教育开山鼻祖……
仅凭这些实绩和殊荣，张之洞实现了他的做官目标和人生梦想。而作为晚清后期洋务首领，张之洞在洋务实绩、眼界胸襟、经济理论、产业思想，以及教育理念方面，已然超出了他的前辈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
这个时候，他可以和曾、左、李比了，他赢了，赢在巅峰状态。
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人要是太有名气了，必定招人嫉恨。张之洞没有想到，就在他热火朝天干大事的时候，一道参折差点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五、一场参劾，没有咋地
遭遇参劾控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二十四日，大理寺卿（掌管刑事审判的法官，正三品）徐致祥（？—1899年，江苏嘉定人）狠狠地参了张之洞一本，奏折直达光绪皇帝。
徐致祥早年和张之洞是同事，两人同在翰林院做编修，但徐致祥要比张之洞早三年中进士。张之洞入党清流时，徐致祥也格外愤青，但他才资不太高，文笔还有点臭，一直愤不到点子上，所以他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京官，很不得志。比及徐致祥，张之洞却因为屡上给力而高明的奏折，在一夜之间连升四级，继而又升任山西巡抚和两广总督。
每每想到两个人的反差，徐致祥心中的那个羡慕嫉妒恨啊，别提有多强烈了。特别是近几年来，张之洞在两广、湖广任上干的那些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大事，而声名鼎沸、红极一时，这更把他恨死了。
徐致祥不仅心胸狭窄，做事偏激，还极其顽固守旧，并且是一个参劾控。在上书言事、参劾权臣这方面，他比李鸿藻、张佩纶以及翁同龢、盛昱那两派清流还清流。
李鸿藻等人上书言事，参劾权臣，多半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因此事后不至于挨整。可徐致祥这哥们儿完全跑偏，他是瞎上乱参，而且爱走极端，结果屡屡撞墙，还死不悔改。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朝野讨论修筑铁路，极其顽固守旧的徐致祥非常厌恶这事，于是上疏痛陈修筑铁路有八大害处，慈禧批他言论荒诞狂妄，并降三级处理。
慈禧给的处分很重，可徐致祥毫不在乎。两年之后，修筑铁路再次成为朝野热议的话题，他再次站出来力阻，并一口气上了十几道奏疏。这一次，他倒是没被降级，可慈禧不想再见他，于是便把他支到福建和广东等地主持乡试去了。
光绪十八年（1892年），徐致祥时来运转，他被光绪皇帝召回北京，出任大理寺卿。
连降三级的遭遇和几年的外放经历，并没有让徐致祥收敛他的参劾控。上任没多久，他就连连参劾军机处领班大臣、礼亲王世铎和山西巡抚阿克达春。
参劾的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但徐致祥并没有闲着，他闲不住，就因为他是个参劾控。要是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的话，他会憋得慌。他憋得相当难受。因此，他又盯上了嫉恨已久的张之洞。
原来，他掌握了张之洞好多不为人知的把柄。但在此前，有一个人找他来了。这个人，便是刚刚被张之洞扫地出门的学生周锡恩（1852—1900年，湖北罗田人）。
结怨文抄公
周锡恩15时就做了张之洞的学生，那是同治六年（1867年）张之洞挂职湖北学政时的事。周锡恩才资聪颖，未成年就考取了秀才，深得张之洞赏识。
光绪二年（1876年），在入读京师国子监的考试中，周锡恩名列第一，一时声名鹊起。
光绪九年（1883年），他又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卓识远见，才华出众，同湖南才子张百熙（1847—1907年，字埜秋，湖南长沙人)合称为“北周南张”。
张之洞虽然长期从政，却是一个大学问家，工作之余，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吟诗作对，或者找知识渊博的幕僚、朋友和学生谈古论今，研讨学问。在这些人当中，周锡恩特别有才，张之洞非常看好他，甚至把他视为座上宾。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初三，张之洞55岁生日，前来贺寿的人络绎不绝，不少人还当场撰文写诗。在这些诗文中，张之洞最喜欢周锡恩的作品，大气磅礴，富丽堂皇，颇有汉魏骈文之风。出于喜爱，他将此文裱在总督府大厅屏风上，供来访的文人名士品赏。
张之洞常以此为荣，他的总文案兼贴身秘书赵凤昌却悄悄告诉他：“此文出自于龚自珍作的《阮元年谱》序言，周锡恩涉嫌抄袭，他是个文抄公！”
张之洞一愣，他旋即找来龚自珍的那本书来一看，真相果然如此！
张之洞沉默了好久，然后深叹了一口气：“周伯晋（字）欺我不读书，我本广为延誉，名满天下，可天下文人看了此文后，都会讥笑我不读书。伯晋欺负我啊，文人没有德行怎么行呢（伯晋欺我矣，文人无行奈何）？”
张之洞是一个清高孤傲的文人，一向视文品如生命，学生是个文抄公，他怎能容忍？
从这时起，他就和周锡恩划清了界限，他拒绝再见周锡恩，最后断绝了来往。
张之洞说周锡恩欺他不读书，并非言过其实。事情发生后，还真有人这么嘲笑他。
想想，龚自珍（1792—1841年，浙江杭州人）是何许人也？他是清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先驱，他的作品那么有名，而张之洞又是大学问家和当代教育家，他怎么可能没读过龚自珍的书呢？
事实上，张之洞还真的没读过龚自珍的书，不是他没时间读，而是他非常排斥龚自珍的言论思想，所以他不去读。而周锡恩正是利用他对龚自珍的排斥，才钻了这么一个空子。
周锡恩因此被文坛封杀，在随后的一次公务员考试中，他的成绩其实是可以排第一的，可因为背上了文抄公的骂名，主考官都不敢给他打高分。他把这笔账记在了张之洞和赵凤昌头上，他因此憎恨这两个人。
这次公务员考试失利后，他决定报复张之洞和赵凤昌。
张之洞，对不住你了，你曝光我抄袭，让我难堪，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我跟随你那么多年，我知道你的事情太多了，我会把这些事情总结归纳起来，找人参你一本的，你等着！
还有你，赵凤昌，我最恨你了！你不揭我的丑你能死啊？你也等着吧！
周锡恩要找的那个人就是徐致祥，他早年在翰林院做编修时就和徐致祥交好。他深知参劾控徐致祥一直嫉恨张之洞，于是托他参张之洞一本，并独家爆料张之洞的一切内幕。
徐致祥求之不得。他正想打压张之洞的风头，给他降降温，只是苦于没有事实材料。这下好办了。经过一番合谋，徐致祥就把参劾张之洞的折子递给了光绪皇帝。
歹毒的奏折
徐致祥的文笔虽然有点臭，但有周锡恩做参谋，这道奏折写得格外出色。
首先，他在奏折的开头，从各个方面把张之洞大大地肯定了一番，从而让光绪皇帝深信他不是打击报复，而是职责所在。待光绪打消了对他的怀疑后，他就由小及大，由浅及深，由远及近地指出问题：
湖广总督张之洞辜恩负职，在两广总督任内，司道谒见，往往候至终日而不得见，候补州县，概不接见。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率皆浮薄夸诈之辈。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探访本地富家，借端罚捐，数至巨万，恣意挥霍，亏耗帑项及私自勒捐者总不下数千万两。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该督俱加信任……
这是指责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的问题。接着，他又指出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的问题：
该督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又复多方搜索，借电竿毁通桥，几酿巨患，督署被焚，而不入告。州县补缺勒捐，逞臆妄行。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
指出了所有的问题后，他又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告黑状，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本质：
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意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议论之妙，无有过于张之洞者。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
此人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务，惟衡文校艺，谈经徴典，是其所长。尤痛恨该督被皇太后、皇上如此宠遇，而逞臆妄行……
平心而论，徐致祥的这道奏折布局精巧，用心良苦。简要地归纳一下，他参劾张之洞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毫无作息时间规律，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
2??任人唯亲，唯亲者一人兼职十几个，却都是饭桶。他的下属王之春搜刮聚敛民财，赵凤昌声名败坏，可他却倍加信任他们。在广东是这样，在湖北也是这样。
3??他在广东任上结交富家，强行摊派，恣意挥霍数千万两银。
4??他在湖北办铁厂铁矿，截留朝廷巨款，玩命浪费。又多方搜刮民膏，破坏电线桥梁，酿下巨大祸患。
5??他貌似忠勇清廉，却是一个言过其实、徒有虚名、投机取巧之人，做个文艺工作者，或当个教书匠倒还可以，但就是不能当封疆大吏和宰相。
6??他如此狂妄，都是皇太后和皇上惯的。对此，朝野上下一片痛恨……
这道奏折真的是层层递进，言辞激烈而歹毒，分明是要置张之洞于死地而后快。如果证据确凿，事实充分，张之洞就是不下大狱，最起码也得被罢免。如果是这样，那徐致祥和周锡恩就会齐声高喊：“苍天啊，大地啊，你终于为我们出了口恶气啊！”
遭遇冤家
究竟能不能出这口气，决定权在于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已经亲政四五年了，虽然他和张之洞没什么交情，但他对张之洞却充满了好感与敬意。
首先，张之洞是慈禧钦点的探花，也是慈禧深度倚重的疆臣和心腹。慈禧看好的人，他不敢不看好。
其次，张之洞和他老爸奕同心同德，唇齿相依，跟他老爸这么好的人，他不能不敬重。况且，张之洞还在当年的立嗣风波中上奏确保过他的皇帝位和利益。
最后，张之洞是一个实干家和多面手，外放疆臣这些年来，他干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些大事都是别人不愿干、不敢干也不能干的大事，张之洞却都干成了，既说明他能干，也说明他忠心耿耿，忠君爱国！仅凭这一点，光绪皇帝真的对张之洞充满了敬意。
可在一个皇帝眼里，敬意不能成为包庇的理由，臣子要是犯事了，该咋办还得咋办。尽管张之洞是慈禧面前的红人，尽管他是奕譞的亲密部属，但一码是一码。
既然徐致祥把奏折都递上来了，总也不能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吧，总得派人查一下吧。于是，光绪皇帝就派人查了。他派了两个人：一个是两广总督李瀚章，另一个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而这两个人都是张之洞的冤家。
李瀚章、刘坤一和张之洞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前面已作过介绍，且看他们是怎么调查的吧。
义气的冤家
李瀚章和张之洞本来没有恩怨，只是因为张之洞和他弟弟李鸿章是死对头。接任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好几次向他借钱，他都借故不借，最大的原因也莫过于此。另外，他和李鸿章约好了要看张之洞办铁厂失败的笑话。
从这一点来说，李瀚章肯定会借机整一下张之洞，可是他没有。因为他“居官圆滑”，“性柔和，临事缜密”，不得罪任何人。担任封疆大吏近三十年了，他从未参劾过一个贪官污吏。张之洞和贪官污吏毫不沾边，他怎么可能参劾呢？
但朝廷下了命令，他又不得不例行公事，他要查的是张之洞在广东“兴居无节，号令不时”、“纵容王之春贪污公款，放任赵凤昌声名败坏”、“恣意挥霍数千万两银”这三件事。
前两件事，是不疼不痒的事情，查不查就那么回事。但要说张之洞“恣意挥霍数千万两银”却言过其实。在两广总督任上，张之洞确实花了数千万两银子，可这些银子他都用在了洋务实业上，而他兴办每一项洋务实业，都奏请了朝廷，不算恣意挥霍。
特别值得称颂的是，他经手了那么多银子，却没有贪占一分，这在极其腐败的晚清官场，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事实上张之洞过得很清苦。按说当上了两广总督，他应该提高一下生活品质，可他为了省几个菜钱，居然在总督府后院辟地种菜。在菜地里，他还修筑了一个草亭，并在亭柱上贴了这样一副对联：
稼穑艰难君子教
菜根风味士夫知
这一切，李瀚章历历在目，就是打死他，他也不相信张之洞恣意挥霍公款。因此，他不会把徐致祥的参劾当回事。而张之洞临走时，给他留了250多万存款，他感激得久久作揖，又怎能忍心在这方面整张之洞呢？人都是讲良心的。尽管他和张之洞有隙，但他一直是个和事佬，他不想得罪张之洞。
经过一番调查，他就这样为张之洞作无罪辩护：
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系传闻失实……张之洞督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项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诬也。
关于“兴居无节，号令不时”、“纵容王之春贪污公款，放任赵凤昌声名败坏”的参劾，李瀚章也是反其道大加肯定。这样，徐致祥的前三项参劾也就站不住脚了。
张之洞的危险系数，因为李瀚章的圆滑庇护而减少了一半。在这件事情上，李瀚章够爷们儿，也够义气。
再来看看刘坤一的调查。刘坤一和张之洞确有过节和矛盾。早在1881年，刘坤一先后被彭玉麟和张之洞参劾。彭玉麟参他“耽于逸乐，精神疲弱”且“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红包）”；张之洞参他“年老体弱，不能胜任两江防务”。
彭玉麟和张之洞的参奏都属实，刘坤一无话可说，朝廷将他免职，他从此开始长达九年的乡居生活。但刘坤一毕竟是湘军统帅，四朝元老，朝廷念及他以往的功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召他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刘坤一非常珍惜再出山的机会。乡居这九年，他进行了认真的反思。重任两江总督后，他的从政态度和以前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即从原来的“耽于逸乐”，转变为现在的“开明务实”，不仅大力整顿军务吏治，还积极兴办洋务实业。朝廷看到了刘坤一的转变和表现，第二年又令他帮办海军衙门。
从表面上看，刘坤一和张之洞是有过节和矛盾。其实不然。张之洞当年参劾刘坤一的缘由，只是“年老体弱，不能胜任两江防务”，远没有彭玉麟那么激烈和过分。
刘坤一被免职后，肯定恨过张之洞，但这种恨不见得有多么强烈。刘坤一心胸比较开阔，不易记仇。再说九年的时间，足以让他把心中那点所谓的仇恨消磨殆尽。
复任两江总督后，刘坤一的从政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变得和张之洞一样开明务实，一样热心洋务。两个政见一致、同心同德的人，没有理由互生嫉恨。况且张之洞这两年做出的洋务实绩举世瞩目，刘坤一对他除了敬佩，还是敬佩。
这么说来，刘坤一对张之洞的那点儿恨意，早就随着时间的消磨、政见的统一和心中的敬佩而烟消云散了。这下好了，刘坤一也不会落井下石了。
事实确实如此，刘坤一例行公事后，就这样复奏朝廷：
该督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将以炼钢开生财之源，保自有之利，造端闳远，用款诚不免稍多。然揆其本心，实为图富强、规远大起见……该督臣谋国公忠，励精图治，上思朝廷依畀之重，下念同朝贵望之殷，必能张弛合宜，始终其事……
刘坤一的这道奏折，为张之洞洗清了他在湖广总督任上的一切不白之冤，张之洞啥事也没有了。在这件事情上，刘坤一够爷们儿，也够义气。
张之洞这次能够逢凶化吉，完全得益于他当年办事缜密，虑事周详。
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徐致祥费这么大力气参劾张之洞，而光绪皇帝又搞这么大的动静调查张之洞，难道张之洞连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吗？如果不查出一点儿问题，参劾控徐致祥能善罢甘休吗？光绪皇帝的面子能好受吗？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刘坤一还真的查出了一点儿问题，问题就出在张之洞的机要文案兼贴身秘书赵凤昌身上。
炮灰传奇
徐致祥在奏折中两参赵凤昌和王之春，虽然是对赵凤昌的报复，但这两个人都有问题。
王之春搜刮聚敛民财不假，赵凤昌声名败坏更不假。王之春这小子命好，李瀚章和刘坤一都袒护了他，这里就不说他了，这里说说赵凤昌。
赵凤昌被徐致祥参得够狠，奏折内容如下：
直隶州知州赵凤昌，细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欢心。该督倚为心腹，终日不离左右。官场中多有谄媚赵凤昌以钻营差缺者，声名甚秽。该督方自以为能使贪使诈，而不惜甘受其愚，且深讳其失。
徐致祥对赵凤昌的参劾基本属实。赵凤昌自从在广东做了张之洞的机要文案后，就一直跟随着张之洞。他特别会来事，精明过人，关于洞悉人心，揣摩上意，而且记忆力超强，经常帮张之洞翻书刊、找文件，所以张之洞对他格外亲信，并让他参与一切机密要事。来到湖北后，张之洞更加信任赵凤昌，两人几乎到了形影不离、同榻而眠的地步（绝无断背的可能）。
在湖北，但凡大事小情，张之洞都要和赵凤昌商量，民间便有了“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传言。这种传言越传越广，越传越远，后来甚至上了报刊，并被编成了童谣而传遍朝野，徐致祥对赵凤昌的参奏并非空穴来风。因此，刘坤一据实对他进行了调查，也据实向朝廷复奏：
赵凤昌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似应请旨即予革职，并勒令回籍，以肃官方……
刘坤一既然都对张之洞和王之春网开一面了，为什么不好事做到底，继续对赵凤昌网开一面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赵凤昌的声名在当时真的是太烂了，如果不在他身上找到一点儿问题，就根本说不过去。其实，刘坤一也没查出赵凤昌具体的问题，只是说他门市招摇，声名狼藉，革除他只是为了以肃官场风气，仅此而已。
第二，在战火中血拼出来的功勋老臣刘坤一，讨厌赵凤昌这样的政治投机者。同时，他也看不惯张之洞对赵凤昌过度亲信。
第三，得给朝廷和徐致祥一个交代，否则朝廷难以相信，徐致祥也会没完没了。
既然查到了问题，那么朝廷就随水推舟，依刘坤一所奏，将赵凤昌革职回籍。然而，很多史料都称，朝廷是为了照顾张之洞和徐致祥双方的面子，才抛出赵凤昌作为炮灰的，甚至有史料表明是张之洞这么做的，但事实上是刘坤一的据实参奏。
赵凤昌就这样离开了他极度热衷的官场。他对清王朝产生了深深的恨意，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他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离开湖北后，他没有回江苏老家，而是去了大上海。张之洞很是愧疚，便让他在湖北电报局挂空职、领实薪，这一领就是十几年。可见，领空饷这事早在晚清就发生了，赵凤昌就是晚清最牛的公务员。但赵凤昌在上海也没闲着，他私下里帮张之洞打理通信和运输事业，和张之洞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张之洞的暗力支持下，他在中外工商、政治界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社会影响力日渐壮大，最终成了一个半官半野式的传奇人物。后来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预备立宪等重大国家事件中，他都给张之洞提供情报，并积极穿针引线，暗中使劲。
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凤昌鼎力支持孙中山、黄兴等人进行革命。他虽然无官无职，却心忧天下，超越党派，运筹帷幄，始终紧跟历史前进的车轮。
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昭著，赵凤昌又率先力主讨袁，从而把袁世凯从民国大总统的位子上拉下台。赵凤昌因此获得“民国诸葛”、“民国产婆”、“山中宰相”等诸多美称，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传奇式人物。
怪癖奇闻
徐致祥没能参倒张之洞，甚至连张之洞的皮毛都没伤及，这不等于说张之洞纯洁无瑕，不能说他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在徐致祥参劾张之洞的六项事件中，“搜刮民膏”、“挥霍巨款”等事是站不住脚的，但说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纵容王之春、赵凤昌”、“狂妄自大，皇太后和皇上恩宠”却是符合实际的。
张之洞纵容下属，受宠于皇恩这两件事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说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的事情。
在生活中，张之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说他奇特，是指他有一些奇异的怪癖。前面交代过，升任山西巡抚后，张之洞每天凌晨一点半起床，凌晨三点办公，早上七点接见下级官员。山西的政务太繁杂了，他必须这么干。但在平时，他的作息时间却是另外一种怪象：每天下午两点入睡，晚上十点起床办公。幕僚或下属有事，一般都在半夜前来谒见，谒见不了的，就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张之洞为什么这么作息呢？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夜猫子，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他特别兴奋的时候，浑身上下都倍儿精神。在晚上，他要是和一个人谈得高兴，就会谈一整夜，从不在乎别人困不困。
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高级属官，一般都选在上午谒见他。这个时候，别人倍儿精神，他却犯困。常常是属官一边向他汇报工作，他一边趴在办公桌上打盹，然后鼾声大作。属官无奈而又无语，只好坐在大厅里等，这一等便是好几小时，直等到他醒来。
像道府州县以下属官谒见他真的很难，有时候真的要等上好几天。等人的滋味很不好受，他们真的好苦。
会见客人时，他也是这样，只要他困了，就不管客人的话有没有说完，而只顾自己呼呼大睡。客人不好打搅他，只好默然退出，改天再约。
这些人跟张之洞耗不起，但并不要命。要命的是，个别体弱多病的人竟然被他耗没了命。清流名将黄体芳的儿子黄绍箕(1854—1908年，浙江瑞安人)是张之洞的门生，也是他的侄女婿。黄绍箕后来做了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非常器重他，最喜欢在晚上找他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夜，而且揪住他不放。黄绍箕体弱多病，根本熬不了夜。熬来熬去，他一病不起，最后眼睛一闭不睁，死时年仅54岁。
张之洞对此却毫无意识，他该咋地还要咋地。在张之洞看来，世间万物万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变态和无序，你要是用正常的眼光看待不正常的事物，而觉得不正常的话，那么你本身就不正常。正是有这样的认识，张之洞才把辜鸿铭那个怪杰当作掌中宝，一掌20多年，直到他死。
如此可见，徐致祥参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毫不为过。李瀚章不可能不知道他这个怪癖，只是把他的这个怪癖当作另类生活习惯罢了，因而敷衍此事，忽悠朝廷。
此外，在饮食习惯上，张之洞也有他独特的怪癖。他最喜欢吃新鲜的水果、糕点和蜜饯等食物。他的办公桌上除了摆放文房四宝和文件档案外，还摆放了十多个盘子，这些盘子里放的都是各式各样的水果和零食。他想吃就吃，伸手便吃，不分白天黑夜。
每次进餐之前，他都要先吃水果，然后喝点好酒，最后再进主食。喝酒的时候，他不需要下酒菜，他的下酒菜就是各类水果。
张之洞吃饭的姿势也很特别，他不像我们正常人那样，屁股坐在椅子上，垂足而坐。而是喜欢蹲在椅子上，猫着腰，双手搭在桌子上进食。
我严重怀疑，他的这个姿势不是跟人学的，而是跟猫学的，因为他特别喜欢养猫，他在卧室里养了几十只猫。这个史料来自张之万写给他亲弟张之京的一封信中：
香涛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这封信的意思是说，张之洞在卧室里养了几十只猫，而猫是特别能闹腾的动物，肯定闹翻天。因此，他的书报、文件上尽是猫屎，可他毫不介意，取出手帕擦擦也就没事了。
我们知道，猫是一种懒性动物，它常常蹲在某个地方吃东西。民间有一种说法，经常养猫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也会受到猫的影响和传染，如伸懒腰，睡懒觉，猫着腰蹲在某个地方等。张之洞的这些怪癖行为，真的和猫无异。而且，他养了几十只猫，不被传染才怪！
张之洞除了有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怪癖外，也有一些非常搞笑的传闻。比如，他个子不高，长得不帅，很多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接任湖广总督之初，就有一个商人画家拿他开涮。这个商人画了一幅题为“三矮奇闻”的水彩画，画上的三个矮子分别是张之洞和后来的湖北布政使瞿廷韶以及巡警道冯绍祝。
张之洞身材确实矮瘦，瞿廷韶也以瘦小著称，冯绍祝绰号叫“冯矮子”，这三个人组在一起，真的称得上是三矮奇闻。这幅画展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一时轰动武昌。张之洞得知后，只是呵呵一笑，然后吩咐僚属将那幅画买下了事。那个商人画家惊呆了，旋即晕死了，晕死过后佩服死了。
如果换作别的高官，不把他抓起来审问拷打，然后告他侵犯形象和名誉权才怪，可张之洞竟然呵呵一笑，然后还掏银子埋单，这事实在是不可思议。
还有一件事，也挺有意思。那就是张之洞为官清廉是出了名的，他时常说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就是再穷，未必连二三十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他的这句话，说得颇具讽刺意义，因为他经常有这样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令人拿皮箱到武昌维新当铺去典当。
张之洞因此成了维新当铺的常客，而维新当铺也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总督衙门的人拿皮箱来典当，每只箱子可当二百两银子，不管箱子里是什么东西，也不管箱子里有没有东西，只管按照箱子的数量付足银两就可以了。
维新当铺之所以定下这样的规矩，是因为张之洞并不是真想当他的皮箱。只要手头有了银子，他就会把皮箱赎回去。就这样，他当当赎赎，赎赎当当，乐此不疲，而又非常搞笑。这在贪污腐败日趋严重的晚清官场来说，实在是一桩奇闻。
张之洞好玩不？好玩！关于他的怪癖和奇闻还有很多，这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独特的个性魅力和做官之道。
安插卧底
这场参劾没咋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自从步入官场的那天起，张之洞就给自己制定了做官规则，在他看来： 官场险恶，高深莫测。为官之道，林林总总，但清正廉洁、不贪不占、公私分明，永远是大道、明道、正道。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授人以柄，即使授人以柄，也是身正不怕影子斜。清官虽然难做，但这却是混官场的最大智慧，也是官运亨通的不变秘诀。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虽然没咋地，但每每想到这事，张之洞还是感觉特别冤枉、特别委屈，他实在想不明白：我张之洞披肝沥胆，舍生忘死，为国操劳尽忠，为官清正廉洁，所干的大事都举世瞩目，所干的大事别人都不愿为而又不能为，我理应受人尊敬，却遭小人报复、算计。小人报复、算计倒也罢了，可朝廷特别是光绪皇帝却不体谅我，竟然派我的两个冤家来调查我，这不是想整死我吗？太让我寒心了，也太让我伤心了，我伤不起啊！
我知道这可能是翁同龢捣的鬼，可是光绪皇帝，你都那么大人了，好几个媳妇都娶进门了，怎么凡事不动脑子啊？你能凡事不听翁同龢那老东西的吗？我张之洞能是徐致祥所参的那样的人吗？你要是真把我整死了，湖北这摊子大事，谁来替你干啊？
徐致祥参劾我以及你派我的冤家调查我的事，我的姐姐、你的大姨妈和四伯母——慈禧肯定不知道。你想想，以她对我的倚重和恩宠，她要是知道这事了，会作何感想？她会怎么看你？别忘了，你大姨妈和四伯母一直不放心你，也特别讨厌翁同龢，你好自为知吧。
好了，对你的寒心和不满，我暗自发泄一下也就完事了，绝不敢拿出来说。毕竟你是我的皇帝，我是你的臣子，再说你是受了别人的蛊惑，我不怪你。
但是，我不能不防你。我和你之间没有什么交情，也没有多少恩遇，你这次没有整死我，保不齐以后不会整死我。况且，你身边还有一个翁同龢，在他的怂恿下，你以后整我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此，我得采取一些措施防备你。
张之洞欲采取的措施，就是在光绪皇帝身边安插一个卧底，然后及时向他通报朝廷的信息，特别是一切不利于他的信息，他是这么想的：如果朝廷有人及时向我通报信息，那么在遇到不妙情况时，我就能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而不至于手忙脚乱、狼狈不堪。这很有必要，我外放为官十几年了，同朝廷的关系疏远了，后台也没有以前那么硬了。只有及时而密切地掌握朝廷动态，才能未雨绸缪，决胜千里，甚至改变命运。
以前，慈禧、醇亲王、张之万、阎敬铭等人是张之洞的后台，现在慈禧退位了，醇亲王作古了，阎敬铭告老病逝了。张之万虽然还在军机处，但已是82岁的高龄了，老了、不中用了。
张之万倒是一直在帮张之洞，但他毕竟是一个军机大臣，既不合适做卧底，也不方便向张之洞通报信息。适合做卧底的人，必须是自己的心腹和亲信，而且能接近皇权中心。思来想去，张之洞想到了一个人：得意门生杨锐。
杨锐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就考上了内阁中书，现已晋升为内阁侍读，内阁侍读虽然只是一个正六品官，但内阁却是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朝廷文件和通告的机要部门。军机处成立以前，内阁就相当于后来的军机处。
后来的军机处虽然掌握实权，但内阁在名义上仍然是清代级别最高的部门。而内阁侍读又负责朝廷机要文件和皇帝谕旨的校对工作，这个职位还是极其重要的。内阁工作人员会有很多机会接近皇帝，而杨锐职位不高，影响不大，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如此说来，杨锐最合适做张之洞的卧底了。
其实杨锐到北京之后，一直和张之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张之洞对杨锐的信任，甚至要超过他的儿子张仁权。很多事情他都交给杨锐去办，却不交给儿子。只是朝中有些事情杨锐并不知情，或者不经他手。参劾风波平息后，张之洞直接给他下命令：“你要刻意接近光绪皇帝，密切掌握朝中一切动态信息，特别是要掌握不利于我的信息，及时密报于我！”
杨锐对恩师的话言听计从，没过多久他真的接近了皇权中心，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自强。杨锐因力主变法而被光绪皇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并参与新政，史称“戊戌变法”。
但戊戌变法只持续了 103天就被慈禧摧毁。杨锐和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这“戊戌六君子”同时被杀害。
在这次变法活动中，张之洞也曾参与其中，但因为从杨锐那里及时掌握了朝中动态信息，善于权变的他，竟成功地躲过了这次劫难。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年他安插卧底的决定。
一切都搞定了，一切都可以继续，他继续率领两湖班子经营两湖。
岂料，国际风云变幻，日本的战火已燃烧到了清朝藩属国朝鲜和东北鸭绿江畔，一场新的战争即将来临。而张之洞作为中法战争的统帅，也将重操旧业，成为抗日援朝大后方的后勤部长——署理两江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