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黑腕理财办洋务(1 / 1)

一、军事图强,囊中羞涩

战后反思

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大败法军,但这场战争却深深地触动了张之洞的神经: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太落后了,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太差了,中法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太大了。中国军队能够战胜法军,凭借的是将帅高超的运筹帷幄能力和士兵浴血奋战的精神。

如果让中法两军在一片空地上列兵对阵,那么面对法国军队的铁舰利炮,中国军队会在转瞬之间灰飞烟灭。在铁舰利炮面前,所有的运筹帷幄和浴血奋战,都不过是一片浮云。

经营近二十年的福建水师,在短短一小时内被法军歼灭,就是一个活生生和血淋淋的例子。如果中国不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不在军事和综合实力上强大起来,那么像福建水师那样的悲剧将会屡屡上演。那样的话,中国必然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大多需要进口,可就是因为同法国作战,西方国家都不愿把军火出售给中国。他们即使出售,也是淘汰下来的劣质产品,而且还要坐地起价,盘剥中国大量的银子。通过这件事,张之洞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要强大,必须创办自己的军工企业,开办洋务实业,只有把国防、经济、科技水平都搞上去了,才能像西方列强那样造出铁舰利炮,进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广东名不副实

中国的现状固然令张之洞忧心如焚,而广东的现状更让他焦头烂额。

按理说,广东是沿海省份,是中国同世界交往的窗口,加上洋务事业已在中国开展二十多年,因此无论是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广东都会走在全国前列,可事实恰恰相反。

就拿洋务实业来说吧,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之前,天津、上海、福州、南京等地都办了几十家军工、民用类洋务企业,并开办了新式学堂。就连荒芜偏远的陕甘地区,也在十多年前办起了西安、兰州制造局和兰州火药局等军工、民用企业。而在偌大的一个广东,仅有两家军工企业——广州机器局和黄埔船厂。

广州机器局创办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这是广东第一家洋务企业,但规模很小。由于它是官办企业,加上腐败严重,因此十多年来,其运营状态一直很不理想。

黄埔船厂创办于咸丰元年(1851年),由苏格兰人约翰·柯拜和英国人威灵顿·格鲁凡合伙创办,命名为柯拜船坞。

光绪二年(1876年),刘坤一接任两广总督后,从英国人手里赎回了黄埔船坞,作为广东机器局的附属船厂,但也只能用来修理广东的小型船只。

光绪六年(1880年),黄埔船坞虽然仿造了一只英国的蚊子船,但不能用于海战。除了广州机器局和黄埔船坞外,广东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洋务实业,民营企业也只有南海、顺德两家缫丝厂,这和沿海大省的身份很不相符。

张之洞心里无比失落和悲凉!升任两广总督之后的这一年,他只顾忙着借钱打仗,无暇顾及经济建设和洋务事业。中法战争结束后,他才把所有精力转移到日常政务上。

尽管朝廷的停战和自毁城墙让他有一种要死的感觉,尽管广东的一穷二白和债务负担超出了他的想象,但他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撂挑子。恰恰相反,他认为广东亟待开发治理,如果停滞不前,那么广东会比当年的山西还要烂!

广东名不副实!而开发治理广东的挑战性远比治理山西艰巨,但张之洞已做好了准备。

防务第一

张之洞首先着眼于军事防务建设。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军事防备和军队装备暴露出了太多的弱点,特别是中国水师,装备陈旧落后,士兵战斗力不强,防卫不堪一击。

为了创建中国新式水师,提高水师战斗力,中法战争刚刚结束,张之洞就给朝廷上了一道《筹议海防要策折》,奏请在原黄埔船坞基础上扩建造船厂,仿香港华洋船厂图式,制造四艘轮船。

在奏折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水师受制于敌,实因水师无人,枪炮不具”,并提出储备人才,制造器械,设立军工企业三项急务,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但银两需自行筹备。

编练广胜军

扩建造船厂的奏请得到朝廷批准后,张之洞又着手组建军队,组建一支属于广东和自己的军队——广胜军。

在山西巡抚任上,张之洞就奏请朝廷从各省调集精兵强马到山西训练,朝廷派署理陕西延榆绥镇的记名总兵李先义和副将吴元恺到山西操练新军。没过多久,张之洞就离开了山西,而李先义和吴元恺却成了他的心腹将领。升任两广总督不久,他就把李先义和吴元恺调到广东,在自己的帐下听用。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张之洞命令李先义和吴元恺在广东招募2 500名士兵,编成广胜军。

广胜军也称广安水师,是广东的第一支水师队伍。对于这支水师的建设和训练,张之洞有一套全新的设想:在武器装备上,完全摒弃旧式冷兵器,一律配置德国制造的行军炮和后膛快炮。在训练内容上,不再重视擒拿格斗和十八般兵器,而是着重训练士兵的射击打炮能力、安放火雷能力、修筑炮台工事能力、野外作战能力和情报侦察能力。

通过广胜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支具备炮兵、工程兵、野战兵和侦察兵特点的近代化军队。尽管它无法和强大的西方列强军队相提并论,但其战斗力会远远超过旧式冷兵器军队。

张之洞十分重视这支军队的武装和训练,他每月都要亲自检阅,他就是要把这支军队练成一支劲旅,从而抵御列强,保卫祖国南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到了。而后来他编练的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新军的骨干力量,也来自这支军队。

构建水师

编练广胜军后,张之洞又对广东水师乃至全国水师队伍的建设,有了一个更大的设想。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他给朝廷上了一道《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大胆奏请朝廷建立北洋(天津)、南洋(浙江)、闽洋(福建)、粤洋(广东)四支水师舰队。

除了粤洋水师在萌芽阶段外,其余三支水师队伍已经营多年,或具备一定的规模。于是,张之洞向朝廷表达这样的决心:“粤洋水师舰队由我亲自督建,五年建成。届时,我要让这支舰队具备威慑西方列强、保家卫国的能力!”

张之洞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设想,表达这样的决心,是因为他对朝廷和李鸿章非常失望。

李鸿章经营北洋水师多年,北洋水师应该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而李鸿章也应该在国家陷入危难时刻率领北洋水师挺身而上,可在刚刚经历的那场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却拥兵不前,安居一隅,先是拒绝出兵救福建,后又拒绝出兵救台湾。最终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台湾多处防塞要地被攻占的局面。

“李鸿章太自私了!北洋水师是朝廷的,也不是他自己的,他凭什么把北洋水师据为己有?我张之洞要是拥有一支水师队伍,肯定能在国家陷入危难时刻,征战四方,**平列强!李鸿章位高权重,是因为他拥有北洋水师,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我要是也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队伍,那么我也可以和他并驾齐驱!于公于私,我都要建立一支水师队伍……”

海军衙门

张之洞的这个想法是很现实的,也是很可行的。因为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初六,朝廷就下旨:“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著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统领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

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清朝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它是清政府管理全国海军的权力机构。清朝的海军诞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因为两次鸦片战争均从海上打来,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就开始编练海军和筹建海防。

光绪元年(1875年),总理衙门批准筹建北洋、南洋、福建海军。截至光绪十年(1884年),北洋水师拥有军舰15艘,南洋水师拥有军舰17艘,福建水师拥有军舰11艘(被法军歼灭于马尾港)。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也意识到了中国海军的种种弱点,于是设立海军衙门,总管全国海军和海防事宜。

在海军衙门中,醇亲王奕譞任总理,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任办理。由于朝廷明确提出“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海军衙门的实权便落在了李鸿章的手中,海军衙门便成了李鸿章的衙门,他筹建的不是全国的水师,而只是北洋水师。

李鸿章大权在握,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便被晾在了一边,而张之洞奏请筹建的粤洋水师也成了泡影。此后几年,李鸿章花了上千万两银子,大举采购外国军舰、大炮,大力建设旅顺、威海军港,大量聘请外国教官操练水军。

光绪十四年(1888年)冬月十五日,北洋舰队在山东威海刘公岛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也是一支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李鸿章的个人威望和社会地位因此达到了顶峰。可惜的是,在六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李鸿章的名誉和威望又因此一落千丈,海军衙门也因此裁撤。这是后话。

在李鸿章的把控下,张之洞虽然没能建成粤洋水师,但在北洋水师建立之际,广东水师也拥有30余艘大小不等的兵船,其海防能力大大加强。

李鸿章,虽然你在筹建水师舰队方面赢了我,但我还是挺了过来。还好,在你出事之前的这几年,广东一直平安无事,呵呵。

缺钱,还是缺钱

张之洞在奏请朝廷扩建黄埔船坞前,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困扰着他:广东没钱,财政收支困难。广东不仅没钱,还欠了香港汇丰银行等900多万两银子!

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后,广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为450万两银,在这450万两银中,需向朝廷上缴150万两,需偿还银行本息100万两,留给广东的也只有200万两。偌大的一个广东,每年财政的实际收入只有区区200万两银,这能够干什么呢?因此,张之洞需要朝廷拨款。

可在黑暗、腐败的晚清,只有地方给朝廷上缴银两的分儿,很难有朝廷给地方拨款的事儿。地方政府搞建设,所需银两均由地方自行筹备,朝廷一般不会拨款。别说地方政府搞建设不拨款,就连抗法援越这样的国际性大事,朝廷也是要求地方援助。要不然,张之洞也不会大借900万!

朝廷不拨款,存那么多银子干什么用呢?

说实话,晚清国势逐渐衰落,国家财力严重不足。咸丰年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国内各路农民起义军的兴兵作乱,国库存银几乎全部用于军火开支,每年节余也只有区区五六两万。

同治中兴之后,国库存银虽然有所攀升,但边疆防务开支依然是个不小的数目,因此每年的节余并不可观。

中法战争前夕,朝廷力邀理财能手阎敬铭出任户部尚书,掌管财政。阎敬铭果然是一位出色的理财家,他上任之后,迅疾查办了轰动全国的云南军费报销案,把账目不清、三库混乱的户部整得井井有条,并使国库当年就有可观的盈余。

光绪十五年(1889年),阎敬铭离任时,国库盈余银两达700余万!

奢靡的慈禧

既然国库有可观的盈余,那应该支持地方搞建设才是啊,可中法战争结束后,慈禧决定筹建海军衙门和海军舰队。筹建海军舰队肯定需要一笔巨款,而国库的存银又远远不够,于是慈禧便以筹措海军经费的名义,大幅上调各省上缴银两的额度。

慈禧筹措海军经费,还包藏另外一个目的:从海军经费中提取一部分银子,给即将退位的自己,修建一所可以颐养天年的皇家林园——颐和园。

颐和园原名叫清漪园,清漪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是乾隆皇帝为了孝敬他的母亲孝圣皇后而建的。咸丰十年(1860年),清漪园连同圆明园一起被英法联军焚毁。

慈禧重建清漪园,是因为光绪皇帝就要成人了,马上就要亲政了,光绪皇帝一旦亲政,她就得退休。她退休后总得有个好去处吧,于是她想重建清漪园。重建清漪园肯定需要一大笔银子,可这笔银子还不能明目张胆地从国库提取,她清楚地记得,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一件事。

那一年,当已经亲政的同治皇帝决定为她重修圆明园时,遭到了恭亲王和李鸿藻为首的十几位王公大臣强烈反对。结果,圆明园至今没修成。

如今,恭亲王和李鸿藻那帮人虽然下去了,可朝廷并不缺少刚正激进的人,他们要是再来个强烈反对,那她退休后就没地方去啦!于是,慈禧便想到了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据有关资料统计,清漪园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重建,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慈禧一共挪用海军经费近600万两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漪园竣工,此后改称颐和园。仅仅过了五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破坏,许多珍异国宝被洗劫一空!

真假退位

说到慈禧重修清漪园,就顺便提一下她退位还政的事。

清朝规定,皇帝年满17岁后可以亲政。光绪十三年(1887年),光绪皇帝已经17岁了,他亲政的事不能再拖了。可慈禧又舍不得放权,这可怎么办?这时,醇亲王奕譞和礼亲王世铎给慈禧出了一个既可让光绪皇帝亲政,又可以让她继续掌权的办法,那就是“训政”,于是两人联合上奏:“恳请皇太后再训政数年”。

此举正中慈禧下怀,朝臣们也看出了门道,便纷纷奏请她再训政几年。慈禧见好就收,便装模作样地说,“既然爱卿们都有这样的请求,那哀家就在皇帝亲政后,再训政几年吧。呵呵。”就这样,慈禧又训政了两年。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皇帝已经年满19岁了,慈禧也训政两年了,她觉得要是再不退位的话,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在这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之后,她就正式退位了,从此在颐和园和紫禁城之间来回休养。

慈禧人虽然退位了,但她的心一直在皇宫,她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权力的掌控。且不说朝廷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须由她审批,二品以上的疆臣到京后须陛见跪拜她,就连光绪皇帝本人,也要隔三差五到颐和园向她请示汇报军国大事。可见,慈禧退位后并没有还政,而是一如既往地大权独揽。

不仅如此,她还安插心腹,监视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她的心腹就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和光绪举行大婚盛典的隆裕(1868—1913年,叶赫那拉氏,名静芬)皇后。

隆裕皇后是慈禧的亲侄女,她和光绪皇帝的婚事显然是慈禧包办的。但光绪皇帝不喜欢她,光绪皇帝喜欢的女人则是户部侍郎长叙的女儿珍妃(1876—1900年,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光绪皇帝冷落隆裕皇后,招来了慈禧的嫉恨,而慈禧对他的控制和监视一天也没放松过,帝、后两党明争暗斗,水火不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主持戊戌变法失败,慈禧竟然发动政变将他囚禁。从此,她再度临朝训政,这是后话。

穷途末路

言归正传。既然朝廷把国库银子拿去筹建海军舰队和重建颐和园,那当然就不能给地方拨款搞建设了。

张之洞窘迫死了!还有一件事,更让他窘迫:广东所欠香港银行900万两银,原经朝廷批准由各省分摊偿还,但不久户部又下令:广东债务由广东偿还!这下,原本步履艰难的广东财政,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看到这里,你也许不解:户部尚书阎敬铭和张之洞不是内外一心,互相交好吗?他怎能如此为难张之洞呢?原因是这样的: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阎敬铭升任为户部顾问,而户部尚书则由张之洞的冤家对头翁同龢(1830—1904年,江苏常熟人)担任。这事说来话长,得从头说起。

阎敬铭请辞

且说阎敬铭出任户部尚书后,为朝廷的财政发展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无愧于当朝首席财政执行官之称。但阎敬铭是一个公正耿介、一丝不苟的人,他善于理财,他从不允许乱花钱,能不花的就不花。正因为这样,朝廷才在短短时间内扭亏为盈。

阎敬铭功不可没,慈禧也没亏待他。光绪九年(1883年),阎敬铭充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晋升为协办大学士。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又被授为东阁大学士。至此,他位极人臣,官至正一品!

光绪十二年(1886年),阎敬铭以年老力衰为由,奏请辞去军机大臣或户部尚书任何一职,只保留其中一职。慈禧权衡再三,还是让他继续发挥专长,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管理户部事务。请注意,他此后的身份是户部顾问,而不是户部尚书。

阎敬铭专心理财,慈禧却在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修建颐和园。他非常不满,于是上疏极力反对,慈禧一怒之下将他革职。

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后悔了,又将他复职。可他对腐朽的朝廷和腐败的慈禧失望透顶,先后四次请辞,最终得到批准。

阎敬铭辞职后,回到陕西大荔县老家。他没有做一个老宅男,而是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不仅捐款修建学校,还在大荔督建了一座丰图粮仓。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座民间粮仓,可储粮1 000万斤,慈禧闻知后特地题写仓名:“天下第一仓。”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初九,阎敬铭病逝于山西解州寓所。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仍将那座粮仓做粮站使用,如今它成了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阎敬铭请辞后,张之洞就遭殃了。事实上,自从阎敬铭荣升为户部顾问后,他就开始遭殃了,因为新任户部尚书翁同龢和他关系不和。

翁、张矛盾

张之洞和翁同龢为什么不和呢?这话也得从头说起。

说到翁同龢,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家世背景。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五值上书房,五任尚书,历经三朝,两度为相,又两任帝师。他的老爸简直是官场牛人!他的大哥翁同书当过安徽巡抚,二哥翁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后署理湖广总督。

家里人不是帝师就是省长,翁同龢的资质肯定差不了。

事实果然如此。咸丰六年(1856年),翁同龢高中状元,那一年他26岁。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从此,他和李鸿藻共同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

光绪元年(1875年)他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从此,他又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老师。

在此期间,翁同龢还兼任刑部侍郎,处理了很多案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平反昭雪。翁同龢因此名声大振。中法战争开始后,他还入参军机。

翁同龢的家庭是辉煌的,人生是灿烂的。有意思的是,他的侄子,也就是他大哥翁同书的儿子翁曾源,竟然也高中状元。翁曾源不是别人,正是张之洞的同班同学。

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和翁曾源是同科进士,张之洞中了探花,翁曾源高中状元。两人私交甚厚,堪称金兰之交。

不幸的是,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翁曾源的父亲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镇压捻军时,反被捻军围困于定远,翁同书没有突出重围,却弃城逃跑。不久,在查办反清将领苗沛霖的过程中,翁同书又犹豫不决,导致手下两员将领被苗沛霖杀害。

定远失陷之后,翁同书就被朝廷召回北京查办。第二年,两江总督、湘军首领曾国藩狠狠地参了他一本,朝廷依奏判处他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他的父亲翁心存一病不起,朝廷念其父亲的特殊功勋,于是把他从监狱中放了出来,在父亲病床前尽孝。

同治二年(1863年)春,翁同书的父亲撒手西去,而他守孝百日后,也入狱服刑。但第二年春天,皇帝又开恩改判他充军新疆。他上路时,状元儿子翁曾源也随其前往。

翁曾源和他父亲临走时,同班同学张之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含泪送行,并且写诗相赠,这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下,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事情,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

张之洞对翁家如此情深义重,翁同龢应该感激他才是,应该对他好才是,可翁同龢为什么还要和他过不去呢?

原来,翁同龢比超级愤青李鸿藻还要愤青。时人对翁同龢的评价是:拘谨坦诚,但猜忌心强;好揽才,广纳才,但不容异己;与人议事,若有不合,动辄拂袖而去,或公开斥责,从不给对方留情面。不难想象,像翁同龢这样的人,没有人缘,他和谁的关系都搞不好。

在京城,翁同龢是南清流党首领,李鸿藻是北清流党首领。这两派清流党虽然政见一致,却经常掐架。你看不上他,他也不服气你。如果说翁同龢在这时和张之洞有派别之见的话,那么随后几年,翁同龢就和他势不两立了。因为翁同龢是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从思想深处抵制、反对搞洋务,他还屡屡上疏参劾洋务派大臣,也就难免和张之洞过不去。

翁同龢和张之洞的直接冲突,源于一件事:光绪十二年(1886年),阎敬铭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管理顾问户部,而户部尚书则由翁同龢担任。在此之前,阎敬铭和张之洞、张之万彼此意气相投,他们对张之洞的用款报销,多予支持。阎敬铭辞职后,翁同龢专司户部,他对张之洞用款过多素有怨言。

当时户部有一条陋规,即各省向户部报销所有支出款项时,户部要按每100万两扣留4万两银,用以补贴户部大小官吏,这是户部多年来形成的一个潜规则,连朝廷和慈禧都知情。但因为广东欠有900万外债,财力非常紧张,张之洞觉得户部太黑,扣钱太多,于是请求户部将每100万两所扣的4万两改为2万两。翁同龢对此非常不满,也坚决不同意。后来,在张之万的活动下,醇亲王直接对翁同龢下命令:“两广用款应特别关照,准予报销100万两扣留2万两。”

官大一级压死人,翁同龢不敢和醇亲王作对,但从此和张之洞结怨。

光绪十五年(1889年),醇亲王和慈禧觉得翁张不和会严重影响大局,出于调和矛盾的目的,他们特调张之万以大学士的身份,接替阎敬铭管理户部事务,以控制翁同龢对户部专权。心胸狭隘的翁同龢,对张之洞的怨恨有增无减,他一直看不惯张之洞的好大喜功和爱出风头,特别是张之洞这几年火暴走红后,他心里很不爽,总想排斥和打压。后来在财政报销和拨款方面,他处处为难张之洞。

慈禧退位之后,他一手操持内政,严加打压张之洞,而光绪皇帝一切都听他的。连光绪皇帝都听他的,那张之万和醇亲王对他的控制力也就大大减弱了。

对于翁同龢这样的老顽固和小心眼,张之洞也是特别地反感,两人的怨恨越来越深。他一直得不到户部的拨款,而广东的债务也只能由广东自行偿还。

这么沉重的一笔债务,一穷二白的广东能还得起吗?张之洞设厂造船,军力图强的构想还能实现吗?他靠什么来筹备所需银两?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搞建设筹备银子只有一个办法:一级级摊捐,一级级压榨,最后埋单的都是老百姓。

这个办法适用于任何地方官,但就是不适用于张之洞。早在山西任上,他就采取种种铁腕手段,把老百姓的负担减轻到最低。如今,广东如此空虚,百姓如此贫苦,他断然不会打百姓的主意。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果不搞摊捐和压榨,又怎能筹到银两呢?

张之洞正在为难之际,有两位商人找他来了,这两位商人分别是广州诚信堂的老板张荣贵和敬忠堂的老板杨世勋。

二、举步维艰,黑腕理财

彩票不光彩

张荣贵和杨世勋到底是生意人,当他们得知张之洞因缺钱而举步维艰时,就主动找到张之洞,请求承办闱姓赌捐。

所谓的闱姓赌捐,就是赌商利用科举考试进行一种赌博性质的赌彩行为。这种行为始于道光末年,流行于两广地区,通常由赌商设局卖彩票,彩民以该届文武乡试中试者的姓氏,为中奖号码进行投注。

咸丰年间,各地起义烽火不断,朝廷奇缺粮饷,而广东地方政府又无法筹措粮饷,于是便招商承办闱捐。从此,闱捐在广东成了一种合法而公开的赌彩行为。而赌商也借此更新了彩票的玩法,投注内容也从乡试扩展到岁考和会试。这样一来,很多负面问题也暴露无遗:科场风气败坏,赌商和主考官暗箱操作成风,彩民投机心理严重,波及社会各个行业。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广东的男女老少,都买彩票。这些彩民总想以两块钱博五百万大奖,可结果总事与愿违。然而,他们不甘心赌输,于是一赌再赌,最终倾家**产……

当然,也有中奖者,他们是幸运儿,可以一夜暴富。更幸运的是赌商,他们除了支付中奖者奖金外,其余的彩票收入尽收囊中。

闱姓赌捐有伤风气,也有损政体。因此,不断有朝臣和广东督抚奏请朝廷取缔禁止。但朝廷对闱姓赌捐的态度模棱两可,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后,朝廷竟然下发了暂缓禁止和严厉禁止闱姓赌捐的同一道命令。

矛盾,摇摆

在同一道命令中,既令暂缓禁止,又令严厉禁止,朝廷在搞什么呀?其实朝廷一点也不糊涂,他们知道广东的财政状况。一旦放开闱姓赌捐,广东就能从赌商那里提取相当可观的税银。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朝廷才这样模糊处理:禁与不禁,由“张之洞等妥议具奏”。

张之洞明白朝廷的意思,他知道广东最缺的就是银子,可闱姓赌捐这事,确实败坏了科场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而他又是探花出身,后来进翰林,入清流,两任学政时,他都以兴学建校、尊师重教、革除科场积弊为己任,堪称当代教育家。以他的身世背景、性格特点和执政思想,只会对闱姓赌捐满怀痛恨,铁腕清除而后快,绝不会任由或支持其发展。

如果在两年前,张之洞也一定会这么干。但如今,世情不同了。随着执政阅历的不断积累,张之洞的眼界和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在京城当愤青的那阵子,张之洞和他的那帮哥们儿,张口闭口都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教义风化。特别是他的那帮清流哥们儿,无论是上书言事,还是平时唠嗑,只提义,不提利。在他们看来,谁提利谁就掉进了钱眼里,掉进钱眼里的人都是小人,而钱又都是王八蛋!

说到底,他们这帮人都是古典而传统的书生,根本不懂经济!因此,当恭亲王大力支持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兴办洋务时,张之洞的那帮哥们儿,就纷纷站出来大放厥词。

张之洞对待洋务和经济的看法,倒是和他的那帮哥们儿有着本质的区别。两任学政时,他就一直向学生强调经世致用。这里的经世和经济有共同之处——经营。在他看来,只有经营好学业、政务,善于周转权变,才能做到济世安民。因此,在面对山西贫瘠落后的局面时,他很快兴办了洋务实业,而“经济”一词的含义和功用,也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中。

升任两广总督后,他没料到广东这个沿海大省,竟是这般一穷二白。而且,户部尚书翁同龢还处处为难他。两年的山西巡抚经历告诉他:要想开发治理广东,使其强大富足,必须开办洋务实业,搞活经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可是,开办洋务实业归根结底需要银子,银子从哪里来呢?因此,当朝廷同时下达暂缓禁止和严厉禁止闱姓赌捐的命令时,张之洞一直在犹豫。

如果不禁,科场和社会风气会更加败坏,作为幕后支持者,我张之洞肯定会被天下人骂死,也会让那些敌政们抓住我的把柄,毕竟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既有辱社会道义,也有损我张之洞的名声,肯定会在我的政治生涯上留下一个污点,这不太好。

如果严禁,广东的财政收入又从哪里来?广东的欠款怎么还?广东靠什么发展和壮大?广东的欠款要是还不了,广东也不能发展和壮大,那么朝廷要我张之洞当两广总督干什么?我还能干什么?

禁赌,或者不禁赌,张之洞一直举棋不定。直到张荣贵和杨世勋找他,请求承办闱姓赌捐时,他还是很矛盾。毕竟,他的身世背景、性格特点和执政思想不允许他不禁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