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张跑跑”

张佩纶被李鸿章忽悠了一番，不仅吃了败仗，还让朝廷经营十八年的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福建水师始创建于同治五年（1866年），当时为福州船政局，该局发展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时，已拥有万年青、湄云、福星、伏波、镇海、扬武巡洋舰、飞云军舰等，后来又从国外购得了海东云、长胜、建威三舰，共有军舰11艘。

光绪五年（1866年）五月十五日，清政府诏令闽局轮船先行练成一军，福建水师宣布成立。到中法战争前，福建水师已经成为中国吨位最大的一支舰队。然而，就是中国最大的这支舰队，却在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初三那天下午灰飞烟灭，沉落海底。

七月初二，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突然接到法国方面关于进攻福州马尾港的命令。法军就是要在清军麻痹的时候，搞突然袭击，然后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

按道理，两军开战之前，开战一方是要向对方下战书的，但法军却不按套路出牌，直到七月初三上午，法军驻福州领事才向闽浙总督何璟下最后通牒：四小时后开战！

哎呀妈呀，这叫啥事啊？没有这么打仗的啊！

估计何璟被吓蒙了，抑或他脑子短路了，反正事过两小时，他才向张佩纶通报战情！

哎呀妈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仗没法打啊！

情急之下，张佩纶赶紧差人去找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商量改期再战，但张佩纶想得太天真了，打仗就是先下手为强的事，人家不可能跟你商量好时间再打啊。结果，他的人走在半路上，法军就开炮了，而此时福建水师还未做好迎战的准备。

法军一开炮，船政大臣何如璋和副将张成撒腿就跑；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张兆栋也躲进总督府里做缩头乌龟。

张佩纶这个书生，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天炮火吓呆了，这辈子他哪里见过这个场面？如果不逃，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哭爹喊娘般地逃跑了。他一口气跑了20里地，直至听不到炮响声了，才躲进一个寺庙里。

就在他逃跑后的那一小时，福建水师的11艘军舰，就被法军击沉9艘，官兵死伤700余人。与此同时，福州造船厂也被炸毁！此战史称“马江海战”。

张佩纶不该逃跑，他因此背负了一个“张跑跑”的骂名。

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你要么选择战胜活下去，要么选择战败甚至战死，绝不能有第三种选择，比如逃跑。死是光荣的，虽死犹荣。逃却是可耻的，不可饶恕。就是这么临阵一逃，张佩纶也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张佩纶其实冤得很。一方面他是一介书生，不通军事，活该吃败仗；另一方面朝廷和李鸿章等人消极避战，战争发生后，李鸿章还坐视不救，他安能不败？再就是，他是朝廷各派政治力量，如李鸿章等妥协求和派以及某些朝臣和闽浙官员之间相互斗争的牺牲品，这些派别他都得罪过，他就是一个替罪羊和炮灰。

墙倒众人推。马尾江战役失败后，福建和京城官员纷纷上疏参劾张佩纶，甚至不乏恶意构陷他的人，而张之洞却在这时去电安慰他：“老弟，人这辈子不可能不犯错，也不可能不受挫。犯了错就要改正，受了挫就要挺住。总之，你要站直了，别趴下！”

感激之余，张佩纶主动上疏请求朝廷治罪。不久，朝廷将他革职，命他进京接受调查。第二年，又将他发配到察哈尔（今河北省张家口）充军。

三年之后，张佩纶返回北京，却走投无路。所幸的是，李鸿章向来爱惜他的才干，便把他揽入幕府，主管文书。因元配已故，张佩纶后来便娶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藕为妻。后来，夫妻俩生了一个儿子叫张廷重，张廷重有一个女儿叫张爱玲。

几多年前的一对政敌，在经历了一场战争风波后，竟成了一对翁婿，这实在是一段很搞笑的传说。只是跟着李鸿章，张佩纶声名扫地。晚年，他郁闷而悔恨，低调而凄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病故于南京，享年56岁。

张佩纶的遭遇源于那场战役，那次逃跑。

悲剧，福建水师。悲情，张佩纶。

兄弟同心不同命

张佩纶的人生结局，张之洞早在升任两广总督之前，就有预料。至于陈宝琛和吴大澂的人生结局，这里也略作一下交代。

陈宝琛的人生结局其实前面做过交代。在中法开战前，他同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一道举荐徐延旭和唐炯统办军务，因为失当，他被慈禧连降九级，从此闲居在家长达25年！直到慈禧去世之后，他才出山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

这是慈禧对他的报复，因为在四年前的“庚辰午门案”中，他没有听从张之洞的劝告，而执意向慈禧上了那道锋芒毕露的附片。也就是说，出于报复，慈禧把他封杀了25年！

吴大澂（1835—1902年，江苏苏州人）的人生结局要比陈宝琛好一些。光绪十年（1884年），他会办北洋军务不久，朝廷就令他赴朝鲜抵制日本的侵略活动。次年，他回国赴吉林会同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使查勘侵界，力争主权。也就是说，他躲过了这一劫。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挤走了广东巡抚倪文蔚，因为倪文蔚跟他不和，凡事掣肘。倪文蔚走后，他通过关系把吴大澂调到广东升任巡抚，这是他对吴大澂的保护。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吴大澂接任湖南巡抚。两年之后，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张之洞的二子张仁颋娶了吴大澂的女儿。

在张之洞的佑护下，吴大澂一直都是安全的，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吴大澂主动率领万余湘军北上抗日，结果一败涂地，湘军尽覆。吴大澂欲拔剑自裁，却被部下劝阻，他一声悲叹：“我实在不是领兵打仗的料啊，请朝廷严惩我吧。”朝廷认为吴大澂“徒托空言，疏于调度”，于是降旨将他革职，永不叙用！

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兄弟四人，同是清流愤青，也同心同德，但就是不同命。最明显的是，张之洞和他们同时做了同样的事，命运的结局却不尽相同。比如，张之洞同时和张佩纶、陈宝琛举荐徐延旭和唐炯，张之洞和陈宝琛同时在庚辰午门案中上疏言事。张之洞做了这些事，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深受慈禧倚重，不能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他和慈禧的私人关系，我想这里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探索和深思——做官处世之道。

宣战

法军的野心和胃口很大，他们在歼灭福建水师之前，就向台湾基隆港开炮了。

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十五日，法国远东军副司令利士比率领4艘军舰和千余士兵进攻台湾基隆。台湾虽然告急，但台湾巡抚刘铭传（1836—1896年，安徽合肥人）是淮军著名战将，他早年跟随李鸿章屡建军功，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因此在面对强悍的法军时，他不慌不忙，果断采取“诱敌陆战，两面夹击”的策略，大败法军。

法军战败后，再次向清政府提出议和，但这次清政府没答应。法军因此怀恨在心，便于七月初三突然发动马江海战，并歼灭福建水师。

顺便插一句：也就是在这一天，张之洞被朝廷正式补授为两广总督！

台湾基隆被侵略，福建水师被歼灭，清政府就是再软弱无能，也不能不吭声。于是，在七月初六那天，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终于发出了长埋在心灵深处的吼声：法国，你欺人太甚！你以为我们大清好欺负是吧？还是以为老虎不发威就是病猫了？告诉你，你错了，从今天起，我们要对你开战！开战！

清政府宣布对法开战后，法军也加紧了对台湾的侵略。

八月十三日，法军又派出10艘军舰猛烈进攻台湾基隆。面对强敌，刘铭传没有和他们硬碰硬，而是放弃基隆，退守沪尾。因为沪尾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况且法军只善水战，不善陆战，一旦陆战，就势必完蛋。

八月二十日，法军占据基隆后，又对沪尾发起了攻击。果然，他们一进入沪尾丛林，马上就不灵了，很快被预先埋伏在沪尾北、东、南三个方向的三支清军合力截杀。这一仗，清军歼灭法军300余人，俘获14人，斩首25级，迫使法军败退基隆。

法军战败后，又向清政府提出议和，但又被清政府拒绝。法军碰了一鼻子灰，却又谋划报复和反扑。法军就像一只打不死的猎狗。你只要没打死它，它就会蓄势待发，然后伺机反扑过来咬你一口！

果然，九月初五，法国政府强令全体远东舰队，封锁台湾所有港口，断绝台湾进出的所有交通路线，意图困死刘铭传部。

再显本色

危急时刻，清政府发出严旨命令直隶、两江、闽浙、两广、云贵等督抚，竭力援台，不得坐视。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又出现了。刘铭传的老上司李鸿章，又像两个月前拒绝援助张佩纶那样拒绝援助刘铭传：“北洋舰小不以足抵抗法军巨舰，无从赴台援战，不能救也。”这个理由看起来很没创意，但朝廷却没能把他怎么着，刘铭传却不得不对他的老上司产生看法。

刘铭传因为厌倦了官场上的你争我斗，尔虞我诈，早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以养病为由在家赋闲，至今已有13年了。

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当台湾告急时，朝廷这才想到了他，于是召他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在赴京受命途中，特意去天津拜见了老上司李鸿章。李鸿章劝他不要去台湾御敌，而是希望他留在天津帮办军务。

刘铭传嘴里表示感谢，可心里早就拿定了主意，到达北京后，他就上了一道《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不仅提出对台湾的防御建议，也对妥协求和的人进行了批评。清政府肯定了他的主张，并任命他台湾巡抚。

闰五月二十四日，刘铭传抵达台湾后，就开始积极备战，因此他屡屡战胜法军。刘铭传在奏折中批评妥协避战，到达台湾后积极备战，还屡屡获胜，这显然违背了李鸿章“暗中协力，保全和局”的思想，恐怕这也是李鸿章拒绝支援他的原因之一。

张之洞的做法却和李鸿章大相径庭。虽然张之洞和他政见不和，也深知刘铭传是他的部将，但国难当头，他丝毫不夹杂个人恩怨，也没有任何派别之见。

早在法军向台湾基隆开战的第八天，他就在广东内忧外困、军械奇缺的情况下，选派船只运送1 400支洋枪及其弹药和2万两银支援刘铭传，并且转告他说：“我会竭尽所能支援你粮饷军械，并会和你保持通信。如有保台良策，我也会及时相告，请放心。”

接到朝廷援助台湾的命令后，张之洞又在广东财力拮据，甚至负债的情况下，紧急筹备了30万两银运送台湾，并派船只向台湾运送大批枪支弹药，但台湾所有的交通线路都被法军封锁，未获成功。

据统计，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一共支援台湾饷银约40万两。比及李鸿章的小气，张之洞的做法显然是深明大义，大公无私，顾全大局。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鼎力支援，刘铭传才一次次打退法军的侵略。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名臣。有担当、有作为，也有胸怀。

四、运筹帷幄，大败法军

围魏救赵

张之洞的支援和刘铭传的固守都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设法迫使法军主力撤出台湾，台湾才能解困，刘铭传才能突围。

关于这个问题，张之洞早就想到了。他还制定了一整套的战略思想：“缓台唯有急越”，“牵敌以战越为上策”，“争越以振全局”。这一整套战略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围魏救赵”。

张之洞的战略思想非常简明：要想迫使法军主力撤出台湾，就得立即出兵越南，把越南境内的法军赶出去。这样一来，法军就会撤出在台湾的主力部队前去增越，台湾可以解困，越南也可取得抗战胜利。况且法军不善陆战，而陆战却是清军的长项，加上越南山地众多，丛林密布，法军必败无疑。

但法军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打败法军的人，一定是像刘铭传那样智勇双全、临危不乱、指挥有方的人，而绝不是像徐延旭、唐炯和张佩纶那样的人。可纵观朝野，像刘铭传那样的将领能有几个啊？

招安叛将

事情不是绝对的。张之洞就相中了两个人。一个是驻守在越南境内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另一个则是已经解甲归田的原广西提督冯子材（1818—1903年，广西钦州人）。

刘永福英勇善战，令法军闻风丧胆，是抗击法军的给力战将。刘永福部驻守在越南宣光，地处越南西部，因此他的军队可称做西路军。

冯子材行伍出身，先后率兵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军，他有勇有谋，屡立战功。后来担任贵州、广西提督。光绪八年（1882年）隐退之后，他又在广东高、雷、钦、廉四州办理团练，因此他的军队可称做东路军。

张之洞的主张是：清军应兵分东西两路，同时夹攻越南境内的法军，这样就会使法军首尾不能相顾，最终使其溃败。张之洞的主张，在理论上行得通，可刘永福和清政府有着很深的过结：他是反清首领，清政府一直视他为匪首，他即使在越南屡屡大败法军，阻击法军进攻中国，清政府也想借法军之手除掉他而后快。对此，他不能不心存芥蒂，他能接受招安吗？而清政府如此痛恨他，能同意招安他吗？

一切看似不可能，但一切又事在人为。

自从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一直在密切关注刘永福，他再三奏请朝廷招安刘永福，委其实职，并派兵赴越会同其作战，可清政府和李鸿章等人对刘永福戒备森严，因此他的奏请一直没能得到批准。

但如今局势发生了转变。如今，朝廷已宣布对法作战，如果在这时提出招安刘永福，朝廷没准会改变主意，至少会考虑考虑。于是，张之洞又奏请朝廷招安刘永福。至于如何招安刘永福，他也想好了：再派吏部主事唐景崧入越与他会合。

张之洞清楚地记得，在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河内城西纸桥大败法军前，唐景崧就自请入越随他作战，并为他取得纸桥之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唐景崧还想协助刘永福与法军作战，可一年之后，徐延旭和唐炯大败而逃，清军全部撤回国内，在这种形势下，唐景崧也回到了他的广西龙州老家。

尽管如此，但唐景崧和刘永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刘永福即使信不过朝廷，也应该任得过唐景崧。因此，张之洞便想通过唐景崧入越会合刘永福。但这次会合刘永福，绝不能再空着手去，一定要以朝廷招安的名义对刘永福委以实职，配以粮饷军械，并派兵协同其作战。

清政府终于批准了张之洞的奏请，并授刘永福“记名提督”衔，赏戴花翎。

接到朝廷旨令后，张之洞立即安排唐景崧在广东招募新军，编成四个营，号景字军，然后入越会合刘永福抗击法军。

唐景崧入越时，张之洞还让唐景崧给刘永福捎去两万两饷银，并转告刘永福：“兄弟，好好打仗，一切由我开销，一切由我做主，我是你的坚强后盾！”刘永福深为感激，云贵总督岑毓英也对张之洞极为赞赏：“抗法援越一事全仗明公出谋划策，助兵助饷，令人动容。”

唐景崧抵达越南宣光同刘永福会合时，刘永福的部队正缺粮饷，朝廷的拨付和张之洞的支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唐景崧又向张之洞请求援助，张之洞二话没说，当即支援5万两银，后来他又陆续支援刘永福近七八万两银，并在军需物资的供给方面大开绿灯。

有了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吃了一颗定心丸。很快，他领导的黑旗军和唐景崧领导的景字军，与云贵总督岑毓英领导的滇军合兵一处，对盘踞在越南西线的法军发起了进攻，但双方互有胜负。

张之洞了解战况后，决定增派两营兵力入越助战，并在滇越、桂越边境设置了转运局，为作战部队提供足够的军需物资。这样一来，抗法部队就没了后顾之忧。

光绪十年（1884年）冬月初五，刘永福、唐景崧与滇军三面夹击，大败法军，收复了宣光、兴化、山西等大片失地。不久，这三支部队又合力取得了临洮大捷，收复广威、黄岗屯等十余州县。至此，盘踞在越南西线的法军全面败退，刘永福部、唐景崧和滇军所组成的西路军则取得了全面胜利！

请老将出马

在西路军取得全面胜利时，由冯子材率领的东路军正和法军打得难解难分。

冯子材成为东路军主将，也是张之洞力谏朝廷争取而来的结果。冯子材是一员老将。光绪七年（1881年），冯子材在广西提督任上，曾上疏参劾过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徐延旭对他怀恨在心。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后，就开始打击报复他。冯子材愤怒不已，他在广西待不下去了，便称病还乡。

光绪十年（1884年）年初，当徐延旭和唐炯被法军大败而退时，有人曾提出起用老将冯子材入越抗战，可李鸿章却阻止道：“冯子材年老力衰，不中用了，不是法军的对手。”

就这样，朝廷没有重用冯子材，只给了他一个督办高、雷、廉、琼4府25州县团练的名头。在一无实权，二无饷源的情况下，冯子材在几个月内，就成立了9个州县的团练，其中他亲自挑选和训练的500名钦州练勇，成了日后“萃军”的骨干。

张之洞非常看好冯子材，升任两广总督后，他就派人给冯子材送去了5万两饷银，并写信敦请其出山。冯子材深受感动，他向来钦佩张之洞，于是马上回复：“张先生乃探花出身，竟然这么看得起我，太给我面子了。如今，越南战事告急，我当义不容辞，当然答应出山（越事已急，我允之矣）。”

冯子材答应出山后，张之洞又奏请朝廷起用冯子材，并在奏折中强调：“冯子材是一员老将，他长期在广西为官，曾征战越匪，熟悉那里的敌情。而且，他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加上旧部众多，必然一呼百应，众志成城，然后干掉法军……”

朝廷最终同意了张之洞的奏请，张之洞松了一口气。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张之洞派冯子材募兵十八个营，这十八个营士兵共九千余人，被称为“萃军”，由冯子材率领从钦州和上思两地入越。

冬月，萃军誓师出发。出兵前，冯子材还祭别祖先，表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同时，他还带上了两个儿子冯相荣和冯相华，如果他一旦战死沙场，那么就由两个儿子来料理后事。

冯子材入越之后，张之洞又派广东右江总兵王孝祺率兵八个营，从梧州沿江西行至龙州入越作战。同时，再派钦州参将莫善喜率兵五个营，陈荣辉率兵三个营跟随冯子材入越作战。

清军败逃

腊月初五，几路大军共计17 000余人，会合于广西龙州，冯子材在此整军。

按照张之洞的设想，东路军的决战场应该在越南谅山。这样的话，整军待命的冯子材，就能迅猛出击，会合谅山守将、广西巡抚潘鼎新（1828—1888年，安徽庐江人）部前后夹击敌人。然而，战场上的情况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腊月二十一日，法军集结万余重兵，大举进军，攻陷潘鼎新部将——广西提督苏元春和陈嘉的防地谷松。

潘鼎新畏敌如虎，望风而逃。

二十二日，谷松失守！

二十九日，法军攻陷谅山，清军全线败退，法军直逼镇南关（今广西凭祥市境内的友谊关）！

指挥若定

镇南关是中越边境最重要的关隘，如果失守，那么法军就会像泄堤的洪水一样涌入中国，后果不堪设想！情急之下，张之洞电告广西巡抚潘鼎新和原山西幕僚、广西按察使李秉衡（1830—1900年，辽宁庄河人）：“趁法军立足未稳，我军应发扬不怕死的战斗作风将他们打退，无论湘、淮、广、桂任何一系军队，只要谁能出奇制胜夺回谷松，我就赏谁4万两银！”

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潘鼎新觉得生命比赏银更重要，又见谷松失守、谅山被攻，贪生怕死的他，先行逃回镇南关内。结果，他一逃，谅山就被攻陷！

谅山被攻陷之前，张之洞就急令冯子材和湘军将领王德榜（1837—1893年，广东东莞人）火速率军增援，他还给冯、王二人下死令：“如果谅山失守，就是你们两人的责任！”然而，谅山在冯子材和王德榜还未赶到之前就失守了，因为潘鼎新和他的部将弃阵而逃。责任不在冯、王二人。

谅山失守后，张之洞又电令冯子材、王孝祺：“迎上法军，拦腰一刀，奋力一战！”这一招倒是够狠，但冯子材和王孝祺部距离谅山还有200余里，加上潘鼎新已弃阵逃跑，他们就是再狠，也不能扑过去给法军一刀，再说法军也不会坐等挨刀。

冯子材决定雪洗清军逃跑之耻。而在这时，潘鼎新却要拿他当替罪羊，潘鼎新深知罪责深重，于是向李鸿章诬告：“谅山失守，罪在冯子材和王德榜，而不在苏元春。苏元春血战力竭，并非不战而退。冯子材、王德榜飞催不至，掣肘万分……”

潘鼎新为什么向李鸿章诬告冯子材和王德榜呢？因为他是李鸿章的部将，李鸿章一向拉帮结派，庇护淮系势力，他会在朝廷面前替部将说话。而李鸿章将事情转奏朝廷，其可信度和给力度，也比他亲自上奏要高得多。另外，潘鼎新驻守越南时，李鸿章还密令他“战胜不追，战败则退”，他战败了，李鸿章当然得出面替他摆平一切。

果然，当李鸿章向朝廷转奏了潘鼎新对冯子材和王德榜的诬告后，朝廷立即下令：“冯、王经潘鼎新飞催不至，可恨至极，着张之洞、潘鼎新严令催援，倘若延误军情，军法从事！”

张之洞接到朝廷的旨令后，也十分恼怒，于是责问冯子材，冯子材连连喊冤：“潘鼎新恶人先告状，我不是炮灰，我也不当炮灰！”张之洞经过一番查证，才知道他是被冤枉的，潘鼎新就是要拿他当替罪羊！

这真是猪八戒败阵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啊！张之洞气得够戗，他立即联合彭玉麟奏明朝廷：“谅山之败，并非因冯子材不听指挥所致，实由潘鼎新调度无方，他对冯子材的指控全都是诬陷之词，请朝廷明鉴！”

接到这份奏报后，朝廷收回了上次问责冯子材的旨令。战事结束后，潘鼎新被革职回籍，广西巡抚一职由原广西按察使李秉衡代理。

冯子材被诬告后，非常愤怒和郁闷，张之洞担心这样会影响士气军心，于是发电安慰他：“老冯啊，你大人有大量，虽然你被诬告了，但在关键时刻，你要以大局为重才是啊，千万不要愤怒和郁闷。前线破敌，最终还得靠你指挥（终赖麾下）……”

冯子材的确有气量，得到张之洞的安慰后，他心里好受多了。安慰了冯子材后，张之洞又去电劝告潘鼎新：“赶紧赴前线收揽残军败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后上奏情况，一定要实事求是，朝廷早晚会查明事情真相。如果作假，将来必然被人指责，那就更为不妥！”

对于张之洞的这番肺腑忠告，潘鼎新却爱答不理，他继续败退，然后龟缩在广西龙州城里。无奈之下，张之洞便命令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接替镇南关前线指挥权，并责成李秉衡支持冯子材守关克敌。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初九，法军大举进攻镇南关，守卫文渊（今越南同登）的清军桂系将领杨玉科中炮牺牲，部下溃散。至此，潘鼎新所部全部败退广西边境。

潘鼎新败退后，法军乘势侵占镇南关，前锋部队已深入中国境内10公里。

正月十一日，法军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于是炸毁镇南关城墙及附近工事，退回文渊。退走之前，他们还在关址废墟上竖了一块“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字样的木牌，并大肆扬言：下一步我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广东的钦州和廉州，切断桂滇清军的后勤补给线！

法军如此嚣张，张之洞怒发冲冠，他立即电令冯子材：出击！作战！

冯子材立即率军抵达镇南关前。在侦察了敌情和地势后，他电奏张之洞：就在镇南关前打一场自卫反击战，绝不允许法军深入国土半步！

张之洞非常肯定冯子材的战略布局，他大度放权给冯子材说：“在战场前线，你就是主帅，你完全可以相机行事，不必来回电函于我，以免贻误战机！”

决死一战

有了张之洞的深度信任和大度放权，冯子材也就大手笔地排兵布阵了。他料定法军必然犯关北上，于是命令士兵在关前东西岭之间修筑一条长达数里的城墙，然后在城墙前深挖沟，并在墙上布设炮位，严阵以待。法军胆敢来犯，那就用枪炮招呼他们！

修墙、挖坑、设炮后，冯子材亲率主力驻守关前，从正面迎击法军。然后他又调苏元春、陈嘉两部防守于两侧，并令王孝祺部屯守于后。这四支军队互为犄角，同时也是一个口袋阵，专等法军来钻。

二月初七，法军司令尼克里率兵2 000，兵分三路直扑镇南关前。王孝祺、苏元春各守东西两岭，冯子材则率众与其正面作战。

清军虽有坚固的城墙作掩护，但法军炮火的威力实在迅猛，城墙好几处都被摧毁。两军激战到深夜，也未分出胜负，而东西两岭阵地也几度易手，战况万分危急！

初八，尼克里求胜心切，便率大军集中优势炮火猛攻清军中路，同时又分兵进攻东西两岭，但因王孝祺和苏元春冒死相守，法军未能得逞。

中路守将正是冯子材本人，他深感形势危急，也知道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决定破釜沉舟，和法军拼个鱼死网破！

在战场上，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视死如归，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不能和法军拼炮弹，而是拼刺刀！如果拼炮弹，清军远远不是法军对手。如果拼刺刀，哼哼，清军则是法军的祖师爷。

于是，在战况最危急的关头，冯子材挺立军前，大声一吼：“同志们，兄弟们，战友们，此战事关全局，是中法战争胜败的关键，我们必须拼死一战，战胜法军！否则，法军要是再入关，我们有何脸面见两广父老？有何脸面苟且偷生（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

“法军不是有炮弹吗，我们不怕他们，我们的尸骨就是堆成墙，也要把他们堵在镇南关外！因此，大家都要跟着老子上，跟他们展开白刃战，砍死他们！这一仗，谁也不许后退，谁要是后退一步，老子就立斩不赦！”

冯子材说完，“以帕裹首，赤足草履，持长矛大呼跃出”，他的两个儿子也紧随他冲入敌阵，与法军展开血肉搏战！

全体清军士兵见状，精神大振，为了让那个憋屈了40多年的国家和民族扬眉吐气，他们也紧随冯子材奋勇进击，冒死一战！已经守住东西两岭的王孝祺、苏元春和后方将领王德榜见状也纷纷率众助战。一时间，镇南关前的子弹“积地盈寸”。

人在生死关头，最难能可贵就是要有一种不怕死、敢于死、藐视死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死神都会望而却步，生命奇迹也由此缔造。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军人更要有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敌人就会崩溃，而你则成了敌人眼中的魔鬼，你很快就会将其吃掉！

这其实就是李云龙同志的亮剑精神。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我们敢于亮剑，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冯子材和他的军队就具备亮剑精神。如此一来，阵前那帮犹如恶狼一般的法军，也就成为他们的碟中菜和盘中餐！

两战大捷

不可一世的法军，向来依靠手中的利器——铁舰利炮搞侵略战争，却从未持刀和对手硬碰硬。他们本来不善陆战，更不懂刀术。因此，当猛虎下山般的清军齐刷刷地手持长矛大刀，疯狂而玩命地朝他们头上砍去的时候，他们当即吓傻了：哎呀妈呀，这是啥玩意儿啊，这年头还兴这个？不带这样的啊！

正在犯傻之间，他们的脑袋就被清军如切西瓜一般噼里啪啦地剁掉了！

这一战，清军击毙法军将领数十人，斩杀法军千余人，将其追击20余里，镇南关大捷！

冯子材随后乘胜追击，又向前推进200余里地。

二月十二日，他率军攻克了一个月前失守的谅山，谅山大捷！

与此同时，刘永福率领的西路军也对法军发进了猛攻，并大败法军于临洮！至此，清军全线胜利，法军全线败退！中法战争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

法军司令尼克里被冯子材部重伤，很快毙命。消息传来，法国茹费理总理迅速垮台！

这时，冯子材要是再乘胜追击的话，那法军肯定全军覆灭。出人意料的是，一场天大的悲剧突然而至！

五、权臣误国，天降悲剧

乘胜追击

镇南关、谅山大捷后，冯子材兵分两路，继续南进，连克屯梅、谷松、船头、观音桥等地，法军残余不断败退。

张之洞闻讯，急电冯子材：“我军兵锋正猛，不可迟缓，也不可轻敌，你要一鼓作气，拿下河内、北宁，如果拿下，我就赏银10万！”

张之洞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只要拿下河内、北宁，侵略越南的法军就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就会被迫退出越南。这样一来，中法两国今后无论是战是和，中国都会处于有利的地势。

张之洞的战略思想是明智的，也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明白并力挺的。但悲剧的是，悲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李鸿章的算计

当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消息传到朝廷后，一向妥协求和、拉帮结派、维护淮系的李鸿章，竟然根据代理广西巡抚李秉衡、广西提督苏元春等人单方面的奏报，把所有的战功都记在淮军将领苏元春、王孝祺头上。

在给清政府的电奏中，他只提苏、王之功，而不提冯子材，他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冯子材愤怒又郁闷。张之洞对前线的战况及将领的战功一清二楚，他公正而客观地奏报朝廷：“诸将皆有功，而冯子材为首功！”

二月二十一日，朝廷接到张之洞的奏报后，发电嘉奖冯子材，这总算给了冯子材一个安慰，而张之洞也发函劝慰他，不要因为被抢功而贻误抗战大计。

李鸿章没能为淮系将领抢到功，却心生一个天大的馊主意：镇南关、谅山大捷了，清政府可以借此向法国求和，那法国就不会再向清政府提出非分要求了（与缔合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

李鸿章的这个想法，至今都令人无法理解。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战胜方，在克敌制胜、志在必得的大好局面下，主动向战败方求和的，而且是很上杆子地、低三下四地求和。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朝廷竟然同意李鸿章的奏请，并于二月二十二日发布旨令：越南宣光以东战线，三月初一停战，三月十一日撤兵；宣光以西战线，三月十一日停战，三月二十一日撤兵；台湾方面三月初一停战。

这个停战令，绝对是一个愚蠢的卖国令。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出自软弱无能、窝囊腐朽的晚清政府之手。如果能想到这一点，那么你也就可以释怀了。

天大的悲剧

停战令发布后，举国悲愤。特别是前线将士个个暴跳如雷，大声骂娘。没有哪个将士愿意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被朝廷如此践踏，这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天大的悲剧。

作为前敌统帅，张之洞万万没想到李鸿章和清政府会这么蠢，停战令发布的当天，他就电奏总理衙门，请求朝廷收回成命：“冯子材正进攻北宁，他必定取胜，取胜后我军就有了言和的资本，到那时再言和不迟。否则，我军前功尽弃！哪怕把议和之日往后推延几日也好。”可是朝廷已经下令，总理衙门做不了主，只好对张之洞的奏请置之不理。

第二天，张之洞又电奏朝廷：“中法和谈条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臣冒死上奏，恳请圣明熟思……”当这份奏疏上达时，法军已派人前来谈和，因此朝廷还是没有同意。

张之洞悲愤不已。随后几天，他再三奏请朝廷收回成命，甚至请求朝廷拖延和谈期限，以期在撤兵之前拿下北宁，但都没有得到批准。

无奈之下，他只好抗旨命令冯子材、王孝祺赶在三月初一停战之前攻克北宁。冯子材和王孝祺求之不得，可惜在广西代理巡抚李秉衡的阻碍下，张之洞的这一战略意图未能实现。

悲情停战

张之洞在前线搞的小动作自然逃不过朝廷的眼睛。二月二十七日，朝廷严旨申斥他：“务必令防军如期停战，撤回边界，倘若抗旨，朝廷必定严惩！”

朝廷的这道旨令下达后，冯子材、王德榜等前线将领更加悲愤，他们于三月初一电奏张之洞：“去年朝廷下旨‘议和者诛’，请您代表前线将士奏请朝廷诛杀议和之人，只有这样，前线将士士气可振，法军可除，越南可复，后患可免。”

张之洞当然知道议和之人——李鸿章，他没有上奏朝廷，而是直接去电质问李鸿章：“去年朝廷下旨‘议和者诛’，请问这次提出议和的人是谁？”张之洞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李大人，无论是谁提出议和，都要依旨诛杀他，包括你！

这是张之洞第一次正面问责李鸿章。面对这个因战获胜而火暴走红、气势逼人的晚辈后生，李鸿章感到心虚和发慌，他不敢承认自己就是议和者，而是推卸责任说：“这是二赤(赫德，清末英国侵华代表人物，在中国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835—1911年)和朝廷的意思，我只不过是代表朝廷签字而已。”

张之洞见李鸿章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于是再三上奏请朝廷进兵攻关，并故意拖着不撤兵。李鸿章唯恐中法和谈不成，便于三月二十五日以朝廷的名义去电威胁张之洞：“你务必电告各营如期撤兵，倘若违令，致生他变，必拿你是问！”

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之洞没把李鸿章所持的朝廷旨令当回事，他以前方电线中断，电报难以互通为由，仍不命令冯子材和王德榜撤军。朝廷和李鸿章知道张之洞在“搞鬼”，但他们还是以“前方电线中断”为由和法军商定将议和之日往后拖延几日。

三月二十八日，朝廷又严旨申斥张之洞：“朝廷正在谈判呢，你却指挥前方进兵，这哪是中国人干的事？你务必令行禁止，如期停战撤军，倘若违延，朝廷必定严惩你！”

朝廷的态度如此强硬，且三下严旨，张之洞哪儿敢不遵？他要是再敢违旨，那朝廷就不会再给他面子了，因为朝廷已经给足他面子了，没有哪个臣子敢三抗严旨而不遵，也没有哪个朝廷会对一个臣子三下严旨而不惩！

还是好自为之吧，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啊，这才是悲剧的根源。

面对朝廷的三次严旨，张之洞只有一声叹息，他的内心涌满了难言的苦涩，他比谁都痛苦。痛苦之余，他致电冯子材等前线将领：“前线事权不统一，我张之洞能摆平；前线需粮需械，我张之洞也能搞定。可朝廷如此催逼撤兵，我实在是没辙。将士们拼死收复的失地，却又要重新交还法军，实在可惜，实在是悲剧，边患无穷啊（事机可惜，边患何穷）！”

事已至此，谁也无力回天，前线将士欷歔一片，接着失声痛哭，泪如江河……

不败而败

事已至此，张之洞也不再抗旨力争了。尽管对朝廷失望至极，但他还是希望李鸿章在同法国人谈判时，能争取主动，维护大清主权领土完整。就当是保护和尊重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胜利果实吧。

基于这个简单、正义而善良的想法，他再三电告李鸿章要为国家着计，并刻意拍他马屁：“中法和谈，万望力争，天下责望，唯在李公！”李鸿章依然置之不理。张之洞很不放心，于是又奏请朝廷将中法议约草案发往沿海沿边疆臣筹议，却未被朝廷采纳。

眼看着中法双方就要在条约上签字画押了，急不可耐的张之洞，便给正在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发了一份电报，尽情倾诉他心中的苦闷和无奈：“中法条约几天之内就要签字画押了，无非是一些利法害华之事。我奏请朝廷将条约草案发给沿海沿边疆臣筹议，可朝廷不批，我好生郁闷！更郁闷的是，我前后上奏22次，三争撤兵，可朝廷就是不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想来想去，我明白了：我人微言轻，没有李鸿章位高权重，无力回天。但是我不甘心，倘若朝廷就这么草草地在条约上签字画押，那就后悔莫及呀（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曷追）！”

张之洞向左宗棠诉苦的意思是说：左老大哥，我张之洞没有李鸿章位高权重这是事实，我争不过他也是事实，可他特别误国，我搞不定他。而您就不一样了，您和他一样位高权重。在所有朝臣中，也只有您能比得过他。无论是资历、军功、威望和影响力，您都在他之上。因此，我敦请您出面搞定他，并奏明朝廷力争主权和领土完整。

左宗棠读懂了张之洞的言下之意，他和张之洞一样爱国心切，可清政府向来窝囊惧敌，软弱可欺，李鸿章向来妥协求和、弄权误国，他纵然位高权重，素有威望，也无力回天。

左、李之仇

张之洞有所不知，此时的左宗棠比他还憋屈。左宗棠这辈子最大的政敌就是李鸿章，两人结怨源于这样一件事情：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荃率军久攻南京不克，朝廷令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率军支援。李鸿章深知如果遵令前往，就有抢功之嫌，可朝廷的命令他又不能不顾，于是率部南下进入浙江与太平军作战。浙江是左宗棠的地盘，他时任闽浙总督，他认为李鸿章这是“越境掠功”，于是向朝廷参了他一本，两人由此结怨。

两人从此斗了20多年，他们一个性烈如火，一个满腹诡计。左宗棠最不满李鸿章妥协求和，李鸿章最嫉恨左宗棠屡建军功，而左宗棠的军功确实要比李鸿章大。

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军功各有千秋，不相上下。但后来，左宗棠就超越了他。原来在光绪二年（1876年）年底，经过几年浴血奋战，左宗棠终于平定了阿古柏之乱，收复了被其侵占长达12年之久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并有力地抗击了沙俄的侵略，左宗棠因此成了民族英雄。

左宗棠因为抵御外族入侵而成为民族英雄，而李鸿章以前镇压起义军只是打自己人，他算不上英雄，他因此忌妒并嫉恨左宗棠。

李鸿章嫉恨左宗棠倒也算了，可他又嫉恨鼎力支持左宗棠出兵作战的胡雪岩（1823—1885年，安徽绩溪人）。胡雪岩是一个富可敌国、颇具传奇色彩的爱国商人。胡雪岩早年在杭州经商，后来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胡雪岩又主持上海采运局工作，为左宗棠大借外债，筹购粮草军械。可以说，左宗棠能够抵御外侵，收复失地，成为民族英雄，胡雪岩功不可没！

但胡雪岩却依仗左宗棠的权势，在各省设立银号20余处，资产高达2 000万银。中法战争前夕，胡雪岩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而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状态。李鸿章深深觉得：左宗棠能够为朝廷立下那么多的功劳，都是因为胡雪岩在后面的支持，要想整倒左宗棠，就得先整倒胡雪岩。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打响，朝廷召左宗棠入参军机。李鸿章趁左宗棠不在两江，于是准备对胡雪岩下手。

当时，胡雪岩为打破洋人对中国蚕丝市场的垄断，出资2 000万收购了大量的蚕丝。李鸿章的心腹幕僚、津沪电报局总办盛宣怀，通过电报掌握了胡雪岩的商业机密。随后，他一边收购蚕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议定今后不要买胡雪岩的货。此举直接导致胡雪岩破产，胡雪岩当年就亏损了1 000多万两银。

这时，胡雪岩之前为左宗棠打仗筹借的80万欠款已到期。在盛宣怀的串通下，外国银行纷纷向胡雪岩催款。情急之下，胡雪岩只好到各地钱庄调集 80万两银子补上。

胡雪岩以为他可以渡过难关，可李鸿章和盛宣怀又给了他两记重拳。一方面，他们把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多加利息的事情抖搂出来，迫使慈禧对胡雪岩治罪；另一方面，他们到处托人到钱庄提款挤兑。挤兑事件发生后，胡雪岩这才想到求助左宗棠，但他发出的电报却被盛宣怀扣下了。随后，挤兑风暴愈演愈烈，各地钱庄人山人海。当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时，一切都完了。

胡雪岩就这样破产了，还被慈禧革职查抄。随后，他漂泊杭州，黯然离世。

李鸿章成功地陷害了胡雪岩，左宗棠恨死他了。因为胡雪岩，左宗棠也受到了连累，他懊恼，他悔恨，他郁愤，他的声誉受损。他还想和李鸿章斗下去，可是他老了，不行了，斗不过人家了，也就不再斗了。因此，当张之洞向他诉苦时，他也是无能为力。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建任上，他郁郁而终，享年73岁。左宗棠死后，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后世称他“左文襄公”。

李鸿章一陷“卖国门”

一切可以努力的都努力了，尽管无力回天，但张之洞问心无愧。可他心如刀割。他愤怒得要命，他甚至有一种要死的感觉（愤愤欲死）。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法国公使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简称《中法新约》。

《中法新约》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藩属国，不得出兵干涉法国对越南的统治；中国开放西南边境与法国通商；中越修筑铁路，应会同法国商办；中法派员勘定中越边界；法军同意撤出台湾……

这份条约相当卖国，全国臣民骂声一片，李鸿章陷入“卖国门”。此时还健在的左宗棠，也狠狠地抨击他：“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此言一出，群情激愤，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

试想，清军抗法援越的初衷，就是想把法军赶出越南，恢复中越藩属关系。如今，清军大败法军，本来是可以实现这一初衷的，结果却本末倒置，大家不骂他才怪。

持续三年之久的中法战争，就因为这一纸卖国条约而画上了句号。

纵观这场战争，中国是不败而败，法国是不胜而胜！

这份卖国条约的签订，致使中国的藩属国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也使中越边境局势更加危险，更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从此更加水深火热！

六、保护名将，功名流芳

寒心的条约

《中法新约》的签订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悲剧，也是刘永福和黑旗军的悲剧。因为《中法新约》第一款就明确规定：“越南诸省与中国边界毗连，境内由法国自行戡乱，倘有‘匪党’意图侵扰法国所保护的越民者，亦由中国设法解散。”

这里的匪党，特指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在中法战争中，刘永福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他的黑旗军也无愧是一支英勇顽强的爱国军队，可清政府、李鸿章和法国当局却在条约中把他们定义为“匪党”，可见双方对他们有多么仇恨！

法国仇恨刘永福倒情有可原，清政府和李鸿章这么干，实在是令人心寒。

清政府和刘永福之间的恩怨前面已作过介绍。在中法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清政府一直想借法军之手除掉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或者让他们自生自灭。后来他们虽被朝廷招安，中法战争虽以中方战胜而结局，但他们的前景却不容乐观。

清政府下达停战令后，张之洞就开始担忧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处境。他希望刘永福继续屯兵在越南保胜地区，因为刘永福在那里经营了近二十年，根深蒂固，且深得越南军民拥戴。如能继续屯兵越南，既可威胁法国对越南的统治，也为中越边境增设了一道安全屏障。中法一旦交兵，刘永福胜可进取，败可回国，灵活自如，一举两得。

刘永福也担心自己和黑旗军的命运。他担心回国之后，会落下《水浒传》中宋江和梁山好汉那样的下场。因此，他不愿从越南撤兵。然而，法国当局却在谈判过程中威胁清政府：黑旗军一日不从越南撤兵，法国就不交还台湾、澎湖。这下，黑旗军倒成了法国同清政府谈判的筹码。不仅如此，法国当局还强硬提出，如果黑旗军不撤兵，就把他们就地解散。总之要让这支军队尽快灭亡！

清政府和李鸿章一向对法国唯命是从，也一向痛恨刘永福和黑旗军。因此，消灭刘永福和黑旗军既是法国人的心愿，也是他们的心愿。这样一来，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如果他们继续屯守越南，那么法国就可依据条约堂而皇之地消灭他们。可要是回国，他们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保护部将，召唤浪子

危急时刻，张之洞严正抗议：“刘永福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出了一口恶气，我张之洞敬佩他，当然要站出来竭力保护他（洞敬其为数千年中华吐气，故竭力护持之）！停战的事情，我无力回天，但对于刘永福这样一个义勇奇男，我要拼将全力保护！”

在张之洞的严正抗议下，清政府不敢明目张胆地消灭刘永福和黑旗军，而是在表面上采取安置措施，企图在安置的过程中解散、消灭黑旗军。

清政府安置刘永福和黑旗军的措施是：命令刘永福撤军回国，然后将他改编为朝廷官员，而黑旗军就地解散。具体怎么操作，则由张之洞和云贵总督岑毓英协商。

我们知道，岑毓英是李鸿章的旧部，李鸿章多次欲置刘永福和黑旗军于死地，可想岑毓英对待刘永福和黑旗军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果然，清政府下达命令后，岑毓英明确表示不接受刘永福和黑旗军。

既然法国、朝廷、李鸿章和岑毓英四方面都想置刘永福及黑旗军于死地，那么也只有张之洞能容纳他们了。张之洞早就作了这个打算，在心灵深处，他深深地同情刘永福，也备加爱护那支英勇善战的黑旗军，于是再三奏请朝廷同意刘永福撤兵回国后驻扎广东，归他统领。

清政府知道张之洞的良苦用心，最终同意他的奏求。可刘永福疑虑重重，迟迟不愿撤兵回国。张之洞也理解他的疑虑，于是多次派人赴越劝他：“如果你能回国，我就同意你继续统兵两千。如果你的旧部不足两千人，我就同意你回广东招够两千人。回到广东后，我会给你的部队配置精枪利炮，发放饷银，修建营房，安置家属。同时，我还会为那些伤亡的将士，报功邀赏，请求抚恤！对于你这个有功之将，我更不能亏待，我已经在广州给你买了一套豪华大房子，我要让你住在广州，我不在乎广州房价贵，我只要你住在我身边。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受到别人的欺负了，而我也能近距离地保护你！”

张之洞的这番话深情而温暖，真挚而感人，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因为他们终于有一个家了。在外漂泊了近二十年，一直建功立勋，却屡遭朝廷排挤陷害，每想到此，他们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如今，一切都过去了，他们也该有个家了。

当下，刘永福就率领黑旗军回到广东。一路上，张之洞多次派人发粮发饷，竭力保护，并亲自督建部队的营房，事无巨细。

光绪十一年（1885年）年底，刘永福率领黑旗军终于回到广州，在张之洞的奏请下，他升任为南澳镇总兵，从此成为清朝的一员军事将领，而他的黑旗军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两战大捷的意义

中法战争在清军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最终被清政府和李鸿章等人导演成了一幕天大的悲剧。但在张之洞的运筹帷幄下，在冯子材、刘永福等将领的英勇抗击下，清军切实打败了法军，击毙了法军司令，并令霸权好战的法国总理茹费理倒台！

尽管《中法新约》是那么丧权辱国，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会改写，历史也不会将另一段不朽的历史抹掉或掩饰。尽管朝廷的停战让张之洞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但就个人名望和仕途前景而言，他则是大赚特赚，他赚得钵满盆满。这一切都归功于他指挥的那场胜仗——镇南关、谅山大捷！

请永远铭记这场胜仗。因为这场胜仗是鸦片战争四十多年来，中国军队抵御西方列强入侵的绝无仅有的一场胜仗。且不论法军是世界上最强悍的军队之一，也不论中国军力与法国军力相差十万八千里，单论清军战胜法军这件事，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啊，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你都窝囊四十多年了，好不容易打胜了这一场，今后你还要窝囊下去吗？

这场胜仗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数百年来，最大规模的胜仗，史无前例！

这场胜仗，远非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在国内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等农民起义军可比。镇压农民起义军，其实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成王败寇也好，英雄草包也罢，其实都是半斤八两，都不过如此。

打败法军，那意义可就不一样了。法军首先是异族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打败侵略者不仅壮大了国威，也大长了民族志气，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值得骄傲的事情。

香帅不是传说

同时，我们也要记住两个人：张之洞、冯子材。

冯子材在战争危急关头，率军亲临前线，且一马当先，奋勇杀敌。作为前线主将，他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此战也让他成了民族英雄和一代名将。但是，诸多史料和后世人们却让冯子材独享战争胜利的果实。这很不客观，也不公正。

中法战争胜利的首功之臣，不是冯子材，而是张之洞。如果说冯子材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话，那么张之洞则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全局和决定性作用。

往小了说，如果没有张之洞的再三力争，冯子材也不会被朝廷起用。如果朝廷不起用冯子材，那么冯子材还是那个愤怒郁闷的解甲归田者，终将默默无闻，郁郁而终。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张之洞成就了冯子材。

往大了说，如果没有张之洞强硬的主战立场，如果没有他对中法战争进行前瞻性和全局性的把握，如果没有他科学合理地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排兵布阵、提供粮械、大度放权，冯子材和其他诸将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冯子材的胜利是局部胜利，他只是前线一个战场的一个主将，他主战一方，而张之洞则是整个战场的统帅，他统战全局。

另外，为了抗法援越，张之洞一共借银900万两（包括张树声所借的200万两）。其中广东防务耗银400多万两，支援滇军200万两，支援桂军200万两，支援台湾40万两，支援刘永福部和唐景崧部40万两。

如果没有张之洞在大后方如此卖命地支持，各路军队也不可能重创法军，冯子材也不可能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

综上，镇南关大捷后，朝廷因张之洞拨军筹饷有功而赏戴花翎。

战后，唐景崧曾这样评价张之洞：“谅山之役，南皮（张之洞）实为首功也。”

张之洞逝世后，他的门生罗献修也这样评价他：“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纡筹决策，将略知非短武乡（将略之才不亚于诸葛亮）。”

张之洞逝世后，清政府追谥他“文襄”。“文襄”谥号获得者，生前必须是有特殊军功的人。在晚清重臣中，获得“文襄”谥号的，仅有左宗棠和张之洞两人。

左宗棠的军功，就是前面提到他督办新疆军务，抵御沙俄侵略，平定阿古柏之乱。两人都是因为抵御外敌入侵才被追谥“文襄”的，可见两人都是名至实归！

有意思的是，中法战争结束后，同僚们对张之洞的称呼也由“张制台（总督）”，改称为“张香帅”。这个称呼既源于他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位置和战功，也源于他的字：香涛。

张之洞才是历史上真正的香帅，他不是传说。而金庸武侠小说里的那个楚留香——香帅，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无论怎样，张香帅这个称呼挺好听的，我很喜欢！”张之洞无数次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

内心再独白

每每听到别人称呼自己为香帅，张之洞心里都美滋滋的。他感慨万千，他浮想联翩：我张之洞就是与众不同，我虽是文人出身，却屡建军功，并博得了一个香帅的千古美名，真是天遂我愿。在全国八大总督中，我的从政资历是最浅的，却是最走红的；在全国各系战将中，我的军事经历是最少的，却是最有功的。

通过这场胜仗，我从原来的教育家、政治家行列，又跨进了军事家阵营，这太给力了！

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在教育界，我的权位最重；在政治界，我的军功最伟；在军事界，我的学历最高。如果你说我在秀大牌，那我会告诉你，这年头当官就得玩综合实力，呵呵。

要是对全国所有封疆大吏来个人气和名气排位的话，我张之洞至少可以位列三甲之内。因为左宗棠已经去世了，刘坤一早在四年前就退休了，彭玉麟和曾国荃都已经过气了，也活不了几天了。这些老臣大腕们都忽略不计了，那么剩下的人就更不能和我相比。

也不对，我忘了一个人：李鸿章！

对！就是这个人，我目前还比不过他，无论是资历、名望、权位、势力，我都比不过他。

虽然我比不过李鸿章，但我并不羡慕、嫉妒他。恰恰相反，他还会因为我的迅速崛起而惴惴不安！因为除了资历外，我的名望、权位和实力直逼他。他会担心，早晚有一天，我会取代他，甚至超过他！而且，他会觉得，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速度越来越快！

是的，李鸿章，早晚有一天，我会取代你和赶超你。我要让天下人都明白，中国不能只有你李鸿章，还要有我张之洞！

还有，我从未把你放在眼里。在全国所有封疆大吏和重臣名臣中，我可以服任何人，但我就是不服你。因此，我从一开始就看不惯你，我从一开始就参劾你。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凡事自私自利、拉帮结派、庇护淮系；你向来畏惧列强、妥协求和、弄权误国。虽然你的主张不无道理，你也有自己的难言苦衷，你是代表朝廷行事，但我还是鄙视你，就因为你不硬气，没骨气！

不硬气和没骨气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朝廷软弱窝囊到了极点，需要靠硬气和骨气来振奋崛起，如果人人都没有了硬气和骨气，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完蛋了。

需要说明的是，你怂恿朝廷下达停战令之前，我和你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政见方面的矛盾，这是公家的矛盾，与私人无关。在此之前，我参劾你，但也看重你，力挺你。要不然，沙俄侵略我国时，我也不会第一个推荐你守防；要不然，中法战争开始时，我也不会第一个推荐你挂帅。这一切，都说明我把公和私分得很清。

可自从你怂恿朝廷下达停战令后，我就在内心深处，深深地恨你！我恨你破坏了战争的大好局面，我恨你践踏了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胜利果实，我更恨你弄权误国、丧权辱国！

这种恨，是大义的，是公然的，也是无法化解的，直到你我都死！不过，还是你先死！

李鸿章，你是我要取代和赶超的目标，我一定会取代和赶超你！

你我，就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