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系南疆，执掌帅印

慈禧突然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就是让他领兵挂帅抗法援越。因为纵观清王朝满汉大臣，张之洞是执掌帅印的不二人选。

法国的图谋

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也就是张之洞上任山西巡抚的第三个月，法国军队就攻占了越南河内。越南是中国的邻邦，也是中国的藩属国。越南被侵略，中国有责任和义务出兵御敌。可是，面对称霸世界的近代化军队，中国那带有冷兵器色彩的古典主义军队远远不是其对手。就在40年多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在20多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在本土的每一场保卫战中，无一不是惨败于英法等列强联军。

就是因为远远打不过人家，清政府才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然而，法军的胃口似乎很大，他们的野心远远不止于侵占中国，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他们就两次进攻越南，但遭到了越南军队的奋勇抵抗，未能得逞。

法军是一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军队。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军将侵略中国的主力部队撤向越南，并迅速占领了南圻（越南南部）。随后，法军又继续向北圻（越南北部）推进。

光绪六年（1880年），原法国议员茹费理担任内阁总理，他上台之后，加紧了侵越战争，企图在不久的将来，占领整个越南，然后图谋中国。

出工不出力

法国人的意图就是这么明显，他们认为越南北圻，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有了这个军事基地，一旦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时，他们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

面对法军咄咄逼人的吞并态势，面对越南政府的不断请求，被法军打怕了的清政府，还敢派兵出战吗？清政府派兵了，但派出的兵只驻守在云南、广西两省与越南交界的地方，并未入越作战，他们是出工不出力。

侠义之师

在越南境内，早已有一支中国军队，但他们是一支在咸丰年间反清的黑旗军。反清失败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1837—1917年，广西钦州人）于同治六年（1867年），率领三百余众进驻保胜(越南老街)，屯垦安民，深受当地群众拥护，他的队伍很快发展到两千余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底，法军进攻越南河内等地，刘永福应越方要求，率黑旗军与越军联合作战，在河内西郊大败法军，斩法军将领安邺等数百人，乘胜收复河内。次年，越南国王授予刘永福三宣副提督之职，让他管理宣化、兴化、山西三省。

刘永福在越南作战勇敢，他的黑旗军也是一支侠义之师，可他不是朝廷的人，他的队伍也就那么一点儿人，不足以抵抗法军的全线进攻。

张之洞的主张

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法国攻占越南河内，远在中国山西担任巡抚的张之洞就坐不住了。他向来忧国忧民，主张抗战，而朝廷主管外交和军事大权的恭亲王和李鸿章，总是认为中国兵力太弱，无法与法国劲旅抗衡，因此主张妥协求和的政策，并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接受法国有损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要求，以卖国投降的方式，换取中越边境暂时的安定。

恭亲王和李鸿章的妥协求和政策，遭到了满朝文武特别是清流党的强烈指责和抨击。

在对待侵略者的立场和态度上，张之洞向来坚决和强硬。于是在三月十八日，他一连向朝廷上了两道奏折，在第一道《越南日蹙，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折》中，他明确指出：法国图越窥滇，蓄谋已久，兵势已成，中国断无坐视不管之理，应急作防御。

在这道奏折中，他还提出了十六条御敌之策和“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观点，并保举广西布政使徐延旭(?—1884年，山东临清人)和云南布政使唐炯（1829—1909年，贵州遵义人）统兵备战。

徐延旭和唐炯都是张之洞的亲戚。徐延旭是张之洞的姐夫鹿传霖的儿女亲家，唐炯则是张之洞二夫人唐氏的弟弟，因此有人议论他不该举贤唯亲。但张之洞一向举贤不避亲，何况李鸿藻、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也都保举徐、唐二人。

在当时情况下，徐、唐二人是统兵备战的最佳人选。一方面，他们都在越南边陲任职，熟悉越南地形和敌情；另一方面，他们都有着多年从军作战的经验，并屡建军功。特别是唐炯，他还同太平军名将石达开打过硬仗，亲手捕杀“号军”首领刘义顺。从这两方面说，张之洞举荐徐、唐二人并不为过。

在第二道《请重臣驻粤筹办越事片》中，张之洞指出抗法援越，防务重点应在两广，他建议朝廷调令素有威望和作战经验的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执掌总帅印。朝廷对张之洞的奏折表示赞赏，但在对待法国的立场上还是摇摆不定，只是依他所奏，分别提拔徐、唐二人为广西和云南巡抚，令其统兵防御。

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法军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威逼越南当局签订《顺化条约》，从而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九月，法国内阁总理任命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兵5 000人于冬月进攻驻扎在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值此危难之际，恭亲王和李鸿章依然坚持妥协求和，不敢言战。

张之洞急死了！冬月初一，也就是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他一连给朝廷上了三道奏折。

在第一道《法畔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他指出法国的野心昭然于世，欲阻止其侵华，唯有一战，他特地拟定了17条战守事宜，并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立即派兵入越，协助黑旗军与法军决战，并招安黑旗军刘永福，委其实职和军械。

第二，利用法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厉害矛盾，同英、德、美及日本等国交涉，呼吁国际社会来制约法国的侵略行为。

第三，立即在天津、烟台、旅顺、广州等要塞加强防守，并调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鲍超等实力派战将守护要地，然后立即购买船炮军火，与法军决一死战！

在第二道《法患未已，不可罢兵折》中，他深入地分析了敌我心理和战局优劣：“如果法军见我军确斗志昂扬，其必将有所畏惧。我军应集中优势兵力，打防御战和持久战。因为法军劳师远征，我军只要拖上一年半载，他们必然垮掉。如果我们忽而言战，忽而罢兵，那么将帅无所适从，士兵人心涣散。到那时，别说只有法国图谋我大清，恐怕东西洋各国都对我大清心怀不轨啊（恐东西洋各国皆将生心矣）。因此，我军必须‘乘已战之局，借刘团（刘永福）之助，就陆战之便’，与法军决一死战，将其赶出越南，永固疆土！”

在第三道《越事关系大局，请断自宸衷片》中，他强烈表达了对朝廷游离软弱、恭亲王和李鸿章力保和局、慈禧不肯用兵的不满：“恭亲王如此妥协，其他朝臣和疆臣就可想而知，如果事事顾虑，势必陷入处处受制的不利局面。法军狼虎无厌，我军若一再妥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请求皇太后整军决战，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必将取得抗法援越的伟大胜利！”

张之洞的这三道奏折，既是声讨侵略者的檄文，也是召唤清王朝抗法援越的号角！特别是他的主战言论，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响应，清流党人邓承修当即联络了20多位京官联名上疏指责恭亲王和李鸿章的妥协求和之策，并奏请朝廷依张之洞所奏，积极御战。

随后，40多位御史也联合起来参劾李鸿章。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和驻英公使曾纪泽也纷纷奏请主战。年过七旬的老将左宗棠恳切地指出：“法军劳师远征，必难持久，我沿海各省长期办理海防，已有准备，江浙的海防则声势更强。因此，我们不必惧怕法军。再说，还有我这个老骨头在呢。我年纪虽然大了，可我有统兵出征的经验，况且我的部将都骁勇善战，关键时刻，我能亲临战场，指挥作战！”

转和为战

张之洞的主战言论，满朝文武的强烈响应和左宗棠的铁骨铮铮，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攻势，直接攻破了当权者慈禧以及妥协求和派恭亲王和李鸿章的心理防线。特别是慈禧，在看过张之洞的那几道奏折后，她的底气足了，骨头硬了，脊梁直了。

挺直了腰杆后，她喃喃自语：“张之洞，你这是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啊？我一个女人家，哪有心思管打仗啊？不过，你是对的，你说服了我，这仗非打不可！不打，大清的江山就不会稳固，大清的江山一旦不稳，那我慈禧也就跟着玩完了。”

那就打吧，不打又能怎么办呢？于是，

慈禧作出了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决定：转和为战，抗法援越！

朝廷的阴谋

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就在慈禧决定转和为战时，法军向越南北圻发起猛烈的进攻，驻守在越南山西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和驻守在越南北宁的云南巡抚唐炯不战而退，山西和北宁两镇失守。

但黑旗军的表现可圈可点。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也就是在法军攻占山西和北宁之前，法军占领了越北南定省，企图进犯广西，刘永福率领他的黑旗军，在河内城西纸桥一带大败法军，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以下数百人，从而破灭了法军进犯广西的企图。这一仗影响深远，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令法军闻风丧胆，刘永福也被越南政府授予三宣提督。

抗法英雄刘永福理应得到越南当局和清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可令人寒心的是，越南当局对刘永福心存猜疑，因为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是一支寄居他们地盘上的异国军队，他们重用刘永福，只是想借助刘永福的武装力量抗击法军而已。

比及越南当局，清政府对待刘永福的态度更加冷漠无情，就因为刘永福起兵造过反。清政府一直把刘永福当作土匪，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

刘永福在越南取得抗法胜利后，张之洞等人奏请朝廷招安刘永福，对他委以实职，并派兵赴越同他联合作战。朝廷没有同意招安刘永福，也没有派兵与他会合，只是资助了他500杆洋枪。

这些洋枪都是李鸿章资助广东的烂枪，子弹都打不着火（弹药多不着火）。通过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清政府和李鸿章的险恶用心：借法军之手除掉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或者让他们自生自灭！

清政府在资助刘永福烂枪的同时，也派去了一个联络他的人——吏部主事唐景崧(1841—1903年，广西灌阳人）。唐景崧是自请入越的，到达越南后，他建议越南当局重用刘永福，并跟随刘永福行军作战，为其出谋划策，筹备粮饷军械，从而使刘永富在河内城西纸桥一战中大获全胜。

当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持清政府和李鸿章资助的烂枪同法军浴血奋战时，徐延旭和唐炯这两位朝廷大员，却坐山观虎斗。很显然，他们是领受了清政府的某种指令，而没过多久，他们就败了，一败涂地。

越南沦陷，李鸿章跳坑

徐延旭和唐炯失败后，李鸿章奏请朝廷委任他的旧部——云贵总督岑毓英（1829—1889年，广西西林人）赴越督战。

岑毓英抵达战场后，认为清军大势已去，未经朝廷批准，他就擅自撤兵。在法军的步步进逼下，赴越作战的清军几乎全部撤回境内，越南即将全线沦陷！与此同时，法军还分兵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其目的是制造战争的高压态势，迫使清政府从越南撤兵。

清政府害怕了，截至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在越南的清军几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法军逼退清军还不罢休，竟然差使和清政府谈判，以签订不平等条约。

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二日，法国代表福禄诺抵达天津，与李鸿章谈判通商、撤兵等问题。四月十七日，双方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该条款主要内容为：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从越撤兵，将兵调回界内。

李鸿章以为法国人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条款，就能换回中国边境暂时的安宁，殊不知他掉进了法国人设置的一个陷阱，这是后话。

军机处大换班

法军都打到家门口了，李鸿章还签不平等条约，主管军政大权的恭亲王也是一心妥协求和，这令朝野上下气愤不已。

这时，南清流党主将、翰林院侍讲盛昱站出来了，他非常不满地质问朝廷和慈禧：“越南两镇失守，徐、唐二人当然罪不可赦，可身为朝廷枢臣的军机大臣们是不是也要追究责任啊？”于是，他又上疏参劾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失职，要求朝廷追究其责任。

盛昱对恭亲王的参劾倒是符合慈禧的心意，她看清了形势：恭亲王等人妥协求和、消极怠战，是导致越南两镇失守、法军得寸进尺的重要原因。

目前，朝野上下抗战的声音震耳欲聋，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我要是一再坚持妥协求和的话，肯定无法向臣民们交代。那么，我只能顺应臣心民意抗战了。但要抗战，必须要罢免把持军政大权的恭亲王等人，而且要在抗战之前罢免他们，否则就无法抗战！

慈禧早就想罢免恭亲王了，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和借口。现在，时机到了，借口也有了，那就是他一心妥协求和，最终导致越南失守，清军屡屡败退，法军步步进逼，甚至追打到了国门，这实在有损国威！

就这样，慈禧使出了一个狠招：罢免恭亲王的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削去了他的一切军政大权。慈禧罢免了恭亲王还不过瘾，还把恭亲王领导下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班子成员全部撤换！

这些人是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

接替总理衙门大臣的是庆郡王奕劻（1838—1917年，满洲镶蓝旗人），奕劻是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自幼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后历封贝子、贝勒。他一直巴结、讨好慈禧，慈禧便令他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可他却是庸碌之辈。

撤了旧的班子后，慈禧又组建了新的军机处班子，领班大臣是礼亲王世铎，成员有吏部尚书张之万、户部尚书阎敬铭和额勒和布、工部侍郎孙毓汶、刑部侍郎许庚身。此事件史称“甲申易枢”（农历甲申年）。

在新的军机处班子中，礼亲王世铎（1843—1914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礼王代善的第九代孙，他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只会谦虚礼让，迎奉上司，就连见了慈禧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也礼让三先。

张之万和阎敬铭就不必介绍了，做官能做到这个位置，他们绝对是功德圆满。

额勒和布（?—1900年，觉尔察氏，满洲镶蓝旗人）和阎敬铭同为户部尚书，而额勒和布是满人，因此他又被称做满尚书。在清朝，京官一般都设一满一汉，名义上是体现满汉平等，实际上则是相互制约，这是皇权之术。

工部侍郎孙毓汶（1833—1899年，山东济州人）也是一个善于迎奉讨好之人，他和大太监李莲英义结金兰，深受慈禧信任。宫里只要有一点儿风吹草动，他都能通过李莲英详尽掌握，从而见风使舵，见异思迁。

许庚身（1825—1893年，浙江杭州人）因为办事干练也深受慈禧赏识，但他这个人却不像礼亲王世铎和孙毓汶那样逢迎上司，讨好权贵。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他坚持认为“驭夷无上策，可主战，不可迁就”，在这方面，他的主张和张之洞相当一致。

从表面上看，新的军机处班子，并非都是一路人，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一个问题：这些人都和醇亲王奕譞有关。

首先，礼亲王世铎是醇亲王举荐的人，这个礼亲王，他平时不仅逢迎讨好慈禧和李莲英，对醇亲王也是恭敬有加。醇亲王非常信任他，醇亲王举荐他出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其实是安排他代替自己执掌军政大权。醇亲王一向谦卑低调，慈禧再三希望他出山接替恭亲王，但他就是不愿抛头露面，就是不想从正面上和恭亲王争权夺利。

难道说，他连一点儿的权力欲望和野心都没有吗？非也！在权欲和野心方面，他比一般的皇子都强。只是，儿子当了皇帝，他不能有非分之想，他只好把一切都深埋在心底，且不得显露一丝痕迹。

皇帝之位不可图，那么军机处领班大臣倒是可以考虑的，但醇亲王还是很是明智，于是就给自己找了一个替身。作为替身，礼亲王世铎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是他向来迎奉醇亲王，两人私交深厚。二是他没有思想，没有脾气，一切唯醇亲王马首是瞻。

礼亲王世铎作为醇亲王的替身，不仅是暗地里的事，还被慈禧明令规定：“要紧事件会同奕譞商办。”那意思是说，凡涉及军国大事，都要向醇亲王请示汇报。很显然，醇亲王是新军机处班子的幕后老板。

除了礼亲王世铎外，张之万和醇亲王长期以来亦师亦友，关系非同一般。张之万在两年前就复出担任兵部尚书，就是受了醇亲王的邀请和举荐。醇亲王邀请他复出，就是为了组建新的军机处班子。也就是说，早在两年前，醇亲王就开始和慈禧谋划新的军机处班子了。这也回答了张之万两年前为何复出的问题。

两袖清风的阎敬铭，也是一个力主抗战的朝廷重臣。他和力主抗战的醇亲王政见一致，他正受慈禧器重，于是自然入参军机。他的同事额勒和布则是一个沉默寡言、廉洁自律的老实官员，慈禧对他很放心，醇亲王对他也很满意。

工部侍郎孙毓汶曾是醇亲王的幕僚，而许庚身既和醇亲王政见一致，也是醇亲王府上的常客，因此这两个人都是醇亲王的人。

介绍到这里，我们搞清了两个问题：新的军机处班子其实是在醇亲王领导下的班子；新的军机处班子成员和醇亲王政见一致，都力主抗战。

张之洞出山

慈禧需要这样的班子，她已经决定抗战了。于是，她便依张之洞所奏，调素有威望和作战经验的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执掌帅印，督办军务。这是慈禧对李鸿章的重用，李鸿章却大声叫苦：“我李大人今年都60岁了，还让我去边关抗敌，是不是有点儿大才小用啊？朝廷做事如此轻率，简直太让我寒心了，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啊……”

李鸿章叫苦是真的，他不想离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以及他经营十几年的老窝更是真的。既然年过花甲的李鸿章都倚老卖老，不肯执掌帅印，那么朝廷也不好意思委派年逾古稀的左宗棠老先生出马了。

但几个月后，朝廷将左宗棠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召进京城，充军机大臣，接替他的是曾国荃。不久，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港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左宗棠又奉命督办福建军务。

在满朝文武中，除了左宗棠和李鸿章素有威望和作战经验外，还有谁能出山执掌帅印呢？更何况，这个执掌帅印的人，他面对的敌人，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军，也不是什么大清国内部叛军，而是称雄世界、军事实力远胜于大清军队无数倍的法军！

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敢来接印，因为接印就意味着必败和惨败。也许，李鸿章正是担心必败和惨败，才狡猾地推掉了帅印。

不过，这没关系。危急时刻，时而糊涂，时而精明的慈禧，却看好了一个人：张之洞！因为在所有的朝臣和疆臣中，张之洞力主抗战的声调最高，为朝廷出谋划策最多，而且他精明强干，清正无私，年富力强，堪当大任！

张之洞，就是你！抗法援越的统帅非你莫属，谁让你说服我力主抗战呢？谁让你的主意那么多呢？于是，慈禧下旨令张之洞进京谒见。

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别了，山西

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初八日，张之洞离开了他执政两年多的山西，入京陛见。他以为慈禧召他进京，只是询问晋北七厅改制的事，谁知他一去不返。

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因为山西有很多事情正在干，很多事情需要干。他这一走，很多正在干的事情就半途而废，很多需要干的事情就干不了。甚至，在他走后，山西很多经他治理过的弊政又积重难返，比如苛捐杂税，比如种植鸦片，比如财政混乱……

重陷苦难的山西百姓，无不怀念张之洞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和他的离去一样一去不返，但他铁腕强权治理山西的壮举和成就却流芳百年。

别了，山西。离开你，也许是我的错，但我别无选择。

未来，你的命运如何，我只能密切关注，一切好自为之……

再见慈禧

由于过度劳累，在进京的路上，张之洞偶感风寒，不能进食，直到四月二十三日，他才抵达北京。两天之后，他进宫陛见慈禧。

两年未见，张之洞竟然发须半白，风味犹存的慈禧暗自一惊：天啊，他才47岁，怎么老成了这样？难道是这两年累的？嗯，应该是这样！

一番问候后，慈禧直入话题：“关于抗法援越的奏折你写得超好，我召你进京，就是想当面询问你对这件事的具体想法。”

张之洞顿时松了一口气，但他很悲愤地说：“李鸿章都已经同法军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了，这仗还怎么打？不过，法国人提出的不平等条件，我们绝对不能答应，侵占越南的法军，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回去，一定要抗战！”

慈禧轻言慢语，且不阴不阳地说：“你说得对，现在朝野上下的抗战声喊得震天响，特别是你的哥们儿张佩纶、陈宝琛和吴大澂，如果我不主战，他们指定跟我过不去。我现在很重视他们的意见，这不，我把他们安排到抗战前线的重要位置上去了，我这也是人尽其才嘛！”

张之洞听后，首先是为张佩纶等哥们儿的升迁感到高兴，但他从慈禧的话中明显听到了一个信息：你们清流这帮人很讨厌，在对外的立场上，总是打打打，战战战，既然你们把战声喊得震天响，那就由你们去战好了，不战死你们才怪！

就在这一瞬间，张之洞突然感到眼前的这个女人是那么的阴森可怕。她平时讨厌清流党，特别是讨厌屡屡上疏冒犯她的张佩纶、陈宝琛，难道是要他们去送死？还是别人从中设计陷害？因为张、陈、吴这三人都是书生，派他们去前线打仗很不靠谱。

兄弟们，糟了！

慈禧究竟给张、陈、吴安排了什么职务呢？原来，就在张之洞频频奏请朝廷对法军开战时，张、陈、吴三人也是玩命地上疏，他们抗战的言论更加激奋，抗战态度更加强硬。张之洞到山西担任巡抚这几年，他们那种愤青的劲头却是有增无减。

张、陈、吴的态度和言论势必令慈禧厌恶，也势必中伤妥协求和的恭亲王和李鸿章。

在朝臣势力此消彼长的时候，慈禧一向使用制衡术。为了平息主战派激烈的情绪，她派时任翰林侍讲的张佩纶去福州会办海防，授其三品官衔，但福州此前没有专办海防的疆臣，张佩纶实际上是去主持海防。

吴大澂和陈宝琛分别被派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手下会办防务。张之洞深知，吴大澂这些年可没少参劾李鸿章，把他派到李鸿章手下做事，岂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整，何况李鸿章位高权重，满腹权谋，整死他如同捏死一只蚂蚁。陈宝琛虽然和曾国荃没有太大的过节，但曾国荃这个人的脾气又臭又硬，他还不得吃了陈宝琛？

张之洞真为这哥儿仨的前程担忧。他隐隐觉得，让这哥儿仨会办军务，既可能是慈禧的制衡术，也可能是李鸿章等人给慈禧出的馊主意。如果是后者，那这哥儿仨的下场可就惨了。

兄弟们，你们糟了！

明智的作秀

当着慈禧的面，张之洞不好表现出什么，便侃侃而谈抗法援越的事情。听了张之洞精辟而独到的谈论后，慈禧对抗法援越一事充满了信心。最后，她面带笑容地对张之洞说：“我召你回京问计战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要委你重任，我要让你署理两广总督、执掌帅印，抗法援越！”

张之洞一愣，慈禧的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回过神来后，他赶忙感恩和推辞：“谢太后恩典，臣才疏资浅，哪儿能胜任两广总督这一要职啊？再说臣也没有什么行军打仗的经验，哪儿能执掌帅印啊？太后您还是另选贤能吧，山西那边需要我，我想在山西多干几年，山西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

“行啦，你就别推辞啦，山西那边的事情就交给新任巡抚去干吧，你很能干我知道，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眼下，朝廷当务之急就是上下一心，抗法援越，但在所有朝臣和疆臣中，没有领兵挂帅的合适人选。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你最合适，你可要替我分忧啊，谁叫你是我钦点的探花呢？谁叫你的想法和主张深合我意呢？再说醇亲王、张之万和阎敬铭他们都推荐你，我不用你也不行啊！”

慈禧这么说，张之洞似乎没有推辞理由，但他还是觉得这事太过于突然，两广总督，抗法援越的统帅，这可不是一般的职务啊，张之洞真有些招架不住，于是还想推辞，可慈禧摆摆手说：“就这么地吧，啥也别说了。你病了，先回你大儿子家去休养一阵子吧。”

张之洞回家的第四天，朝廷就在官报上发布了皇帝令：著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署理即代理的意思，与护理巡抚的护理同意。无论怎样，这两者的意思都是下一级官员升官的意思。

这几天，张之洞还是没有从慈禧的突然任命中回过神来，他觉得两广总督的位置太重要了。因为总督是正二品地方官，也是职位最高的地方官，权力要大于巡抚。总督管辖好几个省份，侧重于军事；巡抚只管一省，侧重于民政。尽管总督和巡抚都直接听命于皇帝，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在实际上，巡抚却受制于总督。

当时清朝划分23个省，八大总督，分别为管辖河北、北京、天津三地的直隶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管辖福建、浙江两省的闽浙总督，管辖湖北、湖南两省的湖广总督，管辖广东、广西两省的两广总督，管辖四川的四川总督，管辖陕西、甘肃两省的陕甘总督和管辖云南、贵州两省的云贵总督。

在这八大总督中，直隶总督管辖京师要地，位置重要，位列总督之首；两江总督的辖区地广物丰，位列其次；陕甘、云贵地区因为贫困落后，在总督中位列末等，很多官员都不愿去那里受苦，比如前面提到的曾国荃。

此外，闽浙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的条件和地位都不相上下。但最近两年来，越南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战事频发，因此两广成了战略要地，那么两广总督其地位明显要比另外三位总督重要。因此，现在的两广总督，其身价在增长，其位置耀眼夺目，炙手可热。谁要是出任两广总督，谁就是抗法援越的三军统帅，谁就是大清帝国的擎天一柱。

对此，张之洞很不明白：两广总督的位置那么重要，朝廷有那么多元老重臣，为什么朝廷弃他们不用，却重用我这个资历浅显的晚辈后生，难道就因为我那几道超好的奏折吗？

还有，我这两三年升职是不是太快了？两三年前，我还是一个五品以下的京官，就因为干了几件上书言事的壮举，我在一夜之间连升四级，继而又成为封疆大吏。这种任官历程，在别人看来似乎是投机取巧。但我问心无愧，我很想在山西干一些大事，想在那里多干几年，可转眼之间，朝廷又升任我为两广总督，这实在是太突然了。

张之洞心里充满了忧虑，他有自己的想法：升官需要稳步，做官需要稳健，而不是坐火箭。人们常说，官升得越快越高，就摔得越狠越惨，我的资历还很浅显，要是这么快升任总督，就一定会像人们说的那样摔跟头。因此，在坐火箭之前，我得放低姿态，谦逊请辞，以退为进。就算是作秀吧，这也是明智的作秀。

思来想去，张之洞觉得两广总督这个任命还是不要接受的好，加上他这段时间身体确实有病，于是他进宫以身体有病和资历浅显为由当面向慈禧请辞！

张之洞请辞的理由很充分，请辞的举动也很明智，但慈禧的态度很坚决：“我不同意你的请辞，我权衡再三，还是觉得你是两广总督的不二人选，该说的我都说过了，你上任去吧。前线有你，我放心；后方有我，你也放心。”

慈禧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张之洞要是坚持请辞的话，那他就太不识抬举了。他当即感动得泪流满面，信誓旦旦。

五月十八日，请辞告别慈禧后，张之洞就离开北京，从天津航海赴任，于闰五月十六日抵达广州。仅仅休整了四天，他就和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1824—1884年，安徽合肥人）办理了交接手续。从此，他就以两广总督的身份，督办军务，抗法援越！

二、调和主将，齐心抗战

世界阴云

比及山西，两广倒不是一个烂摊子，但像一座压在心头上的大山。因为它沉重、它恐怖。沉重的是担子，恐怖的是战争。

两广的担子确实沉重，对法作战确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撇开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和装备水平悬殊太大、断无胜算的因素外，站在法军背后的西方列强，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更是阴森可怕。

英国首先控制了中国海关和进出口贸易，他们担心中国一旦胜利，就会动摇他们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地位，于是一边要求清政府向法国妥协，一边勾结法国，让其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然后划江而治。

德国坚称法军入侵越南是正义之举，并希望中法之战无限期延长，这样就有利于巩固他们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日本在光绪十三年侵占了台湾后，又策应法军作战。当法军大举进兵越南时，日本也大举进军中国的另一藩属国朝鲜。这两个国家的意图明显，那就是先占领中国的藩属国，然后再步步紧逼，瓜分中国！

美国和沙俄虽然没有直接支持法国对华作战，但这两个在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国家，却频频散发动摇清朝统治者抗战决心和前线将士军心的不利言论，其杀伤力不可估量。

国际环境如此严峻而紧张，可想清军就更无胜算了。

拼死一战

张之洞的忧虑还不止于此，他隐隐觉得：慈禧主战的态度虽已然明朗，并重新组建了力主抗战的军机处班子，但朝中妥协求和派势力，如恭亲王的旧部和李鸿章的淮系势力并未稍减，他们的根基和范围很深很广，万一他们联合起来，力主妥协求和的话，那同样会动摇统治者的抗战决心和前方将士的军心。

而且，慈禧是一个女人，她很善变，她要是听信妥协求和派的谗言，动摇抗战决心的话，那前线的仗还怎么打？这样的话，国家就会被列强瓜分，继而沦陷和灭亡！

想到这里，张之洞不寒而栗。但他觉得肩负的担子更加沉重了，重若泰山。

那一刻，他暗暗告诉自己：朝廷就是再软弱，中国就是再衰落，我也要统领三军将士，打好这场正义而惨烈的反侵略战争！就是一败涂地，就是被人骂八辈祖宗，我也要统领并激励三军，拼死一战！不为别的，只为重振那个被西方列强消灭殆尽的民族精神和气节，还有慈禧姐姐的重托与信任。

将帅离心

除了国内外环境非常不利于清军抗战外，还有一件事令张之洞非常棘手：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因督办军务不力被朝廷撤职，但朝廷并没有将他调走，而是令他继续在广州帮办军务。

然而，张树声是张之洞的老前辈，朝廷让他拱手把总督的位置让给晚辈张之洞，他很不服气，他不太配合张之洞。况且，张之洞在当京官时，还一直参劾他的老领导李鸿章。

张树声被撤职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督战的徐延旭、唐炯在越南战败。

徐延旭、唐炯是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人举荐的。按理说，被举荐人犯事了，举荐人应该负连带责任，何况徐、唐二人还是张之洞的亲戚。可张之洞非但没有受罚，反而升了职，张树声对此愤愤不平：就因为张之洞举荐了他的两个败家亲戚，我就被整下去了，他却被整上来了，而且还让他接我的班，这叫啥事啊？

比及张之洞的升职，张树声认为自己比窦娥还冤！愤恨之余，张树声指使他的儿子张华奎，联合翰林院侍讲盛昱参劾清流党保举徐延旭、唐炯失职，要求朝廷追究举荐人责任。奏疏虽未提张之洞的名，却明显地针对张之洞。

但这份疏奏并未掀起波澜，因为慈禧要重用张之洞，她不会把张之洞怎么样，道理就这么简单。而对于李鸿藻，慈禧则罢免了他的军机大臣职位；对于张佩纶和陈宝琛，慈禧给的处分，则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这是后话。

主将不和

张树声除了憎恨张之洞外，还和正在广东筹办防务的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也有着很深的过结。彭玉麟是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也是湘军元老统帅，他创建了湘军水师，长期驻防长江。

张树声督办军务不力，朝廷便派彭玉麟率领四个营的湘军水师奔赴广东办理防务。但对于这位湘军元老的到来，张树声则充满了敌意。因为他是李鸿章领导下的淮军将领，而彭玉麟则是湘军元老，两个派系，自然有门户之见，相互敌对也是由来已久的事实。

张树声担心位高权重的彭玉麟驻防广东，会取代他的位置，于是他又指使儿子张华奎联合盛昱上疏参劾彭玉麟“抗诏鸣高”。

彭玉麟抗诏这事一点也不假，在被参劾之前，他共有三次“抗诏鸣高”的经历。

第一次发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剿除捻军不力致定远失守，结果被曾国藩参劾革职。翁同书被革职后，朝廷便令时任安徽布政使的彭玉麟升任巡抚，可他三次上疏力辞，并说：“我是当兵出身的，一介武夫，不无学术，带兵打仗可以，至于当官执法管钱，我却是个白痴，难以担此重任！”朝廷批准了他的请辞，并称他“真实不欺”，但他这样抗诏却令朝廷十分被动，朝廷只好来回调动其他官员。

第二次发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当时张之洞给慈禧上了一道朝廷大员任免的奏折，在此之前，彭玉麟就已上疏参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耽于逸乐”和“纵容家丁”，朝廷召刘坤一进京之后，就令他署理两江总督，可他硬是不受诏令，坚决请辞。不得已，朝廷只好派左宗棠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的这次抗诏，也让朝廷很被动。

第三次发生于光绪九年（1883年），朝廷令彭玉麟出任兵部尚书，可他还是上疏力辞，这次却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

面对这三次升职的机会，彭玉麟都抗诏力辞，这在别人看来，很傻、很二、很狂妄，但这却是彭玉麟的韬光养晦和明哲保身之术。

作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和湘军元老级统帅，他深谙为官之道：在动**不安的非常年代，任何高官厚禄，也比不了手握一支重兵。更何况，那是一支自己亲手创建的军队。如果离开了统帅的位置，那就等于失去了这支军队，而这支军队也就因此溃散。只有牢牢地掌握住这支军队，自己的地位才不会被撼动！

这才是彭玉麟三次抗诏的真正原因，可张树声不懂。张树声认为彭玉麟三次抗诏就是狂妄自大、自命清高、目无皇权的表现，于是指使儿子张华奎联合盛昱参劾彭玉麟。

盛昱(?—1899年，满洲镶白旗人，）是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也是南清流党领导人翁同龢麾下的主力战将。长期以来，他上书言事，参劾权贵的劲头甚至要比北清流党的张佩纶、陈宝琛等人还要猛。盛昱就是一个清流猛人。他是皇亲国戚，他不怕得罪人，他连长期主宰朝廷军政大权的恭亲王都敢参劾，别说是低调、谦逊的彭玉麟了。

张树声以为在猛人盛昱的参劾下，彭玉麟即使不倒，最起码也来不了广东。只要他来不了广东，那么就没人跟他抢总督的位置了。出乎他意料的是，盛昱并未参倒彭玉麟，朝廷倒是在官报上发表了盛昱的奏折，也催促彭玉麟进京赴任，可彭玉麟是个老油条，他对付这种事情最有经验，结果他还是抗诏，而朝廷也没把他怎么着。

张树声自然很来气，更让他来气的是，就在越南《顺化条约》签订不久，就在他督办广东军务不力时，朝廷竟然把彭玉麟派来了。朝廷知道彭玉麟和张树声素不和睦，为避免双方矛盾激化，朝廷只命令彭玉麟率领四个营的湘军驻守琼州（今海南岛）。

朝廷的这种安排，对于彭玉麟来说很不公，彭玉麟也很憋屈：娘的，老子打一辈子仗了，虽说我这人挺谦虚吧，可朝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但彭玉麟的全局思想和大局意识远在张树声之上，他选择忍辱负重。而忍辱负重不是什么好事，早晚会引发矛盾。主帅不和，这是兵之大忌，后果肯定严重。

调和矛盾

张之洞考虑到了这件事情的后果，升任两广总督后，他就将张树声对自己的恨抛之身后，而力主调和彭、张矛盾。但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令他很难办。那就是张树声被撤职还有一个原因：有人参劾他“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名不副实，难胜重任……”

同时被参劾的还有张树声下属的几个知府和参将，朝廷接到奏疏后，特意命令张之洞和彭玉麟联合查案，然后将实情奏报朝廷。

参劾张树声和他几个下属的不法之事有13条，几乎条条属实。以张之洞的办事风格，他会雷厉风行地将所有的案件查清，然后将张树声等人一一参倒，而查案和参劾不法之臣也是他职责所在，可他想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张树声是淮系主将，也是李鸿章的心腹，他虽然被撤职，可他的根基很深，势力范围很广，两广很多各级官员和将领都是他的门生故吏，如果据实查案，把他参倒，那么就和这帮人结了怨。这样一来，将来的工作就无法开展，抗法援越也成了一句空谈。

但如果不查不参，那既是包庇犯罪，也是欺上瞒下，渎职失察，朝廷要是追查下来，他的下场一定很惨。到底是查是参，还是不查不参呢？张之洞真的很难办，但他深知一个道理：

中法大战在即，朝廷正是用人之时，没有什么比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更重要。张树声和他的下属们虽有不法之事，可眼下不宜查办，如果引起内乱，既不利于官员和将士团结，也不利于抗战。再说张树声是淮军主将，抗战离不开他，也少不得他。也就是说，此时查办张树声，会因小失大。不查办他，令其戴罪立功，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而抗战是目前压倒一切事务的大事，必须顾全大局，必须从抗战实际需要出发。

于是，张之洞艰难地作出了一个决定：对张树声大加辩护，对朝廷弄虚作假，只要张树声戴罪立功，以功抵过，即使朝廷追究下来，他也好交代。

但彭玉麟与张树声素不和睦，矛盾重重，他能坐视张之洞为张树声辩护吗？

张之洞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决定先调和彭、张的矛盾，再做通彭玉麟的思想工作，让他和自己一起为张树声辩护，最终达到两人和解、三人团结，齐心抗战的目的。为此，他特意给彭玉麟写了一封信，他的这封信有这样几层意思：

“您和我的恩师胡林翼齐名，我敬重您如同敬重我的恩师一样。您功德圆满，却高风亮节，屡辞高官不就而隐居江湖，国家一旦有难，您就挺身而出，亲自驻防前线，且丝毫不计较职权大小和利益回报，实在值得称颂。”

“您驻防南疆，南疆就多了一道可以依靠的万里长城，因为您有这个实力。我署理两广，就是想让南疆固若金汤，在这方面还得多多仰仗您。同时，我还希望您能对我言传身教，面授机宜，帮助我在两广执政抗战。改天，我亲自上门拜访您！”

“您和张树声之间的矛盾宜解不宜结，大战在即须一致对外，团结就是力量，相信以您的宽容和大度，肯定会不计前嫌跟张树声握手言和，我相信并期待着……”

张之洞的这封信，深深地感动了彭玉麟，彭玉麟心里美滋滋的。虽然他没和张之洞共过事，但张之洞是湘军统帅、中兴名臣胡林翼的门生。仅凭这个，彭玉麟对张之洞就有好感，况且他们政见一致，因此彭玉麟肯定会给张之洞这个面子。随后，张之洞又动员他一起为张树声辩护。彭玉麟到底是湘军统帅和朝廷元老，他深明大义，也很有觉悟，于是马上同意。

在这件事上，搞定了彭玉麟就等于搞定了一切。

回过头来，张之洞就找到张树声，把别人参劾他及他下属的那些奏折转给他看。“老兄，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张树声看后，心里咯噔一下：唉呀妈呀，完了，我彻底完了。

随即，他两腿发软，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

张之洞看了看他的惨样，忍俊不禁，却故作深沉地说：“别人参劾你的事，你要据实交代，我们也会认真查办！”

张树声头顶开始冒汗了。张之洞却话锋一转：“但如果你真有问题，我们也会要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关于这事，我和老彭商量好了，你就放下包袱，全力抗战吧。只要我们三人团结一致，取得抗法援越的胜利，你的那点破事儿也就不算是什么事儿了。”

张树声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即声泪俱下：“你和老彭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过去我憎恨你，还跟老彭闹矛盾，现在想想实在不该，请你们原谅。你们真要是替我辩护，让我将功折罪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张之洞哈哈一笑：“感谢的话就别说了，在战场上好好表现就是了。我们三人团结起来是最好不过了。团结起来，你好，我好，老彭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

就这样，张之洞以超越常人的大度和智慧，既搞定了湘军统帅彭玉麟，也摆平了淮军主将张树声，还调和了彭、张二人不可调和的矛盾，实在是高。

随后，在对张树声例行调查中，张之洞发现他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对越南的求援置之不理、拒绝援助兄弟省抗法援越、打压排挤彭玉麟、指使儿子干扰国事，等等。

这些问题如果搁在平时，张树声肯定会被参倒，张之洞也会参他，但现在是关键时期，张之洞认为这些事可大可小，于是和彭玉麟商定：一律为张树声辩护，逐条驳回参奏。

在回复朝廷的奏折中，他们还替张树声美言：该督府“素行谦谨，久历封疆，刻意自爱，在各地为官皆孜孜不倦”，乃当官楷模。至于其被参劾的原因，那都是同僚们的“妄生猜忌”。

这道奏折等于说是为张树声作了无罪辩护，既笼络了张树声和他的门生故吏，也堵住了那些参劾张树声的人之嘴，并打消了朝廷的疑虑。张树声感激得泪流满面，他发誓用坚定有力的抗战，来回报张之洞和彭玉麟的大恩大德。

齐心备防

三人团结一心后，张之洞就深入考察广东陆海防备情况，然后与彭玉麟、张树声和广东巡抚倪文蔚(1823—1890年，安徽望江人)反复商议，制定出“省防、琼防、廉防和潮防”四大防务要塞。

加强防务工事，肯定要耗费巨额银两，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时，广东藩库省级银库仅存银50万两。而这50万两银还是张树声为了筹备边防从香港汇丰银行借来的。张树声一共向香港汇丰银行借了200万两银，目前就剩下这50万两了。

张之洞估算了一下，这50万两银，充其量只能够广东境内军队3个月的军粮之需。没有银两，广东的防务工作就无法进行，可朝廷也不给拨款，张之洞只好自己想办法。

办法只有一个：借！他立即向香港汇丰银行借了200万两银，专门用于筹办广东防务。后来，为了支援云南、广西、福建及台湾等地军的抗法援越，他又向香港银行或港商借款500万两银。加上张树声借的那200万两，广东一共用于抗法援越的银两就高达900万两！

银子借来了，防务才能顺利进行。

在四大防务要塞中，廉防（广东廉州的防务）、潮防（广东潮州的防务）和琼防（海南防务）地处战争最前沿，张之洞命令当地总兵和道员招募士兵，储备粮食弹药，全力防守。

省防（广州防务）最为关键，当时法国军舰屡犯中国领海，这对处于战争最前沿的广州，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广州原有的城防布局很薄弱，必须巩固、增设炮台和炮位，否则难以满足战争。因广州防务困难重重，张之洞便将省防又分为前、中、西南三路，分别由彭玉麟、张树声和自己督办，具体防务则交给各提督、总兵、参将、副将等武官负责。

张之洞这样安排，既对彭、张二人不偏不倚，也把他们抬高到与自己等同的位置，从而进一步融洽了三人的关系，有利于协同作战。彭、张二人备受尊重，深受感动，他们纷纷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张之洞为抗战总指挥领导周围，坚定不移地打一场抗法援越的防御战。

遗憾的是，张树声不久病死于广州。那时，张之洞回复朝廷的奏折刚刚发出不久，朝廷还未对张树声作出最终的处理。张树声的家人和部属担心张树声会死得不清不白，于是一直紧盯着张之洞。

张之洞也觉得如果处理不好张树声的身后事，必然会引起内乱，于是他又上奏朝廷：“在封疆大吏中，像张树声这种文武兼备，通达中外的人并不多，请求朝廷加重抚恤。”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并为张树声立祠撰史，从而安定了人心。

三、援闽援台，顾全大局

朝廷上当

张之洞在广东规划的防务是积极有效的，因为法军一直企图进攻广东，而广东防事坚固，他们一直未能得逞。但广东的邻省——福建和台湾可就遭殃了。

原来，法军并没有因为同清政府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而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恰恰相反，他们正是通过和李鸿章谈判来迷惑清政府。清政府和李鸿章以为他们会偃旗息鼓，暂时停战，可他们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调兵遣将，卷土重来，打清政府一个措手不及。

清政府和李鸿章果然上当。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初一，法国陆军上校度日业率900余法军到清军驻地——越南北黎的观音桥接防，但清军守兵并未接到上级撤防的通知，于是有礼有节地拒绝了法军，并请求度日业将这一信息转达给法国政府。然而，法军凶恶无比，他们不由分说就冲清军开炮，清军奋勇还击，结果打死法军22人，打伤68人。

清军竟然打死打伤法军，这还了得！法军恼羞成怒，他们一边对清政府进行大肆讹诈，提出两亿五千万法郎（折银三千八百万两）天价索赔，一边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

大忽悠李鸿章

闰五月二十三日，法国远东军总司令孤拔率法国舰队，以“游历”为名，驶入福州马尾港，再次侵扰中国领海。然而，主持福州海防的张佩纶却对此毫无防备，他到底是个书生。

张佩纶消极备战，其实是受了李鸿章的蛊惑。

原来，在离京赴任途经天津时，他特意跑到李鸿章府上，请教福州海防。尽管两人之间素有矛盾，但李鸿章手握兵权，素有作战经验，而且在军中享有崇高威望，请教他理所当然。但李鸿章对张佩纶很上火，这次张佩纶去福州主持海防，八成就是他出的馊主意。如今，张佩纶竟然跑到他府上来寻经问宝，这真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

李鸿章只是在心里嘲笑张佩纶，但见张佩纶如此书生气和二杆子，他倒是有一丝担忧：这家伙那么二，到了福州后，还不得和法军打翻天？可福州水师根本无法和法国军舰匹敌，福州一旦失事，那么我经营了多年的北洋水师也会受到牵连啊。

想到这里，他决定再玩一把张佩纶，忽悠他改变对战争的态度，于是笑里藏刀地说：“张大人力主抗战的态度值得肯定，为国操劳的精神也值得嘉奖，既然你如此热心海防，那我就带你到海上遛一圈吧，呵呵。”

“好哇，好哇，我早就想乘坐我们自己的轮船，驰骋我们自己的领海了，真是求之不得！”

那几天，李鸿章放下身段，陪同张佩纶巡视了旅顺、登州、烟台等各处海防要塞。因为混得很熟了，李鸿章便把自己的想法向张佩纶和盘托出。

“张大人，你也领略了我们自己的军舰和海防要塞了，虽然看上去无懈可击，但和洋人的那些玩意儿比起来，还差十万八千里呢。洋人要是一开炮，我们在瞬间就会玩儿完啊，我们经营了多年的水师就会毁于一旦，这也是我力主妥协求和的最大原因。

“张大人，别人可以不理解我李鸿章，也可以骂我李鸿章是卖国贼，可你不能不理解我啊！你是饱读经书之人，也是通晓兵法之人，就目前的中国兵力而言，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都无法和洋人展开较量。求和不战，我们至少可以保存实力，图谋发展；如果执意开战，那我们很快就会被消灭！因此，求和不战，正是我的徐图自强、曲线救国之策啊……

“张大人，我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可以保住中国领土、领海安全的计策：暗中协力，保全和局！必须这样，否则中国海军再无崛起的可能，中国领土、领海都将沦陷！”

李鸿章的这番思想和言论绝非没有道理，也绝非危言耸听。

听着听着，张佩纶也渐渐听进去了，一向激进的脑子也开窍了：是啊，是啊，李大人用心良苦，却背负骂名，他的徐图自强和曲线救国之策也不失为一个保国安民的好办法啊。我应该重新审视这位朝中重臣，应该充分理解他……

在李鸿章这个超级大忽悠面前，原来那个无比刚正激进、强硬顽固的愤青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李鸿章的心灵知音和战略伙伴。

有时候，忽悠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它真能把一个走路好端端的人忽悠瘸，也能把一个心若铁石的刚烈汉子忽悠得风情万种。

李鸿章的忽悠功力太强了，他的忽悠智商太高了。

在李鸿章的一番忽悠下，张佩纶真的改变了对战争的态度。在思想上，他侧重于李鸿章的“暗中协力，保全和局”；在防务上，他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思想还是很麻痹。

这就给了早有预谋的法军以可乘之机。

名臣的担当

闰五月二十三日，当法国舰队驶入福州马尾港时，张佩纶才幡然醒悟过来，他立即向心灵知音李鸿章请求援助，可李鸿章满脸苦楚地说：“张大人，我北洋水师的轮船你也见识过了，它是那么的小，不足以抵抗法军强大的军舰啊。别说我们的轮船难以远征，就是去了你那里也无益有损（去亦无益有损）！”

张佩纶没想到李鸿章见死不救，失望至极的他，只好向刚刚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求援。

法国舰队驶入福州马尾港那天，是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的第四天。接到张佩纶的求援时，张之洞正在广东布防，那时的广东内忧外困，形势严峻，且兵械不足，将帅不和。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张之洞还是咬紧牙关，立即派游击将军方恭率士兵5个营、洋枪1 400支，饷银10万两，从汕头出发增援张佩纶。然而，增援部队刚刚开拔，法军竟突然发动袭击，将福建水师歼灭于马尾港。

情急之下，张之洞又改派潮军两个营，连同大批武器装备赴闽作战。尽管增援部队并未扭转败局，但张佩纶通过此事，彻底看清了李鸿章和张之洞两个人的本质：一个不以大局为重，值此国家危难关头，还打自己的小算盘，实在不是国之栋梁；一个深明大义，以大局为重，“筹济军事，不分畛域”，实在是朝廷柱石。因此，他在复电中高度赞扬张之洞：“老兄大公无私，不愧是经营八表的人。如果各省官员都像老兄这样做官做事，那么法军早就被打败了（使各省皆如公，法气必沮），可惜他们都不是老兄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