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魔力
发现张之洞一直犹豫不决,张、杨两位老板就开始游说他:“香帅,还是暂缓禁赌吧。暂缓禁赌符合官府、承办商和彩民三者根本利益。再说,闱姓赌捐在广东流行多年,已形成了风气,老百姓习惯也喜欢这种赌博形式,很难从根本上禁止啊。”
张之洞心想:是啊,是啊,我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也觉得暂缓禁止比较符合实情。可你们说暂缓禁赌符合官府、承办商和彩民三者根本利益,那可是瞎扯淡,分明你们商人获利多嘛,老百姓什么时候都是冤大头,你们得了便宜还卖乖,真是奸商嘴脸!
张、杨两位老板见张之洞并不明显反对赌彩,于是继续游说:“香帅,您也许有所不知,您的前几任总督都上疏禁赌,朝廷倒是模棱两可,可他们却严厉禁止。结果怎么样?那些赌商都跑到澳门卖彩票去了。这样一来,中国的银子就大把大把地流进赌商和葡萄牙政府手中啦,太可惜了!”
张、杨的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张之洞的神经,其实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他也觉得广东彩民的银子不该流进葡萄牙政府的手中,可就是因为顾虑重重,他一直忍气吞声。
“香帅,与其让中国人民的银子流进葡萄牙政府手中,还不如暂缓禁赌,让我们合作一把呢。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两人承办六年闱姓赌捐,在这六年中,我们两人向您上缴440万两银子。我们知道您雄心大志,要在广东办很多事情,可目前正缺银子,为了解除您的燃眉之急,我们计划在五个月内先上缴150万两银,剩下的分批上缴!”
听到这里,张之洞的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我的亲娘四舅奶奶,天底下竟有这等好事?这等好事,我到哪儿去找啊?
440万两银子顿时俘虏了张之洞那一直摇摆不定的心灵。在此之前,他那摇摆不定的心灵里,还残留着一丝清流之气、君子之义和官员之虑。但从这一刻起,一切都**然无存了。
是的,钱是王八蛋,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特别是治理天下。
广东学子们,我张之洞要对不住大家了,我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办闱姓赌捐。你们想骂我就骂吧,我毫不介意,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因为我别无选择。你们知道,广东不仅缺银子还欠银子,我开办闱姓赌捐不是与商人同流合污,也不是中饱私囊,而是为了还账,为了发展壮大广东。
清流的兄弟们,我能想象到你们骂我的样子,我很理解,但我也想劝劝你们:时代和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也要与时俱进,不要一味地顽固守旧。清流思想只能作为愤青思想,而不能作为执政思想。你只有当了官,才会知道官有多么难当,特别是当地方官。当了地方官,你才知道清流思想与现实官场有多么格格不入。有道是长江后流推前浪,前浪被推在沙滩上。在历史的洪流中,你要是不激流勇进、锐意进取的话,那么你连沙滩都上不去,甚至连上炕都费劲。
说来说去,我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一切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过去那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还有,当官做事,要有方有圆,要视具体情况随机而变,不能只推崇铁腕,而一概鄙视权变。
当年,山西是个烂摊子,治理它必须铁腕。如今,广东情况复杂,最缺钱,而钱非铁腕能够搞定。因此,在关键时候得上点手段,哪怕是黑心的手段,比如开办闱姓赌捐。
如果说治理山西是铁腕的话,那么开闱设赌就是黑腕了。黑就黑吧,谁叫我没钱呢?别忘了,黑腕也是一种执政手段。呵呵。
上通下达
开办闱姓赌捐这事,不仅要说服自己,还要说服同僚及下属,取得同僚和下属的配合及响应,更要奏请朝廷,争取得到朝廷的支持。
张之洞首先找广东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各司府道员商议此事。大家纷纷认为开闱设赌是目前广东政府筹措银两别无选择的办法,但也提出科场的不良风气,如承办商与主考机构及考官相互勾结、暗箱操作等行为必须杜绝。
张之洞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便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十二日,向朝廷上了一道《筹议闱姓厉害暂请弛禁折》。在这道奏折中,他毫不规避地指出了开办闱姓赌捐的诸多弊端,但也列举了种种好处,特别强调广东彩民的银子不该流入葡萄牙政府的手中,并提出了如何杜绝科场不良风气的具体办法。
朝廷很快就批准了张之洞的奏请。这既在他意料之中,也让他深感意外。于是,在不经意间,150万两银子到手了,余下的290万两银子也将滚滚而来。
有钱的感觉真好。张之洞长吁了一口气。但这笔钱来路不光彩,张之洞一直很纠结,好在这笔钱都将用于广东的建设发展。因此,他也就不在乎良知、道义和名誉评价了。
无奈的抉择
银子虽然有了,可广东眼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无论是军事、工业、科技,还是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企业,都需要马上创办,并举发展。这一切都需要太多太多的银子,到手的那150万两银子,只是杯水车薪。每年200万两银的财政收入,也望尘莫及。
那么,筹措银子还是发展广东的头等大事。由于正常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必须想点“歪门邪道”才行。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张之洞已经黑腕过一次了,难道他还要黑下去吗?
在某些时候,五毛钱就能难倒一个英雄汉,比如内急时上收费厕所。那一刻,当收费员坚持向你收费,而你又身无分文且憋不住时,你真会崩溃。
这时候的张之洞,就像一个内急汉,他很崩溃。但为了广东的发展大计,他不得不黑。经过一番思索,他又想出了几个黑钱的办法。
以黑吃黑
晚清以来,广东沿海走私活动十分猖狂,税收制度十分混乱,历任督抚或严治或放任或勾结,到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前,广东的税收制度已乱成了一锅粥。
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后,有人参奏广东肇庆、黄岗税厂年收银十余万两,而只上报三万余两,是典型的偷税漏税行为。而且,肇、黄税厂,还制定了各种黑钱名目压榨商人。朝廷接到奏报后,令张之洞查实情况,并代朝廷追缴税款。
接到朝廷的命令后,张之洞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有自己的打算:借执行朝廷命令之机,整顿肇、黄税厂,如果查证其偷税漏税,就以黑吃黑,然后将赃款收入省库,最后再来一个欺上瞒下,赃款公用。如此,一举多得。
作出决定后,他就派出一批能臣干吏,兵分两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肇、黄税厂账目查得一清二楚:每年缴纳各种税银6万两左右,实际年收银8万两左右!收入8万,缴税6万,这事实在扯淡!
张之洞觉得肇、黄税厂的深藏猫腻儿,于是命令办案人员深挖严查。结果,其不可告人的黑钱手段和隐形收入被曝光于世。肇、黄税厂的黑钱手段和隐形收入总共有十项。比如,“黑钱”,即官商勾结,少报货量,商家少交税,税厂吃回扣。又如,“办用钱”,即税厂向商家加收税额,所得收入不上报,而进私人金库。再如,“充规”,即税厂官员向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贿送的红包和礼金,每次送银高达5万~10万两。这笔银子,税厂当然不会自掏腰包,而由商家埋单……
据不完全统计,肇、黄税厂每年黑的钱和隐形收入至少有20万,他们太黑了!但张之洞早就盯上了这笔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之洞查实这两家税厂的黑钱手段和隐形收入后,立即将所有赃款没收充库。而肇、黄的黑钱手段,他则统统革除,绝除后患!
整顿缉查了肇、黄后,张之洞又用同样的办法整顿缉查了黄江税厂和梧关税厂,共没收黑钱近30万两银。他把这些黑钱全部充进省库,而对于朝廷,他则虚晃一招,故意瞒报,进而蒙混过关。
张之洞虽然黑了税厂数十万两赃款,却有力地整顿了税厂积弊,打击了不法官僚,保护了商家利益。而他黑的那些赃款,全部入库充公,个人腰包却没进一分!
不捞白不捞
规礼和捐派,就是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贿送的红包和礼金,这是晚清官场的潜规则之一。早在山西,张之洞就碰到过,但被他果断废除了。如今,广东官场也盛行规礼和捐派,比及山西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名目繁多,两者加起来有三十来个项目。
张之洞深知规礼和捐派既是压在下级官员头上的重任,更是压在广大百姓头上的负担。如果在山西,他会铁腕废除,但在广东,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有自己的考虑:广东官场潜规则和官场积弊太深重,广东各级官员的背景都很复杂,而且他们都把规礼和捐派视作分内之事,在思想深处已形成了牢固的观念。如果像山西那样铁腕废除一切潜规则,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会殃及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命。
眼下,广东太缺钱了。只要能增加财政收入,无论是什么来路的钱,都要争取搞到。只有搞到了钱,才能建设发展广东。广东建设发展起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跟着好过。
出于这样的考虑,张之洞心里好受多了,他坚信现在手段黑一点,将来老百姓会好过一点,老百姓好过后,就会理解他当初的做法和苦衷。而广东经商做生意的人有很多,各级官员的捐派对象,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些商人。比之老百姓,商人更有油水可榨,因为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也远远强过老百姓。如果不对他们捐派,那么老百姓的负担就沉重了。
于是,张之洞默默地接受了下级官员的规礼和捐派,每年近20万两银。但与历任总督不同的是,他没把这笔钱存入个人小金库,而是充入省库,充作公用。
毕竟,规礼和捐派由老百姓埋单,张之洞内心深处很不安,他也时刻惦记着百姓的疾苦,于是在整顿广东财政的过程中,他也裁掉了一大批不应有的派捐,如沙田捐、绅富捐、牙捐、当捐等。这些裁捐项目加起来,至少有400多万两银,相当于广东每年的财政收入。如此说来,他也确实为广东百姓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有意思的是,张之洞在离开广东之前,竟奏请朝廷裁撤了规礼和捐派。他捞够了,就拍拍屁股走人了,轮到别人来捞时,他却断了别人的财路。不过,他是为公而捞!
多管齐下
开办闱姓赌捐、罚没税厂黑钱、收受规礼捐派,虽是无奈之举,却也够狠够黑的了。但张之洞并没有一黑到底,其实他不愿这么黑,只是因为广东太缺钱。当广东财政紧张的局面有所缓解时,他就不再那么黑了,而是通过正面、积极的途径理财筹钱。
比如,整顿盐务,裁撤积弊陋规,对盐企进行改制,以盘活运营,此举使广东财政每年增收盐税40余万两银。
又如,裁军裁员,减少军费和行政开支。中法战争结束后,张之洞累计裁军5万人,节省饷银30余万两。同时,他还带头辞减总督府冗员庸吏,为广东节省了一笔巨大的行政开支。
再如,身先士卒,号召官商,募集款项。中法战争结束前后,张之洞带头捐出三千两银,用于筹建海防。在他的倡导下,广东官商界掀起了一股捐资热潮,截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官商界累计捐款达80万两银,此后又续捐了三年。
张之洞在理财方面想了很多办法,也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无论正面负面,还是黑道白道,他都干过。虽说手段黑暗,还欺上瞒下,却是假私济公,用心良苦。搞到了钱后,他就大干实事了。
三、大办洋务,夯实基业
广东的洋务实业基础差、底子薄,各个领域都需要大力建设和发展。因此,每筹到一笔银子,张之洞就会立即投资洋务,内容涵盖军事、教育、经济、工业各个领域。
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那些年,广东的洋务实业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发展,不少实业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变迁,至今已成为该领域的龙头企业,颇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设厂造船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张之洞获得闱赌承办商缴纳的150万两税银后,就扩建了黄埔船厂,并向香港、上海和西洋购置了新式造船设备,开始试制浅水轮船。
光绪十一年(1885年)年底,四艘名为广元、广亨、广利、广贞的轮船终于造成。此后几年,张之洞不断对黄埔船厂进行投资扩建,截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底,广东水师已拥有30余艘大小不等的军舰和炮船,其战斗力虽然不及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但也安然守护了中国的南大门。而且,这是李鸿章对海军经费垄断下的状况。
五年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而黄埔船厂却日益壮大。
百余年之后,黄埔船厂已发展成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旗下的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也是中国一流军用舰船、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的制造和保障基地!
创办军校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张之洞在给朝廷上的《筹议海防要策折》中,就奏请在广州开办新式水陆师学堂,仿照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建船政学堂章程,聘请外国教官,教授中国学生,旨在培养中国近代化海军人才。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七月,张之洞终于获准在广州城南四十里的地方,创建水陆师学堂。水陆师学堂分设水师、陆师两个班。水师学生主修英语,分设轮机、驾驶两堂。轮机堂学习机械制造运用,驾驶堂学习天文、海道、驾驶和攻战,由英籍教官执教。陆师学堂双分设马步、枪炮、营造三堂,文武兼修,由德籍教官执教。
广东水陆师学堂占地近50亩,规模十分庞大。此后几年,张之洞不断扩充生员,增设学科。随后增设了水师、陆师速成班,以及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和公法学五学堂。至此,广东水陆师学堂已发展成为以军事为主的多学科近代知名教育机构。
民国十三年(1924年),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1866—1925年,广东中山人)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内,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许多叱咤风云、蜚声中外的国共战将,黄埔军校从此扬名天下,而张之洞也完成了他伟大的历史使命!
兴办教育
张之洞是一个资深教育实践家和改革家。无论是两任学政,还是巡抚山西,总督两广,他都心系教育,兴学建校。
广州虽有粤秀、粤华、应元三所书院,但其规模偏小,校舍陈旧,课程单一,很难满足广大学子的求学需要。升任两广总督后,张之洞一直都想兴学建校,无奈财政紧张,经费奇缺,所以此事一直没提上议事日程。后来,他收受了12万两规礼和捐派银,于是就用这笔银子筹建新式学校。
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他奏准在广州西北三元里创建广雅书院,书院占地120余亩,校舍200间,规模十分庞大。广雅书院创办后,张之洞特地聘请翰林院编修梁鼎芬(1859—1920年,广东番禺人)为院长。梁鼎芬既是广雅书院院长,也是张之洞的首席幕僚。
说到张之洞的幕僚,这里不得不插叙几个人物。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后,幕僚最多时超过一百多人,其中不少人都是奇人异士,他们都很牛,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梁鼎芬、辜鸿铭、蔡锡勇、赵凤昌、杨锐等人。
首席幕僚梁疯子
梁鼎芬是晚清官场上的奇人,此人少年得志,博学且有奇才,但性格十分怪异,是晚清著名的“一根筋”,人称“梁疯子”。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因一味妥协求和,梁鼎芬上疏参劾他有六大可杀之罪,一时名震朝野。时人称他参劾权臣李鸿章,可与明朝谏臣杨继盛参劾奸臣严嵩有一拼。但历史曾无数次给出教训:参劾权臣的下场一定很惨。杨继盛因为参劾严嵩而被迫害致死,梁鼎芬的下场要好一些,他被罢官,并被贬回广东。
梁鼎芬被贬回广东后,张之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找到了他。在张之洞看来,谁反对妥协求和,谁上疏参劾李鸿章,谁就是他的战友加兄弟,他就会不遗余力地拉拢谁。况且,梁鼎芬非常有才,堪称奇人,这样的人不拉来重用,实在可惜。
就这样,梁鼎芬走进了张之洞的幕府。在此后20多年的官场生涯中,梁鼎芬一直伴随张之洞左右,呕心沥血,倾力辅佐,而张之洞每遇大事也都会和他商量。特别是在教育改革、建设和发展方面,他就是张之洞最主要的参谋和助手。在张之洞所有的文职幕僚中,他是最受倚重的人。因此,他也是张之洞的首席幕僚。
最牛学历帝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泉州)也是晚清官场的一个奇人,他甚至比梁鼎芬还要奇。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为什么这么红?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原来,辜鸿铭生于马来西亚,他的父母会说好几个国家的语言,在父母的影响下,他成了一个“语言控”。后来,他又到英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求学,丰富的求学经历使得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九种语言,并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因此号称“清末怪杰”。
辜鸿铭被称为“清末怪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特别能博取大众眼球的社会边缘人,他做事特立独行、离奇古怪,他的思想矛盾重重、令人费解,他说话戏谑乖张、狂言不羁、荒诞无边,既令人捧腹,也让人恨不得整他八辈祖宗。就是这么一个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古怪精灵,张之洞却把他当作掌中宝,一掌20多年,直到张之洞离世。
张之洞这是在保护他,像他这样的人,要是在别人手底下或朝廷混,还不得死100回?由此可见张之洞的容人之量,也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
辜鸿铭是在中法战争期间回到中国,进入张之洞幕府的,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幕僚生涯。20多年来,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致力于向西方国家倡导中国文化和精神,并创造性地用英文和德文翻译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先后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书,影响深远。
辜鸿铭最让人羡慕嫉妒的事情是,他一共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没错,他真的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
我曾记得,2010年9月,媒体曝出沈阳市民周宝宽在过去的35年内,获得了9张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其中包括3个博士学位证书,2个硕士学位证书。中国世界纪录协会确认周宝宽为“世界上获得学历文凭(国家承认的学历)最多的人”。随后,周宝宽又成功申报了另外3项世界纪录,他因此被媒体誉为“史上最牛学历哥”。
周宝宽确实够牛,我很崇拜他,我还应一家杂志之约采访过他。但在查阅了辜鸿铭的有关史料后,我觉得他比周宝宽还要牛,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史上最牛学历哥”!不,应该称他为“史上最牛学历帝”!
左右手蔡锡勇
蔡锡勇(1847—1898年,福建龙溪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曾出使美、日、秘鲁等国,任清朝翻译、参赞。光绪十年(1884年),蔡锡勇在前两广总督张树声的介绍下,进入张之洞幕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幕僚生涯。
蔡锡勇因有留学经历,且才学超人、办事勤勉,深得张之洞赏识。张之洞在广东所有的洋务事业,几乎都离不开他的主持。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建立起了包括钢铁、矿业、军工、教育、纺织等门类相当齐全的近代工业体系,湖北一度成为晚清最重要的重工业中心。而这每一项产业,蔡锡勇都参与主持,功不可没。
蔡锡勇还是一个勇于探索的人,为适应近代工矿企业财务管理需求,他特意引进了西方复式会计学,编著了一本《连环账谱》,开创了中国速记法,被喻为中国引进借贷复式账法第一人。不幸的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蔡锡勇终因积劳过度猝然去世,张之洞扼腕痛惜:“伤感异常,如失左右手。”
一品夫人赵凤昌
赵凤昌 (1856—1938年,江苏常州人)幼年失学,混迹于广东。政治上虽无建树,可他却是一个特别会来事的人,而且聪明好学,善于洞悉人心,揣摩上意,记忆力超群。
张之洞非常赏识他,就委任他为总督府巡捕,后任文案,并让他参与一切机密要事。在生活中,张之洞率性而为,作息时间毫无规律,书籍公文随手丢放,事过即忘,不易找寻,可赵凤昌却将他的文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一索即得。
赵凤昌的文采虽然一般,但跟随张之洞多年之后,他居然能模仿张之洞的笔迹代拟公文,几乎以假乱真。调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更加信任赵凤昌,赵凤昌和蔡锡勇一样,几乎参与主持了张之洞所有的洋务实业,当时曾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说法。但在政敌的诬陷下,赵凤昌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被朝廷革除回籍。
得意门生杨锐
杨锐(1857—1898年,四川绵竹人)在前面作过介绍,他就是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接收的得意门生。杨锐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父兄教养,少年时代即开始崭露头角。张之洞把杨锐与其兄杨聪二人比作蜀中当代苏轼和苏辙。
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后,就邀请杨锐入府做文案,杨锐以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的品格深得张之洞倚重,张之洞把他视作第一门生(盖为张第一亲厚之弟子)。但不久,杨锐入京参加朝考,获得好成绩,被授予试用知县。
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后,又招他入府做文案,专为张之洞代写重要奏疏和文件,张之洞的重要奏疏和文件大多出自杨锐之手。
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锐考取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后晋升内阁侍读。进入政坛后,杨锐立即投身救国活动,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成了张之洞安插在京城的卧底。
官场奇人梁鼎芬、最牛学历帝辜鸿铭、左右手蔡锡勇、一品夫人赵凤昌、得意门生杨锐等人,进入张之洞幕府后,都成了张之洞的左膀右臂,他们都为成就张之洞的千秋功名,立下了汗马功劳。
插叙完毕。
且说梁鼎芬出任广雅书院院长后,张之洞又聘请了多位博学多才的分校主讲,然后又从两广地区优选200名学生入读。同多年前兴建的经心书院、尊经书院和令德堂相比,张之洞对广雅书院的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不以传统讲授为主,注重命题作业,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不以经史词章为主,注重经济学科,旨在培养符合形势发展需要的洋务型人才。几经发展,广雅书院成了晚清诸多书院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所院校。
辛亥革命后,广雅书院改称广东省第一中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又改广雅中学,此称谓一直沿用到今天。
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后,又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创办了广雅书局。广雅书局是晚清著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它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研发武器
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前,广州的军工企业只有两个机器局,因经费不足,管理不善,其生产的枪弹和火药质量很差,产量也不是很高。为提高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张之洞再三奏请朝廷开办军工企业。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他的奏请终于得到批准,于是在广州城北石井建造了占地30余亩的厂区,然后赴上海购置了四种炮弹的机器。这类机器每天可以生产8 000颗子弹,后经发展可制造六种炮弹,日产子弹达两万颗。
为扩大生产规模,张之洞把原来的两个机器局合并称做广州制造东局,把石井的枪弹厂称做广州制造西局。两局合并之后,其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产量也稳健提高。
此后,张之洞在军事防备方面又有了更大的设想:在广州创建一家大型兵工厂——广州枪炮厂。但创建枪炮厂投资太大,因此在奏请朝廷之前,他致电清政府驻德国公使洪钧,询问德国新式制造连珠炮和克虏伯炮的机器价格。然而,洪钧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不是能够制造小型炮弹吗,你何必还要另行设厂呢?”
张之洞心里非常不快,他最讨厌别人拿李鸿章来压制他,于是很不客气地回复洪钧:“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是能生产小型炮弹,可他们生产出来的炮弹质量不精啊!无论如何,我都要在广州自行设厂,爱咋咋地!”
洪钧听后,反问他说:“我倒是替你联系了一台可以制造快枪快炮的机器,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新的枪炮生产机器,可是需要30万两银子,你能买得起吗?”
“银子不是问题。不瞒你说,这些年在我的带动下,广东官商界一共捐银80万两,我用这笔钱来买机器是绰绰有余的,你觉得呢?”
“呵呵,真有你的!既然如此,那我就帮你这个忙吧。不过,朝廷那边你可要先奏请哦。”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初七,张之洞正式奏请朝廷在广州创办枪炮厂。然而,仅仅过了五天,朝廷就下了一纸调令,调任他为湖广总督。
创办广州枪炮厂的想法,显然是泡汤了,但这并不要紧,因为枪炮厂在哪里都可以建,那就移师湖北,从头再来吧。
创办铸币厂
晚清以来,中国货币制度混乱,银两和铜钱并行流通。但因铸造技术太过落后,铜钱款式非常粗糙,银两的成分也比较杂劣,在精美度上无法和西方国家的洋元相比。因此,在国际货币市场上,银两和铜钱不断贬值。咸丰年间,一枚洋元最高竟能兑换1 900文银!
在西方国家大肆掠夺中国巨额财富时,中国有识之士纷纷疾呼创办新厂,自铸银元。可铸造银元是一件科技含量极高的事情,各地纷纷尝试,却一一失败。在所有人都感到绝望和崩溃的时候,张之洞挺身而出,跃跃欲试。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四日,他连上两道奏折,奏请朝廷在广州创办铸币厂。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他通过清政府驻英公使刘瑞芬在英国购买了一台价值25万两银的银元铸造机器。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广州铸币厂终于建成,四月二十六日正式开炉造币。为了提高新铸银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比值,张之洞将新铸银元的重量定为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五种,其价值均与同等重量的洋元汇率一致。
消息传来,香港汇丰银行就送来3 000两银委托广州铸币厂代为加工,这为张之洞铸银元增添了无穷信心。新铸银元一面以传统的中国龙为图案,汉字洋文并举;一面镶有“光绪元宝”字样,满文汉字合璧。新式银元以中国龙为图案,因此又称“龙洋”。
张之洞购买的铸币机器体积大,产量高,每天可生产银元7万余枚。银元发行后,在广东、上海、天津及沿海沿江各省广泛流通。
在铸造银元的同时,张之洞还下令铸造铜钱。铜钱价格虽然比不上银元,但市场需求巨大,于是他从日本和英国进口优质紫铜和白铅等材料精心铸制,无一不是“轮廓光洁,字体精好”。产量也从最初的日造500串,发展到后来的日造9万串,极大地满足了货币市场需求。
创办铸币厂,自铸银元和铜钱,这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不仅繁荣了国内经济,提高了中国银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地位和汇率,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减少了中国财富的流失。而张之洞作为中国铸制银元的第一人,也被永载史册!
发展纺织工业
广东虽然是中国对外通商最早的地区,但纺织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之前,广东连一台新式纺织机器都没有,而传统作坊式的纺织厂仅有南海、顺德两家,且生产经营日渐萎缩,整个市场被洋纱洋布所垄断。
目睹此状,张之洞心里堵得慌。为了抵制洋货,他决定在广州创办机器织布局。但这次开办织布局,他不仅要得到朝廷批准,还要征得另外一个人的同意——李鸿章。
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就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为垄断国内市场,取得纺织业专属权,李鸿章奏请朝廷“十年之内,只准华商入股协办,不准另行设局”。张之洞虽然和李鸿章有着很深的公私矛盾,但为了干成大事,他不得不恳求李鸿章高抬贵手。
不过,他的态度不卑不亢:“广东创设的官办织布局,同一般的商办织布局有很大的区别,目前进口洋纱洋布购销两旺,绝非上海织布局所能满足。广东织布局就是创办起来了,我估计连广东市场都供不应求,更别说侵犯你上海织布局的利益了。所以,你就大可放心吧。”
李鸿章权衡一番后,比较大度地回应:“广东距离上海很远,貌似无妨,那你就办吧。”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初六,在征得李鸿章同意后,张之洞奏准在广州河南创办织布局。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购买机器需要40万两银,建造厂房需要20万两银,他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无奈之下,他又想到了闱姓赌捐。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从英国定购的1 000张织布机和纺纱、轧花、提花等相关机器配件运抵广东,但这时他已调任湖广总督。同广州枪炮厂一样,他将广州织布局移建湖北,后来建成了湖北织布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龙头企业。
筹建炼铁厂
张之洞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山西时,李提摩太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钢铁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既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意志力,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未来全球的竞争力。这句话对张之洞的触动很大,他立即在山西设立洋务局,兴办炼钢厂,可没过多久他升任两广总督,炼钢的事也随之泡汤。
升任两广总督后,他越来越觉得李提摩太的话,蕴涵着深刻的道理,且颇具现实意义。因为钢铁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无所不需,无所不求。国家方面,制造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机器需要它;人民方面,日用、家用、农用、工作和生活之用,都需要它。
两广地区的土铁虽然产量很高,但质量不精,其年销量不及进口洋铁的二十分之一。为了振兴发展民族钢铁工业,打破洋铁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请在广东开办炼铁厂。
张之洞在上奏朝廷前,就已通过驻英公使刘瑞芬,在英国定购了两座日产生铁达100吨的熔铁大炉,以及炼熟铁、炼钢等机器。正当他准备在广州珠江南岸开建炼铁厂时,却接到了朝廷的一纸调令:出任湖广总督。于是,广州炼铁厂停建。但后来广州炼铁厂也迁建湖北,最终建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大型炼铁厂、亚洲规模最大的炼铁厂——汉阳铁厂。
这些洋务实业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创办的主要实业,虽然有些实业没能在广东成功创办,但张之洞却把它们带走了,带到了一个他缔造传奇和梦想的地方。在那里,它们将发扬光大,功盖千秋。
当然,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还干了很多很多除洋务实业之外的大事,比如治理社会治安,清除匪患,开发海南,保护侨民,等等。在这些方面,张之洞同样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既确保了社会的繁荣稳定,也赢得了两广人民的爱戴。这里就不一一提了。
天大的惊喜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十二日,朝廷下旨调任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由他负责修建卢汉(北京卢沟桥至汉口)铁路,接替他的人则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
十月二十二日,张之洞和李瀚章在广州办理了交接手续。这一天,张之洞给了李瀚章一个天大的惊喜。
原来,李瀚章和张之洞也是一对矛盾体,就因为张之洞是他弟弟李鸿章的政敌。李瀚章到任之前,心里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五年来,全省财政收入共有2 250余万两银,除了上缴国库750余万两银外,他能够支配的只有1 500余万两银。可这五年来,他一共花掉了3 500万两银子,这么算下来,广东财政亏空了2 000两万银子啊!
我的神啊,2 000两万银子是什么概念啊?这相当于国库三年纯收入总和!张之洞太败家了,他把这笔巨额欠款留给我,他却拍拍屁股走了,我岂不是成了冤大头?这叫啥事儿啊!
正是有这样的顾虑,李瀚章一直忧心忡忡。到广州见了张之洞,他也没有好脸色。但在交接财政账目时,张之洞却笑呵呵地对他说:“老兄,我在广东没少借钱,没少花钱,但也没少挣钱。如今,广东依然缺钱,但今非昔比,你比我幸运多了,因为省库还盈余200多万两银子呢,足够你用一阵子了。另外,广雅书院书局也存有杂款50余万,都留给你用吧!”
“我的神啊,这太不可思议了!朝廷国库一年的盈余也不过700多万,你广东一省竟然盈余200多万,你是咋弄的?”
李瀚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怔地望着张之洞,崇敬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然后不停地拱手作揖,不断地感恩言谢(愕然大惊服,肃然起立,长揖以谢):“我服了你,我谢谢你;我服了你,我谢谢你……”
临走那天,李瀚章好奇而诚恳地问张之洞:“香涛老弟,能告诉我你理财的秘诀吗?”
张之洞呵呵一笑:“理财其实没有秘诀,我的秘诀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老兄,好好理财吧,我走了,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