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02年，欧文就开始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关于性格形成的观点。1813年，他首次在《新社会观》中进行有关性格问题的理论阐述。这部著作同欧文主义的关系，犹如《共产党宣言》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它囊括了欧文主义萌芽时期的、在以后著作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全部思想，并且始终是欧文从事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

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观点的影响下，欧文认为每个人的性格从来不是，并且永远不可能由他自己形成，而是由“外力”为他形成的。他所说的这种外力包括遗传和社会环境。他认为，人带着天赋品质降生，然后由社会予以形成。“一个人永远是他出生前后所存在的周围环境的产物。”[59]大自然赋予品质，社会引导品质，只有自然界和社会应对每个人的性格和行为负责。在构成“外力”的双重因素中，欧文更强调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他所说的环境是广义的，其中也包括了教育。他强调前辈所赋予的观念和习惯对人的行为具有支配和指导的力量。同时，社会制度对于人的性格形成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既然人的性格是环境的产物，以好的环境取代不好的环境，就可以使人改变不好的性格，而养成良好的性格。在这个深刻信念的激励下，欧文一方面致力于为人们创造良好环境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给官方人士写过无数的信件和呈文，呼吁政府重视培养人的工作。他批评了英国教育的现状，要求政府通过关于贫民与劳动阶级的教育法案，指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教育，并建立讲习所来训练师资。

欧文的性格形成学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并表达了对劳动阶级的同情。他把各种罪恶的性格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并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欧文夸大了教育的作用，把人看成环境的消极产物，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形而上学。此外，他从“意见统治世界”的唯心史观出发，断定无知和谬见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从“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唯物论出发，又认定谬见是环境的产物。欧文的观点陷入了没有出路的恶性循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就要把人类的理性从谬见中解放出来；而为了使人的理性从谬见中解放出来，就要改变生活的环境，即改变社会制度。这种状况是由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史观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