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救亡压倒启蒙，战争压倒和平。政治上，由专制开始走向形式共和；经济上，小农经济逐渐为工商文明取代；文化上，传统的儒家文明正在走向现代文明。这一切，都成为陶行知一生活动和思想最生动的注脚。陶行知关于师范教育的探索和论述，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对于当今的时代，意义仍然十分重大。

首先，陶行知关于广义师范教育的论述，明确指出了教育不只是教师的事情，“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也不仅仅是对于教育的价值期待，一切从事教育工作的相关人员，都应该明白自身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与责任。陶行知曾经列举了三种教育家：“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然而，这都不是理想的教育家。陶行知认为，真正第一流的教育家，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前者需要打破一切的条条框框，不受任何价值、信仰、意识形态的束缚，秉持一种学术自由的精神，去探寻真相，追求真理。后者需要有放弃所有名誉地位与物质享受的决心与勇气，去到最需要教育家的老少边穷地区，实践教育改变社会的理想。陶行知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我国的教育，包括师范教育的培养人数、体制结构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站在“广义师范教育”的角度来看，他曾经极力批判的制度，今天部分还在积极推行。我们依然无所谓教育家办学，依然无所谓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系统培训。掌控中国绝大部分学校的，依然不是陶行知所期待的教育家，而是政府任命的行政官僚。在十八大的改革蓝图中，教育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共识。在改革方向既定的前提下，如何摆脱管控思维的桎梏，还给学校一片自由的沃土，需要全体公民给予更加积极的关注。

其次，陶行知在对中国的师范教育进行深入剖析之后，深刻认识到要想经由教育改造社会，建设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就不能忘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陶行知的时代，农民占到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然而，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总量，反而还远远赶不上城市居民，更遑论人均数值了。陶行知为推动师范教育下乡和乡村师范教育建设灌注了毕生心血，却屡屡由于条件的变化，环境的局限，始终未能得偿所愿。在已经迈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乡村教育又是如何呢？农村小学终于不用再依靠高等小学毕业生补充师资，农村学校教师文化程度稳步提高，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然而，当每年高考录取结束，我们惊讶地发现各个大学在中国的办学层次与它录取的学生家庭富裕程度某种程度上大致成正相关时，“教育改变命运”有理由成为人们新的困惑。继续深化改革，实现基本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增加基础薄弱地区学生的大学录取名额，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它不仅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更关系到民族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版.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2］《陶行知系列研究》江苏课题组.论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思考与练习

1.为什么陶行知认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

2.简述“广义师范教育”的内容与原则。

3.试论述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培养目标。

4.谈谈你对“教学做合一”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