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的术士们必定理解仪式的重要性。例如，在古希腊有三百多座祭坛是为阿斯克勒庇俄斯设立的，这些祭坛的位置都设在非常漂亮的地方，周围有山、森林、神圣的溪流，与大海靠得很近。要想到一个阿斯克勒庇俄斯圣殿去，需要乘船和骑驴走过一段危险的旅程。当你到达之后，你要举行洁身仪式。你的衣服要换掉，你要喝下圣水并在圣河中洗澡，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你要在祭坛上献上祭祀的牲畜并向阿斯克勒庇俄斯表示敬意。然后有人会把你领进阿巴顿（abaton），即神祇的神圣住所。在那里让你服下一种睡觉的药，你就等着睡觉吧——最初是睡在地上（incubation的意思就是躺在地上），但后来是睡在躺椅上，称为“Kline”（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用的躺椅的早期形式和医生的诊所中用来检查疾病的工作台）。然后你便睡着了，阿斯克勒庇俄斯或他的象征（即那条巨蛇，它把患病的部位咬掉）必然会在你的某一个梦中出现，发出把病治好的信息，这种治愈信息本身就具有把病治好的作用。不需要对梦进行解释：这种经验本身就是治愈。
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是古希腊著名医生。他把医学发展成为一门专业，使之与巫术和哲学分离，创立了希波克拉底医学学派，对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被西方人称为医学之父。时代之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影响开始减弱。希波克拉底之所以会受到医学史家们的赞颂，是因为他——我引用原话——“直截了当地否决了那些崇拜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牧师和治病术士们的巫术和妖术”，而且还因为他非常强调观察、理性诊断和治疗方法的确定。[1]人们倾向于把这一历史时刻视为正统的医学科学与可供选择的传统治疗之间冲突的起源。但是我认为，这种冲突要比这个历史时刻古老得多。这是我们古代的原型天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使问题向两极分化并且支持其中的某一方面。最终，这些冲突成为人类心理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功能，而且与人脑的基本结构有关。随着现代对大脑皮层单侧化和大脑两半球不同功能的了解，我们才能够发现，在人们变得更加有理性的过程中，在避免使用巫术和仪式的过程中，治疗的医学越来越多地受到思维功能的支配，与排序、言语、数字的功能方式一起，隶属于大脑左半球的管辖范围。现代的医生们和精神病学家都是希波克拉底的继承人，而那些“可供选择”的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分析师则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后继者，是情感、象征和直觉功能的支持者，这些功能更多的是在大脑右半球（负责整体的、非言语的和类比的活动）发挥作用，在古老的哺乳动物的脑干系统（及其原型的反应方式）中发挥作用。
按照我的看法，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作用，如果排斥了某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也就失去作用了。阿尔弗雷德·J.齐格勒（Alfred J.Ziegler）◎阿尔弗雷德·J.齐格勒（1941—1991）是德国医生和心理学家，其名著《原型医药》（Archetype Medicine）对传统医学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人类本性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健康的，而是令人苦恼的和有病的。只有通过原型治疗，才能使人认识到，只有生了病才可能有健康。把这两种治疗方法统称为“sanistic”（源于拉丁文“sanitas”，名词的意思是健康，“sanus”形容词的意思是健康的，“sanare”动词的意思是使……成为健康的），在希波克拉底那里，这就是左脑的方法，是病态过敏性的方法（和疾病的“病态”性质有直接关系），而在赞同阿斯克勒庇俄斯观点的人看来，这是右脑的方法。也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对抗疗法（allopothic，以化学药物和手术疗法为主的现代医学治疗方法）和顺势疗法（homeopathic，利用和激发人体固有的自愈能力根除疾病）。健康的治疗方法中充满了太阳的象征作用，支配它们的神祇就是太阳神——阿波罗、赫拉克勒斯和赫利乌斯。◎赫利乌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日神，传说他每日乘着四匹火马所拉的日辇在天空中驰骋，从东至西，晨出晚没，令光明普照世界。在后世神话中，他与阿波罗被逐渐混为一体。在罗马他被称为索尔（Sol）。另一方面，病态治疗方法的象征物则是除了太阳之外的任何事物。与太阳性象征物相反，它是阴间地狱中的东西。[2]
塞缪尔·哈尼曼（Samuel Hahnemann,1755—1843）德国犹太医生，顺势疗法的发明者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最英雄的业绩就是，他战胜了作为其绝对“对立面”的存在物，即被他杀死的那条可怕的巨蟒（the monstrous Python），它居住在德尔斐附近的沼泽中，并且威胁要毁灭整个人类。这是对占支配地位的大脑左半球尊奉为神圣的理想人物（apotheosis）的象征，它是通过运用理性、纪律和自我控制而取得控制世界之胜利的。
阿波罗与巨蟒之间的关系可以在我们脑的四重进化结构中追溯到其踪迹，如下图所示。
脑的进化结构
早先我曾提到保罗·麦克莱恩关于三位一体脑（triune brain）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人脑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一的器官，而是由三个脑合为一体的，每一个脑代表进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每一个脑都有它自己的理智、记忆和行为模式。洛杉矶的神经科学家吉姆·亨利（Jim Henry）◎吉姆·亨利的全名是詹姆斯·亨利（James Henry），他是加拿大神经科学家，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神经科学系教授，长期从事疼痛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曾任加拿大疼痛研究学会主席。论证说，占支配地位的脑半球代表着大脑皮层的第四次发展，也代表最近的发展。这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3]
用荣格学派的术语来说，健康的治疗是把意识自我的能量动员起来，而病态治疗的设计则是要把自性的能量动员起来。对两者之间的类似性与联系的归纳见下表。
用齐格勒的话来说，病态治疗是“以感情移入为基础的（empathy-based）◎感情移入为基础的也可译作“以同理心为基础的”，指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如果我就是他或她，我会怎么办？”也即我们常说的“将心比心”。在心理治疗中，医生要有这种同理心，尽力从来访者的视角思考问题，也鼓励来访者学会多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治疗”。人并不是在同疾病做斗争或者压抑疾病，而是在深入到疾病之中，把它视为“符合事物秩序的合法的一部分”。[4]和后希波克拉底时代医学科学所采纳的那种健康的、大脑左半球的方法相反，分析心理学更倾向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那种阴间世界的、病态的方法。分析心理学是以感情移入为基础的——和顺势疗法及萨满教的治疗是一样的。通过训练分析，分析学家了解了，究竟是什么东西横亘在病人的心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与病态的东西保持着亲密联系。但是，分析并不是以牺牲阿波罗而取悦于巨蟒为代价的：它对斗争的双方予以平等看待。分析的仪式旨在刺激居住在梦者自然世界中的那些起治愈作用的力量，和萨满教的巫医一样，分析师是通过每天探究病人的无意识，探究他们自己心中的无意识这种直接经验而了解这个世界的。旧石器时代的地下世界是一个永远在紧急时刻随叫随到的资源，但阿波罗神的明亮却不愿意为幽暗深邃的阴间冥界做出牺牲。对话是一种方式——是把上苍与下界、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当今时代和原型世界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
在荣格看来，心理疾病起源于主观心理与客观心理、意识人格与无意识人格、自我与自性之间联系的丧失。治愈的方式就是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要激活他称之为超越的（transcendent）的那种心理功能。超越功能代表的是朝向健康的无意识意志；它是使个性化发挥作用的原则，人类是渴望向更高水平的个人整合和意识进化的，而超越功能就是人类这种深切渴望的一种表达方式。正如欧内斯特·罗西（Ernest Rossi）◎欧内斯特·罗西（1933— ），美国分析心理治疗师和生物治疗学家，是心身治疗研究的知名专家。所建议的，荣格学派心理分析的目的可以用神经学的术语来理解，通过增加胼胝体（the corpus callosum——连接大脑两半球的一些很大的神经纤维束）在两个方向的联系而促进大脑两半球的整合。[5]
我不妨用另一个梦来例证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梦与一柄剑有关。这柄剑非常古老，装饰得也非常富丽堂皇。在这个梦里，这柄剑是从—个古坟冢里挖出来的，并呈现给了做梦者，做梦者是一个正在接受荣格分析的未婚女性，当问她对此有何联想时，她回忆起一个意象：她的父亲拿着一把短剑，那把短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的父亲是一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人，曾有过许多风流韵事，在梦者还很年幼的时候他就死了。但是，她却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恋父情结（father complex），尽管她很喜欢与那些比较软弱的、有神经症的、与她的父亲大不相同的男人打交道。
假如现在是弗洛伊德在分析这位妇女的话，他就会把那柄剑看作男性**的象征，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她之所以喜欢较软弱的男人，是因为她想要和她的父亲**的欲望受到压抑所致。但是，荣格却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这位病人刚开始接受分析时，她本人就很软弱并患有神经症。通过那把剑的意象，她的无意识是在告诉她，她能够像她的父亲一样强壮和健康。换句话说，荣格的解释向她提出了一条使疾病康复的出路，一种未来行动的方向。这把剑代表着她想要获得健康的意志。它就是**（phallos）（用莫尼克的话来说），一种像埃及三大主神之一的奥西里斯的节德柱那样神圣的生殖力量，它是通过司生育与繁殖的女神爱希斯而得到康复的，爱希斯是终极女神，代表着女性的灵魂。[6]它是一种体现着超越功能的象征。
在最近几十年里，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想要对各种不同形式的心理治疗的有效性进行评价，而且这些研究似乎相当普遍地认为，和弗洛伊德学派的主张相反，对移情的洞察和分析并不是取得适当疗效所必不可少的。人们普遍认为，在所有的心理治疗中，也包括在精神分析中，存在着某些基本的特点——治疗师的威信和真诚、与病人建立的积极关系、一种共享的世界观，病人相信，按照这种程序去做将会证明确有帮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能提高治疗的主要影响力，即暗示作用（suggestion）。[7]
现在，我并非想要否认暗示的重要性。但是，我之所以相信它是重要的，只是因为它对那些更基本的力量会产生影响。我指的是病人心中存在的那些内源性的治愈力量。之所以心理治疗、自生训练（autogenic training）◎自生训练指练习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使自身产生某种生理变化的一种训练，有人译作自我暗示训练。它是在催眠术的启发下，由德国神经病理学家沃格特（Oskar Vogt）于1890年提出，由德国精神病学家舒尔茨（Wolfgang Schults）完成，后来又由舒尔茨的学生卢西（W.Luthe）加以完善，并使之广为流传于各国的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催眠术、沉思、神圣治愈（divine healing）◎神圣治愈，又称圣疗术，指使用咒语或魔法治愈的一种神力。、松弛技术、安慰剂反应，以及全部“可供选择的”技术——当它们确实在发挥作用时——会起作用，就是因为它们成功地激活了这些内源性的力量。
荣格学派的理论认为，自己比这种观点更深入了一步。确实如此，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把超越功能动员起来、运用梦和积极想象，以保证自我通往人内心深处的原型世界。许多非洲西部民族的信念可以作为这两种经验领域之间关系的代表，他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就与一个天国的幽灵签订了合同。按照西非人的这种观点，在你进入这个世界之前，你就已经与你的幽灵签订了一份合同，规定了在你的一生中你将要做什么的问题——你将要活多久、你一生的工作将是什么、你怎样为你的社会服务、你将和谁结婚、你将有几个孩子等。然后，就在你即将出生之前，有人就把你领到遗忘树（the Tree of Forgetfulness）◎遗忘树是西非国家一些民族的宗教仪式，指奴隶们在出发前要围绕一棵大树转三圈，以忘记他们生长的土地。前，你环抱住遗忘树，从那一刻起，你便失去了对这份合同的全部有意识的记忆。但是，你一定要兑现你在合同中做出的全部承诺。如果你不兑现这些承诺，你就会生病，你就需要一个占卜者来提供帮助，他将运用其全部技能与你的天国幽灵取得联系，发现你违反了或者未能履行哪些合同条文。[8]在西方社会中，这个占卜者的角色是由荣格学派的分析师来承担的。
通过注意倾听旧石器时代的内心世界的声音，我们不仅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个性化更向前推进一步，而且能使我们自己对纠正我们文化中的严重不平衡做出贡献。除此之外，难道我们还能在政治的、社会的或生态学的领域中做更多的事情吗？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难以在此做出问答。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用我们一直在使用的术语来为它制定一个框架。如果我们的许多心理疾病是由于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导致的原型意图受挫所致，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才能使我们心中的那个两百万岁的男人或女人更多地感受到，生活在当今世界就像是在家里一样舒适呢？
我们可以在今后两个世纪里大幅度减少世界人口；使自然栖息地和生态系统不再遭受粗暴的破坏；在小型的、相互支持的社会中重建人类生活的中心；增强人们对所有生物的尊敬态度；使一种新的神话倾向或宗教倾向得以出现，这种倾向能够使我们把自己看作大自然（或本性）的仆人而不是它的主人。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永无止境。
人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种得到实现，但是，如果自性决心要做到的话，它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接近这个原型的世界，开始认识未知的事物，至少是一种开端。现在，为了其全部未来的生存，我们这个星球组成的自然世界要依赖于自性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其心灵内部的那个代表——即我们心中的那位原始的幸存者。
[1] Alex Sakula，“In Search of Hippocrates：A Visit to Kos，”载Journal of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77（1984年8月）：682-688.
[2] Alfred J.Ziegler，“Morbistic Rituals，”载The Meaning of Illness, Mark Kidel和Susan Rowe-Leete主编，第155-170页。
[3] J.P.Henry，“Comment”（载The cerebral Hemispheres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Rossi撰写）。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22（1977）：52-59.
[4] Ziegler，“Morbistic Rituals，”p.162.
[5] Ernest Rossi，“The Cerebral Hemispheres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载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22（1977）：32-51.
[6] Eugene Monick，The Phallos：Sacred Image of the Masculine.
[7] K.M.Calestro，“Psychotherapy，Faith Healing and Suggestions，”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10（1972）：R.Prince，“Variations in Psychotherapeutic Procedures，”载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Vol.6，Psychopathology.
[8] R.Horton，“Destiny and the Unconscious in West Africa，”载Africa 31（1961）：11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