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量的材料与传统的男女行医者的活动有关，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发现数量足够多的类似的活动，这些活动证明，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和相当大的地理差异中存在着相当多的一致性。这些类似的活动揭示，关于疾病原因和治疗原则的主要理论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医学实践在传统上就是以这些理论和原则为基础的。

我这样说可能会受到人们的批评，认为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简化。虽然冒着这种风险，但我认为，可以把这些理论和原则归并在两种基本的病理学理论中：（1）本来应该留在病人心中的某种东西却从病人的心中分离出来了；（2）本来不应该留在病人心中的某种东西却进入了病人心中。这些理论中的每一种都和它自己的适当的治疗原则有关。如果有某种东西分离出来了，那就把它放回原处。如果某种东西进去了，那就把它取出来。我们将逐一考察这些事物中的每一种。

某种东西分离出来了（Something has got out.）。对生死现象进行解释的最古老的理论之一，就是利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幽灵实体（ghostly entity）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把这个幽灵实体称为灵魂（soul）。人们相信，这个实体在我们出生时，或者在胎儿时期，或者当我们还在子宫里的时候，便进入我们心中了，并且能够在某些紧要关头离开我们的身体。死亡的时刻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许多人接受了这种现象并用它来解释梦——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睡觉时会脱身出来，并且做我们梦见的各种事情。许多人也承认，可以用它来解释某种类型的疾病，把这种疾病描述为灵魂的丧失。

关于灵魂究竟是怎么丧失的，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解释，但大多数理论都赞同这种观点，夜晚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时刻。例如，一个人可能会从梦中突然醒来，而这时他的灵魂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游**，结果灵魂返回的退路被遗忘了。或者正在游**的灵魂可能会被邪恶的精灵所捕获。成功的治疗依赖于把灵魂安顿好，使它回到其适当的拥有者那里去。这通常意味着，要与那些劫持的精灵讨价还价，并付给他们某种形式的赎金。或者这也可能意味着，要同他们进行一场可怕的斗争，才能努力使灵魂获得自由。萨满教的巫医们对这种神奇的技艺尤为熟练。

据说有些人遭受的就是灵魂丧失之苦，这些人的临床描述揭示，有一种情况和我们的所谓抑郁症有密切的关联。例如，在秘鲁，克丘亚族的印第安人（Quechua Indians）◎克丘亚族的印第安人又称齐楚亚族印第安人，是居住在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温暖谷地中的一支印第安人部落，据考证，该部落属于蒙古人种的美洲分支，现在约有1000万人。他们使用克丘亚语，有自己的文字。就承认，有一种他们称之为米奇科（Michko）的病状。患上这种疾病的人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发生了障碍，体重减轻、能量丧失，表现得非常兴奋，深受失眠和做噩梦之苦。[1]

西方有很多与灵魂丧失相类似的观点，包括炼金术的制伏或苦行（mortificatio）◎制伏，原意是指禁欲、节食等，因此，有时也可译为“苦行”。在炼金术中，炼金术士把原初物质投放在鼎炉中进行冶炼，其间会出现“制伏”“净化”等阶段。中阿妮玛精灵的分离与回归，在失去爱人之后所感受到的丧亲之痛。首先，抑郁症的临床症状被体验为，某种不可或缺的东西失去了，而重新获得则被体验为，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火花又回来了。当一个人感受到抑郁时，他就会觉得与自己和他人产生了分离和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对病人进行治疗时，分析师便成为携带这个灵魂的人，成为治愈的心理能量，直到病人能够把灵魂和能量都拿回去为止。

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一书中，荣格把我们的全部文化诊断为，患上了灵魂丧失之症。他通过正视无意识而治愈了他自己身上的这种症状，这种对无意识的正视就像是萨满教的入会仪式（shamanic initiation），给我们提供了我们称之为分析心理学的全部理论、实践和技术。不管怎么说，这个学科的根源显然可以追溯到远比20世纪初的苏黎世或维也纳更加久远得多的过去。

某种东西进来了（Something has got in.）。在许多传统文化中，疾病被视为是邪恶入侵者的原型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说，人们认为，疾病是侵入身体中来的某种外部力量或物体。这种异己的力量或物体不只是疾病的原因：它本身就是疾病。治愈的过程就是把它驱逐出去的过程。

例如，在尼泊尔人当中，治病术士通常会要把疾病从病人身上吸出来，把经过最后考察证明是一种动物组织或蔬菜组织的东西吐到一个黄铜盘子里。他把这个东西用手拿着，给聚集在周围的人们看，很有礼貌地对大家的喝彩表示感谢。[2]在菲律宾人中，所谓心理外科医生无需使用器械就可以进行“手术”。他们按摩病人的腹部，赤手空拳地把那些看上去充血的内部器官组织祛除掉。但是，当人们对这些“被取出来的”组织进行分析时，便再次证明，这些组织实际上也起源于动物（animal origin）。[3]

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种结论：传统的治病术士并非总是使用无耻的欺骗手段。他们不仅能这样做，又不被认为是欺骗，而且还确实起作用。庸医竟然也能治愈疾病啊（Charlantanism heals）！这怎么可能呢？荣格在他那个著名的一眨眼的瞬间曾亲眼目睹：Mundus vult dicipi——这个世界就是愿意被欺骗啊◎“Mundus vult dicipi, ergo decipiatur”是一个拉丁文的短语，意思是说，这个世界就是愿意被欺骗啊，那就让它被欺骗好了。这句话源自1世纪罗马的讽刺作家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

治病术士取出的那个物体显然是疾病的一种象征。这就是温尼科特所谓起转变作用的物体（transitional objects）。[4]治病术士的秘密就在于，他们的人格力量和动作能够在病人心中激发起这种信念，即他们的疾病已得到了精确的诊断和治疗。治病术士使病人确信，他们不再是有病的人，而是身体健康的人了。这正是催眠术所要达到的目标，它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传统的治病术士会利用这种催眠式的恍惚状态。病人相信他们的病被治愈了，这当然也是使安慰剂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

许多现代的医疗实践也对这个观点做出了同样的验证，有些东西进入了心灵，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是在外面的——它们是：受到传染的有机体、异物、有毒的物质、胆固醇等。现代的外科医生们所做的无非是，把病人身体的某一部分切除，他们依据的是这样的假设：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些部位可能就是导致病人患病的原因。每年有多少病人被毫无必要地切除了他们的阑尾、扁桃体、子宫和包皮啊！现代的病人们喜欢向人们炫耀从他们身体中取出的胆结石、肾结石和拔出的牙齿，向他们自己和他们不幸的采访者们证实，他们患病的原因已经被祛除了，已经被放置在他们的身体之外了。这种做法也是诸如发泄、心理剧和“把事情写下来”等许多成功的艺术治疗和心理治疗程序的基础。病人把他们的内部障碍排出体外，在这个过程中减轻了痛苦。把他们心中的烦恼用言语向一位朋友或治疗师诉说，也具有完全相同的作用。通过把东西从身体中取出，即把（情绪的或身体的）脓释放到体外，从而使疾病痊愈，这是一种和时间同样古老的治愈过程。

有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人们普遍相信，这种力量有能力“进入”身体并引起疾病——尤其是心理疾病——这就是邪恶的力量。精神病学教科书把心理疾病的历史描述为一种直线式的发展过程，从魔鬼附体的学说，到把疯子视为一种疾病的启蒙观点，直到目前把神经精神病学和多巴胺假说（dopamine hypothesis）◎多巴胺假说是目前被普遍接受的精神分裂症的起因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体中多巴胺增生异常会导致精神分裂症。奉为神话。我们不应该被精神病学史的这种非常令人怀疑的看法所蒙骗。通过用神经科学的理论来取代魔鬼附体的理论，确实取得了许多实际的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却贬低了精神的价值，与珍藏在古老的治疗仪式和神话中的意义失去了联系。我们有必要写一本新的精神病学的历史，它应该公正地对待人类历史的全部状况，注意我们已经失去的和已经获得的东西。

“魔鬼附体”的理论以及通过驱除妖魔来治病的做法，是动力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得以发展的根源：从加斯纳神父（Father Gassner）◎加斯纳是天主教神父。他声称当他的十字架碰到病人的身体后，上帝会使病人立即倒地而死，其间他能按照上帝的旨意，驱赶缠在病人身上的病魔，病人会复活并且恢复健康。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暗示作用，催眠术就是根据这种心理暗示发展而来。1775年当众为患痘病的修女驱除妖魔、安东·麦斯麦（Anton Mesmer）◎安东·麦斯麦（1734—1815）是奥地利精神科医师。他认为行星能通过磁力影响人类，提出了动物磁性说，认为人生病是因为体内的磁性不平衡所致。他发明的通磁术在西方世界流行百余年，成为当代催眠术的先驱。于18世纪80年代在维也纳和巴黎所获得的治疗方面的巨大成功、贾斯替纳斯·科纳尔（Justinus Kerner）◎贾斯替纳斯·科纳尔（1786—1862）是德国诗人、医生和医学作家。1857年他发表了一本诗集，其中每一首诗都是受一幅幅偶然的墨迹所启发而写成的。这可以看作后来罗夏墨迹投射测验的先河。对普雷沃斯特的女预言家（Seeress of Prevorst）的治疗，以及他所写的与此事有关的那本非常成功的书，直到沙科（Charcot）对在沙尔佩特里埃（Salpetriere）精神病医院的癔症瘫痪患者所做的戏剧性的推论和祛除瘫痪，以及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是奥地利医生，和弗洛伊德都是奥地利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的学生。1880～1882年，布洛伊尔治疗了一个名叫安娜·O的女病人。根据她的病情创造了催眠方法，在深度催眠状态下，让安娜·O说出她心中被压抑的念头，从而治愈了这位病人。和弗洛伊德通过谈话疗法对安娜（Anna O）的治疗，所有这些都是从魔鬼附体和驱除妖魔这种古代的理论和实践中发展而来的。

另外，精神病是由邪恶的精灵引起的、因此必须通过驱除妖魔来治疗的观点，仍然无意识地影响着现代精神病学家，这可以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表现出来。对精神病学家来说，心理疾病是一个敌人，他们要把他们的阴影——即他们自己尚未认识到的疾病和邪恶——投射到这个敌人身上。他们认为，心理疾病是一种我们必须与之战斗和予以克服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精神病学家显然继承了驱除妖魔论者的观点。把魔鬼投射到疾病中，精神病学家再使用药物和电击来为病人驱除妖魔，把魔鬼驱逐出去。

疾病是由于邪恶的精灵附体引起的，这种观点与疾病是由于罪孽所致这个概念相类似——意即，由于病人做过邪恶的事情才导致他生病。治病术士通过倾听病人的忏悔，同意赦免其罪孽，举行仪式使诸神得到抚慰，来治疗病人的这些症状。

和心理分析一样，现代精神病学已经用“罪疚感”（guilt）这个概念取代了“罪孽”（sin）的概念。在咨询室里进行的忏悔对心理治疗的成功起着某种基本的作用，对此人们几乎没有疑问。病人常常觉得，他们不值得成为人类种族的一员，他们处在人类之外。现代的治疗师和古代的治病术士一样，通过他们在治疗过程中的帮助，就能使病人重新回到人类大家庭之中。

在传统的疾病概念中，尤其是在像加纳（Ghana）这种妄想狂观念（paranoid ideas）十分流行的国家中，关于邪恶、巫术和妖术的理论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加纳人的房屋、卡车、独木舟和工人的工具箱都装饰着诸如此类的铭文，比如，“不要信任任何人”，“在我的周围到处都有敌人”，“害怕人就去玩蛇吧”。一位权威人物讲述了一个关于加纳木匠的故事：这个木匠在骑自行车时眼睛里进了一粒沙子，他并没有尝试把这个小沙粒取出来，而是急忙赶到一个占卜者那里，想要发现究竟是谁把沙粒吹进他的眼睛里去的。[5]

荣格学派的分析师通常把患妄想狂的观念理解为是阴影被投射到外部群体中所致，因此，人们便把这个阴影看作有敌意的。应该鼓励病人意识到他们的阴影，承担对阴影所负的个人责任，并且不再把它向外投射到别人身上。但是，对于患妄想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这可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在这里我吸收了传统的江湖医生的智慧，但运用的是反魔法（countermagic）。对这种病我是用服药的方法来治疗的——针对这种病使用的是一种酚噻嗪药片。

在我们的文化中，治病术士的原型体现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物身上，“而且在整个叙利亚都知道他的名字：叙利亚人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些病人是患有各种疾病和遭受各种痛苦折磨的人，是那些魔鬼附体的人，是那些精神错乱的人，是那些瘫痪的人；而耶稣基督把这些人都治好了”（《马太福音》4：23～24）。

朱利安·莱夫（Julian Leff）◎朱利安·莱夫，英国精神病学家，伦敦大学精神病学院荣誉教授。他曾使用化身疗法治疗有幻听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在他那本很有价值的书《全球精神病学——跨文化的视角》（Psychiatry Around the Globe： A Transcultural View）中指出，在治疗心理疾病时耶稣的治愈技术类似于世界各地土著治病术士们使用的技术。治病术士命令魔鬼离开它所依附的那个遭受痛苦的人，把那个邪恶的精灵迁移到动物身体上，随后便把这些动物杀掉了。还有另外一些元素，例如水，可以用来洗掉这些精灵。圣·马克（St.Mark）曾向我们讲述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故事：他是一个没有固定住所的流浪汉，住在坟墓里。他曾和耶稣打过交道并且请求他的帮助。当耶稣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作了这种动人的回答，“我的名字叫军团，因为我们的人数如此众多”。圣·马克又继续说道：“现在，在靠近大山的地方有一大群猪在吃食，而且所有的魔鬼都恳求他说，把我们送进那群猪里去，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它们心中。于是耶稣向它们发布了必须立即执行的命令。那些邪恶的精灵便走了出去，进入到那群猪的心灵之中：于是那群猪便狂暴地跑向一座陡峭的崖壁，掉进了大海（大约有2000只猪），并且在海里淹死了（《马可福音》5：11～13）。”

许多与此类似的事情可以在人种史的文献中发现。例如，约鲁巴人（Yoruba）◎约鲁巴人是尼日利亚的一个民族，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西部和西南部，另有少数分布在多哥、贝宁和加纳。他们使用约鲁巴语，有用拉丁文拼写的文字，多信奉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的治病术士让患上心理疾病的患者站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中。他们用三只斑鸠作为天然的生物海绵，把邪恶从病人身上洗掉。然后把这些斑鸠杀掉，它们的尸体便顺流而下，于是邪恶也就被河水带走了。[6]这些方法在当地的医疗实践中通常是有效的，就像耶稣对军团进行治疗所使用的方法同样有效。而且它们现在依然有效——在梦的自然世界中仍然有效。我们是从事医疗实践的荣格学派的分析师，我们这些人当然不习惯于命令精灵进入动物体内，把它们赶进大海或河里淹死。但是这种象征作用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们病人的梦和幻想中被发现。我们的任务就是使病人尽可能完全地参与到这个心理剧之中，把它表演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们所发挥的作用和传统的治病术士是相同的。

[1] Frederico Sal y Rosas，“El mito del Mani o Susto de la medicina indigena del Peru，”载Revista Psiquiatrica Peruana I（1957）：103-132.

[2] N.J.Allen，“Approaches to Illness in the Nepalese Hills，”载Social 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J.B.Loudon主编。

[3] Leff，Psychiatry around the Globe.

[4] Winnicott，Playing and Reality，p.6.

[5] M.J.Field，“Chronic Psychosis in Rural Ghana，”载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4（1968）：pp.31-33.

[6] R.Prince，“Indigenous Yoruba Psychiatry，”载Magic, Face and Healing，A.Kiev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