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她的症状的本质，心理生物学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症状与詹妮弗心灵深处的那个两百万岁的人联系起来呢？我们还是再来看看每一种症状吧。

焦虑：在当前这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流行的观念认为焦虑是神经症，适应良好的人决不会受焦虑之苦。这当然是胡说八道。焦虑是一种自然的和普遍的体验，人类和所有哺乳动物都会产生焦虑。既然它是普遍存在的，就必然具有某种生物学的功能，否则它就不会进化了，至少也不会留存至今了。那么，焦虑的生物学功能究竟是什么呢？

伊万·巴甫洛夫

焦虑是某种形式的警惕性。生活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有机体必须对环境变化保持警觉，这样才能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巴甫洛夫（1849—1936）是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他通过对狗的唾液分泌实验，提出著名的经典性条件反射学说。1904年因为其消化系统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其条件反射理论对后来的美国行为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视为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先驱。认为这种警惕性是一种反射（reflex），他称之为“这是什么”反射。警惕或“这是什么”反射并不一定会引起焦虑。警惕只是对环境中可能发生的变化的一种警觉。当人们觉察到可能有某种威胁或危险时，警惕就会转变为焦虑。焦虑的实际体验与某些生理变化直接关联，以便使身体做好抵御暴力行为的准备。心率增加、血压上升、肾上腺素分泌增多、能量储存在肝部被动员起来并且被释放到血流中去、血液从内部器官进行重新分布，以便把氧和能量带到肌肉和大脑。同时，甲状腺受到焦虑的刺激以增加身体新陈代谢的效能。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用于暴力行动的大肌肉处于最高效能状态。红细胞从脾脏中被释放出来以增强血液携带氧气的能力。毛发卵泡囊基部的小肌肉收缩，形成一些像鸡皮疙瘩似的丘疹，使毛发根部竖立起来，汗腺大量分泌，等。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由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引起的，其功能旨在使有机体做好进行凶猛的战斗或拼命跑——战斗或逃跑反应——的准备。

因此，在进化适应的环境中，警惕和焦虑对生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现代世界它们可能被夸大了，或者不适宜了。当焦虑被夸大、不适宜并且存留下来时，它就变成了一种使精神病学家感兴趣——也使医药工业（及其股东们）感兴趣——的症状。对于心理病理学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原本是一种自然的心理生理反应（焦虑），为什么会被夸大成为一种留存至今的、不合时宜的神经症状态（焦虑神经症）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理论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弗洛伊德的观点，他把神经症看成是儿童早期的创伤性经验的直接结果。这当然符合詹妮弗的病例。生活残酷地使她失去了母亲，使她很小就因为没有了母亲而无法幸福地生存下去，而且当她需要同伴的时候，生活也没有给她提供同伴。

威廉·罗纳德·费尔贝恩

唐纳德·W.温尼科特

与母亲分离或者失去母亲的后果受到了来自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鲍尔比、费尔贝恩（William Ronald Dodds Fairbairn）◎费尔贝恩（1889—1964），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独立团体理论的构建者之一。当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两派激烈争论谁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正宗之时，费尔贝恩并未盲目趋同某一学派，他建立的中间团体既不认同克莱因的对象—关系理论，也不赞同安娜·弗洛伊德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而是更强调人际关系的作用。和温尼科特（D.W.Winnicott）[1]◎温尼科特（1896—1971）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和费尔贝恩一样，温尼科特也采取了中间立场，对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精神分析学派之争终告停息，形成了三个新精神分析学派，这就是以克莱因为代表的对象—关系学派，以安娜·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儿童精神分析学派和以费尔贝恩及温尼科特为代表的中间学派。其观点主要阐释亲子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怎样滋养或阻碍儿童心理发展的。的特别注意。尤其是鲍尔比，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的研究建立在习性学基础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便是在今后的许多年里，他阐述的论点对我们仍将有指导作用。在鲍尔比的全部研究中，他始终坚持一个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儿童正在成长中的需要和环境中流行的条件之间不一致，就很容易引起神经症。当鲍尔比还健在时，我曾在伦敦发表了一篇论文，把鲍尔比的观点和荣格的观点做了比较。在此后的讨论中他承认，他接受了荣格的论点：当儿童内心深处所表露出来的原型计划没有与环境中相对应的适当人物和情境相遇时，儿童就容易患上神经症。他基本上同意这种主张，即神经症焦虑产生于原型意图受到挫折。而且在我看来，这个原因才是引起儿童期、青少年期和以后生活中的精神病障碍的原因，而不是在婴幼儿时期所造成的任何独特的创伤。

恐惧症：精神病学对不确定性焦虑（free-floating anxiety）和恐惧性焦虑（phobic anxiety）做了区分，不确定性焦虑可能是由许多不同的情境引起的，而恐惧性焦虑则是某种情境所特有的，例如，有限的空间、毫无遮盖的开放空间、蛇、蜘蛛、捕食的野兽、陌生人、高空等。就我们探讨的这个主题来说，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当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男男女女所遭受的各种恐惧症进行详细考察时发现，这些恐惧症的根源却不是现代的。它们都是被夸大了的对物体、动物或情境的恐惧，这些物体、动物或情境原本是在进化适应的环境中对生命具有潜在威胁的东西。

这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在精神病学的教科书中却总是被人们忽略，这很可能是因为，直到你考虑到它的时候，它才成为显而易见的。无论在动物中还是在人类身上，引起逃跑、退缩或其他恐惧表现的条件本身并不一定是危险的；但是，当你仔细考虑它们时，事情就会一目了然，它们和实际上对生命或肢体有危害作用的情境有关，即便这种关系只是间接的。正如鲍尔比所说：

在包括人在内的大量的动物物种中，引起惊恐和退却的主要条件只不过是陌生。其他条件还包括巨大的响声，以及迅速扩展或接近自己的物体；此外还有黑暗，某些物种的动物确实很怕黑，尽管另一些动物并不怕黑。还有一种便是孤独。

现在已经很显然，这些刺**境本身并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当我们戴上进化论的眼镜来观看时，它们在促进生存方面的作用就不难发现了。响声、陌生、迅速接近、孤独，还有黑暗对许多物种来说——都是与日益增强的危险有关，这是有统计数据可查的。[2]

以恐惧来应对这类常见的刺**境，这种反应倾向应归咎于遗传基因的偏见，这些偏见具有生存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使个体做好准备以迎接真正的危险。这些偏见的存在可以解释，在现代文明环境中，恐惧怎么能够在实际上并不危险的各种情境中引发出来。所以，当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例如，电梯或一列地铁列车里，就会表现出惊慌的恐惧；当知觉到自己处在高空中，意识到一个人完全孤独地处在黑暗之中时，人就会做出恐怖的反应，对适应正常的人来说，这些反应可能很荒唐可笑，但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这可以理解为是古代反应模式的表现。个体反应的对象是自然的线索或信号刺激，这些线索或刺激与进化适应环境中的危险有共同的联系。这些线索常常并不表示任何危险，但事实却是，它们在过去确实代表某种威胁。因此，个体谨慎地或恐惧地对它们做出反应，并非完全是不适宜的，从原则上讲，保证安全要比经历危险后的遗憾好得多。

现在病人所选定的恐惧症的形式通常充满了象征意义。你可以回忆一下，詹妮弗的恐惧症就是对有限的空间感到恐惧。显而易见，幽闭恐惧症就是对所有哺乳动物所共有的自然反应的一种夸张，例如，当哺乳动物被围困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并且失去了所有逃生的手段时，就必然会表现出幽闭恐惧症。因此，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在那些把家体验为令人窒息的地方、把父母体验为压迫者的人们身上，幽闭恐惧症是经常出现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广场恐惧症患者把外部世界体验为有威胁的世界，只有在家里才感到安全；而对幽闭恐惧症患者来说，正是家才引起了焦虑，因而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逃离家所代表的有威胁的封闭环境。就其特点而言，幽闭恐惧症患者想要逃避的不仅是自然封闭的环境，而且想要逃避社会角色的囚禁，尽管没有任何逃避的手段。其结果是，他们认为把自己托付给他人，例如，结婚和工作，实在是太危险了，不能去冒这样的风险。这正是詹妮弗开始接受分析时所处的境况。

抑郁症：易患抑郁症的人通常是那些在儿童时期有如下经历的人，例如，失去父母、被父母抛弃或被人忽略的人。当个体因为其原型需要受到某种新的挫折时，抑郁的疾病便有复发的可能：个体往往把这种新的挫折体验为，是儿童时期原始的抑郁体验或挫折体验的重演。心理分析可以揭示这种最初的挫折体验的性质，并且指出在治疗的其他时间段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心理分析。

和焦虑一样，抑郁症也是人类和所有哺乳动物共有的一种自然而又普遍的体验，因此，它必定是一种有益于生存的生物学条件。它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总的说来，抑郁症看起来是对丧失或剥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例如，当幼小的哺乳动物被迫与其母亲分离时，以及当生活在组织等级森严的群体中的个体被剥夺了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时，就会出现这种反应。那么，这种状况是怎样对生存产生影响的呢？失去了母亲之后，以及在最初通过哭泣来寻求保护未能奏效之后，感到抑郁的婴儿就会直挺挺地躺着，寂寞无声地等待着，保存着身体的能量，避免受到其他食肉动物的注意。动物只有通过这种策略才能存活下来，直到和它的母亲重新相聚或者被一个代理的父母所收养，这种行为是受动物的抑郁状态驱使的。同样，当个体的地位丧失时，做出抑郁反应就能使受到降级的个体消极地适应较低级的地位，从而避免受到撤换他或她的那个更有权力的人的攻击。反之，这样做又促进了和平和社会的内聚力。[3]因此，抑郁症与哺乳动物普遍采用的屈从策略有关，而与其相反的躁狂症（mania）则和支配与控制策略有关。这样，躁狂性抑郁症便不可避免地和支配—屈从的原型系统联系在一起，也和与它有关的系统——攻击和防御——联系在一起了。在詹妮弗的病例中，她的抑郁症和她屈从于其父亲的控制有关，也和她感受到她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有关。

执着强迫性神经症：执着强迫性行为是人们需要对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事件、物体、人、思想、情感、冲动或情境进行控制时而产生的副产品。它通常和一些力量强大的情绪有关，尤其是和恐惧、愤怒及罪咎感有关。和焦虑、抑郁及愤怒一样，罪咎感是所有社会性动物都很容易产生的一种情绪。它演化成为一种适应装置，旨在保持社会秩序和同质性。和焦虑一样，它也可以被夸大，并成为神经症疾病的症状。这种情况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病例中表现得最明显。被夸大了的罪咎感和执着强迫性行为更有可能出现在受理性（Logos）◎理性，也可译为逻各斯，指按照理性逻辑办事。原则支配的家庭中，最不可能出现在受爱欲（Eros）◎爱欲——也可译为爱洛斯，指受本能欲望支配，喜欢为所欲为，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主要指被压抑的本我中的性本能。支配的家庭中。

罪咎感往往是由那些违反道德权威的思想、情感和活动引起的，这种道德权威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尊重的，或者是以道德情结的形式，即弗洛伊德所谓超我（superego）◎超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人格三结构成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之一。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负责对自我进行监督。超我按照至善原则办事，监督自我、限制本我的本能冲动。超我的监督作用有自我理想和良心两种形式。当儿童的行为符合父母的道德标准时，父母就会给予奖励，儿童就会形成自我理想。当儿童违背父母的道德标准时，父母就会给予惩罚，儿童就会形成良心。的父权和母权，而得到内化的。罪咎感和执着强迫性神经症在那些把权威内化了的人身上更明显，这些人之所以会把权威内化，是由于恐惧而不是由于爱。通常情况下，那些在恐惧中成长起来的人对权威怀恨在心并且希望公然反抗它，尽管他们表面上可能非常赞同这些权威的价值观。其结果，挑战的欲望和必须屈从之间的冲突就像一团火在他们心中燃烧。被封锁在这种冲突之中，病人往往觉得自己不得不考虑或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与其意识人格无关。詹妮弗的强迫症就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她想要杀死其父亲，这就迫使她采用各种方式的仪式，以阻止这些想法达成其目标。另外，就其疾病的根源和严重性而言，她的情况应归因于下述事实，即她父亲本人就具有某种执着强迫性人格。

由于经常担心事情可能会失去控制，有强迫症的人往往受某种强迫性欲望的驱使，想要对事件和人进行控制。使他们感到无法容忍的是那些自然发生的、偶然发生的或不可预料的事情。在查尔斯·里克罗夫特（Charles Rycroft）◎查尔斯·里克罗夫特（1914—1998）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为解决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之间的学派冲突，他和费尔贝恩及温尼科特一起建立了伦敦精神分析学派的“中间学派”，成为该学派的心理治疗师。他对精神分析的贡献主要是对梦做了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新解释。的《焦虑与神经症》（Anxiety and Neurosis）一书中，他描述了强迫症患者对自己的情绪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对他们周围的人的态度。这些周围的人使人联想到支配外国人和控制潜在反抗者的殖民地总督，或者就像是一个动物占有了某一块领地，它在这块领地上具有了绝对的征服力量和统治权。他们要对付的是所有那些自发倾向，所有未经检查的情绪，仿佛这些倾向和情绪就是危险的入侵者。就是说，他们还要继续进行攻击，要么把入侵者驱逐出去，要么强迫他们服从。

当入侵者是与自性非常疏远的一个部分时，分析者就会把攻击视为压抑。这种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阴影（shadow）◎阴影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原型之一，指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一些阴暗的东西，不为外界所接受，也不易被外人察觉。它起源于人的生存与繁育、征服欲、占有等本能欲望。但是，阴影并非都是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只是暂时不能被现时社会所接受。本能、欲望和冲动既能把人引向罪错和毁灭，也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对患有强迫症的人特别有威胁。在粗暴的打击之下，阴影不得不因害怕而屈从，唯恐事情可能会失去控制。这个事实虽然很简单，但给我设置了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使我在詹妮弗的病例中无法得到成功的结果。要不是因为氯丙咪嗪制剂所提供的药物帮助，我真的不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成功。

精神分裂人格：人们经常认为，精神分裂人格不会引起抑郁症；因为这些人格太分裂了，据说这是不可能产生抑郁的。其实，我认识许多精神分裂的人，他们也患有抑郁症，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把它看作一种积极的预兆——这些人虽然远离现实，但分离得并非如此遥远，以致和他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无关。这当然符合詹妮弗的病例。

人们为什么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呢？部分的原因是，这是对基本社会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一种反应，但是它也可能和一种先天的内倾性有关。患精神分裂症的人通常有这样的父母，这些父母要么在自己的童年时代没有度过关键期，要么对孩子根本不予关心，认为孩子是可以自行成长的人。这样的父母似乎忽略了这个事实，即他们的孩子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些父母往往像对待玩具娃娃一样来对待孩子，用他们认为最方便的方式把孩子随意地拿起、放下，放在托儿所或幼儿园里便完事大吉。结果，孩子长大后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不信任，觉得别人永远也不会考虑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在这些情况下，最实际的策略就是，决定远离他人，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从社会生活中退缩到专注自我的内倾性格，就是因为那些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原型规则一再受到挫折，而做出一种恰当的反应。这正是发生在詹妮弗身上的事情。

关闭在孤独的自性城堡中，集体无意识原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它们可能会作为无意识潜能而保持在潜在状态，它们可能会表现在梦和幻想之中，或者它们也可能会被体验为有威胁的症状——那些令人感到恐惧的事物，以及那些只要有可能就会受到控制、否认或压抑的东西。后一种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被压抑的原型成分会被投射出去，投射到环境中的一些人身上，而且“那条路正是疯子的必经之路”。在对詹妮弗进行治疗的初期，我警觉地发现，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在她身上出现，而且变成了移情（transference）◎移情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主要概念之一。在来访者身上产生的移情主要指运用催眠术和自由联想法而进行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来访者对分析师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实际上指的是来访者把过去对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投射到分析师身上的结果。反之，咨询师对来访者也会产生移情，被称为反移情，实际上是咨询师的一种自我防御，对心理咨询过程会产生阻碍。。她用妄想狂的敏感性对我说出的那些最纯真的话做出反应，有时候她甚至不能忍受我看她。就像她的幽闭恐惧症使她不能乘坐地铁列车出行一样，她的妄想狂的敏感性也使她不能乘坐公共汽车。她觉得人们都在看她、评论她和嘲笑她。

对精神分裂人格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这种异常的自我意识都很常见。害怕被人看或被人凝视，就是害怕自己的防御被人看穿，害怕被人从自己的内部城堡中赶出去。眼睛是精神分裂人格最常见的特征之一。我们怎样把这种现象和我们在进化上的遗产联系起来呢？习性学研究已经发现，凝视和视觉注意在所有的社会性哺乳动物◎社会性哺乳动物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化组织的哺乳动物。这类动物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是具有脑结构、恒温系统和循环系统，在社会群体中也具有等级层次；第二是能为胎生的后代哺乳、有毛囊和汗腺；第三是哺育和照顾后代，这个任务通常由雌性动物担任，有些哺乳动物中的雄性或其他成员也会合作照顾幼体。一般来说，植食性动物比肉食动物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化倾向。人类也属于社会性哺乳动物。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动物在社会等级层次中的地位越高，该社会中那些不太占统治地位的成员对统治者的凝视就越多，就越注意统治者的需要。占统治地位的动物把这种注意当作合法的应得权益来接受，因而对此泰然受之。但是，如果一个不占统治地位的动物被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动物凝视，不占统治地位的动物就会把它体验为一种惊恐和威胁。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动物的凝视通常是一种责备，而且具有攻击性意图。[4]

在人类社会中情况也同样如此。国王、女王、总统、总理、影视界名人和流行音乐明星都很愿意被人看和注意。他们通常会因这种仔细观看而感到很荣耀。但是，一个地位很低的人受到凝视，或者一个低自尊感的人受到凝视，就会把这种凝视体验为威胁和一种警告。由于这个原因，对于一个精神分裂症样的病人或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他的自尊心总是会受到损害，不喜欢被人凝视便成为哺乳动物的一种正常反应了。

凝视还有另一个原型成分，那就是食肉动物的原型成分。食肉动物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怀着强烈的迷恋凝视着它们要捕食的动物。人也会埋伏下来等待着对潜在的牺牲品实施攻击，所以，人也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采取行动的。凝视是敌人原型的一个原始特征。因此，被人观看、与他人有所不同或者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就会产生焦虑，对此有一些生物学上的东西可与之相类比。伪装毕竟是在整个自然界都显而易见的一种防御机制。易受攻击的个体常常通过使自己和自然景色融为一体，使自己不会被察觉到，从而保护自己免受攻击，这就是对与众不同感到害怕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说精神分裂现象是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的一种现象，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的文化中任何受到过相当良好教育的人都可以被说成是具有精神分裂症的倾向。过去300年来科学学科的出现，教会了我们把自己和外部世界分离开来，以便客观地和不带偏见地看待它。确实，哲学家的洞察力曾使科学的方法成为可能，但哲学家本人却具有精神分裂人格。[5]勒内·笛卡尔教导我们，要使世界非人化并且把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分离开来。在此之前，我们很可能倾向于使物质世界拟人化，把人类的意图强加于所有的存在之中，当今时代的孩子们仍然在接受这样的教诲，直到成人把他们教育成不再是孩子为止。

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关键的问题是：（1）这个人已经退缩到城堡中有多远了？（2）自我在多大程度上既成功地保持了与外部现实的某种联系，同时又成功地与自性建立了某种创造性联系？幸运的是，在詹妮弗的病例中，她还没有退缩到如此之远，以致不能形成某种治疗关系。另外，她的丰富的幻想生活意味着，她和自性建立了创造性的联系，而且我能够把这种联系动员起来，使之在心理分析中得到应用。这可不是一次轻松的骑马旅行。还没等到她开始信任我，她便对我产生了一种带有强烈焦虑的依恋。她经常体验到在面询结束时难以离去。我不得不在周末和假日里应对她可能出现的自杀威胁，她编造了一系列仪式，每次当她离开我的咨询室时，她都要进行这些仪式，以保证我在她下一次回来时仍然对她有很好的安排。

作为她的分析医生我的责任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我基本上是这样认为的：（1）使她的症状较少发作；（2）成为一个好父亲，希望她长大并且承担起成人应该承担的任务；（3）动员自性中的个体化原则；（4）鼓励她离开家、找份工作、不再依赖她的父亲，并且开始依靠自己独立生存下去。最后，当这些目标达到时，我认为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可以把她推荐给一位女分析学家了，这位女分析学家能够帮助她肯定她与女性原则的同一性，并把她自己当作一个女人来体验。

那么，这个雄心勃勃的治疗计划达到目的了吗？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我可以欣慰地报告说，目的达到了。她花费了三年的时间才能够离开她的父亲，建造了属于她自己的房子，并且在一个医生的诊所里找到了一份接待员的工作。一年以后，我把她推荐给一位女分析学家。此后又过了一年，她和一位出版商结了婚。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当我最近和她联系，请求她允许我使用她的病史，当然对这些病史要进行适当的伪装，这时她看起来很健康和幸福。她有两个处在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她为一家动物福利机构工作，她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和佛教徒，她仍然和15年前结婚的那个男人在一起——在当今时代这可是很不平凡的业绩啊！

但是，我必须以临床诚实的名义宣布，这个病例的成功结果既依赖于心理分析，也依赖于使用氯丙咪嗪制剂。执着强迫症病人是最难分析的，尤其是当他们处于抑郁状态或者有精神分裂人格时就更难分析。如果没有药物方面的帮助，分析很可能不会获得成功，因为我们很可能会深深地陷入到她那令人震惊的症状之中无法自拔。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只是扮演一个精神病学家的角色，满足于消除她的症状，那么，她完全有可能仍然和她那年迈的父亲—起困在家里，她的个性化也不会有更多的进展。

我以如此长的篇幅讨论了这个病例，因为它阐明了原型意图的挫折究竟是怎样导致严重心理变态的，也阐明了使用传统的精神病评价和治疗是怎样与荣格式的分析结合起来以促进治愈的。

[1] Bowlby, Attachment and Loss, Vol.2；W.R.D.Fairbairn, Psychoanalytic Studies of the Personality；D.W.Winnicott, Playing and Reality.

[2] Bowlby, Attachment and Loss, Vol.2, pp.109-110.

[3] Price, Alternative Channels for Negotiating Asymmetry.

[4] 这是M.R.A.Chance主编的Social Fabrics of the Mind一书的导言，第3页。

[5] Anthony Storr, The Dynamics of Creation, 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