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动物园里有一个混凝土制成的土丘，四周是一条深沟，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猴山。它大约有30米长、18米宽。1925年，动物园管理者把100只来自北非或阿拉伯的狒狒放进这个可怜的不适合其生长的地方。园方期望它们能温顺地迁入新居并且使观众得到娱乐。但这些狒狒却并不领情。

狒狒本来是一个完全由雄性聚居的种群，但是，出于园方对它们某种程度的关心，这种关心被证明是导致下述活动的典型原因，有六只雌狒狒被偶然包括进来。争夺控制权的恶斗便在这些雄狒狒之间发生了。恶斗持续了数月。两年之后，其中的44只狒狒死去了。直到这时，它们才建立了一种稳固的控制等级，一种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和平占了上风。但是，这些不幸的生物似乎并不快活。在一种完全是误导的企图支配下，为了使它们快活起来，动物园管理者又在这个猴山上放进了30只雌狒狒。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些雌狒狒中有15只被原来的雄狒狒在为了占有它们而进行的打斗中撕成了碎片。到1930年，只有39只雄性和9只雌性狒狒幸存下来，而且就在那一年，又有3只雄狒狒和4只雌狒狒被杀死了。[1]

对于这种狒狒的心理学应该怎样解释呢？难道它们是如此凶猛的野兽，以致不能控制其**，相互之间和平共处吗？这个物种究竟是怎样幸存下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去询问习性学家（对那些在其自然栖息地生活的动物进行研究的生物学家），他们研究了在狒狒经过进化而居住下来的那种环境中狒狒的生活。习性学家告诉我们，在不受束缚的情况下，狒狒生活在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群体中，这些社会群体是以稳固的控制等级为基础的；它们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而且一旦异**的结合形成，它们很少向这种结合挑战。

显然，猴山上的狒狒的行为是严重不正常的。那么，毛病出在哪里呢？很简单，动物园要求它们生活的环境与它们基本的原型期待相反，使它们受到巨大挫折。狒狒的习性——也就是说，这一物种全部的原型天赋——预先假定要有大块的土地，使它们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建立各自的领地，按照社会等级获取地位，而且，当它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两件大事之后，就会选取一个雌性狒狒为妻。这100只狒狒组成的大军需要的不是这座猴山提供的540平方米的领地，而是在正常情况下需要50平方公里——5万平方米——的领地，是一块比这座猴山大100倍的地域。

在正常情况下，狒狒会形成强烈的群体忠诚，而对来自其他群落的陌生者则充满敌意。之所以猴山上的动物以这种心理错乱般的凶猛进行相互搏斗，应归咎于下述事实，即这些狒狒是从不同的自然原始状态的群落中被捕获和聚集起来的，然后拥挤在雄性多雌性少，而且不可能置身于相互的领地之外的一块很小的土地上。因此，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认为，这群悲惨的狒狒们被放置在动物园的环境中，构成了我之所谓“原型意图受挫”（frustration of archetypal intent）。[2]其结果是严重的，而且显然这是一种心理错乱。

这个悲惨的故事虽然是一种比喻，但却可能会在另一种生物身上发生。这种生物经过进化而生活在东部非洲热带缺少树木的大草原上，这种生物属于智人中的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智人中的智人，指所有物种中具有最高智慧的人类。一些研究认为，现代人种的发展起源于15万年前的非洲，其东迁过程始于10万年前，在4万～5万年前达到欧亚大陆。也有些观点认为，智人在5万～6.5万年前向近东地区扩散，世界上不同人种之间发生差异的年代不太久远。但也有人认为，现代人大约是在25万年前由散布在欧亚大陆地区的古智人发展而来，这样，世界上不同人种之间发生差异的年代就会推向更加久远的过去。但不论采用哪种观点，它们都认为，现代人在大约11万年前就已遍布全球。，当时他们被迫居住在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德斯蒙德·莫里斯（1928— ），英国动物学家、习性学家、人类行为观察研究专家，著有“裸猿”三部曲，即《裸猿》《人类动物园》和《亲密行为》。其中《人类动物园》以辛辣的笔触讲述了现代人的困境及其出路。他把现代人比作圈养在动物园里的动物。深刻揭示了现代人，尤其是城市现代人生活困境：人口过剩、过分拥挤的生存空间等，所有这一切都与人的生物学特性产生严重背离，造成人类过分的压力和现代“都市病”。称之为人类动物园的那个城市聚居处。伦敦动物园里的狒狒们遭受的灾难在这个人类社会中发生了，这两者是可以直接类比的。他们被迫放弃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而生活在与他们的生活习性完全相反的环境中。这个族群就是伊克族（the IK），原本是乌干达的一个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族群，现在却被逐出了原本属于他们的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把他们安置在简陋的房间里居住，教他们靠耕种土地来维持生存，他们很快就变得灰心失落，抑郁、焦虑，而且生了病，对待子女和配偶，也表现出心理错乱般的冷漠。

诸如此类的证据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心理错乱的模型。心理健康依赖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环境所提供的东西能够满足发展中个体的原型需要。当这些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导致心理错乱。这种阐述往往会使人提出两个基本的问题：（1）发展中的个体的原型需要是什么？（2）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才能够保证这些需要的满足？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21世纪将不得不谈到的两个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不得不根据达尔文生物学的神话来进行，因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神话是构成我们时代之根基的神话，如果心理学的解释与这种神话不相容，那么，它就不可能有希望存在下去。当我讲述这一点的时候，我是把神话当作对人类起源的一种说明来谈论的，这种说明和这种神话浮现在意识中是与当时流行的知识一致的。

每一个生物有机体都有一种解剖结构和一整套完整的行为技能。这种技能是对该生物由此进化而来之环境（经过进化而逐渐适应的环境）的独特适应。在这种环境中个体有一种内在的期待，这种内在期待将使他们顺利地过上一辈子。环境中的任何改变都会对有机体产生重大后果。有些变化可能与生存相一致；而另一些变化则不一致。然而，有些变化虽然不会导致物种被消灭，却可能会使其通常的行为方式发生扭曲，这些扭曲可能最终会导致该物种的灭绝。

人类的多面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改革创新的复杂能力，已经导致人类现在居住的环境发生了戏剧般的转变，和非洲热带大草原的稳固特点相比，这些环境表现出惊人的多样性。我们是从非洲热带大草原里进化而来的，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靠狩猎和采摘为生的最大部分的生存时光。自然选择是由来已久的达尔文生物进化方式，但最近几百年来环境变化的速度确实已经远远超过了这种方式所能达到的发展速度。有些研究者希望精确地确定人类适应环境的特点究竟是怎样的，上述考虑却向这些研究者们提出了质疑。但是，如果我们确实希望了解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的生物，那我们就必须做出努力，因为我们的原始环境选择了原型倾向，由此而带来的挑战至今在人类中仍然存在。

我们的探究工作怎样才能进行呢？我们在进化中配备了一些原型规则，那么我们希望怎样确定这些原型规则的详细目录呢？一种可能性是研究那些在当今时代幸存下来的靠狩猎和采摘为生的群落的生活——例如，博茨瓦纳的昆纳族布须曼游牧部落的人（the Kung Bushmen）。◎昆纳族是博茨瓦纳的一个民族，布须曼泛指非洲南部的民族部落，是由最早殖民非洲南部的荷兰人命名的，荷兰语是“Boschjesman”，布尔战争后非洲南部地区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将荷兰语改为英语的“Bushman”，意思是指“丛林人”、生活在灌木丛中的人，现在人们通常根据英语的发音将其称为布须曼人。劳伦斯·凡·德·普司特（Laurens van der Post）◎劳伦斯·凡·德·普司特（1906—1996）是南非作家，他曾担任英国政府首脑的政治顾问，是英国查尔斯王子的好朋友，也是威廉王子的教父，著有多种影响深远的著作。他是一个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对推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做了大量工作。他对荣格心理学颇感兴趣，并在南非开普敦创建了一个荣格研究中心。对此做了如此生动的描述。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些人就是（对他们进行研究时）我们过去经过进化而来的那种人呢？回答是，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物理学家在对物质微粒进行观察时，那些物质微粒会改变它们的行为，那么，当那些戴着眼镜、身穿宽松短裤的人类学家仔细地观察靠狩猎和采摘生存的人时，他们的行为很可能难以保持不受干扰。另外，在人类学家到达现场之前，我们也不可能知道有多少种现代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对他们产生影响了。这只是一种假设，幸存下来的靠狩猎和采摘为生的人，过着比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人更接近原始人类状态的生活。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公正的假设。

还有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呢？当我们把在全世界范围内关于文化普遍性的研究和我早先提出的规则共同使用时，就给人们提供了其价值不可估量的资料。就是说，每当人们发现，某种现象具有所有人类社会的共同特点，而不用考虑这种现象是在什么文化、种族或历史时代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就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一种表现。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些一致性是由于原型所致而不是由于文化传播所致呢？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两种因素都应该包括在内。但是，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偏见，那些更依赖于原型的特点比那些不太依赖于原型的特点更容易传播。当人们发现，可以用某种模式或特点，如与母亲的联结，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或建造家园，来满足这三套标准时，那么这种模式或特点就很可能是以原型为基础的。这三套标准就是普遍性、持续性和进化的稳固性。

（1）普遍性：这种模式本身在所有已知的文化群体中都可以发现。

（2）持续性：进化的记录表明，就我们所关注的这种模式而言，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物种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母亲与婴幼儿之间、同伴之间、成熟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依恋行为不仅表现在人类身上，在灵长类动物身上也同样存在，甚至在最早期的哺乳动物身上也可追溯到其根源。习性学的主要突破就是想要证明，我们可以把这些行为模式整理出来，也可以采用与研究解剖结构的进化——如骨头、肺和大脑——同样的方式来研究这些行为模式的进化。

（3）进化的稳固性：有些物种往往选择在进化上比较稳固的模式，由于经常做出这种同样的选择而受到处罚，最终导致这些物种被消灭。

既然我们主要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么，我们所要界定的进化环境的最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性特点。我们是从哪种群体演化而来的呢？尽管这很令人惊讶，但显然并没有多少人类学家对建立人类适应环境的基本社会参数表现出任何兴趣。一个勇敢的例外是罗宾·福克斯（Robin Fox），他曾尝试对那种典型的靠狩猎和采摘为生的群落社会做出界定。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基本状态：“这种基本状态最终要在哪里被发现呢？”福克斯问道，“答案很简单：就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大约1.5万～4万年以前。事情确实就这么简单。我们是经过全面的进化而形成的现代智人中的智人；我们已经达到了食物链的顶点——我们进化得比其他食肉动物要好得多。但此后我们却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歧途……”[3]

福克斯论证说，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有机体、社会系统和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此时却发生了两件事情，扰乱了这种平衡：（1）冰河时代◎冰河时代（The ice age），也称冰期、冰川期，在新生代的第四世。，由于大量的人口涌入欧洲西南部、中东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从而增加了人口的密度；（2）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和发展。

这些发展所导致的经济改善和人口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典型的文明社会特点的出现，例如，阶级、社会等级、权力精英、军队、帝国以及对附属民族的剥削。从那以后，“这些由此而产生的属性——社会科学家把这些属性作为他们的主题来把握——就一直和旧石器时代狩猎者的社会需要相冲突”。福克斯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所谓历史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只不过记载得是最近期发生的事情而已。[4]

人种史资料记载了以狩猎和采摘为生的社会群落的生活，福克斯通过对现存的人种史资料的说明进行推断，认为在我们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这些有机群体中，99.5%的群体是由40～50名个体组成的，约有6～10名成年男子，大约是生育孩子的女性数量的两倍，还有大约20名青少年和婴幼儿。这些就是“使有机体得到扩大的亲属群体”，而且它们构成了我们的那种所谓原型社会的东西。

当然，这类群体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和其他类似的群体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人类的一些普遍礼仪，例如，问候、访问、设宴款待、建立联盟、通婚和发动战争。这些关系密切、得到扩展的群体，即由40～50名成员组成的亲属群体，相互之间都非常熟悉，并且分享着同样的价值观、规则、习惯和风俗，他们的信念是依靠神话、仪式和宗教来维持的。在所有这些成分中，家庭是核心的组织机构，不论它是一夫多妻、一夫一妻还是一妻多夫。

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生活在诸如此类的社会中，大自然才对我们进行了训练，使我们做好了准备。降生在这个当今世界上，竟然能够对这种体系产生强烈的震动，其原因就在于此。我们是经过进化而来到这个自然世界上的，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备的原型天赋，为我们在这个自然世界中度过我们人类的自然生命做好了准备。有一系列安排好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一套新的原型规则作为媒介，寻求在发展人格与行为的特征模式中得以实现。每一套规则都对环境提出了它自己的要求。如果环境不能满足这些要求，那么，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原型意图受挫”（the frustration of archetypal intent）。例如，只有当一个像母亲那样的人物在场时，或者受到其行为的激活时，婴儿与母亲的原型系统才能得到满足；只有当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物在场时，父亲的原型系统才能得到满足；而异**的原型系统则只有当一个合适的配偶在场时才能得到满足。如果这些人物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在现场，那么，这种原型系统就会潜伏在无意识之中，其发展将会受到抑制或者遵循一种脱离常轨的过程。综上所述，人生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原型计划。个性化就是对这种原型计划的尽可能有意识的实现。

现在，我们能够对心理治疗的一个基本原则进行界定了；当环境（要么部分地，要么完全地）未能满足发展中个体的一种（或多种）基本的原型需要时，就会使人产生心理错乱。就我所知，第一个提出这条原则的精神病学家是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约翰·鲍尔比（1907—1990）是英国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也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临床医生。他以首创母爱剥夺实验和依恋理论而闻名于世。，他指出，人是通过进化而适应了当前环境的，如果养育儿童的环境离这种适应了的环境越远，就越有可能形成心理变态。[5]

鲍尔比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的同时代人所遭受的精神病态的心理失常，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西方社会究竟是以什么方式使我们内心深处这个两百万岁的人——也就是，那个原始的男人或女人——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的。有许多可能性立刻涌上我们的心头：由于移民、工作流动性和城镇建设计划的实验等，使以群落为基础的亲属联系的纽带遭到破坏；由于离婚和分居，以及单亲家庭的迅速增多，导致家庭的瓦解；由于母亲出去工作而不能给儿童提供足够的安全和亲密的关怀；由于神话、仪式和宗教的丧失；由于缺乏与自然、四季及原始环境的联系。所有这些因素都能潜在地导致压力、不安全感和规范缺失，导致人们心态的偏执或扭曲。各种各样的神经症、精神变态、药物（毒品）依赖，以及虐待儿童和配偶事件的出现，更不用说不断上升的犯罪统计了，似乎都和西方社会未能满足我们的原型需要不无关系。

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想说，我们的社会是一种十足的灾难。事实上，当现代环境开始满足自性（荣格用这个术语表示个体的全部原型禀赋）的基本需要时，它与原型环境的差别并非像人们可能想象的那样巨大。例如，身体需要保暖、穿衣遮体和营养，这在西方社会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得到满足。父母、同伴和未来配偶的社会需要也在大多数人身上得到了满足。然而，这些基本需要未能得到满足的人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而且人数仍在增长，这确实就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病问题之源。

在大多数精神疾病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压力（stress，也可译为应激）。导致压力的可能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有原型需要，而环境往往不能满足这些需要，两者之间的差距越大，人的压力就越大，疾病就越严重。尽管许多深受压力之苦的人开始受到精神病学家的关注，但其中许多人，或许大多数人，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关注；他们也不一定表现出精神病的征兆。荣格为了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之中，也为了从事私人的分析治疗实践，因而放弃了在医院里治疗精神症患者的工作，这时他注意到，来找他咨询的人，总的说来，并非患有所谓心理失常，也就是熟练的临床诊断很容易确诊的那种心理失常。相反，他们遭受的痛苦是，感到生活毫无目的和毫无意义。他开始把这种疾病视为20世纪一种典型的不适之症，称之为“我们时代的普遍的神经症”（the general neurosis of our age）。荣格毫不犹豫地把这种当代神经症归咎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出现使我们与我们的原型本性相疏离。世俗的城市生活使我们和无意识失去联系，而且“失去与无意识的联系实际上就是失去了本能，使人产生了无根之感”。[6]

尼采

这种洞见有一段漫长而又显贵的来历。早在18世纪，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丹尼斯·狄德罗（1713—1784），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是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的主编。就认为，文明的好处是以牺牲自然的幸福为代价而获得的。文明人生存下来，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不幸福的生物。要想成为文明人，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我们的基本本能。这个主题被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尼采（1844—1900）是德国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诗人和散文作家。尼采的哲学被称为“行动哲学”，一种声称要使人的要求和欲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哲学。尼采猛烈地批判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提出了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的非理性哲学。他还提出了超人哲学和唯意志论哲学。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可以尼采为分界，尼采之前为传统哲学，尼采之后为传统哲学的解体。所采纳，并且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以及荣格的《寻求灵魂的现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中得到了发展。伟大的习性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康拉德·洛伦茨（1903—1989）是奥地利比较心理学家，动物习性学的创始人，他因为研究个体和社会行为的构成和激发而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把我们的境况和已经被驯化了的野生物种——如鸡、牛或猪——的境况做了比较，这些野生物种现在生活在一种完全人造的生存环境中，这种生存环境几乎不能满足其本能需求；我们已经看到，德斯蒙德·莫里斯则把我们的命运同动物园里的动物的命运做了比较，这些动物因为被关在动物园里独自生活而失去了活力。

康拉德·洛伦茨

让·雅克·卢梭

由于失去了我们人类的栖息地而使我们产生了失落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怀旧。这种怀旧不时地想要重新拥有原始的生活、原始的民族和原始的艺术——拥有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也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谓神圣的原始时代的生活。这是导致我们许多人对人类学如此着迷的主要动机之一。但是，我们不应该让它鼓励我们把靠狩猎和采摘为生的生活理想化，这种生活即便不是荒凉的，也常常会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是英国政治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主义心理学的早期代表。他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以其政论性著作《论人性》《利维坦》等著作而闻名。所描述的那样——是龌龊的、野蛮的和短命的！

我还是用我自己临床经验中的一个例子来例证我所说的一切吧。这个例子说明，在面临原型意图严重受挫时，精神病学和荣格心理学是怎样把各种力量结合起来，以加强我们的洞察力、治愈心灵的伤痛和实现个体化的。

[1] J.P.Henry and P.M.Stephens, Stress, Health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A Sociobiological Approach to Medicine.

[2] Stevens, Archetypes.

[3] Fox，Search for Society，p.215.

[4] 同上书，第220页。

[5] John Bowlby, Attachment and Loss, Vol.1, Attachment.

[6] C.G.Jung, The Collected Works, Vol.16, 第83自然段和Vol.7, 第195自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