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和所有的人，内心都包含着全部的世界历史，正如我们的身体对人的血统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鱼类以及其他物种一样，我们的灵魂也包含着在人类灵魂中已经存在的一切。所有的曾经存在过的神祇和魔鬼都在我们的心中作为各种潜能、作为欲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存在着。

——赫尔曼·赫塞：《反思录》

在我的全部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对一个主题很感兴趣，而这个主题在20世纪显然并没有引起绝大多数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那就是无意识心理的演化。这种先入之见对我来说，就像对荣格一样，在研究心理紊乱的心理生物学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我现在将集中探索一下，当内心深处的那个两百万岁的人类存在受到挫折、惊吓或感到不满时，心理疾病可能是以什么方式使我们感到苦恼的。

在《回忆·梦·反思》（Memory, Dreams, Reflections）◎《回忆·梦·反思》是荣格的个人回忆录，在荣格去世之后正式出版。一书中，荣格记录了，当他开始从事精神病学这一职业时，他的老师和同学都对此感到惊愕，这是因为他认识到，精神病学是医学的一个分支，它包含着两个使他毕生都非常感兴趣的东西：自然和精神生活。他写道：“在这里我的这两股原本独自流淌的兴趣之溪流终于能够流淌到一起了，在一条共同的溪流中冲刷它们自己的河床了。这里就是生物学事实和精神事实所共有的经验的领域（empirical field），我曾经到处寻找它，但无论在哪里却都没有找到。终于，我在这里找到了自然与精神的碰撞变成一种现实的地方。”[1]

但是，在1900年年底，当荣格开始作为一个初级精神病学家在苏黎世的波格尔兹利医院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尤金·布洛伊勒（1857—1939），瑞士精神病学家，20世纪初他首创“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使人们对心理疾病有了更深刻而科学的理解。布洛伊勒于1898年担任苏黎世的波格尔兹利医院的院长，荣格在20世纪初在这所医院工作，他的情结理论就是在这里研究和提出来的。的指导下从事研究时——布洛伊勒把“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引入精神病学——他发现，比他地位高的他的那些同事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病人心理问题的主观意义，而是对病人的症状进行分类、做出诊断和搜集统计资料。从那时以来，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多么重大的改变。诊断仍然是精神病治疗实践中关注的主要焦点，《精神障碍的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的一些修订版，就像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家们进行无益而琐细的分析那样卖弄学问，因而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但是，这一时期对精神疾病的研究确实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倒是真的。人们对导致某些重要精神病的遗传学和神经生理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人们还发现，抗抑郁药和镇静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症状和减轻痛苦。许多老式的心理医院已经关闭——尽管这一成就已经被证明，对于社会和病人来说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在大多数大学里，精神病学的教授职位已经得到确认。神经科学取得了稳固的进步，人们对大脑两半球功能的单侧化、记忆的神经基础以及边缘系统对情绪所具有的深刻内涵都进行了重要的研究。用计算机把二维的数据建构成三维图像的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如计算机辅助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CT）和磁共振成像（MRl），已经导致了克勒佩林（Kraepelin）◎克勒佩林（1859—1926），德国精神病学家，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1896年，他以临床观察为基础，以病因学为依据，对精神疾病进行了分类。他划分了“紧张型”“青春型”和“偏执型”，把具有“孤独、幻觉和意志障碍”的患者划归“早发性痴呆”，即精神分裂症，同时，他还把“早发性痴呆”与“躁狂—抑郁”区分开来。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概念的复活，促使我们了解了，在诸如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阿尔茨海默症，又称早老性痴呆症，是一种由于脑的神经细胞死亡而导致的神经性疾病。和科尔萨科夫精神病（Korsakoff's psychosis）◎科尔萨科夫精神病，是一种由于脑缺乏维生素B1引起的神经紊乱，其发作与慢性酗酒和严重营养不良有关，以俄罗斯神经精神病学家“Sergei Korsakoff”的名字命名。这类情况下大脑皮层的变化。

和荣格在20世纪初刚刚涉足精神病学时相比，或许现在的精神病学研究倒是一个更受人尊重的职业，但这并非意味着荣格对所发生的这一切变化都表示赞同。使荣格对精神病学感到兴奋的是，要求医生在与病人的治疗关系中要有强烈的个人投入。但是，在最近几年里，针对病人进行的精神病学的访谈已越来越缺少，对病人的临床评价更多地依赖于使用测验、问卷、量表和小组讨论，而不是依赖于在医患之间关系的脉络中进行的传统的精神病学考察。另外，由于药物学和神经学研究的进步，人们常常把病人视为酶和神经循环的集合来对待，而他们的个人精神需要则往往受到忽视。

笛卡尔关于身心之间分离的二元论在整个20世纪一直有所反映，表现在精神病学（使用物理治疗）和心理治疗（用心灵治疗心灵）之间的分裂，并由此造成了相互之间的敌意和误解。心理治疗学家通过对大量的神经症患者的治疗而获益匪浅，而把可怜的精神病患者留给了精神病学家。在普通精神病学中，人们过分强调的仍然是其器质性的、行为的和社会学的方面，而心理疾病的心理学方面和精神方面则相对较少受到注意。

人们非常期望，神经生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能证明“机能性”精神病——即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有器质方面的基础。当然，虽然这样做深受人们的欢迎，但也有严重危险，它将导致人们更加忽视病人的精神需要，精神病学研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还原论性质（reductionist）——就是说，它将寻求以遗传学和化学的语言来解释所有的欢乐和悲伤，解释人类生活的深刻洞见和非同寻常的鼓舞。

荣格则把所有这一切视为一种灾难。在他的一生中以及在他与病人接触的过程中，他把精神视为最主要的，他相信在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之间并非不存在某种连续性，我们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所看到的东西，就是在精神病医生自己身上存在的那些过程的夸大——精神病学家当然认为他们自己是正常的了！

在20世纪70年代，一场信任危机使这一职业深受冲击，至今尚未完全恢复过来。许多开业医师至今仍然因为受到20世纪60年代那场反精神病学运动（anti-psychiatry）◎反精神病学运动是指，1967年英国精神病学家库珀撰文提到反精神病学这个概念，此后不久，这个概念便在欧美国家流行开来，形成了一种对精神病学进行批判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疯狂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实在，而是通过外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进行界定的，因而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手段。根本不存在所谓精神病和精神病患者，所以精神病治疗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的猛烈攻击而深感心灰意冷。这场运动对心理疾病的真正存在提出了质疑，把精神病学家诬蔑为导致这种状态的专制代理人。我认为，这种信任丧失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确立愿景（vision）——精神病学家普遍缺乏一种足以包括生物学和精神这两个领域的观念。精神病学家不仅经常不能满足其病人的精神需要，而且他们也未能将其学科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我们人类产生于此的那个进化的天然地基上。在行为科学家的反达尔文主义的偏见威胁之下，以及担心受其医学界同事和从事外科手术的同事们的轻视，精神病学家们仍坚持他们视为神圣的医学模式，就像遭受船只失事的水手紧紧抓住一个救生筏一样。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是相当令人沮丧的。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援军的到来。虽然精神病学一直毫无生气，但它可能正在进入其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期。之所以持这种乐观主义的观点，不只是因为药物学和神经科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而且是因为有了一种更广泛的理论观点，正在被这一领域工作的某些最声名显赫的研究者们采纳。在一个对荣格心理学造诣颇深的精神病学家看来，这些新的发展中最吸引人的和最有希望的因素，就是他们赞同原型假设具有最核心的重要性。

笛卡尔

我相信现在正发生着一种巨大的范式转变，使我们超越了笛卡尔（Rene Descartes）式学说中那种内在固有的二元分裂的医学模型◎笛卡尔（1596—1650）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也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近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在哲学思想上他是典型的二元论者，既坚持宗教神学的观点，相信上帝的存在，又坚持机械论观点，这种身心二元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二元分裂的医学模型是把精神的东西和生理的东西区分开来的学说。，转向一个全新的概念框架，它能对人类本性的基本成分进行界说，确定它们的进化起源及其基本的发展需要。由于原型假设对于心理事件和身体事件给予同样看待，人们就会用这种新的范式来纠正当代精神病学的物质主义和没有灵魂的偏见。它还会使人们对心理病理学现象的发生和意义提供一种新的顿悟。我还是用一个故事来解释一下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和大多数故事不同，这个故事却恰好是真实的。

[1] C.G.Jung,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p.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