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著名的《伦理学》（Ethics）◎这里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种生活水平：（1）享乐的生活，受快乐所支配；（2）政治生活，旨在获得荣誉和实施权力；（3）冥思的生活，致力于获得智慧和真理。其中前两种是外倾的，类似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Alfred Adler）心理学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先入之见，而第三种则是内倾的，与荣格的倾向相一致。就这三个领域的人类活动而言，其中似乎存在着某些具有基本重要性的东西，而且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唯一的一位预见到在20世纪的分析师中会有这么三位伟大巨头的思想家。例如，早在100多年以前，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atler）就曾观察发现，—个人最重要的占有物是他的宗教、他的钱财和他的私处——这显然又比荣格、阿德勒和弗洛伊德早啊！

正如他所设想的，荣格的原型假设是作为一种基本上内倾的概念而出现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其外倾的含意已经被人类学家和行为生物学家（习性学家）探讨过了。另外，某些至关重要的研究是由为数不多的一些具有习性学倾向的精神病学家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我将把他们简称为习性精神病学家。这一挑选出来的群体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包括美国的布兰特·温尼格拉特（Brant Wenegrat）和拉塞尔·加德纳（Russel Gadner）以及英国的保罗·吉尔伯特（Paul Gilbert）和约翰·普赖斯（John Price）。他们每个人都发现了并且宣布存在着与荣格的原型难以区分的神经心理结构，以他们自己的专门术语为其贴上标签，以这种方式使它们听起来更科学和更符合现代性。例如，温尼格拉特借用了社会生物学的术语“基因遗传的反应策略”（genetically transmitted response strategies）。这些策略可为某些重大的、物种所特有的行为模式负责，这些行为模式的形成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有机体适合于在它所进化的环境中生存——生物学家称之为在进化方面适应的环境。这些策略在遗传上是由该物种的所有成员所共享的，无论这些成员是健康的还是有疾病的。在环境对人体产生危害或在某些关键的发展阶段有缺陷而导致这些策略不能发挥作用时，心理病理学才开始发挥调停作用——我把这一过程称为“原型意图受挫”。[1]

同样，英国的保罗·古尔伯特把原型称为“心理生物学的反应模式”（psychobiological response patterns），美国的拉塞尔·加德纳称之为“有深刻同源的神经结构”（deeply homologous neural structures）。所有这些人都认为，这些原型成分依赖于作为人类潜能输送机的基因，它们向个体提供人类所特有的主要动力和目标。这些遗传因素做出健康的或不健康的表现，旨在对社会与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变异做出反应，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促进健康或致病的反应。

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把原型理论扩展到精神病病原学，而且在于下述历史事实：它代表了人们第一次系统地尝试承认精神病学中的种系发生因素，使心理病理学置身于一种健康的进化论基础上。

虽然有些习性精神病学家承认他们与荣格的联系，但大多数人却强调他们具有外倾性的生物社会学倾向，他们坚持认为社会目标是心理病理学的关键目标。在他们看来，几乎所有的心理苦恼都是由自我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所体验到的困难引起的。我们将回过头来进一步考虑这种论点，但此时我想先考虑一下这种原型假设对研究语言和言语所具有的内在含意。

[1] Brant Wenegrat, Sociobiology and Mental Disorder； Russel Gardner,“Psychiatric Syndromes as Infrastructure for Intra-specific Communication,”and John Price,“Alternative Channels for Negotiating Asymmetry in Social Relationships,”均载于M.R.A.Chance；主编Social Fabrics of the Mind；Paul Gilbert, Human Nature and Suffering；Anthony Stevens, Archetypes：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