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人：杨小微

（2011年5月8日）

演讲人简介

杨小微，男，1954年7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2000—2001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担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实验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研究分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教育改革等。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教材19部，代表作包括：《教育学基础教程》《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价值多元背景下的课堂重建：课例研究》《现代教学论》（第一卷·裴娣娜主编，杨小微、熊川武副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等。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教育研究与实验》《教育理论与实践》等多家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篇论文被权威刊物转载和引用，所写专著与文章多次获得优秀成果奖。

主持承担并完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十余项，其中包括全国教育科学 “九五”规划课题1项，“十五”规划课题3项，“十一五”规划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3项。主要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基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转型性变革的素质教育区域性推广研究》（2008—2011）、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2007年度国家重点课题《终身教育理念下的基础教育学校变革与区域推进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学的理论重建》子课题《区域性基础教育学校改革》（2004-2007）、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之子课题《高中新课程推进策略研究》（2002-200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之子课题《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评价研究》（2002-20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校道德教育改革与德育环境的重建研究》（2002-2005）、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社会转型时期学校变革的理论及实验》（2001-2005）等。

主持人：陈晓端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杨小微教授来为我们作报告。杨老师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我们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杨老师多年来从事基础教育研究，应该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发表的论文有一百多篇。很多的书、很多的课题、很多的获奖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报告是《基础教育改革：热点透视、观念重建与方法反思》，现在就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老师为我们作报告。（掌声）

杨小微：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我所在的单位是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作为教授是教育学系的，作为研究员是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的。我们学校还有一个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今年教育部的评估中，我们这两个所都拿到了优秀。全国一百多所基地，一共有25个优秀。我们这个所最早是叶澜教授创建的，她是首任所长，一直做到2006年，然后我接手。虽然我们做的都是基础教育改革，但是在我们里面也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几个层次。宏观做基础教育政策研究，中观做学校改革研究，微观包括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生发展等。我和晓端是老朋友了，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本科和硕士时候，硕士就是教学论专业，后面新课改以后我们也都很自然地进入这个领域。与此同时还有教育研究方法，因为自己在做实验，我同时还是教育实验研究分会的副理事长，可以说这个会是我们几个人当时发起的。关于实验，后来被行动研究所替代，它的影响力被替代，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后面再稍微讲一讲。我到华中师范大学以后，读的专业仍然是教育学原理，但是除了课程教学、研究方法之外，还涉足德育和管理。从自己的经历来讲，我的生命成长史是顺江而下的，祖籍四川，出生于湖北宜昌，读大学在武汉，然后留华中师范大学工作，20多年后又到了上海。这样的一个过程使我得以了解中部和东部的教育，其间又在西部做中英甘肃基础教育改革项目，它是由英国剑桥公司承接英国国际发展部的贫困援助项目，所以对西部也算有些了解吧。这期间我还到教育部参加过高中课程改革方案的研制，从第四次会议介入一直到做完方案。我感觉自己很幸运，从一开始接触教育学，尤其是从研究生开始，当时除了王道俊先生是我导师以外，还有旷习模老师带我们走了一条面向实践和一线老师在一起“摸爬滚打”的路，也使我认识到教育学这一学科离不开实践这样一个根基，它的效度也往往要靠实践来检验，所以这条路一直走下来还是感觉到收获蛮多的。

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内容比较多，PPT也有很多张，我想两个小时肯定是不能讲完的，所以我想有些方面我就简略一些。我想跟大家汇报三个方面：一个是热点透视；一个是观念重建；一个是方法反思。热点透视里面可能不会每一个问题都展开，但是我很愿意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些热点问题它怎么会出现，它怎样即将不再是热点，还有一些新的热点如何会生长出来，我想重点就从这个方面来跟大家交流。观念重建部分：关于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价值观等问题一直是我思考的重点，学术界长期以来做基础教育的和做终身教育的是两拨人，各自在做，我就尝试着用终身教育的观点来看、来反思基础教育，思考到底要为人的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什么样的基础。基于这样的一些想法我在文汇报每周讲演栏目发表了一个整版，标题是“以终身教育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当然还有相应的教育价值观、教育过程观等，稍微做一些展开。最后我想大致把这些年来基础教育研究领域当中先后产生过很大影响力的实验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以及我来到东部以后和叶澜教授一起做的新基础教育里面，我们提出的一种研究方式叫做深度介入式的研究性变革实践以及体会加以讲述。我也会争取留一些时间和大家有一个互动。

关于热点的透视和聚焦，我们比较容易从去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寻找到一些线索，这个规划纲要确实焐热了许多问题，像公平和均衡问题。其实我很早就做过一个文件解说，发现一个热点问题的出现，最初总是理论先行，比如，关于教育公平理论探讨的文章先出现，隔了几年以后就开始有了倡导均衡发展的提议或者原则与构想，再后来就慢慢有了一些实际的做法和经验体会，接下来就开始总结、回顾和反思。前两年我们都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接下来又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在回顾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30年前我们的教育拨乱反正，做了三件影响很大的事件——恢复高考、恢复重点学校、恢复专业职称。30年后与这三个领域相关的问题却又以批判和质疑的方式提出来，比如说重点学校的不公平问题，高考带来的应试教育导向问题，还有职称带来的人际关系恶化问题。它同样还是问题，却已经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对公平和均衡的倡导，是针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效率优先的政策理念提出来的，在当时教育资源整体有限的情形下，把有限的资源和关注重心放在经济状态较好的城市和一些条件、基础比较好的学校，是为了快出人才，早出人才。什么叫做政策，政策就是有倾斜的，法制才是保底线的。

我们可以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最初的政策是往东南沿海倾斜，接下来往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倾斜，最后忽然发现中部塌陷了，就来一个口号叫“中部崛起”，我是湖北人，我们当时一直在盼望党的政策的阳光什么时候能够普照到我们中部啊，等它普照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我们后面会分析这样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和均衡，只有相对的公平和均衡，而恰恰差异、不均衡是一个绝对的状态，直到现在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不断提升的动态的平衡过程，而不能把它理解成拉齐扯平。所以这样的一个公平和均衡的问题是在实践和探讨的过程中发展的，通过政策转换来放大改革的效果。最初关于公平的讨论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在资源有限又急于培养人才的时候肯定是效率优先，这和整个经济发展也是合拍的。接下来有了一定的发展程度就开始考虑公平问题。同样，均衡也是从外延意义上均衡，就是办学条件的均衡，最后发展到内涵的均衡。从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到城乡义务教育统一免费，再扩大到农民工子弟的免费。

这是在云南做研究的几张照片，那次我是和叶澜教授一起去的，有趣的是我们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就看见学校外面赫然写着一幅标语：“要致富，外出打工是条路”。我们就想既然打工就能致富还读书干什么，据说后来他们改成“要致富，好好读书有出路”。我们看到学生们在课余时间居然站在墙根，我记得下乡的时候那些老头老太太爱在墙根晒太阳，这么生龙活虎的孩子怎么也只晒太阳不运动，结果校长说停电了不能做操了，我们说那你可以喊喊口号，做做游戏让孩子们动起来，后来校长才行动起来。最好玩的是一个教室学生写字，老师就站在后面远远地看着，虎视眈眈的。他写什么呢？观察了半天他的笔画笔顺，后来叶老师描述说他写的“四”就像画“背篓”，先一竖再一横，然后向上提起来再一竖（像个背篓），然后里面丢两个红薯（两点），上面盖一块布（最上面的一横）。（笑）叶老师就跑过去握着他的手按照正确的笔顺写会了，手一放，我再凑过去一看又在画背篓了。这时候听到远处的读书声，又是一节语文课，我们再去看看那个语文课，结果一看不是，他们是上科学课呢，科学课怎么这么大声朗读呢？学生说我们在背实验，我说这实验怎么要背呢，老师说他们这里没有条件，太穷了。我就问那你做什么实验，回答说是水蒸气遇冷凝结成水珠。我就笑了，说这要什么实验设备，有一碗热水一块玻璃不就解决了吗？

云南的一位朋友说“西北穷在资源，西南穷在教育”。为什么呢？西南那个地方山清水秀，水资源不缺。像西北地区，比如，甘肃这个地方，可能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地方，你只有到这些地方才能感受到水是生命之源。那次去刘家峡水库的路上，一路是让人绝望的黄颜色，但是很让人惊讶的是，那样的地方居然还有人住，他还能在那里生存，人类的生命力也够顽强的，但是一到了刘家峡水库就是青山绿水。那么在云南这个地方，它唯一的缺憾就是高寒，所以云南师范大学跟教育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联手要去扶贫，他们到六哨乡，那个乡就是我们考察过的地方。他们帮助农民种马铃薯，因为高寒地带按照农民的土办法种了马铃薯以后它很容易中毒而导致品种退化，所以它要不断培育新品种，谁来做呢？就是由学校学生、老师们参与来做。结果呢，就把这些马铃薯种免费送给农民，然后还要免费培训他们，所以也建立了一个社区学习中心。乡党委书记非常高兴，那次我们去采访开会，座谈的时候党委书记就非常高兴地说：“谁说我们种田不如老子，养猪不如嫂子”，他们除了种马铃薯还养猪。他说我们的孩子既会种地又会养猪，还脱了贫，不过贫困的帽子先不能扔，扔掉的话你们来的这条路都没钱修，政府不给钱了，帽子还戴着，日子过好了。后来我们就和云南师范大学的老师讨论，我说你们做了半天就是做了个农业推广么，他们说得等他们有了钱上学以后再做第二步。结果呢，乡党委书记很高兴，他是政治立场，那个中心学校的大校长就有意见，他说你们搞点儿什么别的不好，非要种地啊、养猪啊，难道我们农民的儿子祖祖辈辈都要种地养猪吗？仔细一想，他说得有道理，于是我们就问那些学生是怎么种马铃薯、怎么养猪的，听校长解释就是当小劳动力在用。我们就说如果你不仅把它作为一个脱贫致富的手段，同时也把它作为一种课程教育的教材，把它变成一种教育资源，那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非常有意思地发现三种立场：政府的政治立场、大校长的农民立场、我们的教育学者的立场。

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基础教育在区域之间的差异表现得非常突出。我这里就是侧重谈问题，即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以及多种发展水平在区域内共存。我们浦东新区最靠近黄浦江的地方就是陆家嘴，这是金融中心，然后再过去一圈圈地划过来，划到最后最外圈的是老城镇、郊区和农村，所以它把一个社会历史变迁用一种空间的方式定格下来。显然浦东新区本身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有各种生产力的代表在里面。上海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社区，各个国家的人都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也非常突出，这种内差异对教育既是障碍又是资源。

我自己一直待在中部地区，这里是一个农业文明为主导的地区，但是长期以来条件非常薄弱。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北做整体改革实验，其中做得挺好的一所学校的校长叫解玉文，他的学校是荆门市最棒的小学——实验小学，当时市里提出淡化重点，就把他“淡化”到一所叫象山小学的村办学校去了，他当时为了盖教学楼，就去跟各方面领导人士喝酒、吃饭，又动员全校老师集资，好容易才把教学楼修起来。结果这个校长有高血压，后来高血压中风，我们说他这个百分之百的应该算工伤。他那个地方的文化，你不跟领导喝酒，钱就不会给你，还好后任校长比较幸运，当年贷款借的钱被一笔勾销，可能中部普九时的借贷很严重。

还有一点就是应试教育特别突出。当然对于应试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可以理解的。在去年的1月和4月我去了汶川，我们走的那条路，后来频繁出现塌方，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当时就懵懵懂懂，好像觉得没有什么。那条路就是“5.12”大地震时候抢通的那条路，我们还看到很多汽车埋在山脚下，都没有人去挖掘，还有一些桥都被石头轧断。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也是堵车，堵车的时候我跟我一起去的同事说，上次来听说这个中学是一所老高中，他们阿坝地区一共有4个高中，他们当年考上一本线的只有22个人，这所高中占了19个人，另外3所高中一个学校占1个。我想起陆有铨教授说的一句话，他说招博士生能招一个算一个，自己招的指标不够了还可以转给别人，当时还可以转，现在不行了，他又用另一句话说“超度”一个算一个。（笑）我们就想，汶川那个地方要是不搞应试教育，那一个也出不来，没有一个人能考上大学。它们就像我们的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一样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没有说搞素质教育，所以我是可以理解的。在资源、可能性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就要用这种方式去“超度”一个是一个。

但是在中部地区显得有点过了，就学段而言，小学是最好的，它是自动升到初中，结果湖北最大的景观就是外国语小学，最有趣的是外国语小学进去不考外语，考语文、数学，它不是在拉生源在干什么，去了以后它会给你开小语种，其他的还不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但学校有外教多少人，这却成了外国语学校宣传自己的材料，一看这个小学真的有外教，就把小孩儿送过去。所以它这个应试导向非常的强势。

在西部地区，总体上是经济上欠发达、多民族文化交融和冲突、高密度的国际人种。我就感觉到国际人种在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使理想和现实之间落差加大。我是上山下乡过的，当时我们有个说法是农村里面跟知识青年接触多的人，最后要么疯了要么犯错误。为什么呢？他过去一直在那个地方心安理得，但是和知识青年一接触，特别是大城市来的，一讲外面的世界还这么精彩，再想想自己过的什么日子，他当然也会想办法出去，但是很多人就出不去，极大的反差就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冲突。所以这就使得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很大。在甘肃做项目的时候，就觉得高鼻子凹眼睛的人说话管用，外国专家说什么他们都能听，对我们国内专家么，就相对要打点折扣。好在后来我们与他们一起开发校本培训模块，都非常的熟悉。国际援助项目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参与式，教学这么丰富，怎么就提倡一种方法叫参与式呢？后来再看他们的培训也是参与式的，老师基本不讲，就是参与、讨论，由学生来提供案例，再后面就推进参与式管理，最后终于明白他们的钱不是白出的，它是在进行一种文化渗透，就是把英国的这种参与式民主观念灌输给中国人。所以它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意识形态、思想意识的代价，但是现在看来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地域的差异我们就不说了，地势的西高东低，经济社会的东高西低，正确理解就是东部崛起导致中部塌陷。之后我看到过经济学的一篇文章，我非常赞同，他说中部为什么会塌陷，是因为东部崛起。东部崛起之后，就从中西部吸引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资本。由于中部靠近东部最近，西部远一点不方便，同时还有一些国际援助参与其间，所以最吃亏的就是中部地区。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自己也是从中部流失到东部的，有点不好意思讲这个问题，但它又是一个事实。等你现在再提倡中部崛起时，它的经济格局已基本定形了。

这个内差异我就不展开讲了，我就觉得有一些数字真的听起来匪夷所思。就以生均公用经费的总支出来看，在中学里头，不同的中学之间的差异有的超过10倍，有的甚至超过37倍，而小学校际之间的差距最高的高达439倍，超过100倍以上的市就有6个，超过50倍以上的就有8个。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政策效应，也有发展竞争中的“马太效应”。说一下现在东部地区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就是说如何把差异转化为一种资源，就以这种委托管理的方式。这次三秦课改大讲堂也请来了尹后庆，他现在担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曾经在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做负责人，委托管理就是那时倡导的一种方式，是依托一些民间的教育研究机构，还有大学，有强校，委托他们来接受管理一些薄弱学校，把强校的一些运作方式、管理理念强行输入到弱校，用委托管理这种方式来承担。第一种很典型的就是成功教育，我们知道闸北八中，它成立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就帮助东沟中学把一系列重复发生的事件流程化、细节化，非常精细地把它们学校的管理规范、操作流程划分为25个环节，在东沟中学原原本本地推行。这样一来，优势教育资源就促进了一个向郊区拓展的趋势。

在杭州出现的是第二种“坐电梯”的教育，就是名校集团化，听起来像个经济的名词，实际上它是政府行为。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非常关心教育，现在杭州市有58个教育集团，这个集团就是解决优势学校、新建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的一种非均衡状态，他认为这是一个低成本、小风险的发展道路。但它也有问题，尽管它扩充了优质资源，扩大了社会弱势群体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还有大批教师素质的提升。它一般有三种模式：名校+新办学校；名校+薄弱学校；名校+民办学校。这是它的几种机制：共享制、章程制、议事制和独导制。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质疑，说它在搞“圈地运动”，集团化、民营化、产业化，赢者通吃，其他学校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第二就是“牛奶稀释”，北京也有一个说法叫“浓茶变淡茶”。有些好的学校往外输送的人太多，学校自身也伤了元气，学校负荷很重。再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利于多样化办学，容易走向同质化的道路。

第三种像上海闵行地区引进新基础教育这样一个优质资源持续10年，全区已推进学校转型，从1999年至2009年做了两轮新基础教育的推广。现在他们要建立一个新基础教育的生态区，目前也正在做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学校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还有一种就是一校多区、一校多校、多校区一种孵化效应。像东北师范大学办的3个附小，都是一个校长，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的熊梅教授，她同时也是教育科学学院的教授。我们把这几种方式比较一下，委托管理、名校集团化哪一个更好？曾经有杭州的听了介绍以后，他们突然意识到委托管理给研究机构、强校带来很多的经济实惠，也给了这些学校的校长、老师、领导层一个锻炼的机会。按照上海这种模式，弱校得到了自立资源，而自立资源本身又得到了经济资源，算是各得其所。还有一校多区与名校集团化相比，我感觉到一校多区是一个法人，它的这种管理可以用校区统筹的方式，这样闵行实验小学已经有3个校区，小学也有两个校区来跟他们探讨这样一种多校区的管理机制。另外优质资源如何在扩张过程中避免稀释和衰减？这个是要考虑的。

总之呢，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多个层面状态。我提出来三种均衡状态：第一种是成长均衡状态，就是要不断地提高底线。比如说解决西部问题的外援对策，解决校际差异的扶弱对策，解决人际差异的共生理念；第二种均衡叫分享式的均衡，像我们给湖北省教育厅举办的一个农村教师数字提高工程的培训者的培训，他们都是找的大中城市的老师，培训了以后他们再去培训农村教师；第三种就是一种有效率的均衡，不断地把差异转变为发展资源，新基础教育研究里面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例证。

后面两个问题我就简单讲一下，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教学改革呢，我认为它是持续发展的，而课程改革是否有走衰的趋势，当然也可以说它是在走向常态化。在新的教育规划纲要当中，“课程”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大大降低，老师们可以去做一个测试，词频的出现，我是做过，“课程”这个词远远少于教学出现的频率。当然呢，新课程城市化的问题、贵族化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我觉得新课程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给全中国老师来了一次课程思想启蒙。因为我们的老师只有知识点的概念，只有教学的概念，教材的概念，他没有课程一词，所以新课程使老师们感觉到课程的存在。

那么，关于教学的问题呢？我也是发现它有一种走老路的趋势，比如说现在全中国很多地方都在学杜郎口、学洋思。我们到云南去发现最有意思的是教育厅推广杜郎口经验，就是开放式的课堂。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开放，反正上课的时间就开放吧，完了以后就开始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教学，学生很晚才放学，然后再布置作业，学生要做到11点多才能睡觉。上学时学杜郎口，放学就回归传统。还有有意思的就是深圳这些地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派大队人浩浩****去学杜郎口经验。我就会问第一个问题，“你们到底去学什么”？去学它三面墙壁都是黑板？去学语文学习小组得出结论把它编到流行歌曲里唱着说出来？你到底去学什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这些经验是怎么出来的吗”？据说洋思中学的蔡林森校长他去听课时发现老师讲的都是错的，就说算了算了，别讲了，让学生自己学吧。杜郎口则是学校办不下去了，教育局准备把它撤了，校长说：“你好歹让我再办一年，再不行你就撤了我也心甘情愿”，结果绝地反击，死马当作活马医还办好了、办出名了。所以说发达地方的学校还去学那些经验干什么呢？我说只有一点是可以学的，是这种精神，什么精神？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的这种精神。但是怎么还？用何种方式？还到什么程度？那就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了。

我来到上海以后，大概用了5年时间在新基础的基地学校做学校领导和管理专业的专题研究，在那里和老师们一起进行了组织制度的变革和领导力的提升，也有很多学校创出了自己的文化品牌。我想这样的领域当中也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趋势。因为改革，在经济领域中企业是一个基本单位，曾经他们争论到底是调控价格、进行宏观调控还是搞活细胞、放开企业的管理机制，结果就是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摇摆。但实际上宏观经济构架是需要微观系统来实现的，就像我们教育的中长期规划纲要，最终它要靠学校组织来落实。所以我想，今后学校改革会取代类似德育改革、教育信息化、德育有效性这样条线式的改革，因为学校要变革的话必须从领导层、管理层开始来一个彻底的变化。包括新基础教育最初是要求班级建设和课堂教学同时起步，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家普遍对课堂教学有兴趣，对班级建设没有兴趣，他们甚至认为班级搞活动是浪费时间。其实远远不是那样，课堂教学和班级生活是学生在学校生存的基本方式。我们过去讲杜威的理论说，孩子从家庭到社会要经过学校的过渡，他怎样学会做一个社会人呢？他要参与各种各样的组织，正式的、非正式的群体，在组织当中学会与人交往，与人协商、谈判，学会站在各种位置来思考，所以组织是养成学生社会性的非常重要的东西，特别是在中国有班级的存在。因为在西方，四年级以上它是走班制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班，但是在中国恰恰有这样一个班级，它是学生养成社会性的一个很好的机构。因此，你不能说在课堂上搞民主，而在班级管理上又搞专制，这两个就会有冲突。

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热点，就我自己目前所意识到所感觉到的，在东部地区，我想教育国际化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刚刚看到台湾出的一本书，台湾那么小的地方就有160所大学，现在适龄大学生的人数每年要递减，很多大学可能会关门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国际化，就是招收国际学生，好像还听说它在大陆招学生，现在香港、澳门甚至美国招中国学生的势头都非常猛，反过来呢，它也促成了国内弃考，就是放弃高考的一个热潮。这些年来，弃考的数字每年都在增加。

我最近在上海参观了协和双语学校、协和高中，确实感觉到过去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相安无事，但是互相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许民办学校更知道公办学校在干什么，但是公办学校绝对不知道民办学校在干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在公办学校提倡的尊重学生、尊重差异、教学民主，等等，在人家私立学校早就已经是现实了，如给每个学生设计一套课程，但我们对他们这些做法很少知道，对这些探究式学习，他们用国际文凭组织的课题，整个课题就是按照六大主题的探究单元展开的，所以这两个壁垒的打破对提升公立学校的教育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出国热潮越来越猛，所以，我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到满足家长多样化教育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三部曲。现在东部地区已经思考如何走这第三部曲，如何满足家长逐日增多的多样化的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我觉得，基础教育不可能完全放开为国际化，面向国际，但是义务教育阶段或者加上一些高中，我觉得国际理解非常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达，出国的多了，但在外面做了许多不体面的事情。这个问题就说明我们对别人的文化是陌生的，对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其实中国的文化是一种讲究文明礼仪的文化，所以我接触到台湾学者非常有感触，台湾学者都很儒雅，彬彬有礼，他们写的文章中国味很浓，一看就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的外语也不差，很多都是海外留学回来的，他们传统文化的气质保留的比大陆人要多。但是大陆呢，我觉得是有两次锻炼，“五四”运动是一次锻炼，“**”不是锻炼，是摧毁，是对传统文化毁灭性的打击，尽管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重视子女教育等方面还没有变，其他的可能都会有失传的问题，所以在国际理解当中，国际理解本来是一种推进、倡导国际和平，但后来就变成一种多元共存的概念。为什么叫多元共存的概念？包括美国在内好长时间都没有弄明白，他们一直以来提“熔炉”，但是现在发现越来越熔不了，这些文化非常顽强地存在。我到了纽约之后，经常想起出国之前上陆有铨老师的课，他给我们上过一门博士生的课。陆老师就说，美国文化是一种马赛克文化，远看是一幅画，近看类似马赛克，每一个色块都是单一的，远看色彩是丰富的。确实在美国的每一个社区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些地方像欧洲，有些地方像南美洲，有些地方像西班牙，有些地方像亚洲，像中国。包括他们的行业也是分国的，卖报纸的一定是印度黑人，开杂货店的一定是非洲来的，洗衣店基本是韩国的，餐馆基本是中国的。这种马赛克现象非常的明显，所以现在美国人也不提融入，而是提和国际理解类似的观点，即多元共存，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尊重你，我承认你的存在，但我也尊重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