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这次在协和外语学院，他们的校长讲得非常好，我们这里好多文化冲突，最典型的冲突是学习苏教版的教材。上面有一篇课文叫《日本鬼子》，那么日本小朋友就不高兴了，说我不读，那么领导也就是校长说：“可以，你可以不读，你读别的，但我们也不改，为什么呢，他就是鬼子”。不过后来，处理当中要讲究一些艺术。比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还纪不纪念？当然纪念，但人家就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多少周年，很聪明！但是国际方面还在融和、打通，国内开展各种活动，比如开先锋班，先锋班就更靠近国际部，两部之间经常会有一些活动、沟通。提出国际理解概念，重点是理解，而理解的本质就是文化的沟通。我感觉到，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大加深，教育国际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华东师范大学这两年来，提得最多的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跨学科，就是想在这上面寻找发展的路径。

就数字化学习和教学方式更新的问题来看，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些提出革命性概念的人是值得佩服的，比方说麦克罗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提出素质化生成的概念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还提出童年的消失，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创新，我觉得科研创新就应该创这样一些新，而不是翻炒概念，把同样的事实换一种符号再重复一遍。那么从平面媒体的学习到数字化学习，我们也可能正面临一种教学上的革命性的改变，前不久我们丁钢院长的一个博士后就是写泛在学习。遗憾的是他将传统文化模式用现代方式进行强化。所以吴刚在提问时就对他说，你这是在走回头路，模式是旧的，工具、手段、技术是新的，他的问题其实正好回答了我问这个博士后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你用技术能否解决愿意学习的问题？因为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并不是说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开放了，就是学习化社会，它最重要的是要有终身学习的愿望。

在日本，坐在那个新干线列车里面，青年人都不会坐位子，一个手抓栏杆，一个手玩手机，那也是在学习。然后中老年人坐在座位上，掏出一本书。在国际航班上，老外个个都是手上抱一本厚厚的书，而中国旅客看航空杂志、看报纸的较多。当然，还有更不好说的就是到处都是打麻将的，所以让我学习的愿望是没有的，打麻将、斗地主这个兴趣是很强烈的。我们这种学习化社会和这样的相差是很远的。在心理学上，学习有两种，其中一种是习得，即不需任何意志力，无意当中就在学习。所以如果你能把艰苦的学习变成一种类似于习得的环境，而这一点创造一种新技术支持下的习得性环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吴刚就举例讲道，我的问题是，你能否用你的技术来使学生愿意学习，吴刚举的例子就是像iPhone，拿着它就有一种想去思考这种技术背后的理念是什么的问题。比方说，乔布斯对负责技术开发的工程师们讲，我的这个手机只要一个键，开始的时候，工程师都说这没办法办到，办不到，最后还不是办到了嘛（拿出自己手机演示）这当初就这一个键。但是这个观点，乔布斯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搞理论的人能提出一些问题，让搞技术的人去思考，去破解这种难题。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往后看，去支持传统的教育模式，而是如丁院长所讲，这个素质化学习，这样一种新的学习带来的新的认知方式向教学模式提出的挑战在哪里？那就是要支持一种将要出现的新的学习方式，寻求适应这种新的学习方式的教学模式。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达人秀的4个小女生，叫齐国乐队，每个人手上拿一个iPhone，进行演奏音乐，可能iPhone比较小了点，iPad拿着比较帅气些。其实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被周立波那几个评委给打叉，说她们是手忙脚乱的，一点美感也没有，但是让搞教育的来看，这是一个新鲜事物，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像学校特色文化这也是学校未来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途径。我想重点谈一下基础观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规划纲要提出要在2020年初步建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化社会，其要义在于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学习愿望，这种愿望比强制性体制更加重要。于是我思考了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做基础教育的人，经常不会去想到底要给孩子打什么样的基础，那么一线的老师们想到基础时会自然而然想到一个词：双基，即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可以做数量上的增加，除了这两个“基”，还有基本能力、基本态度，这四个基本我想差不多可以涵盖所有的基础。基本态度可以包括价值观、情感等很多的东西。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基本态度这样一些软的基础，一直都是被我们所忽略的，我们因为这种应试教育强调用分数来显示，所以我们的精力都会放在“硬基础”上。相反的，“软基础”没办法进行考试，也不容易看出成效，但它也许是终身的。那么哪些东西是“软基础”？比方说兴趣，由于有兴趣而去钻研、去搜集、去观察、去思考，而这种兴趣往往会被现有体制磨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一个学生获得数学奥林匹克的奖牌，记者让他说一句话表达他的获奖感受，这位同学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学数学了。”他在学好数学打好数学基础的同时也学会了痛恨数学，这显然对他终身学习发展是没有益处的。

而反过来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比如说我自己完完整整地读完了小学教育。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大家都知道马上到5月16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就是毛主席发起“**”的日子——5.16指示（5.16通知），从5月16号开始，我们也不读书了，小学生也写大字报，虽然名义上分到了中学，但中学很少去，去的时候干什么呢？就是找到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强烈要求加入红小兵。那时候红小兵还不是组织，别人一看我才十二三岁，这么小点能干什么，不能打架，东西也扛不动，那就去写标语吧。我们胆子蛮大的，就爬到房顶上写“红旗战士钢铁汉”，满地上用墨水写，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父母都是很早出来读书，家里有点钱。那时候读书，家里也是不缺书的，但是“**”给收走了。那个时候就养成一个最好的读书习惯，走在外面没有书可读没有字可看，就把刷的标语看好几遍。有时候好不容易借来一本书，要限时间的，往往要熬通宵，点着煤油灯，看完书，第二天鼻子都是黑的，所以现在看到孩子们有书不读真的是很生气啊，这么多书他就是不读。就像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吃的，能吃块馒头就会很高兴，像过年一样，现在这么多好东西不吃。所以没有兴趣是最可怕的。我想我们应该和其他同龄人不同，能够赶上社会青年参加高考的尾声，之后的社会考生就很难跟在校生竞争，很难考上大学了。

对于这样的一种方式，我提出一个公式就是兴趣——志趣——志向，这是成为你将来人生中到底要干什么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看的也是《文汇报》刊登的复旦大学一位招生老师写的文章，他们招的是那些刚刚上北京大学的线但还不能读北京大学的学生，即使读了也读不了好专业，那么这个就是北京医学院的线，很多人不愿读北京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就去挖这样的生源，都是很高的分数。结果有一对考生母女跑来报了临床八年，过了一小时又改成经济学，再过一小时又想改回去，这个老师很奇怪，到底要干什么？就说跨度这么大的两个专业在读高中或初中时已经确定下来，这是在12年基础教育中要解决的问题，结果我们的教育只知道要读书，要读好书，考好大学，学好专业，而到底自己想干什么都不知道。

关于基础课程我还有一个观点，是我参与高中课程改革一起研讨出来的，就是过去我们每个人不管你从事哪种行业都是一个基础，要有共同的基础。但是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要为不同的人打不同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学习分模块来进行，就是说两个学分一个模块，一个学分9个小时，9个课时，一共18课时，刚好9周上完，一周考试。这个模块就是学一个考一个，我们用这个解决高中会考。比如，数学5个模块，10个学分，学完了如果打算从事体育或文艺，好，那数学不要再学了；如果要从事文科研究，加一两个模块，要从事工科，要加的就更多，今后要从事数理研究，那选修模块要超过必修模块，这就是所谓不同的人学不同的数学。当然这个操作有难度，他们曾经用软件排课的方式，据说，校长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后来在上海市协和双语、协和高中、复旦万科等国际文凭组织学校的调查中，发现他们完全可以做到给每个孩子一套只属于他自己的课程。学生一进来就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要去美国读博士，要读美国什么样的硕士，接着就是要读什么样的本科，本科要在国内还是国外，这种方法我把它命名为“愿景倒推”。这样倒推过来，高中课程就设计出来了。这样一种打基础的观点就是着眼于终身学习和发展，是受益一辈子的，所以我们列个表比较一下（列表比较）。这种要素、倾向、对象和评价，终身学习和发展的基础观强调的是多种基础，强调“软基础”有时比“硬基础”更重要。

其实，知识也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知识学习本身只是成为学会学习的一种材料，知识的结论并不是很重要，小学知识到初中会被覆盖，初中的数学到高中又会被覆盖，所以知识本身是用来展开一种学习过程的，你投入这个过程当中去体悟，然后再出来。所以分类就是从社会适应来看，而不是以应试存在的。当然25年来提出并实施素质教育，是不是回答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问题？我感觉在素质教育的问题上，要么窄化为过去被忽视的体、美、科技制作、劳动、心理健康，要么针对这种窄化现象，我们需要进行基础性素质教育的价值澄清，就是什么样的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样的“硬基础”是最重要的。

我给大家看一个10年前的调查材料。这是我们在高中做的一个前期调研，这个调研结果显示，学生终身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素质，校长和教师大部分都认为是责任感和道德，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没有被访问者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像人生规划这些都没有放在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但是，校长和教师同时又认为，在学生身上实际上体现得比较好的课程目标，将近百分之八九十的认为是双基，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我们说很重要的责任感和道德在哪里呢？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作为教师还不到10%，其他的也是。对学生的调查也支持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都是最好的。接着也是和获取知识有关的问题，人生规划啊，道德，责任感，排名都比较靠后一些，这是我大致列举了一下比较重要的“软基础”，这些过去是不被重视的，所以我们在做高中课程方案的时候最初截稿特别想把四个东西放在突出的位置，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批判精神、合作交流能力、人生自我规划能力。但是后来发现，在中国做一个文件，必须要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人生观、价值观是不能少的，方方面面都不能少。最后你们看高中课程改革方案里面，什么都说了，我说的四点也在里边，但根据调查发现，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国外也是非常重视的。像社会责任感，我们现在不光是独生子女，都“独二代”了，独生子女都成家了，在家庭里长期处于“四二一”中“一”这个位子，被呵护，像小皇帝一样，像小太阳一样，自我中心意识一直被强化。强化的不是自我中心而是自恋问题，很少想到要帮别人做点什么，其实社会责任感应该加强。批判精神，其实中国先秦时代不缺少批判精神，东汉之后，独尊儒术，强**化，最后都变成“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批判精神丧失，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有就是社会交往，社会民族化过程的需要。

欧盟有一种观点很有意思。把知识、技能、态度结合起来称为关键能力，它有一个框架就是八种关键能力，一种是运用母语交流的能力，一种是运用外语交流的能力，一种是数学能力和科技能力。我们访问了挪威之后，卑尔根大学学院的一个团队回访我们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们在执行这个框架的时候，认为这一二三可以有专门的学科来提升，而四五六七八他们就通过艺术教育来提升。国外戏曲是有名的，当然最著名的一个是“玩偶之家”，这正好是在“五四运动”时引进的，这存在一个革命口号，存在一个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作用。但实际上，北欧的艺术创作想象力是很高的，所以他们对戏曲教育也特别的重视。他所提倡的戏剧是Drama，不是Theater，不是戏剧，是演出来给人们看的，而Drama是可以随时可以参与进去又随时可以退出来的，所以台上台下是会互动的。这样一种方式常常从游戏变为一个剧本，这个过程中是全程参与的，既参与又想象又创作又表演，这样一种活动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推广的东西。

后面是关于价值观的问题，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一个三部曲，从以政治建设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今天理直气壮地提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某某教授，他也是我硕士的答辩主席，那次请他作报告，他讲的“教育不能嫁给政治，不能嫁给经济，只能嫁给人”，后来南京师范大学的鲁洁教授多次引用这句话。不过我们看了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后发现非常浓厚的经济教育学位论，反复出现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源强国、人才。我有一篇文章就说，这就是买了一个工具化的地位，这样的地位都是以人为工具，没有以人为目的。那么，这是受什么影响呢？据说，我们教育里的重大决策也是“二胡独奏”，一个胡鞍钢，一个胡瑞文，胡瑞文就是我们上海人，教育科学院的老院长，胡鞍钢就是经济学界的，所以教育学界都是他们说了算。基础教育要回归到人的立场是一个艰难地聚焦的过程。我们过去也曾经批判我们的教育是半部教育学，是没有人的教育学，或者只是强调人才的教育学，后来关注人的自立发展、能力发展、非智力因素，就是部分的人或是人的一部分，慢慢才意识到要培养有个性、有特色的人，这也是一个聚焦的过程，但在政府决策上还没有达到第三步。所以我们可以尝试提出新的三个中心，那就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数字化学习为中心、以主体性参与式的活动为中心。事实上我们当年提出过教学三中心，新的三中心，这是杜威的思想，在美国基本上是非常流行和普遍的。

由于时间关系，后面的内容我就不讲了。我把最后一部分说一下，即基础教育改革方法的反思。我前面介绍了我是教育实验研究分会的发起人，后来我每次给学生上教育研究方法的时候，提到我的这个身份时，他们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关于教育实验的文章非常多，那时候我们就向心理学、向自然科学学习实验的方法，那么今天还有多少实验呢？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性初也曾经断言，在中国教育界没有一个能够称得上实验的实验，那是因为他们都会拿自然科学的实验标准来衡量。不过我后来想通了，这个实验它今天已经是作为一种精神保留下来，这种精神就是创新的精神，就是敢为人先的精神，就是强调实证。所以，创新精神是相对重复、无所作为而言的，敢为人先是相对保守、墨守成规而言的。现在如果要进行国际交流，要传达你的思想，可能离开了数据和案例是寸步难行的。所以我去年参加美国AERE的会议，这个会议说是美国其实是所有会讲英语的国家的学者们的盛宴之地——精神宴会。会议是根据学者的知名度来分配会场，能够通得过文章就给一定发言权的，在一个很大报告厅进行个人演讲，这种特殊待遇只有斯坦福大学一个叫琳达·达林·哈蒙德的教授获得过。在去年的AERA年会上，我国教育部副部长陈晓娅和美国的教育顾问马歇尔，他们两个有一个对谈，当然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教育基金会三方副校长（副总裁）的一个团队式的报告，我们发现他们基本上就是思辨式、数据式两种风格。后来我发现一本在美国著名的教育杂志，每一期只有一两篇是没有数据的文章，其他文章都带有数据。美国联邦教育统计中心经常会发布数据，有一些数据面向大众，还有一些是给某些学者专用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自己的解读，只有一点是你不能够没有数据。

相比之下，中国基本上就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是一种自说自话式的研究。反正你说了，你发了声音，你跟不说也是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思辨式论文做得太多，研究生感觉选题目相当的艰难，以致稍有新意便让人惊叹。湖南师范大学的石鸥教授花了一栋房子的钱，搜集了中国一百年来的主流教材，编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叫《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我说这是件好事，是很值得去做的事。要么你就告诉我一些诸如“数字化生存”“地球村”这样一些我从来没听过的概念，要么你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图说》就是大家很少见到的研究成果呈现方式。另外还有中央民大的滕星教授做的乡土教材博物馆，也是很有创意的。

总之，实验研究就是要拿出数据拿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自说自话，仅举几个例子就完了。我们知道研究方法里面，简单枚举法是最低层次的一种方法，是最没有说服力的方法，那也是做广告式的方法。实验精神的传承非常重要。尽管实验法的严格控制在教育领域中很难做到，但在局部进行一些对比性实验也是可行的。比如，抄写生字多少遍，不同的教材之间的版本比较等，都是可以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可以实验的。某种方法、某个环节，变量清晰一些的，都可以做实验研究。如美国学者布卢姆的掌握学习法，以掌握学习为基础，增加某一两个要素，如提示、强化等，比较哪种教学方式最佳。由于中国学者做的很多研究都是很宏大的，比方说整体改革，整体改革研究的是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这些关系就没有办法做实验，无法去分解剥离出两个变量，假定一个是原因，另一个是结果，或者假定这两个因素是相关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控制再进行比较，但是这样做、这些关系就没办法去比较，也没办法把两种要素的关系从一个背景中剥离出来，去孤立地研究这两个要素的关系，所以这是实验方法在教育上运用的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不可能简化变量，变得那么纯而又纯地进行比较。所以后来一度兴起了行动研究，再后来是叙事研究，还有我们在新基础教育改革提出的以深度介入的方式研究性变革实验。

后面我就想谈一下行动研究的提出，最初的时候它也有一个过程，第一代行动研究提出的是以研究者为主的研究， research和action分别是指研究者与实践者两类人的动作，是实践者行动、研究者研究，合起来叫行动研究。第一代以研究者为主，行动者配合，提供场地，结果后来行动者不满意，说你们这些专家想到的问题不是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认为是问题的问题。所以当年有一个形象说法叫“让用户成为开发商”。用户自己作为行动者站在前面，专家们就退居二线，当参谋、咨询。那么，行动研究在一线经常被误解，就是说我行动了就是在研究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他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为依归，他也不求有什么理论建树，就是以问题解决为取向，以一线教师为主体。可能很多人不太在意的是行动研究特别强调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四个环节，计划阶段总是针对某个特定问题，尝试性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付诸行动，然后观察自己行动的后果，最后把计划和观察的结果进行比较，进行反思。所以，在第二轮的时候总是在第一轮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例如，前一轮研究解决了语文课上学生自由发言的问题，结果在政治课、历史课等其他学科又碰到阻力，这就生成出一个新问题；第二轮研究中，其他学科老师也认同了自由发言这种方式之后，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自由发言中，会发言的学生越来越会发言，不会发言的学生越来越不会发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需要第三轮研究去解决。所以行动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围绕不断生成的问题循环推进。假如你的研究方案中没有体现这一点，就不能够叫行动研究。行动研究其实就是教师作为行动者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你去找一些老师来座谈，可能有些老师会说我们要搞一点自由发言，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实践过，如果说某位教师自己做过，有切身体会，他提出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问题。在旧课程向新课程过渡的时候，有个新旧教材衔接过渡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个没有太长生命力的问题，等教材过渡完了这个问题就消失了。还有，比如说低年级学生举手很起劲，站起来说的和前面人一样，因为小孩子他想的就是老师怎么还不点我呢，别人说什么，他根本不知道，所以这时候要解决的问题是学会倾听，要听清楚了，再来决定怎么发言。

在新课程中，上海叫二期课改，改成什么样子呢？语文教材中课文比过去多了1/3，课文的长度涨了一倍，如果再除去大作文、小作文、综合练习、实践，剩下的课时差不多一节课要上一篇课文。可能编辑的意图是说，很多课文让学生读一读，过一遍就行了，不一定要深刻理解。但是老师的观念或者说考试出题人的旧观念，还是要把每篇课文每个生词都要搞熟搞透，那么时间当然就不够用，时间有限，而要求没被落实。我刚才所说的处理学生自由发言，这个语文老师解决了他课堂上自由发言的问题，由开始乱哄哄地到后来有序进行。但学生自由发言惯了，上别的老师的课也抢着说，那么在别的老师看来这就是上课乱讲话、乱插嘴，特别是一个政治课老师不能接受，甚至被气哭了。班主任反映到校长那去，校长就跟这个老师说，那你们就去开班会，强调如何加强课堂纪律。结果班长他们自己去开个班会，把老师请过去一看，叫做“我们怎样自由发言”，他们觉得自由发言挺好啊，不存在纪律问题，就算有纪律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克服的，他们自己定了一个三大纪律。到了后来其他的科任老师也说，如果同学们真的遵守三大纪律，我们也让你自由发言。这个就是问题的不断呈现。

在合作研究当中，强调校内专业合作、校内专家跟校外专家的合作。比方说新技术介入到中小学去，力度非常大，上课后评课可以视为“捉虫”，“捉”老师头脑中旧观念之“虫”，把“虫”“捉”出来一看，老师可能会恍然大悟——“噢！原来是这样”，于是，将这称之为“捉虫”与“噢”效应。

在合作研究当中，有时候会发生微妙的一种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刘良华教授他们有一个团队，进入中学一段时间无所作为，就是说使自己的存在让学生习惯。但就在存在的这段时间，老师根据他们揣摩到的专家意图，已经停止了过去上课的一些办法。这个时候他们偶然之间听到一个学生说：“你们来了，我们就不做填空题了。”他们很敏感，捕捉到这句话，就问是什么意思呢？学生说：“比方秦始皇什么时候统一中国，这个年代我们一记下来以后，考试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底了，你们来了以后不做这些题目，我们不知道到考试时怎么办。”于是他们就把所有卷子调过来看，包括竞赛呀，考试呀，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的历史考试，各种各样的题型，归根到底统统都是填空，是安排了陷阱的或者化了妆的填空题。比方说论述题，论述题经常是这样的误区，出题老师就想，自己头脑里有这个标准答案，但是这个题目写出来，学生再审题，他有时候审歪了，审不到你想的那一块，怎么办呢？这个观点答出来几分，那个观点几分，它不就是个填空吗？这么写下来，老师就在里面找，叫做踩点给分，那不还是填空吗？如果把填空题做好了，论述题也能做。

后来他们就跟老师谈，说能不能够超越这个填空。我也在高中见过一个历史老师，他也会向学生提问，可总是老师自己来回答。我在富阳二中见到的一位历史老师就是这样，很典型的自问自答。他自己知识很丰富，口若悬河。下课后我跟他说：“你怎么总是自问自答，不给机会学生答。”他说：“杨老师我没有办法，历史课的课时太少，又要考试，然后别的班也拼得很凶，我不敢怠慢。”刘良华老师碰到这个情况和我一样，他们不敢放弃做填空题这个方式。他们说，其实我们也会让学生讨论历史，比方说焚书坑儒，我们可以问，秦始皇可不可以用一种不残暴的方法来解决，如果这些儒生不是那么书生气，不是以那么很激愤的方式去反映，他们也能学会怎么合理地“参政议政”，这就跟日本的历史课一样，假定台湾海峡一封闭，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重构一些历史，去想象一些历史，去讨论一些历史背后的东西，都还是可以的。问题是他迈不出考试这一步，所以他就只能依据考试要求来安排教学。刘教授他们把“填空”称为“一个本土概念”，进而提出如何超越、如何转向，如何把“填空题模式”变成“论述题模式”。问题解决问题以后，还有一个书写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下面我讲一下叙事研究。

关于叙事研究，我觉得很多人把它作为研究方法，但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教师专业发展自我提升的一个路径，它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发出声音，就是过去沉默的大多数现在有了发声音的平台。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新媒体时代是一样的。我也因为我孩子专业的缘故，偶尔去观察一下，我发现网上给新媒体下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定义，叫做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

传统媒体时期，是分制作者和受众，现在很多人既是受众又是制作者，所以他既是传播者，又是接受传播者。同样叙事时代打破了行政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了学术界学者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现象，如果他去模仿学者的话语，这是有问题的，行政话语是弄一个模式出来好推广。我自己有一个课题，在过去立项的时候不小心用了个“推广研究”，我们集体开题，请陆有铨教授参加，我谈到一个转型的问题，结果被陆老师一顿批判。陆老师说这个转型的思维是一百年前的思维，工业时代才有一个型，后工业时代有什么型？还有个推广？他问在场一位同事说：“你们做叙事研究的是不是一种后现代思维，就是我发我的声音，我写我的东西，至于你看不看无所谓，你用不用我也无所谓。”虽然陆老师批评我，我却很高兴。我觉得是啊，我干吗要去推广？你想想现在吧，汨罗模式在哪里？铜陵模式在哪里？寿山模式又在哪里？已经没有人要学了。行政强行去推行一个模式，其实是吃力不讨好。

后现代就是让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发声音，去做研究，去拿出自己的东西，至于说你要不要用，看不看，欣赏不欣赏，是顶还是踩都无所谓。我就想起其实我过去心态蛮平衡的，好多人说我们做教育研究有什么用？就是做了行政也不理会你，老师们也不用，我说那留着自我欣赏总可以吧，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智力游戏也可以吧。学问本身是有回报的，这是一种精神回报。自己一不小心写篇文章，还有点小反响，还是蛮得意的，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自信心。当然有人学着用着，那更好，求之不得。万一无人喝彩，你也自得其乐，这是一种心态。看来叙事研究就有这种心态，提倡这种心态，都可以说自己的话，不要去模仿专家的话语。我也办杂志，经常看到老师模仿专家的话语，说“现代心理学证明”，我不知道是哪个心理学证明，模仿得四不像，反而不如谈出自己心里话，就是那种很详细地描述和展现，就可以了。

刘良华的书里讲了一个例子，一个老师的班里有个学生叫安妮（随便起个名字），迟到了，这个孩子沉默寡言，也不解释，老师罚站，就站了十几分钟。后来看她很虚弱，就让她坐下了。从那以后她学习成绩一直往下掉，留了一级，老师暗暗高兴，总算不在我班上拖后腿了。偶尔在学校碰见一两次，那学生也很羞涩，结果后来这个女孩子去世了。去世以后，很偶然老师才知道，赶紧跑到学生家里去。结果这个女孩子的妈妈说，李老师你来了，我女儿在世的时候一直念叨你，这时候李老师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他想：其实她留级的时候我还在暗自庆幸。像这样一种诉说，没有任何关于要尊重学生，要关怀学生，没有任何这样的话，但作者把事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叙事当中暗含着说理，这种说理是不见形迹的。我刚才讲，作为文本来讲这肯定算是一个坦诚的故事，教师不写出来谁也不知道。尊重、善待使学生自信，这种观念暗含于故事的叙事当中，其实某种意义上的叙事文本、叙事探究比直接用原理探究要更加困难。所以，可以把叙事称为“用娓娓道来的事实而非直接的评论论证来表达一种教育事件”。

这个举左手的故事，我刚刚听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我爱人同事的女儿，也在一个做研究的班当班长，她说她班的好同学最怕“做”这种课，因为老师会用一周的时间天天就上这一节课，甚至说你不想发言，没准备好的时候你们都举左手，你想好了你就举右手，我就根据你是举左手还是右手决定点不点你，甚至上课上到最后都达成默契了，到时候该怎么演出，都配合得很好。我曾经看到一个学生写的一段话，说上公开课，一个老先生带着老花镜坐在后面很认真地记录，记录我和某某、某某，我们三个人的课堂辩论，并频频地点头，他说其实我心里很难过，这场争论我们都排练了好多遍了！（课堂笑）结果那个老先生当是真的一样，这也是另外一种预演。

我简单说一下，我这里用了一个词叫“介入”，介入之后用一种研究性变革实践方式做研究。介入在西方是比较避讳的，西方教育研究，例如，你到现场做所谓田野研究，你可以观察，可以分析，甚至也可以评论，但你不能够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在中国，大中小学合作制，就要告诉他们怎么做，要是不告诉他们，他们就会觉得你没能力，那你跑来干什么呢？

听陈向明老师说最纠结的事是，她刚从美国回来，很长一段时间特别不适应，中学老师总是说陈老师你跟我们说（指导）点什么，按西方的教育观点是你说（指导）了什么，研究就变得不客观，不真实，他们不主张介入或者深度介入，我们这是深度地介入。其实我们也可以称为一种构造性的实验，就是我们和一线老师共同来构造一个东西，至于说实践怎么变得有研究性，我们提倡研究性学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叫做研究性教学？为什么不可以叫做研究性实践？我说甚至做饭也可以是有研究性和没有研究性的。我有一个同学，3年之间在他家吃过两次饭，他家的饭永远那么难吃，因为他从来不研究不思考，炒出来的青菜都是黄的。我就和他讲我父亲做菜爱琢磨，经常思考先放盐后放盐的问题，鸡里面放什么配料比较合适的问题。放香菇不行，都是香菇味，没有鸡味，换成别的东西。我说经过我父亲研究，我得出一个概括性的认识，所有肉汤加两样东西最好，一个是青菜，一个是含淀粉质的东西。连做饭都可以有研究，那么教学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带有研究？经常琢磨一下，你就出来好主意了，也就是说要始终有一个研究的态度，而且研究过程当中暗含着理论。这样就不能只是规范地要做多少课，写多少东西，还需要读一些东西，要有输入和输出，这样才是均衡的。

总之，研究性的实践，我画过一个图，描摹了多所学校老师代表参与下的校本研究机制——前移后续。“新基础教育”成型性阶段，上海闵行有八所基地学校，在常州有两个学校，我们称为“基地学校”。以往去某个学校做公开研讨课的时候，其他学校到时候就带着耳朵和眼睛去了，发现收效不大。后来在提前一个月知道了主题之后，每个学校自动地、自发地开始研究，也就是说到了现场研究那一天，其实是十个学校的十个方案在那里等着。我们把提前研究称为前移，把公开研讨之后的扩大战果称为后续，所以前移后续从教学开始后来扩大到管理的研究，扩大到班会的研究，扩大到所有的教育问题的研究。我们经常说最难的也就是日常化，上一次两次课不难，难的是天天要去做。如果几年当中，我们从做规划、开展中期评估，到做精品课，到最后的结题，那么几个重大活动一前移一后续，整个过程就覆盖了，也就为“日常化”准备了条件。总之，我们也是在不断地探索当中，回顾这些方法的演变，它越来越贴近教育研究的本身，越来越回到教育事实的本来的样子，可能最朴实的也就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谢谢大家！

陈晓端：刚才杨老师为我们大家透视了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些热点问题，同时为我们指出了基础教育观念重建的路径，也为我们反思了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些方法，应该说杨老师是基础教育研究方面的楷模。我感觉杨老师不仅在思考，在研究，而且在行动。他能把他的思考、研究和行动结合在一起，作为我个人特别尊重，也特别佩服，同时我也感叹他有这么深刻的思想，又有那么多的经历，做那么多的事情，的确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佩服。刚才杨老师分析了很多问题，非常深刻，而且通俗，举的例子也非常生动，而且他的话语表达也很幽默。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在杨老师报告之后，给大家一点时间，做一下互动。下面哪位同学还想向杨老师请教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抓紧时间，（调侃）看哪儿举手，刚才杨老师说的是举右手，举左手是不提问的，右手才是真正的提问题。

提问互动

提问者1：杨老师您好！首先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大四的学生，我是首届免费师范生，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到基础教育领域做一名老师。今天我到这儿来听了您的报告感触是非常深的，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当您讲到基础观的重建还有教育叙事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想问一下老师。第一个就是基础观的重建，我觉得在这一部分听您说了四个方面，就是要素、倾向、对象还有评价。我觉得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因为从这四个方面来说对我以后在基础教育领域做一名老师有非常大的指导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教育叙事，刚才您说了一句话，说教育叙事是对教师专业能力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能不能理解为教育叙事就是教师在平凡的岗位当中每天的教育反思，或者写的教育随笔？这个能不能理解为对他的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有帮助？这是我刚听您的报告后我的一点儿感想。第三个问题是，在大四下半学期我也读了很多书，特别是读了关于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些论述，现在也有很多老师在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书，同时他们也写了很多书，我也有一些了解。我就在想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和苏霍姆林斯基他们那个时候的教育是不是相当于在一个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老师要学习苏霍姆林斯基那种当老师的思想、当班主任的思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杨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即将踏入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提一些建议，推荐一些更好的书让我们来读，谢谢杨老师。（掌声）

杨小微：谢谢这位同学，感想谈得挺好，问题也挺好。你提到这个叙事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写博客，我也见过有个老师写博客和他做研究是分离的。他能写出很好的博客，但他的教学还是老一套。在我指导的一个实验学校，他们就有这种反映。叙事这个事情，可能最初的时候是比较直接的，写出自己的想法，到后面叙事是可以重构的，就是基本上是自己做过的事情，但可能会裁剪、组合，使得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这一点据说是允许的。可能最重要的是通过微博或博客这样一类现代的方式及时与人交流，因为这有一点好处，我是主张把实际的做法和写博客结合起来，就是说你把做过的有感受的东西写下来，其他老师也做过或者看过，看到就会跟帖呼应，这样的讨论会慢慢地有一些深度。

你是我们第一批毕业的免费师范生，免费师范生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当然如果按照西方的观念，我们不应该太多的强调、强化这种身份，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政策的产物。最近温家宝总理接见了八位免费师范生，总理在回答他们问题时，有些问题超出政策范围了。我听我们党委书记说他们很为难，比如，他们能不能出国的问题，能不能脱产考研而不是考教育硕士的问题，总理答：“可以的，那当然可以”，但政策不允许。其实我觉得，命运都在自己手上，我们不要过多地去依赖一种政策来给我们作为保障，有保障是需要的，但不能更多地依赖它。我认为现在在一个工作岗位上，最重要的是当老师要保持一种童心。大家认为我不像我说得那么老，可能也是因为我是教师，我很自豪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行当，因为教师永远是跟比自己小的人打交道，很容易受到青春的感染和鼓舞，而教育恰恰需要有一点童心。你看李吉林老师，我见到她的时候，人的样子是老人了，但动作行为模式就像小姑娘似的，包括说话的语速、表情都是和小孩子一样，所以这个是从心态上来看。另外就是要保持一种理性，我说的理性就是愿意去做研究，就像我说的炒菜都要去琢磨，做任何事都要想它的前因后果。无论成功失败，无论你想做什么事情，都要说服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个很重要。再者做完之后，做好了做坏了都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做好了？为什么做坏了？

我看了很多一线老师写的文章，久而久之就变成在文章里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件事做得怎么样，然后就完了，再谈下感想，没有交代前因后果。其实前因后果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不能把反思简单地当作想一想，王建军老师曾说约等于想一想，这种反思就没有意义。反思一定是要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为对象和前提。那么用什么来衡量你有没有反思这种意思呢？就是看你会不会经常犯同样的错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如果再犯同样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因为你没有反思能力。没有反思就没有重建，反思是指向重建的，好，我就说这些，谢谢！（掌声）

陈晓端：这是一个开放的学术报告，所以我们特别感谢化学与材料学院的本科生，我们的免费师范生能第一个起来谈感想，提问题，我们非常感谢。下面还有哪位同学？

提问者2：感谢杨老师，我是教育学院的博士生。西部地区和东部和中部的情况都不一样。近几年来，西部由于城镇化的发展，好多学生都到城里去了，城市的学校规模在不断扩大，尤其是高中，高中集中于县城，这是对基础教育的一种均衡呢，还是不正常的一种发展？

杨小微：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超度一个是一个”？是不是？它不是正常的，我是说我可以理解。正像很多年前，我们很在意考了多少重点。人就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走到哪一步才会有哪一步的问题提出来。西部的问题确实是很严重，严重到有时候你不经意就可以发现问题。比如说一个云南省教育厅的干部，到他们边疆的一个县里挂职做副县长，他去了几天，睡不着觉，他就反思我们教育厅很多钱是不该花的。后来他热情很高，提出要求派研究生，我就派一个研究生和一个博士生去帮他们做关于经费的问题。结果我的学生回来后说，西部地区很多地方会不停地向上面要钱，但真正落实到一线老师和学生身上，不是完全没有，而是大打折扣，但是他们还在不断地要钱。所以我想这些经费到底流失到哪儿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就说这样的话，这样的研究不做也可以，不做也罢。不过我从这位下派干部的做法感觉到，他一去还是有点良心发现的。

云南省政协一位副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校友罗黎辉说过，一个老师到山区里教书，一进去20年不会出来。你要再碰见他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是直的，你还和他说什么互动啊，开放啊，他听都听不懂，他长期和小孩打交道，他也没有任何别的知识来源，但是也就是这样的很多的教师支撑着云南省的基础教育。临沧地区精神病院里面40%是教师。还有山路崎岖，他们都要骑摩托车上班，他们真的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全副武装，穿雨衣还要戴口罩、帽子，他们那天现场演示给我们看。而且途中有很多危险，伤残甚至伤亡都可能发生。我觉得去了以后非常震撼，所以我们虽然在东部，我们能分出精力和时间就去做援助性的活动。可能这也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比如，政府行为要到位，我们刚才说的经费是不到位的。像罗黎辉讲的那个事情，独龙族那个地区，半年时间没有交通，随时随地泥石流，山上滚大石头下来，有半年根本不能进去人。就是在那样非常闭塞的地方，教育还是要一步步来。教育部基教司曾有一位已经过世的司长，他当时到云南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就产生一个想法，不用搞什么培训，就把当地最优秀教师选拔出来，出去旅游，让他们到处参观学校，甚至不用给他们讲任何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一看什么都明白，但是他要是不出来，你给他讲再多，他还是不明白。所以这样一种轮岗交换，如果真的做得好，还是有效果的。总之这是我们很忧心的一件事情，同时又感到有一种无力感，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我们也不会因此消极，我们会在我们能做的范围内，尽可能去做。我们基地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我就说搭建两个平台，一个是国际化平台；一个是携手中西部创建素质教育创新示范区的平台，两个平台同时进行。我去年已经考察了好几次，最近准备和他们签约，当然我们很多援助都是无偿的，除非政府有资助，能解决我们的运作成本问题就可以了。

陈晓端：谢谢两位同学的提问，也谢谢杨老师非常精彩的回答。由于时间的关系，互动环节先暂时到这儿。我说一点我的个人感受，我主持了好几次这样的学术报告，我已经看到了我们本科生，尤其是我们师大免费师范生的积极参与，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包括今天起码有三次都是我们的免费师范生的同学，非常积极主动地来谈感受、提问题。所以刚才这个同学希望杨老师为他们即将走上教师岗位提点建议和意见，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从他们的身上，已经看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未来他们会为我们陕西师范大学争光的。当然杨老师说简单的枚举并不是非常有意义，但是有些时候通过几个实例也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全场笑）虽然那位同学刚才举的是左手，但是他是第一个谈感想提问题的同学，可见我们的免费师范生应该是非常有作为的，这是我个人的感想。因为我们未来还要更多地关注我们这些本科生或者免费师范生。我个人的认识就是，一旦你选择了教师，你就选择了一份责任，你就选择了一份良心的工作，你就选择了一份需要你奉献的工作，这三点如果你们免费师范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认识，我想你们将来能做很好的老师（掌声）。

也谢谢今天来参加学术报告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杨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和深刻的报告（掌声），今天的学术报告会到此结束。

（参加本文整理的有，博士生：孙文静 硕士生：姜妍 惠婉婉 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