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给哥哥写此信的时候，母亲的八十大寿刚过去没有几天，母亲是在长子瀚章的衙署过寿的，故信中问及那里的情形，并说哥哥“酬应多劳，而八旬老亲与年已六旬之子欢颜相对，齿发均未甚衰，实为人间至福”，至于“身外显荣”哪能与此相比。他期望母亲能寿至九十、百岁，与儿子们“白首聚会，捧觞承欢”。信中也告知哥哥他这边（涉北京、天津、保定数处）祝贺母亲寿事的热闹场面、所收礼品和不菲的答谢花销。私人之外，还有“公信”祝贺的。连哥哥辖区两湖地方的“在京诸公”，也送了贺礼，他因此向哥哥告知复谢事宜。信中还说到，宝鋆（佩丈）由他人带来贺信；还有岑毓英（彦卿）更是专来保定为李母拜寿，送礼数包，而自己酌情“略受三四，其珍贵之品碧玉、朝珠等仍璧还”。岑毓英对李鸿章竟“坚意执弟子礼”，也“只好听之”。

此信中也涉及人事问题。关于岑毓英，自保定离开后前赴北京，是哄得李鸿章比较高兴吧，反正这会儿夸他“人有才干，而通书史大义”，断定“必搁不下”，就是说不会悬置起来不授官职的。果真，在闰三月间他就获授贵州巡抚。信中还说到淮系要员张树声（字振轩）。此人曾任江苏巡抚（还兼署过两江总督，后被免职），此际正在北京。查知，他刚刚被授贵州巡抚，而此职很快就改换为了岑毓英，他则改任广西巡抚。贵州、广西应当都属穷省，像李鸿章信中就言及，“贵州停捐以后，公事断难支持”。所谓“停捐”，就是停止捐纳，而“捐纳”也就是有“章法”地卖官鬻爵，这虽说是明显弊政，但也是一笔财政收入，并且在有的省份还很重要，按李鸿章的说法，像贵州在很大程度上当即赖此。

信中还说到丁日昌（雨生）有信告知福建教案的事情，以及“吴春帆病已少愈，不致成废”。吴春帆即吴赞成（字春帆），安徽庐江人氏，曾任船政大臣且短时署理福建巡抚，所患病症看来不轻。信中所说“复奏查办山东各事”的夏子松，即夏同善（字子松），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氏，进士出身，做京官多年，上年冬在兵部侍郎任上被派为江苏学政，受命经过山东时，顺便查访有人对该省巡抚文格（字式岩）的奏参事项，包括对省内黄河灾情奏报不实，赴泰山祀谢神灵时仆从过多，且带家眷，奢侈铺张等事。夏同善当是以未能坐实复奏，李鸿章信中说文格“似无动摇”。

此信中所涉家事，迎请“馆师”是为要项。告诉哥哥已“专弁航海去太仓，迎接姚芷轩馆师”，并且承诺“如其兄随来，暂住亦无不可”，足见对这位新聘馆师的重视和优厚待遇。此人在前边信中曾提到过，是由哥哥联系代订的，至此已有成局，后边数信中对此人也有涉及，并且可知李鸿章对其施教效果颇为满意，有“不愧名师”之赞。李鸿章此信中还说到已亡六弟的家事，尽管看不出昭庆遗孀（信中所谓方儿“婶母”，其实是他妈妈）那里遭遇事情的详细情况，但肯定是不好处置的大事，要不经方何致“忧愤成疾”，他还要“乞假半年，赴皖照料”？从信中“六太太家事至此，唤其（指经方）南归”句，也更可证明。但李鸿章又不同意经方在那里常住，是怕耽误其学业。这年正好是按惯例要在秋天举行乡试，李鸿章打算让经方在皖仅住数月，督导诸弟读书的同时，自己也可以闭户用功，就便参加江南乡试，考试完毕就让他回来，说是这样“似属两有裨益”。至于哥哥打算请假的事情，信中商酌“能否暂缓”，等自己谒陵差事完结回后再行具疏奏请。

[1] 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载“新全集”第32册第241—242页，时间标为“光绪四年二月初九日”，年份有误。理由：1、信中述及刚过去母亲八十寿辰，李母生于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二月三日，八十寿辰以虚岁计，是在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写此信的二月初九日正好刚过不日。2、信中“转瞬差期入觐”句，是因即将到东陵参加营葬毅皇帝（同治帝谥号）的“奉安礼”事，也是在光绪五年。3、信中所说“来年李兰孙起复”，李兰孙即李鸿藻，其人起复是在光绪六年，信文中说“来年”即指“明年”，写信自在光绪五年。4、信尾标明此信为“直字二百十三号”，与下录“光绪五年三月十二日”信中所说“二月二十七”发“二百十四号书”，序号上正好衔接。故将此信时间改定在“光绪五年”二月初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