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正当岁暮团栾，忽奉简书南去”句，当指光绪四年末，李瀚章奉旨到湖南查办案事。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十二月十六日，李瀚章接到朝廷密谕，有人参劾湖南巡抚邵亨豫（字汴生），说他对“各属（涉及益阳、常德、永绥等多处）莠民滋事未能认真整顿”，“性耽安逸，终日诵经礼佛，文酒自娱”，要求严厉惩处，朝廷遂命作为湖广总督的李瀚章前往访查。李氏于同月二十七日抵达湖南省城，经“调核卷宗，周历博访”，于次年正月初五日复奏，说是“湖南通省地方现均绥靖，抚臣迭次办匪尚无贻误”。此事背后，实际有着复杂的人事纠葛。李鸿章信中便议及这一情况，说邵亨豫最初任湖南巡抚时，“湘人士窃窃私议其软弱谦退，恐不胜任”，而现在所谓“因循怠玩，文酒自误”之论，仍然是出自湘人之口。邵氏本不愿再任地方大员，而又恰恰改到湖南这个省份任职，似乎难于在其位上待久。

信中又说到，去秋有人路过天津，言屡对恭亲王奕??（恭邸）说到湘抚不容易做，因为那里的绅士多口舌是非，其意思是怕曾署理巡抚的湖南布政使崇福得到实授（所谓“即真”）。需要说明，崇福的字号似非“星阶”，当时倒是有个名叫崇光的官员字为“星阶”，但他跟这事不怎么沾边，还是崇福的身份合适。要说，李鸿章当不会弄错其人字号，是用以代指，还是什么别的缘故，姑且存疑。这里还是按崇福说。李鸿章信中还说到，曾纪泽（劼刚）曾打算秘密弹劾崇福，免得实授其湘抚之职，虽然为宝鋆（佩翁）所劝止，而其语未必泄露不出去，崇福固然不可升授，而邵亨豫就能久在其职吗？李鸿章也认为，邵亨豫在办湖南“匪案”中并无贻误之处，哥哥和相关人员力持公道，其人如果经此番风波实在不愿意继续在职了，似乎也应劝他慢慢求退（意思是骤退有闹情绪之嫌）。至于哥哥到湖南复查，李鸿章觉得不会有什么难缠的事情，很快厘清复奏就能完成任务了。所以他希望哥哥在“开篆”也就是节后启印（年前放假封印）办公前尽早返回武昌衙署，因为“老母在署，久离殊不放心”。

信中还说到“樊口建闸”的事情，此事在前录信的释读文字中已有大概交代。而李鸿章此信中，特别言及在意见上站在他们兄弟一边的“正派能文”的张廉卿，即湖北武昌人氏张裕钊（字廉卿）。他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古文名家，此番发议也有关乎他桑梓“地缘”的“特别资格”，所以李鸿章说他“与京官以耳代目者有别”。其人所持论的，主旨就是在樊口地方筑坝建闸“有害无益”，这自然是让李鸿章兄弟高兴的。李鸿章信中还议及工程技术方面的相关问题。至于信中所指斥的“仍敢出头，可谓胆玩”的胡炳卢，是樊口工程的牵头士绅之一。总之，樊口坝闸是否修筑，这时正当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之际，李瀚章处境亦颇尴尬，遂有“乞假”打算，李鸿章估计“看此气机，似难准退”，说如另换一个得力的湖南巡抚，也许比较容易卸肩。

信中还涉及人事问题。说宝鋆（宝相、佩翁）开去了国史馆、阅卷大臣差使，这与去年年底翰林院侍讲宝廷在向朝廷的建言中，弹劾到其人有关，而宝鋆“不甚满于清议，恐亦渐萌退志”，也就是连其他职事（时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也不想再任的意思。所谓“清议”，由“清流派”舆论即可典型体现，其议论时政，纠弹官员，敢于发言，宝廷就是其中健将之一。信中还说到，荣禄（字仲华）开去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因病曾一度请假的军机大臣沈桂芬（字经笙）虽已销假，但病仍未痊愈，不过似乎“尚不为害”。再就是，那个在“滇案”中成为英方和清朝是严惩是力保争议焦点的岑毓英（彦卿），丁继母忧之后这时当是北来了，李鸿章信中说尚未与他见过面。恐怕是有李鸿章对他“面加申斥”的传言吧，故信中向哥哥剖说，“马嘉理案虽办错，亦由更事不多”，自己“何至面加申斥”。还说，其人到京被分配职务的早晚说不定，但“究属有用之才”，意思是应该任用。可也有不巧，这时他偏赶上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要回到北京，信中“可谓冤家路窄”一语，简直再恰当不过了。

信尾则说到母亲寿辰、身体状况以及哥哥代订馆师的事情。

[1] 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载“新全集”第32册第214页，时间标为“光绪四年正月初七日”，年份有误。理由：1、信中“正当岁暮团栾，忽奉简书南去”句，当指光绪四年末李瀚章奉旨赴湖南查办案事（详见释读文字）。2、信中有“汴生初抚湘时”句，汴生为邵亨豫，他由湖北巡抚调任湖南巡抚的上谕是在光绪四年三月初九日发布。3、信中有“荣仲华开去工部尚书”句，荣仲华即荣禄，他开去工部尚书是在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4、除以上三条之事显然皆在光绪四年正月初七日之后外，从信中所涉其他事项，以及此信与上、下各录一信当中所涉及的信之编号情况看，亦皆有助于推定。故将该信时间改定在“光绪五年”正月初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