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的敌人

对于俄罗斯的作家，孙犁先生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不大喜欢蒲宁。喜欢普希金，是普希金作品的诗性，这与孙犁先生的早期小说很吻合；喜欢契诃夫，是契诃夫风格的朴素，这与孙犁先生的晚年作品，尤其是散文相合拍。

在我的猜想中，晚年的孙犁先生喜爱契诃夫会更多一些。早在1954年，孙犁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契诃夫》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契诃夫作品的主要特点，就是朴素和真实。”在朴素和真实这两点，他更侧重于朴素，他说：“朴素，对于我当前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能够做到如契诃夫的作品一样的朴素，孙犁先生指出需要面对这样三大敌人：“不三不四的‘性格’刻画，铺张浪费的‘心理’描写，擦油抹粉的‘风景’场面。”

从他严肃指出并称之为“这样三大敌人”，可以看出他对于当时文学现状及自身文学创作的清醒与警醒。看那时他创作的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便能够清晰地看出朴素风格的彰显与作用，和孙犁先生以《荷花淀》为代表的早期小说不尽相同。在这时候提出朴素和朴素的敌人，可以明晰孙犁先生创作的心迹与轨迹中对于朴素的警醒和追求的自觉。

孙犁先生所提出的朴素的三大敌人：性格、心理和风景偏颇谬误的描写，都还只是局限于创作本身，指向写作的具体方面。在经历了社会沧桑变化和人生的况味冷暖，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的剧烈动**和新时期伊始的乱花迷眼，孙犁先生对于朴素关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在1982年出版的散文集《尺泽集》里，有孙犁先生明确的发言。在这本书中，有写于1981年的《小说杂谈》，这是一组十七则短论组成的文章，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孙犁先生针对文学创作现实写作的重要文献。在这里，孙犁先生结合阅读与写作的贴身现状，对于朴素的敌人，显然有了同20世纪50年代不同的认识和解析。我读后，这样总结如下几方面——

一、闹市：“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以后，混沌一团，什么印象也没有。”（《叫人记得住的小说》）

二、轻浮：“五四以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做一些尝试，但因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少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轻浮的名儿。”（《小说的体和用》）

三、唬人：“不从认真地反映现实着想，却立意很高，要‘创造’出一个时代英雄……可以称作唬人的小说。”（《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四、抒情：在对当时周克芹有名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的批评中说：“小说中抒情的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小说的抒情手法》）

五、卖弄：“小说忌卖弄”，“生活不能卖弄，才情也不能卖弄”，否则，“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干枯琐碎的毛病。”（《小说忌卖弄》）

从这样我总结的五点看，可以清晰地看出，孙犁先生这时候所指出的朴素的敌人，除了抒情过多这一点，其余四点，已经不局限于文本创作本身，而是从纸上功夫扩延到生活、思想和我们文学潮流的诸多方面。为什么我们有的小说写成闹市一样热闹却未给人留下印象？为什么我们愿意在作品中卖弄和轻浮却受到追捧？为什么我们愿意并热衷于孙犁先生所讽刺的像上帝创造了人一样神奇的所谓英雄？如果1954年孙犁先生所指出的性格、心理和风景描写上出现过的朴素的敌人，属于纸上功夫，只是外功，那么，1981年孙犁先生所指出的这样五个朴素的敌人，则是作为作者的我们需要修炼的内功，要有一份对文学现实与自身的内外两重世界清醒的体认和真诚的自省。朴素的敌人，是孙犁先生写作一生的敌人，也应该是我们一切写作者所需要格外警惕的敌人。

可贵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孙犁先生这样认识了，便这样实践了。在这同一本《尺泽集》里，我们可以找到范本。我仅从《报纸的故事》和《新年悬旧照》两篇散文谈起。

《报纸的故事》是名篇，发表近四十年来，入选多种选本。散文写的是年轻时在乡间艰难生活之际，好不容易订一份《大公报》，仅仅订了一个月。夏天雨打湿浸坏了顶棚和墙壁，只好用这一个月的报纸糊顶棚和墙壁。如果仅仅这样写，然后抒发一下对艰难日子有报纸读的怀念，和对家人在艰难生活中从牙缝里挤出的钱的感念，常是我们愿意写的或常常读到的怀旧文章之两翼：苦难中的亲情与心底的向往。而且，我们极其愿意渲染一下日子的艰难，觉得那样才能够映透读报的不容易，亲情的可贵，和对报纸的渴望，便也是对远方和未来生活的渴望，报纸便可以成为一种象外之意，让我们的文章多些姿彩和升华。

孙犁先生没有这样写，前面写生活的艰辛，写订报的不容易，写读到报纸的喜悦，都没有任何的铺排，没有一点的渲染和抒情，只是实实在在地写，没有任何花活，即孙犁先生说过的“卖弄”，绝不让文字中显示出一丝一毫的“轻浮”。但是，在结尾处：“妻刷糨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喜爱的文章了。”一下子，订了这一个月的报纸，被赋予了情感和形象，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感慨，多了一种耐得住咀嚼的人生的多重滋味。这便是朴素的力量。

《新年悬旧照》，写的是两张老照片的故事。一张是孙犁先生年轻时的照片，他离家抗战，把照片留在家里，日本鬼子进村了，看见了照片，要抓照片上的人，在大街上抓到一个长相相仿的年轻人。抗战胜利后，孙犁先生回到家，妻子对他说起照片的事，对他讲：“你在外头，我们想你，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就不敢想了……”写得真的是好，就这样简单，却这样感人，便是朴素的力量。

另一张照片，是1981年要编选文集时朋友提供给孙犁先生1945年在蠡县照的，照片上他穿的那件棉袄，是妻子缝制的。“时值严冬，我穿上这件新做的棉衣，觉得很暖和，和家人也算是团聚在一起了。”写得比第一张照片还要简单，却一样感人。如果，非要在看到这张旧照片后多一下抒情，或议论，哪怕只是一句，还会像现在一样让我们感动吗？如果把“和家人也算是团聚在一起了”这一句中的“也算是”这三个字去掉（会有人觉得多了这三个字，显得心情没有那么英雄气呢），还会让我们品味得出战争生死颠沛中对家的那一份感情的五味杂陈吗？

还是在《尺泽集》里，孙犁先生由衷喜欢贾平凹早期的散文作品，他在评点贾平凹的《静虚村记》和《入川小记》时，特别说了“细而不腻”和“低音淡色”这样两点特色，他说：“这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显然，“细而不腻”和“低音淡色”，是对付朴素的新旧几大敌人的有效却也难以做得到的方法。因为，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朴素是直抵这样境界的一条最便捷的通道。

思想像清晨的阳光

《晚华集》是孙犁先生晚年“耕堂十种”的第一本，薄薄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孙犁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暌违十余年，变革的新时代，与过去的岁月划分出一道醒目的分界线，也与孙犁先生前期尤其早期创作，划出一道分水岭。对于读懂并研究孙犁先生晚年思想变化和创作风格的形成，这是绕不过去的一本重要著作。

《晚华集》中，除个别篇章为20世纪60年代所写，其余均写于1977年和1978年之间。在那个除旧布新的新时代，重新握笔的孙犁先生，面临旧交散后，春潮涌来，知道“白洋淀”文学风格的写作，自己再也回不去了。那么，写什么，从哪儿重新开始，是面临这个新时代和自己内心的首要选择。

写于1978年6月26日的《近作散文的后记》一文，实际上就是《晚华集》的后记。这文章很短，但在我看来，十分重要，是孙犁先生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对自己文学主张的自省与追求的明晰发言。他开宗明义说：“很多年没有写文章，各方面都很生疏，一旦兴奋起来要写了，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轻车熟路，容易把思想情绪理清楚。”

“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文学写作，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写回忆。这也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尤其横亘一个漫长而又动**不堪的十年，多有故旧凋零，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有世事沧桑，文章衰坏曾横流。孙犁先生自己说的是“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往往“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谈赵树理》）虽然谈的是赵树理，其实也在说自己，是极其清醒的，也很有些忐忑。

《晚华集》中绝大多数篇章，写的都是回忆。这些回忆，分为童年、战争和“文革”不同时期几种。书中还有占一半左右篇幅，是纪念故去作家的篇章，和为作家作的序文，写的也都是回忆，是和这些故旧关于过去年代交往的回忆。

在这些篇章中，重头戏是对战争年代的回忆。那种“和手榴弹一同挂在腰上的，还有一瓶蓝墨水”的战地奔波的年代，虽有生死危险，却最让他怀念。他说：“那些年，我是多么喜欢走路行军！走在农村的、安静的、平坦的路上，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猛然投射到披满银花的万物上，那样闪耀和清澈。”（《某村旧事》）这样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抒情，在这本《晚华集》中是罕见的。“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如此明朗清澈，穿透并照亮回忆。为什么孙犁先生会有这样的感情和感慨抒发？

只要想一想，这时候，孙犁先生刚刚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他写过这样一段话：“在‘四人帮’当路的那些年月，常常苦于一种梦境：或与敌人遭遇，或与恶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或沾溷厕，或陷泥潭。有时漂于无边苦海，有时坠于万丈深渊。”

如果我们将这一段话，和上面的那一段话，做个比较，便会明白孙犁先生为什么充满如此的感情与感慨。猛然出现的那时的思想像清晨的阳光，正是对应这样噩梦连连的岁月的。这是两种时代也是两种人生的画面。

在我的理解，这里说的“思想”更多指的是感情，是思绪。尤其是再对比“有的是生死异途，有的是变幻万端”“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韩映山〈紫苇集〉小引》），见惯了时代动**中“不断出现的以文艺为趋附的手段”各类嘴脸之后，会更加明白“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这句话的含义与分量，它不仅属于回忆，属于对比，更属于对现实的定位，和对未来的期冀。清晨的阳光，不仅属于那个逝去的年代，也属于孙犁先生的“白洋淀”和津门晚华。

但是，真正书写这个年代，孙犁先生的笔却变得格外温情起来，或许他暂时不忍心触碰吧。在《删去的文字》一文中，他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歌舞团十七八岁的年轻的女演员，找到他外调他的老战友方纪，只是对他说话没有像其他有些外调人员那样盛气凌人，而是很和气，“在她要走的时候，我竟然恋恋不舍，禁不住问：‘你下午还来吗？’”而且，一直“很怀念她”。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她竟然保持着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跳动的心，就证明她是一个非常不凡的人物。”在这样的回忆中，看出了孙犁先生善感而敏感的心，也泄露出一丝无法完全摆脱的“白洋淀”气息。

难得的是，在《晚华集》中，这样温情流泻的文字不多，更多的是他的反思，无论是对战争年代的回忆，还是对“文革”年代的回忆，都有他自己清醒的认知和梳理。

回忆战争年代时他曾经为抗战学院写过的校歌，他毫不掩饰地批评：“现在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回忆那时在《冀中日报》上发表的长文《鲁迅论》，他更是毫不留情地反思自己：“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自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另一面，后来逐渐才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

在《晚华集》中，对人的回忆部分，与当时以及如今普遍流行的怀人篇什不尽相同。他不仅写了被写对象好的部分，也写了他们的一些弱点，乃至印象不好的那一部分，和传统的为贤者讳完全不同。比如，对老友方纪，他直言其“出口不逊，拍案而起”的作风，也直言批评他才气外露的性格，和“时之所尚”的为文风格（《〈方纪散文集〉序》）。对邵子南，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他有些地方，实在为我所不喜欢。”（《清明随笔》）这些不喜欢的地方，他说得极为具体：“他写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很喜欢。”——这是说作品。“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甚至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这是说做人。“他的反应性很锐敏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这是说性格。

怀人文章，还有人如孙犁先生这样写法的吗？我见少识陋，没有见过。但是，这样写，并没有妨碍他对被写对象的尊重与怀念之情。在《悼画家马达》一文中，孙犁先生写了马达的种种不是，甚至几次都不愿意和他做邻居，说他“在上海混过，他对搬家好像很感兴趣。”但是，孙犁还写了这样两个场面，一个是粉碎“四人帮”后，报社派人找到他，他正在农村生产队用破席搭成的防震棚里，“用两只手抱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他说：‘我不能说话，我不能激动，让我写写吧。’”一个是战争年代，行军路过一个村庄，马达看见两个年轻的妇女在推磨，立刻掏出纸笔，迅速画了起来，孙犁先生站在马达身后，看见马达“只是几笔，就出现了委婉生动、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形象。这是素描，就像雨雾中见到的花朵，在晴空中见到的勾月一般。”

这样前后两个画面，一个是那么朝气，一个是那么悲凉，让我看到大画家马达在时代的跌宕之中人生的沧桑。孙犁先生以干练的白描，勾勒出马达真实的形象，真挚地表达了他对马达的深情。这比那些不吝大话、套话的修辞编织的花圈赞美逝者，让人会感到更为亲切而真实。

还是在《近作散文的后记》中，孙犁先生说：“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的人。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

可以说，这也是新时期孙犁先生文学创作的经验和主张。如果我们再来看《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对过去书写的文章，孙犁先生自省所说的“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的照射下，春风的吹拂之中”，我们便更会觉得，这样已经变化了新的生活与写作经验和主张，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贵。它帮助孙犁先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可以让我们面对今天和自己，躬身自问，会不会和孙犁先生一样，有一份清醒的自知和诚实的自省。

2019年7月10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