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北京人只要家里还宽敞，就会挂上一两张“老字画”。诚然，每朝每代都不乏“当时走红”的书画家，但北京人却更崇尚“前朝某个年间”的。这一点，似乎就是老北京人与生俱来的嗜好。有时，“老字画”背后更有“老故事”——比如您在某个大宅院中看到某张有记载的名画，画的主人告诉你——这是其祖上传下来的，可后来却被家里某个不肖子孙偷出去变卖掉了，自己得知之后急得一夜就白了头发，后来（兴许过了许多年），自己在鬼市上发现了它，于是断然变卖家产，将其重新“请”回家来……画的主人说到这儿，一准是老泪纵横了。

当然，也有另一种“慧眼识宝”的情况。比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名伶马连良陪朋友去“看”房子。当然，“看”的目的是“买”。马连良在“看”的当中眼睛一“亮”，因为他在一面墙壁之上，发现了表现梨园祖辈的“十三绝”图（十三位名伶的画像）。后来，马连良把这个“底”告诉给朋友，朋友决定把房子买下来，前提是要求卖主把这张“十三绝”图留下来。最后买卖成交，马连良便把这张画翻印成一万张照片，赠送给各地关心梨园的朋友，一时传为佳话。

谈老字画，就不能不涉及它在旧京的集散地琉璃厂。这条街位于宣武区的东部，虽然仅长四百余米和宽八米，但两侧都是各种古玩店铺，如“荣宝斋”、“四宝堂”、“汲古阁”、“庆云堂”等，一旦深入进去就很难拔身，实在是一条“走不完的街”。30年代初期，郑振铎受鲁迅之托在北京收集各类旧时的信笺，曾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遍访琉璃厂的古玩店铺，最后选取了二三百种寄到上海，由鲁迅最后选定出版了《北平笺谱》。郑后来写了《访笺杂记》一文，详细叙述了自己搜求、遴选笺纸的艰难和兴奋。

老字画和周围的环境是紧密联系着的。房屋正面的字画之前，一般要有几案。几案上边也不能空着，一般又有座钟、掸瓶这几样。几案之前应该是当中一张八仙桌，桌子上要有茶壶；两边各有一把太师椅，椅子上要有椅垫……这种摆设的格局其实也是“八股”，但昔日的北京就处在一个更大的“八股”当中，任何个人想摆脱和战胜它，都应该是很难的啊。由这种积习所派生，一些与字画相关的行业也就产生。像笔墨、宣纸、砚台、装裱使用的绫罗这些材料，像装裱技能的多样化，像鉴定文物的眼光，都在社会上占据一席之地。这些行业都以小而驰名的作坊形式经营，都是个体操作的手工活儿，并且还多是单线相传于密室，一切都神乎其神……

文人字画进入北京人的家庭生活之后，不知不觉增强了北京城的文化品位。比如，相熟的朋友彼此来往，进入对方家庭之后，当把茶碗端在手中时，总是先要端详一下周围的环境——房屋的厅堂梁柱自然不会变化，仆人丫鬟可能有更换，但客人却不会予以注意。一般客人最留心的，就是房子当中的字画了。只要是“中产阶级”以上的老北京人，就不能只有墙上挂的那几张，他还得另有收藏。这种收藏不仅自己骄傲，也常富裕到让朋友能“惦记”的地步。比如朋友来访，一旦见到墙上换了字画，谈话必然从这新的“老字画”说起。不管来客拜访有什么急事，一旦遇到悬挂字画有所变更又十分醒目时，那么话题通常都会从字画开始——要先在这上边拐好大一个弯子，最后才回归到正题上来。老北京人这种“从容”（往坏说就是“磨蹭”）的秉性，可以达到听说家里着火都依然慢条斯理的程度。当然，如果他的收藏富裕到让贼“惦记”上了，那就是另一回事儿啦。您还别说，北京历史上还真发生过因朋友“惦记”他人之画而动了偷窃的事。这样的贼，应该说是雅贼了吧。

老字画固然有种种好处，但从另一方面说，在旧时京城似乎也泛滥成灾。以卖画为生的画匠占据了画坛主流，日复一日批量制造立意、构图和笔墨相近的画作，“题画诗”集的出版更给他们提供了方便。这样的画家，实际上早已和创造绝缘。试问：什么样的老字画才堪称是“历史折光”？我以为画家必须平时注重自身人格精神的塑造。以郑板桥为例，他先后在山东两个县里当过县官，于是深入民间，把对人生的感慨写进了题画诗。比如：“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还比如：“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他一方面深入民间采访，同时经常写家书告诫家属应当如何爱护邻里。我甚至认为，其家书的人格力量更高于他的诗歌。正因为有了这些，才使郑板桥作品的背后，挺立着一个高大的“人”字。即使郑时有应酬，尽管同样卖画，但毕竟不同于流俗。更典型的例子是，弘一法师临终之前，用心灵颤抖之笔写下万古不朽的“悲欣交集”。这四个字在人文历史上是光辉灿烂和不可重复的，应当视为是“天人合一”的楷模，也堪称实实在在的“历史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