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平时就有声——市声,你摸它不着。但市声确实存在,纷纷扬扬又熙熙攘攘、由远及近更由近及远,是由人声、叫卖声、车马声(以及驳杂的汽车声)综合而成。城市既然有声,城市人所过节日自然也有声。我幼年住在北京东城灯市口,临近的八面槽有座很有名的教堂,每星期日教徒都在那儿做礼拜。我母亲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因幼年读过教会学校,因此既不提倡也不阻止我上那儿“玩儿”。我曾跟随成年教徒进去,发现他们先跪在一排排椅子背后默诵圣经,前面有神父站立在很高的位置上布道,有时有修女排列着唱诗,声音在空旷的教堂中回响,真是好听。“这,不也是他们的节日之声吗?”到了每年圣诞,就更热闹了。
但在老北京,春节、中秋和端午才是人心深处的三大节。其中“节味儿”最浓的,自然首推春节。试问春节之“声”何在?这声音,要等到除夕之夜才能不请自来。一进腊月,它就“预热”在每个京城人的心头——置办年货时,京人似乎都听到这样的歌谣:“过新年,换新貌,大姑娘要花儿,小小子儿要炮,老太太要毡鞋,老头儿要毡帽……”一曲唱罢,下一曲则在腊月下旬高声唱起:“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扫房土;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杀雄鸡;二十八,把面发……”真等来到除夕,人们反倒安静下来,早晨睡懒觉,中午再补个午觉,为的就是晚上吃好年夜饭。
除夕之夜,春节之声这才真正降临,应该是三种声音的混合——鞭炮声、砧板上的剁饺子馅儿声以及店铺中打算盘的结账声。空气里的火药味特别浓重,噼噼啪啪的声音响成一锅粥。小孩儿在院子里点鞭炮,炮仗最小的叫小鞭儿,一般500头,大的有1000头。胆子大的男孩儿放“二踢脚”和“麻雷子”,女孩儿则放花,蹿起的金龙火舌可以超越房脊,街上行人也能瞥见。再说砧板声,京城几乎家家都在剁饺子馅儿,为明天大年初一吃团圆饺子做准备。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说一个妇女大年三十独自在家,丈夫出门躲债有家不能回,她听见别人家中的砧板声,不禁泪流满面。最后万般无奈,也在自己家的空砧板上剁起来,一边剁着,眼泪就“吧嗒吧嗒”掉在空砧板上。最后再说店铺当中打算盘的结账声。店铺干了一年究竟赔赚如何,明年还能雇几个伙计?如果赔了,东家明年就只能少用伙计了。旧时年夜饭时,东家会往准备解聘的伙计碗里夹一个包子,这叫作“滚蛋包子”,一会儿这个伙计就得卷铺盖卷儿回家啦。
午夜之后,三种混杂着的声音逐渐微弱,许多人家围坐在火炉旁边,由最年长的老人叙说着家族的陈年往事,年岁稍大的晚辈即使早已听过,此刻还是愿意拢着孩子再听一遍——老北京人从来不愿意忘记自己的“根”,几辈子以前的事儿多听一些,可以让自己以后遇到麻烦时,会多一些清醒。在这火炉旁边,摆着一些中年人的麻将桌子,他们机械地打着,已经没有了前半夜的兴奋,手上虽然还力求准确地摸牌出牌,但脑子里想着的只是自个的事——在新的一年当中,在哪些方面能有新的奔头儿?大约要等到天蒙蒙亮,等到最老的这位家长发话:“行啦,‘守岁’就到这儿吧。”于是,各屋的人(父母连同他们的孩子)这才分别散去,一个完整的四合院,这才彻底安静下来。很快各屋都响起了均匀的鼾声……
也有些四合院的主人是通文墨的,他午夜之后就独自进入书房去思索和撰写春联,他知道初一天一亮,自己这条胡同的人都要出来挨家挨户看春联,看哪家的词义好,看哪家的书法好,看哪家的春联和他家大门相互映衬达到相得益彰……性子急的人,大约午夜之后稍微待那么一小会儿,就要打着灯笼逐家去看。显然,这是无形的比赛,自己不上心能行吗?
除夕守岁累了一宿,初一人们习惯不出门,在家里养精蓄锐。一到初二,不管大人小孩儿,都在家里待不住了,于是都争相到亲戚朋友家拜年。拜年不能空手,得带上点心匣子。每家最初都得买上一点,拜年时把它送给亲戚,亲戚或许又要转送给朋友,等到这样一再传递过好几个回合之后,大约春节也就到了尾声。最后那位打开匣子一看,点心要么如铁石一般硬邦邦,要么早就长了绿毛……在这段拜年当中,人们一再重复着相同的客气话,千篇一律虽然毫无生机,但每次说的时候,却又是那么真诚。
京城人物在春节期间,都习惯不动脑子,只是使劲去吃去喝去玩去乐。老北京城是一个消闲城市,平时工作效率就不紧张,然而这还不够,还要借助春节再“彻头彻尾”游乐一番。春节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春节刚好“赶”在一年农事已毕,农民挂锄歇息,城里人也跟着“松口气”,甚至“松”得比农村还彻底。
自1949年以来,又设置出许多新的现代节日,如五一、七一、八一、十一……这些节日过去都给予大庆特庆。后来逐渐被淡化。被淡化的也不仅是这些节日,就连传统的春节、端午、中秋也一一被淡化。而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节日,“这个人”又和“那个人”不同。年轻人把学业、婚姻视为人生重大的节,自己欢庆自己,自己也创造着办节的形式;中年人把家庭安定和子女就业视为家庭之节;老年人就把保持健康和庆祝金婚,看成是人间晚晴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