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平时就有声——市声，你摸它不着。但市声确实存在，纷纷扬扬又熙熙攘攘、由远及近更由近及远，是由人声、叫卖声、车马声（以及驳杂的汽车声）综合而成。城市既然有声，城市人所过节日自然也有声。我幼年住在北京东城灯市口，临近的八面槽有座很有名的教堂，每星期日教徒都在那儿做礼拜。我母亲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因幼年读过教会学校，因此既不提倡也不阻止我上那儿“玩儿”。我曾跟随成年教徒进去，发现他们先跪在一排排椅子背后默诵圣经，前面有神父站立在很高的位置上布道，有时有修女排列着唱诗，声音在空旷的教堂中回响，真是好听。“这，不也是他们的节日之声吗？”到了每年圣诞，就更热闹了。

但在老北京，春节、中秋和端午才是人心深处的三大节。其中“节味儿”最浓的，自然首推春节。试问春节之“声”何在？这声音，要等到除夕之夜才能不请自来。一进腊月，它就“预热”在每个京城人的心头——置办年货时，京人似乎都听到这样的歌谣：“过新年，换新貌，大姑娘要花儿，小小子儿要炮，老太太要毡鞋，老头儿要毡帽……”一曲唱罢，下一曲则在腊月下旬高声唱起：“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扫房土；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杀雄鸡；二十八，把面发……”真等来到除夕，人们反倒安静下来，早晨睡懒觉，中午再补个午觉，为的就是晚上吃好年夜饭。

除夕之夜，春节之声这才真正降临，应该是三种声音的混合——鞭炮声、砧板上的剁饺子馅儿声以及店铺中打算盘的结账声。空气里的火药味特别浓重，噼噼啪啪的声音响成一锅粥。小孩儿在院子里点鞭炮，炮仗最小的叫小鞭儿，一般500头，大的有1000头。胆子大的男孩儿放“二踢脚”和“麻雷子”，女孩儿则放花，蹿起的金龙火舌可以超越房脊，街上行人也能瞥见。再说砧板声，京城几乎家家都在剁饺子馅儿，为明天大年初一吃团圆饺子做准备。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说一个妇女大年三十独自在家，丈夫出门躲债有家不能回，她听见别人家中的砧板声，不禁泪流满面。最后万般无奈，也在自己家的空砧板上剁起来，一边剁着，眼泪就“吧嗒吧嗒”掉在空砧板上。最后再说店铺当中打算盘的结账声。店铺干了一年究竟赔赚如何，明年还能雇几个伙计？如果赔了，东家明年就只能少用伙计了。旧时年夜饭时，东家会往准备解聘的伙计碗里夹一个包子，这叫作“滚蛋包子”，一会儿这个伙计就得卷铺盖卷儿回家啦。

午夜之后，三种混杂着的声音逐渐微弱，许多人家围坐在火炉旁边，由最年长的老人叙说着家族的陈年往事，年岁稍大的晚辈即使早已听过，此刻还是愿意拢着孩子再听一遍——老北京人从来不愿意忘记自己的“根”，几辈子以前的事儿多听一些，可以让自己以后遇到麻烦时，会多一些清醒。在这火炉旁边，摆着一些中年人的麻将桌子，他们机械地打着，已经没有了前半夜的兴奋，手上虽然还力求准确地摸牌出牌，但脑子里想着的只是自个的事——在新的一年当中，在哪些方面能有新的奔头儿？大约要等到天蒙蒙亮，等到最老的这位家长发话：“行啦，‘守岁’就到这儿吧。”于是，各屋的人（父母连同他们的孩子）这才分别散去，一个完整的四合院，这才彻底安静下来。很快各屋都响起了均匀的鼾声……

也有些四合院的主人是通文墨的，他午夜之后就独自进入书房去思索和撰写春联，他知道初一天一亮，自己这条胡同的人都要出来挨家挨户看春联，看哪家的词义好，看哪家的书法好，看哪家的春联和他家大门相互映衬达到相得益彰……性子急的人，大约午夜之后稍微待那么一小会儿，就要打着灯笼逐家去看。显然，这是无形的比赛，自己不上心能行吗？

除夕守岁累了一宿，初一人们习惯不出门，在家里养精蓄锐。一到初二，不管大人小孩儿，都在家里待不住了，于是都争相到亲戚朋友家拜年。拜年不能空手，得带上点心匣子。每家最初都得买上一点，拜年时把它送给亲戚，亲戚或许又要转送给朋友，等到这样一再传递过好几个回合之后，大约春节也就到了尾声。最后那位打开匣子一看，点心要么如铁石一般硬邦邦，要么早就长了绿毛……在这段拜年当中，人们一再重复着相同的客气话，千篇一律虽然毫无生机，但每次说的时候，却又是那么真诚。

京城人物在春节期间，都习惯不动脑子，只是使劲去吃去喝去玩去乐。老北京城是一个消闲城市，平时工作效率就不紧张，然而这还不够，还要借助春节再“彻头彻尾”游乐一番。春节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春节刚好“赶”在一年农事已毕，农民挂锄歇息，城里人也跟着“松口气”，甚至“松”得比农村还彻底。

自1949年以来，又设置出许多新的现代节日，如五一、七一、八一、十一……这些节日过去都给予大庆特庆。后来逐渐被淡化。被淡化的也不仅是这些节日，就连传统的春节、端午、中秋也一一被淡化。而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节日，“这个人”又和“那个人”不同。年轻人把学业、婚姻视为人生重大的节，自己欢庆自己，自己也创造着办节的形式；中年人把家庭安定和子女就业视为家庭之节；老年人就把保持健康和庆祝金婚，看成是人间晚晴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