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常有货郎进村，尤其在农闲时节。

那时，我们王湾村有五个大队约二百户人家，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村庄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商店。

商店在一队，离我们二队很近，只隔着一个不到两丈高的土崖。有时买东西，站在二队的社场（二队麦场之一，也是队中心）边上，把绑在土块或粗壮的木棍上的钱扔到一队卖货的人家门前，卖货的则站在自家庭院的大门前把商品和零钱绑在土块或粗壮的木棍上扔到二队的社场里，买卖就算完成了。不过，我们小孩才不会这么做呢。只要有买货的机会，就疯跑到商店前，扯着嗓子漫天价地大喊“买货来——买货来——”，高亢悠长的声音带着十足的神气响彻方圆几公里，直听到卖货的回道“来了”才肯住声。

“买货来——”，是儿时记忆中最优美的声音之一，每次喊叫起来，就说明我们的手中正攥着实实在在的钱——这样的机会，十天半个月也不见得有一次。

每次到商店里面，站在幽暗的光线中，气喘吁吁的我们都会习惯性地把整个屋子的东西打量一番，一边打量一边问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直问得卖货的不耐烦地说“到底买啥哩吗”，才猛醒原来自己手中的钱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

其实，商店很小，总共不到十平方米，两个货架上稀稀拉拉地放着一点从镇里的商店批发来的日用品和学习用品。虽然东西不多，但对于儿时的我们来说，还是琳琅满目的，多少有点钱也能买来很多很多，比如洋糖、葵花、麻子、泡泡糖或跳皮筋的松紧绳，等等。可是，商店的东西只能用钱买，酒瓶和塑料烂鞋不行；而且，商店里也没有我最喜欢吃的长长的糖杆。我是这么想的，跟我差不多一样大的孩子几乎没人不是这么想的。所以，那时的我们就特别期待货郎进村。

只要有货郎进村，我们拿着平时收集起来的酒瓶子、塑料鞋底和盆子、头发、纸板、破铜烂铁等，就可以换回长长的糖杆吃或者五颜六色的气球吹！然而，那个时候太小了，什么事都要听大人的。妈妈说这次要换个盆子或换些绣花线，我的糖杆或气球就泡汤了。

记忆中的九十年代初，是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父母虽起早贪黑地干活，但依然为一家人的温饱问题而发愁。所以，我们姐弟五个活着实属不易，还哪能有太多的要求呢。于是，每次妈妈说不换糖杆了，换盆子或绣花线吧，站在一旁的我就只能干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杆咽口水。

分家三年后，父母终于不再担心会饿到我们了。后来，但凡有货郎来，几乎都会给我们换几根糖杆。那个时候，货郎“头发换针换线来”的吆喝声，就像我们站在商店前喊出的“买货来”一样，都是村里相当美妙的音符，简直具有石破天惊的功效，只要吆喝声响起来，似乎连盘旋在空中的尘埃都会兴奋得扶摇直上。当时，我们村还流行着一段关于货郎的顺口溜：

拨浪鼓噢快来看，不换针了来换线。

闺女换个小花环，小子换来刀枪玩。

拨浪鼓噢快来买，不买后悔也不来。

老头买来新毡帽，老婆买来花棉袄。

记忆最深的是寒冬腊月，我们正坐在热炕上掐麦秆，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头发换针换线来——”，扔下手中的麦秆就跑出大门寻声找货郎了。果然，在社场里站着一个男人，要么一根担子挑着两个箱子，箱子的顶盖往往镶嵌着一块玻璃，透过玻璃，里面花花绿绿的东西一览无余；要么推着一辆带有两个竹筐的自行车，里面同样储满了花花绿绿的玩意儿。总之，不管是箱子还是竹筐，里面装的可都是宝贝啊。

货郎“头发换针换线来——头发换针换线来——”地喊几声，再摇几下拨浪鼓，四周瞬间就魔术般变幻出一大群女人娃娃。

女人在想什么，我们孩子可不管；我们只看到货郎的箱子中有玩具，有头饰，有各种学习用品……最重要的是尼龙袋子里装满了长长的糖杆啊，至于那些针头线脑和袜子秋裤啥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迅速浏览完那些宝贝，我们的心就开始沸腾了，揣着满胸的欲望朝家的方向一路狂奔，后面，货郎一边不停地吆喝“塑料脸盆换糖杆来——”，一边不停地摇着他的拨浪鼓，似乎为我们呐喊助威。那一刻，多希望家里所有塑料盆铁锅都碎了，脚上穿的鞋赶紧破出几个大洞来，后院的鸡窝前变出一堆啤酒瓶子，再不济，头发瞬间长长也行……总之，老天保佑，保佑我一定要找到可以拿到货郎那里换根糖杆的东西来吧！

心，火烧火燎；眼，更是巴巴地欲穿。彼时彼刻，好像找不出一件可供拿去换的东西来，眼泪随时就能流出来，人也要随之崩溃。可是，偏偏翻遍前后院，却找不到任何一件可以换糖杆的东西来。无论如何，我们姐弟都不会像邻居家的东东娃那样，把他家的铁盆子砸个大洞拿去换水枪，更不会像他姐姐霞霞一样，把新买来的一双凉鞋扯坏了换发夹，被父母打一顿不说，我们也舍不得。

实在没有可以拿去换的东西，有钱也行啊。所以，三两步跑到父母面前各种撒娇耍浑，看他们能不能给我们几毛钱。

无论贫富，天底下哪有不疼自己孩子的父母啊；但凡家里有，哪个当父母的在乎给自己的孩子花几毛钱呢。所以，除了刚分家的三年赤贫时期，其他年月里，父母都会给我们钱，最少也能买回三两根糖杆。

当然，也有不给一分钱的时候。他们不给，我们女孩子家可就神气了，理直气壮地告诉父母：“你把我掐麦秆卖的钱给我！”父母听了这句话，还吝啬便很没道理了——麦秆，让那时的女人女娃们在清贫的岁月里，一个个转身成为像黄世仁一样的财主。

最后，我们或拿着搜罗来的东西，或拿着人民币，像蝴蝶一样喜滋滋地飞舞到货郎的宝贝面前。

当我们手里拿着糖杆吃、拿着气球吹或拿着水枪玩的时候，大点的女孩手里也换（或买）了很多绣花线，女人们或针头线脑、盆子勺子或梳子，几乎每个人都从货郎那里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少有空手的。

当然，也有两手空空的孩子，有的认命般地站在一旁，有的还在拽他妈的衣角撒泼打滚，可他妈依然一动不动：任何年代，糖杆虽便宜，也有买不起的人家呵。可是，孩子们哭闹得越凶，货郎就把手里的拨浪鼓摇得越欢，添油加醋地不停挑拨，气得孩子他妈骂道：

“爷爷妈，你藏死掐，看把娃娃惹地。”然后，抱起她的娃就回家了。进村数小时，包括货郎在内，很多人都有大赚一笔的感觉。最后，顺着夕阳的余晖，货郎再次挑起担子或推动自行车，朝着家的方向远去。其实，很多货郎一年四季很多时候都在家里务庄稼，只在农闲时节才为养家糊口穿街走巷。

可在我小时的记忆中，从未想过货郎从事的是一个很艰苦、很微利的行业，只觉得他们很拉风，俨然魔法师：游走在村与村之间，接触着不同的人群，能说会道、风趣超然；不但村里的女人娃娃喜欢，就连男人也会走上来问他们：“有打火机不？”

遗憾的是，村里货郎盛行的年代，人们根本顾不上什么诗情画意，只关心自己需要的物品和讨价还价。所以，虽说来我们村的货郎很多，但大家基本都不记得。但有一个来自中山乡的货郎——庄里人都叫他“中山货郎”——因常来我们村，故至今还记忆犹新。

“中山货郎”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脸颊红彤彤的，头发是自来天生的鬈发，身材修长；说起话来总是笑嘻嘻的，温言细语地讲出很多让大家忍俊不禁的话来，所以，深得女人娃娃们喜欢。

每次进村，“中山货郎”都推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后座两旁的竹筐里应有尽有，竹筐边绑着两大尼龙袋子的糖杆。他一进我们村，好像就不打算走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也很少摇他的拨浪鼓，只高声一喊，身边就围来很多女人娃娃，然后，在和女人家说笑、和孩子们逗乐中，货一件不剩地全出了。

“中山货郎”给所有人的感觉就是个长情的人，所以，不但他的货很走俏，人也吃香。杯子里没水了，孩子们就抢着拿到自己家里给他倒满；到饭点，就有女人家给他端来一大碗浆水面片或洋芋菜加馒头，直到他吃饱为止。

不过，好几年前“中山货郎”就不走街进村了，他在我们镇里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碗碟厨具店，生意非常好——长情的人生意做起来也是长情的。

2016年三月份回家前，我大大告诉我说那家瓷货店门口摆放着一对一米五高的青花瓷花瓶，“喜人很么”。到家还没坐稳，我大大就迫不及待地用摩托车把我载到那家店里去看。

见面闲聊时才知道，我叫了二十多年的“中山货郎”有个很喜庆的名字：李禄祥。二十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年轻货郎如今也是两鬓斑白，岁月的沧桑在时光深处，留在他脸上的是比几年前更加厚重的豁达和质感。做了老板的“中山货郎”，大家却都不叫他“李老板”，而叫他“拨浪鼓”。他说，他喜欢“拨浪鼓”这个外号，“转来转去大半辈子过去了，大家叫我‘拨浪鼓’，说明在大家心中我永远是那个勤奋的货郎么” 。

那天，李老板给我大大一一介绍着那些体积庞大的花瓶，我大大听得两眼放光，最后不出意料地买了店里最贵的一对。犹记当时，我大大看着店里的花瓶正盘算、犹豫、徘徊呢，李老板不无羡慕地一再对我大大说：“你闺女真争气么，一个月挣不少钱吧？你真有福气么！你看我，一天忙来忙去也挣不了几个钱……”我大大听后瞬时嘴都合不拢了，价也不讲就定了下来。彼时，我心里暗自叫了一声“大大”，转眼看见店外小镇的水泥路上车水马龙，来来往往几乎都不是曾经的面孔。

是啊，如今的时光再也不是二十年前的光景了：那时，吃一根长长的糖杆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如今，我可是别人眼中在京城背个背篓揽钱的“富婆”了。

二十年的时光，不仅对我如此迥异，对整个王湾村、陇城镇，甚至对秦安以至整个中国都是迥异的。如今，村庄凋零了，也安静了，安静到再也听不到“头发换针换线来”这样的声音了；偶然间，从卖货的人家庭院前听到“买货来”的童声，感觉是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货郎，那个曾经一声“头发换针换线来”便能让整个村庄沸腾起来的场景再也不见了；他们走了很多年，走着走着，终于消失不见了，以致我们这些“80后”，也开始觉得自己像个有历史的人了：有些东西只有我们才能深切体会到，每每想起来，便是一道无法诉说与后生听的靓丽风景。

当然，日子，肯定是今天好。可是好是好，只是无论何种山珍海味、玉盘珍馐，却永远吃不出儿时的一根糖杆的美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