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捻子军由张宗禹率领，来势凶猛。精于同清军周旋，同年四月，攻下河北南皮，越沧州，过静海，打进京畿门户天津。其势头堪比当年太平军的北伐军，逼到了皇城门口。刚刚平定太平夭国的清朝，顿时慌了手脚。恭亲王奕訢赶紧调兵遣将，忙于京城的防守。

捻子在咸丰二年（1852年）起事。起事的原因很偶然，当时太平军冲进湖南境，朝廷应对没章法，命令地方乱抓会党分子，捻子的头领也成了他们追捕的目标，因此激起民变，捻众开始起义反清。“捻子”其实是淮河两岸一种地方性的民众自卫组织，很松散，人多的叫“大捻”，人少的叫“小捻”，自嘉庆朝出现后，一直同朝廷相安无事。官逼民反么，人家不想跟你作对，你却无辜地抓人家、杀人家，不反还有活路吗？

安徽亳州的捻子首领张乐行率先起事，占领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其他各路捻子纷纷响应。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子在雉河集聚会，一致推荐张乐行为盟主，宣称与太平军合作，起义反清。张乐行遂被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封为“沃王”。

朝廷火速组织人马围剿捻子军，先后派了袁甲三、和春、胜宝等大将追杀。大小仗不知打了多少回，官军败多胜少，捻子军越打声势越壮，官军越打越懼头。闹到后来，清军内部起了矛盾，你埋怨我坐视不救，我参劾你粉饰军情。将领之间不和，仗更打不顺畅了。皇帝也没辙，咸丰十年（I860年）遂派出王牌大将僧格林沁领兵两万，全权负责抵御张乐行捻子军的北上。虽说僧格林沁被英法联军打得屁滚尿流，可对付国内起义军却凶猛无比。他一路追杀过来，同治二年（1863年）攻破捻子军的根据地雉河集镇，张乐行被人出卖，献给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一点不含糊，将其凌迟处死。

张乐行的侄子张宗禹接替他的位置，被太平天国封做“梁王”，继续举起反清大旗。张宗禹比他的伯伯张乐行更难对付，如同影子一般，辗转腾挪，行踪飘忽，引诱着僧格林沁的大军疲于奔命。从同治二年一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的几年内，张宗禹牵着僧格林沁的鼻子走，周旋在河南、山东几省之间。清军胜一小仗、败一大仗，僧格林沁连损数名战将，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张宗禹越来越兵强马壮，追随者甚众。同年四月在山东曹州（今山东荷泽）一带的高庄，张宗禹的捻子军以逸待劳，布下一局，同僧格林沁进行最后决战，清军大败，僧格林沁被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割了脑袋。

此时，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已平，朝廷不能眼瞧着捻子军做大，赶紧命曾国藩节制直隶、山东、河北三省军务，领衔督师剿贼。他留下的两江总督的位置由李鸿章顶替。

曾国藩率军八万，而捻子军已拥兵十万，又占着天时、地利、人和，绝对是不可轻视的强敌。曾国藩采取稳扎稳打得到战术，坐镇徐州，把守战略要地，布置抵御捻子军的防线。张宗禹善于“游击战”，东奔西突，转战千里，一会儿冲破曾国藩的贾鲁河防线，一会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朝廷对曾国藩不满了，同治五年（1866年）下诏改由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

李鸿章接替他的老师，接着对付捻子军。此时，张宗禹率兵猛攻西安，攻不下，掉头渡渭河进陕西，后转而过黄河，入山西。势如破竹，打进直隶，同治七年（1868年）初直逼保定府。

北京危在旦夕，偏偏它命不该绝。左宗棠指挥部下刘松山率所部迂回到保定，从前面挡住了张宗禹。恭亲王奕訢亲自布置防线，急调精锐部队神机营驻防天津、涿州一代。山东巡抚丁宝桢带兵勤王，坚守河间（今河北沧州献县）。李鸿章不敢怠慢，把所辖兵马调至德州设防。河南张提督奉命驻守汤阴，堵住捻子军的后路。清军前堵后截，形成一个巨型包围圈。

面对这种形势，张宗禹实行战略转移，由直隶退回河南，进山东，转而再入直隶。谁也挡不住他，捻子军直赴天津。

朝廷孤注一掷，尽全力围堵，真怕他打进北京城，推翻了大清朝。左宗棠和李鸿章密切合作，李鸿章扼守运河，截住捻子军，左宗棠拼力追击。前后夹击，然后他们二人开坝放水，将张宗禹逼至骇河与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域。六月，生死决战在荏平县展开，捻子军惨败，张宗禹自知无望而自杀。捻子起义终被平息。

太平天国、捻子的起义相继被剿灭，清王朝获得喘息的工夫，恭亲王也腾下手来，实现他的改革。内忧外患，搅得国家动**不安，民不聊生，国力大为衰减。如何自强？如何振兴？的的确确需要变革，那就是恭亲王追求的千古变局。

也许恭亲王心里这么盘算着，同治皇帝已长成十四五岁，不久将亲政，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那时，辅佐新皇义不容辞，争取权力重新回归自己手中。恭亲王感觉没什么可以顾忌的了，他念念不忘慈禧罢黜他“议政王”的旧怨，暗自决定趁机整治一下那些曾坑害过自己的宿敌，一为舒口恶气，二为争得同治皇帝的支持。他把首选目标瞄准慈禧宠幸的太监安德海，那人也是同治皇帝憎恨的人。

安德海在慈禧跟前红得发紫，他生性狡黠多智，善于察言观色，认准巴结好了慈禧太后，便有了强硬的靠山。如此，安德海用尽浑身解数，讨好这位年轻而当国的女主子的欢心。慈禧对他宠幸有加，让他当了总管太监，言听计从，片刻不离左右。在清朝，太监绝不可干预政事，也不可交结官员，否则凌迟处死。此项严格规定刻在一块铁碑上，铸在交泰殿前以示警戒。慈禧率先破坏了祖制规矩。

人们常说，表面装孙子的人，内心准琢磨着当爷爷。所以诸君一定要当心那些巴结狗子，今朝他们在你面前摇尾乞怜，他日就会骑到你头上拉屎撒尿。安德海是个典型的代表，他仗着慈禧的宠幸，渐渐骄横跋扈起来，什么亲王贝勒、王公大臣根本不放在眼里。有些官员为了让安德海在皇太后跟前美言，暗中行贿他、交结他，惯得他都不知道了东南西北。

恭亲王轻视了安德海的破坏作用，不买他的账。安德海不免心生嫉恨，使阴招挑拨他和慈禧之间的关系。慈禧喜欢排场，都成了皇太后，还不该享受享受？安德海借机常向内务府勒索钱物，管内务府的恭亲王以国家正处于艰难时期，内宫不宜过分奢靡为理由，拒绝了安总管。安德海便记恨在心，在慈禧面前说恭亲王的坏话。一年春节前夕，恭亲王好心好意向慈禧进奉了20盆含苞欲放的梅花，也不知安德海怎么鼓捣的，一夜间叶枯花败，上好的梅花变成不祥的“妖花”，不禁令慈禧怀疑恭亲王借花诅咒她，一旁的安德海频频进谗，挑唆除去奕訢的议政王权力。果然，慈禧依计罢掉恭亲王的实权，安德海更加有恃无恐，进而揮掇御史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为慈禧搞个享乐的地方。他这个此举犯了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恭亲王产生了铲除这个“阉奴”的念头。

同治皇帝恨安德海，也事出有因。身处宫闱，耳闻有人议论，把安德海比喻成唐朝武则天时的张易之。张易之何许人也？武则天的嬖宠。拿安德海比喻张易之，岂不是说，他给先皇咸丰戴了绿帽子？更有甚者，安德海对年幼的皇帝也大不敬，照样搬弄是非，促使慈禧时不时地责罚同治，恨得同治帝弄个小泥人，边拿剑砍，边大呼：“杀小安子！”恭亲王听说此事，有心联手小皇上同谋锄奸。

活该安德海倒霉。同治八年（1869年）秋，安德海在宫中待腻了，想出宫转一转。慈禧满足了他的要求，让安德海以太后置办龙衣的名义，大摇大摆地离开北京，乘船南下——殊不知，他犯下太监“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违者死罪的大忌。

小人得意便猖狂。安德海以为有慈禧皇太后的庇护，谁也治不了他，出宫后，穿龙袍、坐龙船，带着妻妾、宫女、太监和宫乐班子共数十人，一路上，在丝竹伴奏下游山玩水，好不惬意。沿途各地官员畏惧他是皇太后的红人，哪个敢过问？胡吃海喝招待着，临行还得奉献些钱财。安德海就这样美滋滋地乘龙舟过直隶，进入山东境内，恰遇到一位命中的克星——强硬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丁宝桢为官刚正，不畏权势。他派兵在泰安擒住安德海，押至济南。小安子狂横惯了，不拿丁巡抚当回事，叫嚣着：“我奉皇太后之命，去广东置办龙衣，你胆敢捉拿我，尔等纯粹找死呀！”丁宝桢义正词严地驳斥他：“太监私自岀宫是违背祖制的，本大臣并没接到皇上的旨意，你此行必定有诈！”审讯羁押了安德海，丁宝桢一边向朝廷发了奏折，一边执意按大清律就地处决他。这吓得泰安知县毓福跪地苦谏，说杀安德海非同小可，先等等看吧。丁宝桢唯恐夜长梦多，不等朝廷回旨，当天就杀了安德海及连同随行的二十几个人。

丁宝桢之所以力主从重从快诛杀安德海，一是他主持正义，为国锄奸；二是得到了慈安皇太后、同治帝早到的密谕以及恭亲王的指示。慈禧瞒着慈安、同治皇帝私放安德海出宫，恭亲王早已得到消息，当时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兴奋的是，可逮着置小安子于死地的机会；紧张的是，安德海终归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处置他需谨慎从事，随之通知沿途官员，若发现安德海违规违法行为，可就地抓捕。

丁巡抚的奏折传至清宫，慈安跟同治皇帝一样憎恨目中无人的安德海，当即瞒着慈禧召集朝臣研究怎么处置安德海。安德海实在太遭人恨了，众大臣一致认为安德海违背祖制，杀无赦，理当就地正法。既然人人皆言安德海该杀，那还客气什么？遂颁下了谕旨。正养病的慈禧闻知此事，心疼得了不得，力图挽救自己宠监的一条小命，她留中谕旨不肯盖章，好跟朝臣们商量。但以恭亲王为首的大臣们坚持不动摇，慈禧只好忍着悲痛，在那份谕旨上盖了印。上谕发到济南，已然是丁宝桢杀掉安德海五天之后的事了。

安德海伏诛，朝廷上下拍手称快。地方大员们也欢欣鼓舞，李鸿章收到邸报，大为赞赏丁宝桢敢作敢为；曾国藩正患眼疾，顿感积翳为之一开，夸赞丁宝桢是真豪杰！

有人欢喜，有人愁。躲在深宫里的慈禧不禁暗自神伤，她恨慈安、恨奕訢，仇恨的种子开始埋藏于心底，有朝一日她要除掉慈安和恭亲王，以雪此耻辱。

发生在1869年的安德海事件，只不过是一段插曲。内外交困的形势，使洋务派更加认识到改革的必要。同时他们预感这种改变是从未有过的变局。

茫茫大地，纷乱的天下，哪里是帝国中兴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