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派个洋人做清朝形象大使

1868年6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通讯——

6月5日华盛顿电：

大清国特使将于今日下午拜会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消息，引起此间许多人的关注，包括许多女士也拥到白宫来围观，希望能亲眼目睹这场典礼。许多人事先就预见现场会出现拥挤的情况，因此早在上午11时前，他们抢先占据了白宫走廊和会客厅外的有利位置。

拥有“大清国充办各国交涉事务一品顶戴钦差大臣”的蒲安臣，由两名清国高官陪同，于上午11时离开下榻的饭店前往美国国务院。在那里，他们被正式引见给西华德国务卿，随后动身去白宫。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其他政府阁员将在蓝厅迎候他们。

从这篇看似普通的报道中，我们发现了问题。大清国派出了代表国家形象的特使访问西方列强，岂不咄咄怪事？！遥想当年，英国政府三番五次地派使者来中国，打通外交关系。而当国的清朝皇帝自乾隆开始，历届皇帝或误以为是来“朝贡”的外夷，居高临下，睬也不睬；或抱着“人臣无外交”——官人和老百姓不得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国策，拒而远之。结果造成清政府同英法等列强外交上的僵局。今天大清国放下了臭架子，主动派遣特使到西方修好，怎么就突然开窍了呢？

另一个问题更新鲜，拥有“一品顶戴，，的钦差大臣蒲安臣并非满人，也不是汉人，而是个地地道道的洋人，他曾经是在中国常驻五年之久的美国特使。大清国的特使为什么用外国人？也许“充办”二字给我们做了简单的诠释。“充办”就是代替。热心肠的蒲安臣先生代替大清周游列国进行外交斡旋。他不但到了美国，还要去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罗斯，几乎把欧美主要国家大致转了个遍。

帝国大门一直紧闭着，两次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冲开了大门，洋人一窝蜂地拥了进来。帝国的国民瞧不惯鹰鼻子鸥眼的洋人，他们不但冲进来，还待住了。门是闭不成了，国是锁不严了，清政府被迫接受了西方国家使节驻京的夙愿。然而清朝始终没有派使出洋的动作。“来而不往非礼也”，单方面的外交关系终归不像个事，西方各国也盼望大清国派使节出访，进行对等的外交关系。蒲安臣率领三十多人构成的“中西合璧”的外交使团出访，这不能不说是个外交创举，更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那么，谁是背后的推手？

没错，被保守派骂做“鬼子六”的恭亲王奕訢。

任用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代表清王朝走访西方列国，修补外交关系，是恭亲王在对外关系方面最为得意的一笔。

恭亲王丢掉了“议政王”官位，实权已然旁落，仅仅沦为军机行走，但他兴办洋务的壮志未泯。他在慈禧严密的控制下，外借汉族官吏的势力，内有文祥等中枢大臣的支持，有条有理地进行他的变革计划。幕后的慈禧太后一心想掌控大清帝国，在这个女人的眼中，炙手可热的皇权是不能旁落的。满族官吏因无能而失势，我就依靠汉员大臣，反正你必须为我所用。尽管宫廷内部两派斗争激烈，她巧妙地利用矛盾，操纵局面，巩固自己的皇权。她一方面支持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另一方面又掣肘和抑制他们。暗中她培养着忠诚自己的势力，让他们俯首帖耳地依附在自己身旁，逐渐形成能够与恭亲王抗衡的能量；到那时，恭亲王算什么，只是一个可以随时抹去的符号。恭亲王忌惮又效忠慈禧，说到底是敬畏和效忠皇权。尽管他被慈禧狠狠地算计了一回，仍抱着忠君为国的思想，一面忙于应付靖乱初平的国局，一面谋求转型期大清朝的振兴。

1868年，又快到中英第二次“修约”的当口，大概不会忘记1854年那次修约，引发了举国蒙耻的战争。洋人打了进来，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跑到了承德，倨傲的帝国被迫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修约”成了清王朝最忌讳的字眼。但是，该来的还得来，该承受的还得承受，痴望着关上大门避而不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何况，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需要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恭亲王明白这一点。

1867年年末，恭亲王未雨绸缪，由他领衔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草拟了《论修约书》和《条说》，发给各地方大员。两文列举了修约国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让高官们讨论，其中提到了遣使出洋的可能性，要求督抚们献计献策。意见很快反馈回来，大家一致认为派使团出访不失为良策：一可以“探其利弊，借资筹计”，说白了，就是打探对方什么心思、要什么条件，了解各国国情，然后相机制定咱们的对外策略；二呢，变被动外交为主动外交，直接跟各国首脑见面交涉，维护本国利益。

良策虽好，阻力太大，怎么推行呢？保守派坚决反对，他们继续在“觐见”和“遣使”两个上次换约的遗留问题上纠缠不休。他们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把西方各国当做属国“诸侯”，说：“诸侯朝见天子，哪有不行跪拜之礼的。而今天外夷不来觐见，我们天朝上国却自家改变礼数，委屈地依从外夷，是非常不对的。”又说，中国派使者赴外国，去干什么？没什么事干吗，多此一举。恭亲王得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的支持，力排众议，决心派使者出访。可是，问题又来了，派谁去？派大清官员出使吧，担心不懂外情，不能胜任，误了事，有辱国体；其次，反对派大有人在，哪个敢站出来担此重任？想来想去，想到了即将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

蒲安臣在华五年，与清朝上层的关系处得不错。当时，清朝对英、法两国因多次派兵入侵，结下梁子，一直面和心不合；对俄国总感觉他们不怀好意，也信任不起来；这样，跟“美帝国主义”的关系走得比较近就很自然了。那年11月，恭亲王和文祥等人在总理衙门为蒲安臣饯行，推杯换盏之际，顺便提出请他作为中国特使出访欧美各国的事。起初蒲安臣先生很犹豫，思考了几天，经不住恭亲王的盛情以及总税务司赫德的“鼓励”，便应承下来。恭亲王大喜过望，马上请示两宫皇太后，封了蒲安臣“钦差大臣”，光派一个外国人当使者总有点不伦不类，遂又任命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随从蒲安臣岀访。于是一支由三十人组成的清朝外交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由上海虹口港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程，开始他们访问西方列国的旅程。

五月份到达出访的第一站美国，蒲氏外交使团受到美国官方的热情接待。美联社记者做了详细的记载：

举行觐见的大厅敞开着大门，但外边围观的人群只能看到蒲安臣、总统、内阁成员、门罗上校和总统的私人秘书。几个清朝高官分别被国务卿引见给总统，然后，蒲安臣宣读了国书。

蒲安臣宣读的国书，显然是大清国的国书。宣读完毕，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双方讲话完毕，清国特使一行被分别引见给其他内阁成员，总统通过翻译与在场的清国人简单交流几句。整个过程舒缓而惬意。而后，使臣一行回到国务院，在那里受到了国务卿的热情款待。

蒲安臣享受的待遇，简直就是大清国全权大使的礼遇。他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代表大清国和美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前往各国，或常驻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便，不得禁阻。为使现在两国人民相互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为有益。”并保证美国对清国的发展执行不干涉政策。规定清政府派外交、领事官员前往美国。这个条约还将华工赴美合法化，解决了美国内战后劳动力的紧缺问题。条约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而且特别提出“即如通线、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予以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种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派精良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

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国对大清比较友好，1862年他们就提出对清政府的“合作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美国的条约权力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基础之上，支持外国人管理的那个海关，赞助清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清国政府对它自己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

然而英帝国主义者就没有美国人那么通情达理了。对蒲安臣热情不足，冷淡有余。蒲氏使团离开美国，9月中旬到了英国，焦急地等待了两个多月才承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接见。蒲安臣以极大的耐心等来了与英国外交大臣克赖兰登勋爵的会谈。随后，英国政府发表声明，保证今后不用妨害中国独立与安全的不友好的压力；只对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不与地方当局谈判；但中国必须遵守条约。英国若遇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受到直接威胁时，仍必使用武力。

蒲安臣的撮合总算有成果，英国暂且搁置了对清朝惯用的武力威胁的“炮舰政策”，尽管有保留、有条件，仍不失为一种承诺。

恭亲王信任和倚重蒲安臣十分英明，蒲安臣先生不辱使命，格外卖力地为清政府办事。他在1868年底离开英国，转年1月下旬到了法国，并在卢浮宫拜会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他们得到了通常法国人给予高级外交使节的礼遇。《纽约时报》报道这一事件时，透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德纳?维尔勒特侯爵（当时法兰西帝国国防大臣）亲自向皇帝介绍蒲安臣先生时，法国皇帝表现得非常惊讶，因为他发现是一位美国人在担任清国外交使团的团长。对此，蒲安臣先生抱以愉快的微笑。接着，在皇帝和这位清国头等公使之间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接下来递交国书和相互致辞是必不可少的。法国人热情有加，但不办实事。拿破仑三世不愿意签订平等条约。他们暗自和英国外交大臣克赖兰登约定，同英国采取同样的政策和一致的行动。

蒲安臣风尘仆仆，接连访问荷兰、丹麦和瑞典之后，到了普鲁士。威廉一世和号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很欢迎清朝使团的到来。又是接见又是宴请，致辞时对大清国大为赞赏。其后，俾斯麦应蒲安臣之请，发表了一项跟英国政府相似的声明。

最后一站去俄罗斯，此站非同寻常，它是清政府主要想打通关系的国家，但不幸的是它成了蒲安臣人生的最后一站。

其实他心里清楚，俄国这一关不好过。俄罗斯野心大，对大清国觊觎已久，恨不得寻机会占便宜，怎么肯跟你真心实意地进行谈判，签订平等条约呢？蒲安臣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受到对方不冷不热的接待，正事不同你谈，耗着你、淡着你，让你识趣地赶紧走。蒲安臣心情郁闷，加上连日劳累，他的身体出现不适。后来他见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邀在皇宫欣赏古玩，明显地敷衍了事。盘桓数日，事情毫无进展，连累带气，蒲安臣病倒了。勉强支撑几天，蒲安臣一病不起，为大清国的外交使命搭上一条命。

清政府为蒲安臣尽职尽责的精神深受感动，追认他“一品衔”，额外拨了一万两银子作为丧葬费。恭亲王亲自到美国驻京大使馆吊唁。

蒲安臣死后，外交使团团长由志刚接任，他缺乏蒲安臣的积极主动性，对当时国际间的交往一窍不通，走马观花地访问了比利时和意大利，匆匆取道回国。

恭亲王借用美国公使蒲安臣做清政府的亲善大使，周游列国进行外交斡旋，听起来有点搞笑的意味。其实，像清王朝这样曾经大门紧闭的帝国，不能不说是个创举。蒲氏外交修补了清王朝同西方列强的关系，暂时消除了英、法等国的武力威胁，为洋务派的自强运动塑造了一度相安无事的外边环境。

此时，洋务运动已在大江南北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