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者统治的秘诀之一，就是不能眼瞧着手底下的人团结一心。下边的人没矛盾，热乎得跟一个人一样，那么可能会威胁到你头上；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下边的人分成生死相争的两派，今儿你捣我一拳，明儿我踹你一脚，打得头破血流，那么他们全盼着依附你、求助你，获取你的支持，这样，主子才当得稳当、当得熨帖。

慈禧深谙此道，满朝文武不闹派性，相互不争斗，准会有人挑头觊觎皇权。当恭亲王为主的改革派统治朝政，眼见做大的时候，她忧虑忡忡。蔡寿祺参劾案陡起，说不定是她的精心策划带煽惑。保守派冲了出来，她不但公开支持，而且猛掺沙子、挖墙脚，把保守派大将李鸿藻弄进军机处，打破恭亲王铁板一块的军机处。保守派逐渐强势起来，同改革派形成抗衡，这全都为慈禧喜闻乐见的局面。

偻仁在罢黜恭亲王的过程中，表现抢眼，深得慈禧的欢心和重用。我们不妨先说说这个人。

偻仁是蒙古正红旗人，出身自驻防河南的八旗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家庭，家境平平，属于典型的“凤凰男"。他刻苦攻读，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25岁那年（道光九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偻仁离开驻防地河南开封，踏进繁华的政治中心北京，开始走上他的步入青云之路。

初到京师，偻仁的社交圈子仅限于河南同乡的士子们。大家经常聚一块儿“会课”，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每天将自己的言行思想做“日录”，相互批阅，面对面地指出得失。偻仁注重心性修养，自我反省，迁善改过，切磋学问。十年左右的会课，他学问精深，后来终成一代理学大师。

刚开始，偻仁的仕途不怎么顺。咸丰即位之初，下诏纳言。时任大理寺卿的偻仁，自恃满腹经纶，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大谈君王用人之道，以儒家的君子人才，培养皇上的圣德，便可达到“天下治”的政治理想。理论虽动听，但根本不怎么实用，咸丰皇帝听得不顺耳，便以空对空，虚假地褒奖一番，然后将偻仁打发出京城，远戍新疆叶尔羌。大半年后才回来。六年后，被咸丰弄到盛京奉天当了一阵子盛京礼部侍郎。

这期间，恰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侵略者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蹂踽大清朝尊严，逼得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偻仁显得麻木不仁，依旧埋头于书斋，倾心与师友同道讲求心性之学，两耳不闻窗外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至，偻仁远在盛京，眼瞧战火越烧越近，他一边忙于筹海防夷，一边感觉外夷成了帝国的大敌。封建传统意识深入骨髓的他，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恨洋人、鄙视洋人，不拿洋人当回事。对洋人认识的局限，使他以为外夷不过是一伙乌合之众，但求皇上刚毅果断，大清朝上下众志成城，便可“遏其凶锋而歼其丑类气他认为夷情诡诈，纯属卑鄙小人，断然不可信；他茫然不见中国的落后，不承认中外差距，对恭亲王督办和局，他十分不满，说「'破坏了夷夏大防，华夏之大防己溃，中朝之元气愈亏，其将何以立国耶?”其后，对恭亲王奉行的“师夷之技”练兵制器而自强的策略更为不屑，堂堂的中华帝国怎么能向那些外夷学习？这简直荒唐！

实际上，偻仁的思想观点代表了当时朝野一大批守旧势力。

同治朝，慈禧相中了他，偻仁鸿运当头。同治元年（1862年）元月，擢工部尚书。二月，为同治皇帝师傅，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至八月份，为协办大学士、大学士，管理户部，授文渊阁大学士。一年内，偻仁升迁神速、扶摇直上，既当皇帝的老师，又兼管工部、户部两个关键部门，最耀眼的是他执掌翰林院，成了天下学子敬仰的泰斗。拥有种种显赫的头衔，偻仁腰杆硬了，说话分量足了，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抗衡恭亲王集团的一派的头领。

同治五年（1866年）年末发生的同文馆事件，偻仁站出来，跟恭亲王面对面地干了起来。

再说同文馆。

鸦片战争轰开了帝国的大门，1858年被迫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有一条霸王条款，明确规定：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等中国派学生学习英文，熟悉英语，就不再配汉文。此后文件出现文辞争议的地方，以英文为准。那个时期，中华大国缺乏通事（翻译），常常因为翻译上出错而造成大麻烦。奉命议和，总理衙门常跟洋人打交道，恭亲王深感与外国交涉事件，因语言不通而形成隔膜，是国家之大隐忧。他在1861年上折，要求设立“同文馆”，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的孩童，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转年，京师同文馆建立，共招收了10名学生左右；设英文馆、法文馆和俄文馆，主要学习这三国的语言文字，培养翻译人才。

同文馆的建立，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因有前朝和祖宗的例子，明朝曾设有“四夷馆”，招学士学习蒙、藏、印、缅、泰等国文字；清乾隆年间，北京建过“俄罗斯文馆”，选八旗子弟学习俄文。同文馆开馆四年中，恭亲王感觉学生光学外国语言文字还不够，还应该增设天文算学馆，补充自然科学知识。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各地大办军事工厂，引进国外制造机器和枪炮的技术，聘请洋人技师，他考虑：“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皮毛，无裨于实用。”

遭遇了参劾案的恭亲王，这阵儿谨慎多了，他不敢贸然上奏，和地方大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泰等多次通过信函商讨，形成统一认识后，才于1866年12月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奏朝廷，请求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意从满汉举人、恩拔岁副优贡及以上各项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员之中招取学生，入馆学习；又让总税务司赫德招聘外国教师在馆内任教习。

恭亲王仍不放心，连续在1867年初一月、二月上两道奏疏，阐明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意义。也许他预感守旧势力会出来反对，睿智的恭亲王把能想到的对方观点都摆上来，一一加以驳斥，先堵上他们的嘴。他如是说，肯定会有人认为臣等此举是不对的，甚至把中国人跟洋人学习当成可耻行为，这些都是不识时务的论调。现在中国最紧要的事情是图谋自强，识时务者，无不以采用西学、制洋器作为自强之道。在第二道奏疏里，恭亲王推举大家公认的德高望重、堪称士子楷模的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可见他也动了番心思，聘洋人当老师，中国学者管教育，旁人该没话可说了吧。

好在慈禧下旨照准了恭亲王的奏请。

然而守旧派不会没话说，他们私下酝酿着反击。朝野之间议论纷纷，流言飞语满天飞，京城流传攻击恭亲王的联语、纸笺：

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

恭亲王担忧得没错，朝中的封建士大夫们认为把西学纳入封建传统教育的课堂实属荒唐；让科举正途的士子拜夷为师忍无可忍，他们谩骂恭亲王是“六洋鬼子”、“鬼子六”，连带恭亲王主管的总理衙门也成了“鬼使”。流言和谩骂还嫌不够，终于有人充当了急先锋。

1867年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站了出来，上折子公开反对恭亲王。他在奏疏中慷慨陈词：令科甲正途人员学习洋人的天文算学，完全是学了那没大用的机巧东西。恭亲王拟的《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中，通过厚给薪水、优加奖叙的物质奖励手段来**人们学习，是重名利而轻名节的做法。这样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士引入歧途。这关系到世道人心，不可掉以轻心。他奏请朝廷认真考虑。

碍于早先批准过恭亲王的奏疏，不便出尔反尔，慈禧驳回了张御史的折子。

顽固势力心不甘，偻仁亲自出马，力挺张盛藻，誓与恭亲王较量一番。

3月20日，他上奏折公开宣战，说：“立国之道，在于崇尚礼仪，不在于崇尚权谋。立国根本，在于人心，不在于技巧。”他又说，“我中华地域广阔，还愁没有人才？如果非要学天文算学，咱中国必有精于此道的人才。我就不信非得夷人不可？非得拿夷人当老师捧着?”接着，偻仁警告说，“倘若让正途人员向外夷学习，他们就可能改而追随洋人了。正气得不到伸张，邪气会越燃越炽。过不了几年，中国广大民众统统归从外夷了。”

偻仁不像张御史，他是个位极人臣的重量级人物，慈禧收到他的折子，立马批给总理衙门，叫恭亲王回复。恭亲王不敢怠慢，于4月6日书写成奏折，比偻仁的那份长三倍。他再次历陈中华欲自强必须学习洋人的长技，学洋人长技首先从天文算学入手的观点，然后笔锋一转，质问偻仁，说：“这位大学士认为我的不行，他一定有更高的妙招儿，既能制外国又不被外国制，我们就追随他、听他的。如果没有良策，光讲空话，我们哪敢相信呢？”

偻仁尊为“道光以来一儒宗”、著名理学大师，对于耍嘴皮子、玩理论，绝对是位高手。4月12日，他接着上疏，反唇相讥。说：“夷人教习天文算法这事吧，那位亲王大臣若是真有把握，让参加学习的人算法精通，然后制造出精妙的机器，中国的读书人又不被外夷利用，最终可恶的夷人被我天朝上国所歼灭。这样，上可解皇上忧劳，下可伸张民众的义愤，岂不是大好事？怕就怕你们根本没把握，既收不到实效，又失掉民心。我看还不如不做。”

偻仁抓住要害，将了恭亲王一军：“你恭亲王办天文算学，竭力怂恿正途人员去学，不学还不行。继而宣扬学了就能制器，就能使中国自强。你果真有把握吗?”偻仁心里明白，谁也不能说保准有把握，哪个敢拍着胸脯打包票。

恭亲王被他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