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头一闷棍，说白了，是一记杀威棒。发岀杀威棒的是慈禧太后，她蓄意已久。

沉疳待愈的大清朝，期待一剂救世良方。两位年轻的太后守着年幼的同治皇帝，不知如何是好，不得不处处依赖恭亲王，朝廷大事统统由恭亲王说了算。她们心里头明白，医治内忧外患的纠缠，舍去恭亲王这样的妙手神医，指望不上谁。依赖和指望算不得什么，权力中心最忌讳的是另一码事——功高盖主，那可就了不得啦。

恭亲王大权在握，将具有改革意识的文祥、桂良、沈兆霖、宝鑒、曹毓瑛等军机大臣当仁不让地聚拢在身边，形成新的政治中枢。恭亲王上任议政王伊始，联合改革派大臣，接连上折奏请“自强之术”。他陈奏说：“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自强”是洋务派吹响的改革号角。

恭亲王内统军机，外拢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权霸一方的汉臣也对他唯命是从，光听他一个人的吆喝。这自然引起两宫太后的猜忌。在她们看来洋务不洋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恭亲王把持朝政，唯恐他尾大不掉，有朝一日威胁到她们孤儿寡母的皇权。慈安皇太后没什么心眼，懒得过问朝政；慈禧可不行，垂帘听政后，她的野心仿佛野草一般地疯长。要杀杀奕訢的威风，她要夺回大权。只怨太平夭国“作乱”不息，国势不靖，她忍着性子，躲在养心殿暖阁的黄纱帘后边窥测，寻觅机会和借口。天京陷落，太平军覆没，天下初定，慈禧情不自禁地冷笑吟吟。

北京朝廷孕育着争斗。

朝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股保守势力，他们从根上看不惯恭亲王的所作所为。对于奕訢推行的“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不认同，他们提出“夷夏大防”，处处需防着洋人，不能跟外夷亲近；说恭亲王媚外，屈从洋人，还给他起个外号：鬼子六。他们对奕訢一味地重用汉臣更反感，说他“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人”。过去肃顺重用过汉臣，这回编派恭亲王暗地里执行肃顺的政策，与曾国藩、李鸿章等过从甚密。大清朝终归是满人天下，怎容得汉人占据要位？同治四年期间，当时全国十大总督，除湖光总督官文一人是满人，其余九位都是汉人；十五省的巡抚皆为汉人。要职大官岂不都让汉人当了？不过，保守势力尚属于弱势群体，在奕訢统治朝野的情形下，他们根本没有话语权，盼着更具影响力的大人物给他们背后撑腰打气。

慈禧不光看不惯这位议政王，而且恭亲王手握重权，声誉日隆，成了“定乱绥邦”的贤王，便得意忘形，不怎么把权力欲极强的慈禧放在眼里，无意间在一些细节上有失礼失仪之举。譬如，两宫皇太后召见时，必须通过总管太监传旨，谁都不许擅入。恭亲王却不经太监传旨，径直而入；每每入宫议政，太监给同治皇上、两宫太后奉茶，也给恭亲王备一份。某日，不知太监忘了给恭亲王备茶，还是议事时间久了，恭亲王一时口渴，竟把御茶给喝了。他自知犯忌，赶紧放回原处，恰恰被慈禧瞧在眼里。女人往往注重细节，事不大，表明恭亲王的所作所为是目无皇上、目无皇太后的放肆行为。更有甚者，议政时，恭亲王佯装听不清楚，请太后复述一遍，遇到不同意见时，他竟然跟太后大声争辩。慈禧曾怪罪恭亲王尽用汉臣，警告说：“你事事跟我为难，小心我革了你的职。”恭亲王反唇相讥：“臣是先皇第六子，太后你能革我的职，但你革不了我的皇子。”恭亲王公然顶撞皇太后。这一切终于使慈禧忍无可忍了。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一件震惊朝野的事件陡然发生——有人参劾议政王奕訢。

参劾人叫蔡寿祺，中过进士，入过翰林，做过胜保的幕僚，时任日讲起居注官。此人善于钻营，同满族大员关系密切。一个月前，他曾上折参曾国藩等汉臣的过失，见慈禧并没有照例怪罪他，胆子大了起来。平日他利用在宫里任职的便利，揣测恭亲王与两宫太后之间产生了芥蒂，索性直接参奏奕訢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罪状，甚至提出让议政王归政朝廷，回自己的府邸待着，另选别人议政。细心人一看便知，蔡寿祺所参奕訢的罪状不详，又无真凭实据，甚至提出罢议政王的官，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不得不令人怀疑他背后有人指使，除了慈禧，别人敢吗？

慈禧收到蔡寿祺的奏折，撇开恭亲王，紧急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和吏部尚书朱风标、刑部侍郎王发桂、户部侍郎吴廷栋等大员，让他们看蔡寿祺的奏折。然后，她惯用的手法就是哭哭啼啼地抱怨恭亲王擅政专权，两宫皇太后已不堪忍受。之后命他们照上面所列的罪责去追查奕訢。周祖培等人个个不敢吭声，一头是皇太后，一头是议政王，哪个得罪得起?慈禧鼓励他们：念在先帝的分上，你们不要惧怕议政王奕訢，他罪不可恕，应当从速议罪。大家依旧不敢吱声。问急了，周祖培说：“此事重大，请两宫皇太后乾坤独断吧，这些不是我等臣下敢知能做的。”话音未落，引起慈禧盛怒，她斥责他们道：“如果非要我们说话，那要你们这帮大臣干吗吃的？等皇上成人亲政以后，你们就难辞其咎！”慈禧又发火，又威胁，周祖培等人胆战心惊。看样子，皇太后执意要查办议政王奕訢，不应下差事，恐怕逃不过这一关。周祖培略加思索，使出一招缓兵之计，他奏禀慈禧皇太后，说：“此事需真凭实据，容臣等下去后细细调查。”随后他又提出，请大学士偻仁共同查办此案。

偻仁为周祖培的同乡，二人有通家之好。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偻仁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一定要记住这个人，他的岀场说明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已经浮出水面。

这样，慈禧才肯放他们退朝。周祖培几人撤出身来，惊吓得汗水湿透了官服。

事已至此，周祖培岂敢怠慢，转天他会同偻仁在内阁提询蔡寿祺，要他把参劾恭亲王的贪墨、徇私、揽权、骄盈四档罪责的事实依据，一一写在纸上。蔡寿祺仅就贪墨一项，供出了薛焕、刘蓉二人，其他三项根本拿不出证据，翻翻白眼承认“均系风闻”。所谓“风闻”，按现在的诱讲就是“听说”。偻仁将问询蔡寿祺的情形上疏奏明皇太后，煞有介事地补充道，“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事出无因”。嗟乎，又一个“可能有”、“莫须有”。至于如何解决，他一推二六五，请皇太后“宸断”。

慈禧等不得他们问出个水落石出，就早琢磨“乾坤独断”了。再一天召见周祖培和偻仁时，她拿岀提前亲笔拟就的朱谕，很客气地让他们看看，“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周祖培接过来一瞧，不禁愕然不已。皇太后借小皇帝之口，在诏书中严厉斥责恭亲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招致物议。这样的人怎么能再继续干公事呢？虽然査无实据，终归事出有因；并指责恭亲王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欺负皇帝小、诸多挟制、暗使离间。最后拍板定案：“恭亲王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意。”得了，一纸诏书将恭亲王一捋到底，差使撤了个干干净净。

慈禧做事狠，将诏书不交军机处，径直发下。诏书颁布后，朝野震骇，当即遭到王公大臣及外省督抚的上书抗争。

惇亲王奕誴首先向慈禧发难，请求将此事“请饬廷臣集议”，公开讨论。

慈禧气急败坏，又没辙，于是勉强同意王公大臣集议。事先，她单独召见偻仁、周祖培等，发狠地说：“恭亲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要他们摆平此事。随后召见跟恭亲王关系不错的文祥等三名军机大臣时，又换了另一副面具，说：“朝廷对蔡寿祺和惇亲王奕誴双方的奏折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并且一秉大公，从谏如流。”这个女人的两面派手法，搅黄了廷议，支持和反对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也没有结果。

一切依照慈禧的意愿，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第二天，慈禧迅速出击，手段狠辣决绝。她发布寄谕，派新的大员接替恭亲王的各种职务：瑞常补授总管内务大臣，宝签佩戴内务府印钥，惇亲王管理钦天监算学事务，醇郡王调补黄棋满洲都统，奕山总理行营事务，富明管理火器营事务，景寿补授阅兵大臣，肃亲王为宗人府宗令，醇郡王总司稽査等；反正恭亲王的差使都让人替补了、填充了，即便他翻过身来，也无事可做。

一石激起千层浪。醇郡王忙不迭地从东陵赶回北京，上疏替奕訢求情说好话。登时，醇郡王、惇亲王、肃亲王共同发起呼吁，请求给予恭亲王改过自新的机会，重起录用。于是乎，上至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给事中、御史台谏，满朝文武几乎众口一词，强烈要求让恭亲王复职。偻仁那一派势单力孤，甘拜下风。偻仁揣测慈禧不肯善罢甘休，借机提出复审蔡寿祺举报的薛焕、刘蓉行贿恭亲王一罪，压迫群情，阻挡恭亲王复职。慈禧欣然准许，命肃亲王华丰会同刑部、都察院研审，亠定查出个真相。

肃亲王审讯蔡寿祺，要他拿出恭亲王贪墨的证据来。小人终归是小人，关键时刻厩包了。他供认听给事中谢增说的。肃亲王提讯谢增。谢增矢口否认，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更没有对蔡某说过恭亲王受贿薛焕和刘蓉。在事实面前，蔡寿祺低下了头，承认自己误信风闻，愿受应得的责罚。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但却是慈禧不愿见到的结果。且看她如何收场。

4月14日——自蔡寿祺3月4日参劾恭亲王起整整过去四十天，慈禧召见恭亲王奕訢，当面严加训诫。恭亲王拜伏于地，痛哭谢罪。慈禧隔着黄纱帘，面带微笑地俯视从前威风八面的议政王，心想自己的目的多少是达到了：一是打击和折服了恭亲王，以后他只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份儿，安敢再乍刺；二显示了她的威严和手腕，为今后走岀黄纱帘、掌握皇权做准备；三对朝廷上下进行了一次政治测验，测验他们对恭亲王和对她自己的忠诚程度。

既然目的已达到，慈禧见好就收，当日便颁发谕旨，竭尽张扬恭亲王如何“伏地痛哭，无地自容”而且“深自引咎，颇知愧悔”的悔疚状，最后宣布“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议政明目，以示裁抑”。简单地说，恭亲王服帖了，他的议政王彻底没戏了，往后就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埋头工作吧。

无法揣度恭亲王当时的想法，他甘愿认栽，拜伏于慈禧皇太后下，被她玩于股掌之上，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呢？难道他贪图王爵，不愿退岀政治中枢？难道他认清了自己的位置，无非一个管家，到底不是主人？难道他雄心未泯，忍辱为了实现强国的理想？我们都不得而知。

人们所能看到的，恭亲王从此谨慎自律，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两位皇太后和同治小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