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一出苦戏刚刚敲响开场锣鼓，人们忧虑着后面的剧情。

当咸丰皇帝弄清广州那边发生的一切，心情沮丧的程度不难想见：能臣叶名琛编造的天花乱坠顷刻间化为凄风苦雨，怎不叫咸丰恨得牙根儿疼？将叶名琛革职查办！那顶什么用？叶总督已成了洋人的阶下囚。更滑稽的是，巡抚柏贵填补叶名琛留下来的权力真空，不是朝廷委任，而是侵略者指派出来临时打工的，广州实际控制在英法联军手中。面对种种羞辱，咸丰已显得无能为力，只盼着洋人别再找他麻烦。

洋人不达目的决不肯罢休，坚持“修约”没商量。

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联络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专使普替沃丁，代表四个国家拟就一封《告中国宰相书》，照会两江总督何桂清，由其转告清朝政府马上派全权大臣与他们谈判修约；若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携兵舰前去北京论理。何桂清等秉承咸丰的旨意仓皇答复，说：“修约之事可同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谈。”洋人早被清朝这种“来回踢皮球”的拖延术折磨够了，别白费嘴皮子啦，还是靠武力说话管事吧。

1858年4月，四国使节先后集中天津大沽口，后边跟着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眼见人家气势汹汹地堵到家门口，咸丰赶忙派出直隶总督谭廷襄出来挡驾。既不给其“钦差大臣”的名分，又不给其“便宜行事”的权力，全凭谭廷襄的三寸不烂之舌穷于对付。磨磨蹭蹭谈了将近一个月，毫无进展。四国使节认定清朝当政者缺乏诚意，根本不想谈判，因此他们决定开战。采用敲山震虎的策略，逼迫咸丰拿出诚意来。5月20日，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限六小时内献出大沽炮台，否则毫不客气地发动进攻。六个小时根本不够请示皇帝的工夫，英法战舰猛烈的炮火暴风骤雨般地落到大沽炮台上，事先毫无防备的守军奋力抵抗，但中午时分坚固的炮台被摧毁，随后被占领。5月30日，英法联军进入天津。

素有京畿门户之称的天津失陷，洋人的大炮声震骇了紫禁城。咸丰皇帝和他的朝臣们慌作一团。他们有理由想象：外夷野蛮成性，不懂礼数，说不准会挥军北上，轻易地穿过不足二百公里的距离，攻进北京城。在人家的炮口下，什么祖制、什么大清国的面子统统先抛至一旁。咸丰立刻派出东阁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授命“便宜行事”，前去天津谈判，意在阻挡夷兵进犯北京。虽然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两位钦差不是将，怎能挡住兵？一来皇上的圣意不明确，“便宜行事”并不便宜；二来外夷恃强狂妄，刀架在你脖子上怎么谈？可见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咸丰在皇宫里也是坐卧不宁，他忽生一条妙计，起用曾经在道光朝跟洋人打过交道的耆英，凭他和洋人的老交情从中斡旋。让桂良他俩前台唱白脸，耆英幕后唱红脸，里应外合，一定能哄弄走可恨可恶的外夷。咸丰这套超低能的计谋很快遭到破产。七十多岁的耆英屁颠屁颠赶到天津，四国公使知道他没职没权，是个“跑合”的，连面也不见，让两个翻译对付他。两个翻译也不懂尊老敬老，竟然没鼻没脸地羞辱耆英大人，好歹人家也当过大清朝的一品大员，耆英觉着自己老脸算是丢尽了，悄悄回到北京。咸丰正在气头上，嫌耆英有辱皇命，随便找个借口，怪他擅自回京，恩赐耆英自己了断了。可怜老臣耆英不但丢了老脸，连老命也丢了。

桂良、花沙纳二位钦差受的罪不比耆英少多少，洋人果然恃强欺弱，不容钦差大人置喙，把他们的谈判条件往桌上一摆，“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意思就是废话少说，照我们写好的办。桂、花二钦差施展转闪腾挪的功夫软磨硬泡，先是央求态度温和的俄、美两国专使从中说服态度强硬的英、法公使。俄国专使明着答应做和事老，暗地里牟取更多利益。6月18日，《中俄天津条约》头一个签订，获得的利益最为丰厚。紧接着在6月18日签订《中美天津条约》。20日，英国人急了，扬言若再拖着不签条约，他们就立马起兵攻北京。形势急迫，钦差大人顾不得许多，便答应对方条件，这总比激怒了他们、兴兵进犯北京强多了，随后相继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

纵观四国条约款项多少不一，但是同为最惠国待遇，一国得利，它国均可利益均沾。避免累赘，修约条款主要内容归纳为六点」.公使需驻北京，觐见清朝皇帝不必磕头下跪，行西方礼节就可。2.增加开放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南、潮州（汕头）、琼州（海口）、镇江、南京等为通商口岸。3.外国人可凭“执照”自由进入中国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执照”由各国领事颁发，由清朝地方官盖印认可。4.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税收。5.赔偿英国战争赔款白银四百万两、法国两百万两。6.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协议关税等。

除此之外，当初有一个似乎并不重要又不为人所注意的条款，却引发了新的战事。那就是“换约”形式问题。按条约规定：各国元首批准条约正本的互换仪式，必须在北京举行。

条约呈到咸丰手里的时候，年轻气盛的皇帝不禁大怒，简直欺人太甚。他打算跟外夷翻脸，跟他们干一仗。桂良赶紧上奏谏劝，万万不可开战。他同时说，“战之不可者”的理由是：“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想来想去，咸丰感觉桂良的话有道理，更主要的是他无招可使。于是，咸丰皇帝拿起沉重的朱笔，在《天津条约》上写下了“依议”二字。闹腾三年多的“修约”暂告落幕。

条约恩准了，外夷退兵了，可我们的咸丰皇上又后悔了。他决意翻案。

自以为“抚夷”大功告成的桂良等臣被皇上召了去，咸丰耍起了小孩脾气，翻脸不认账，训令他们再跟洋人谈判，必须推翻条约中他最厌恶的四条：赔偿兵款、内江通商、内地游历、公使驻京。讨价还价的条件是可以免除洋人的关税。

桂良钦差感觉很为难，军国大事怎可视如儿戏？虽说洋人仗势欺人，但既然跟人家签了条约，又由皇上朱笔批准，怎可说改就改、说变就变？更何况关税收入是国家命脉，怎可说不要就不要呢？这不是丢了西瓜拣芝麻吗？桂良等人据理以争，咸丰才同意不放弃税收，但是那四条尤其是洋人进京换约的问题断然不可行。

多为难也得为。桂良等大臣明白：忠国不如忠君，国是皇上他们家的，按皇上的旨意办事等于为国办事。一旦国家利益与皇上的旨意发生冲突时，按皇上的意思去执行没错。所以揣摩圣意几乎成了为官之道。桂良也揣摩透了咸丰的圣意，他反感的便是洋人进京，眼不见为净。这似乎好办多了。

1858年10月间，桂良和花沙纳给额尔金发照会，巧言令色地说，《天津条约》是在威胁下签订的，有些地方不合理，不能全作数。比如英国使臣常驻北京一项就不甚合情。北京市民排外情绪很严重，若外国人常驻北京是有危险的。几天后他们又给额尔金写了信，信中言辞恳切，顺便提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当做一种新的理由：本国正处于危急和混乱的关头，若外国人常驻京城，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会加重大清朝的压力和危机。也许这种借口打动了额尔金，也许此信的恳求之情溢于言表，反正额尔金转变了强硬的态度。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宁肯跟反复无常的清政府打交道，也不愿接触农民起义军的太平夭国。额尔金当即复信，允诺说，他将请示英国外交部，女王陛下的代表可以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常驻。定期或根据事情轻重缓急随时进京处理。

外国大使常驻北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在另一个棘手的难题上，不论额尔金还是其他两国代表都毫不让步，那就是换约必须在北京进行，而且觐见清朝皇帝行西方礼节。桂良等人已经竭尽全力、磨破嘴皮了，但就是无法说服顽固的洋人。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桂良上奏咸丰皇帝，请示怎么办？咸丰也不知道怎么办，可他知道洋人逼急了，又会驾驶战舰冒犯天朝。他决定让一步：首先，准许进京换约，但是随行人员不能超过十人。其次，外国人进京不可耀武扬威，不能坐轿子，不可设仪仗列队。再次，换约后立马走人，不可赖在北京。咸丰坚持一点不动摇：洋人觐见皇帝时，就应照清朝例，施三拜九叩大礼。

于是，咸丰皇帝的这个“坚持”，又成为桂良和英、美、法三国新公使在上海谈判的焦点。

桂良同三国派来准备换约的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进行新一轮艰难的谈判。桂良依据他揣摩到咸丰皇帝的心愿——只顾一头，不计其他的真实想法，与洋人达成《上海通商章程》。开禁鸦片贸易，把鸦片称作“洋药”冠冕堂皇地允许进口，从此鸦片走私合法化。《上海通商章程》所协定的税则大大有利于英、法、美三国，自然，清政府的财政将蒙受无可估量的损失。

当谈判焦点集中到进京换约一事时，陷入了意料中的僵局。双方谁都不肯让步，英、法、美三国获得巨大利益后，认定进京换约采用西方礼仪不能更改。桂良更是不敢让步，若在此问题上让步，那就意味着被革职查办、抄没家产，甚至上断头台。谈判俨然变成消耗时间的游戏，一直耗到1859年夏天，得势不饶人的西方列强失去了耐心，他们感觉和桂良在上海这样谈下去，等于白浪费工夫，不如带兵驾船去北京找大清朝皇上理论。

一直在紫禁城遥控局势的咸丰皇帝心里有谱，野蛮的夷人得陇望蜀，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无理要求。如若谈判破裂，势必拥兵犯上。他事先做了准备，急调科尔沁博尔多勒嚕台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进京，组织京津防务。当时清朝的主力部队分为两块：一块是十万精兵驻守江北大营，围剿太平天国大军；另一块是约三万精锐防守京师。僧格林沁接受皇命后，亲自前往天津大沽口部署防务。在大沽一带修筑炮台五座，安设重炮十位，小炮上百位。为了防止敌军通过河道进犯北京，他还命令在海河河道里布设木筏、铁钱等原始的拦截设施。僧格林沁指挥过万人的部队，其中四千余部署在炮台，其余驻守天津通往北京的咽喉要道。部署完备后，僧格林沁自以为万无一失，遂向咸丰皇帝报告：京津防务固若金汤，敌若进犯必然令其有来无回。

咸丰的愚蠢和幼稚不光在于他的反复无常，而且还表现在他的异想天开上。他竟然这样做着白日梦：如若夷人执意悍然进京，“不动声色，使之不疑，先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俟其来年赴京换约，聚而歼之”。1859年4月间，他派怡亲王载垣亲往天津，对僧格林沁密授机宜：如果夷人入口时不按规矩行事，可以悄悄击之，到时候人家追问上来，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堂堂一国之君琢磨出这种很不光彩的把戏，真是出乎所料，当然更岀乎“野蛮”的洋人所料。

在那个炎热的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带着十六艘战船的庞大舰队来到大沽口。随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带着两艘战船以及美国公使华诺翰驾驶一艘汽艇相继赶到。他们看到中国军队在河中布满障碍，蛮横地要求撤除木筏和铁俄。没有得到中方任何答复后，6月21日，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上将命令英法联军强行攻入河道，拆毁河里障碍。这时，直隶总督恒祺紧急发给普鲁斯一封信，要求他们在塘沽的北塘登陆，走陆路进京。一个巡抚是没胆子敢叫洋人登陆的，显然是咸丰皇帝在背后授意他这么做，一种顾全面子的让步。洋人早对清朝政府丧失掉信任，英军首脑何伯发出最后通牒，实际也是借口，发起进攻已是他们的既定方针。

6月25日中午，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率领由四艘英国战舰和一艘法国战舰组成的舰队强行开进大沽口，他命令旗舰“普洛威号”首先向中国炮台猛烈开火。依仗着炮火的掩护，舰队开进潮白河。屡使炮舰讹诈屡见成功的洋人哪里知道已进入到僧格林沁布下的伏击圈，僧格林沁见入侵的敌舰旁若无人地闯入枪炮射程之内，立刻下令反击。于是，炮台上火炮的炮弹会同士兵手中火铳枪的子弹，急风暴雨般地倾泻到洋人的战舰上。英军司令何伯大腿中了一枪，倒在甲板上，随后他身旁的副官和八名水手被炸得粉身碎骨，另外还有二十二名士兵受了重伤。突如其来的攻击并没有吓退何伯，他扶着桅杆想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可不幸的是桅杆被炮弹击中，倒下的桅杆砸折了这位海军上将的七根肋骨。“普洛威号”船长谢德威尔代替他指挥战斗，其下场比何伯司令更惨，身受重伤，一命呜呼。转瞬之间，清军的炮火将闯入潮白河的五艘战船全部击毁。

高傲的英国人不能容忍失败。坐镇后方的普鲁斯气急败坏，又命令待命的另外七艘战船投入战斗。这七艘倒霉的战船命运也没好到哪去，皆被击中，燃起冲天大火。名为保持中立、实为坐享其成的美国人看不过眼了，瞧着英军狼狈不堪的样子，顿时产生兔死狐悲的感情，美海军准将约西阿-塔特纳尔高叫着：“血浓于水，我绝不能袖手旁观，看着白人在我眼皮底下遭到屠杀。”他亲率装满两只船的美国水兵投身战场，只可惜美国人的豪言壮语以及他们的进攻无法扭转战局的走向，失败的厄运最终降临到所有入侵者的头上。

傍晚时分，清军燃放的烟花照亮潮白河两岸，仿佛庆贺中国军队的胜利。这场遭遇战，让参战的一千名英法美联军损失惨重，将近一半士兵战死或受伤，三艘炮舰被击沉，三艘遭到重创。普鲁斯仍不肯罢休，双方对峙了几天。7月1日，负伤的英军首领何伯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增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向大沽炮台进攻了，那简直等于自杀。

自1840年以来这二十年里，清朝军队对洋人作战的首尝胜果，使得朝廷上下像过大年般地欢欣鼓舞。咸丰皇帝不禁喜形于色，他用人用对了，僧格林沁不孚重望，挫败了洋人气焰，替他出了口恶气。他的决策也对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果然一举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洋人。他的宏观思路更对了，洋人野蛮狂妄，不强硬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不懂锅是铁打的。得意过后，咸丰自觉天国上朝胸襟应该宽阔些，对敌夷要恩威并施。这样，他下诏准许洋人按照规矩进京换约。英国人和法国人吃了苦头，蒙受了羞辱，愤怒地拂袖而去。美国使臣华诺翰宁肯不坐轿子而坐骡车，顺利地进了京，换了约。

后人评论咸丰说他“少不更事”，只说对一半，咸丰还目光短浅无远谋，顾前不顾后，得意便忘形。作为一国之君和国家元首，这些都是最要不得的。所以咸丰皇帝不得不接着承受更加不幸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