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目光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凝眸于广州一隅，吃惊地发现那里平安无事，仿佛一潭死水般地波澜不惊。

坐镇广州的是咸丰最为欣赏的封疆大吏——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个炙手可热的职务，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外贸易恢复正常，广东一带已成为敏感地区，况且管理五口通商实际就是全权负责对外关系。集两广的军政与清朝的外交权于一身，可见叶名琛在咸丰心中的分量。在咸丰的印象里，叶名琛能干，对付外夷有一套。把谁放到广州他都不放心，唯独叶名琛是最佳人选。恰恰就是这位最令他放心的叶总督却捅下了大娄子。

其实，身居要职的叶名琛对西方事物一窍不通（他也不屑了解西方），他那套对付外国人的本事，说穿了很简单：避免接触，敷衍了事。因循清朝官人不与外国人直接对话的体制，叶名琛身为通商大臣以种种借口不跟西方外交官见面，怕见面多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次，对于外交公文，他统统以虚言搪塞，对于西方国家提出的什么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的一概拒绝。叶式外交方针糊弄一时尚可，真到了针尖对麦芒的时候，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咸丰四年（1854年）春，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包令爵士约美国专使麦克来因和法国代表布尔布隆，一起给叶名琛写信，要求见面谈判“修改条约”。修约是怎么回事呢？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有这么一款：“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自遵守，不得轻易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法签订的《黄浦条约》也有类似条款，可是跟英国人有何关系呢？包令爵士巧言善辩，他说：“英国同样享受'最惠国待遇'，就应该跟美国和法国一样有资格修约。”眨眼间快十二年了，他们发觉前约当中有不对胃口的地方，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提岀修约。

叶总督接到照会之后，回答得很干脆：本人没工夫和你们见面，对现有的条约小改小动还行，别妄想做重大改动。见不着面，还谈个什么？叶名琛整个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包令料到他有这么一手，打算绕开他，同清政府会面。1854年9月，包令一行北上，来到上海，见到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叶名琛跟三国公使的关系形同水火，便向咸丰皇帝上奏说，可否钦派重臣会同两广总督妥为查办修约之事。咸丰一味地信任叶名琛，曾经说过：“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况，谅必驾驭得当，无俟谆谆告诫也。”说白了吧，朕就信任叶名琛，谁想插一手都没门儿。咸丰说这话是有原因的，当叶名琛得知三国公使北上告他刁状时，便暗中给皇上上份奏折，说：这帮夷酋无论要求什么事，皇上您把他们支回我这儿来，臣自有办法对付他们。”既然叶名琛拍着胸脯打包票，你一个江苏巡抚跟着瞎掺和什么。咸丰严厉地斥责了吉尔杭阿。

包令等人撞了一鼻子灰，岂可甘心。既然文的行不通，就来武的。他们知道清朝政府怕动武，怕他们的军舰大炮。于是，英、美、法三国代表开着军舰赶到天津大沽口，堵着北京大门口，递交“修约”条件。到目前为止，清政府才知道英、美、法修的什么约。修约条件洋洋十八条，内容复杂，归结起来，大致是：一、在华北沿海和长江沿岸增加通商港口；二、让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内地传教、游历、做生意；三、鸦片贸易合法化；四、废除厘金；五、让外国公使居住北京；六、让外国公使人员可以直接与总督见面；七、规定华工出国办法；等等。英、美、法三国以为，修改的条约，条条在理，皆符合现行的国际惯例。可在清朝执政者看来，修约纯属无理取闹、节外生枝。

咸丰将修约条件拿到手中，密密麻麻的一大堆，早已怒不可遏：开了广州等五个口岸，已令大清朝颜面尽失，还惦着再开口子，纯粹蹬鼻子上脸。叫洋人自由进入内地，岂不是敞开大门迎强盗吗？还有鸦片走私公开化，成心要毒害国民，赚大清朝的钱。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条，最令咸丰憎恶，你们在香港、广州那边待着得了，上北京干吗来呢。整天守我身旁，见我又不肯磕头，叫我恶心不说，还担惊受怕的。咸丰认为三国公使分明是“骄妄倨傲”，可气可恨，断然不能答应。给出的答复是让他们还是回到广州，跟叶总督谈。

修约之事前后折腾近半年，落这么个结果，够让三国公使气不忿的。气愤、恼怒将如何？他们只带来两支军舰，那么几个兵，没实力同清政府翻脸闹事。再加上英、美两国正跟俄国交战，顾那头顾不上这头。思来想去，乖乖地退回香港再做打算。

国事如人事，世事如棋局。西方列强早就摸透清朝外强中干、吃软不吃硬的本性。找叶总督，他拒而不见。想让清朝皇上做主吧，咸丰皇帝一推二六五，又打发他们回广州。英、美、法公使秉承各自国家指示修约，显然蓄谋已久，目的在于从中国牟取更大的利益，怎么可能一糊弄便轻易作罢？所以他们选择用武力达到谈判所没达到的目的。包令在香港为英国政府献策：一支代表缔约国各自国家的威武舰队，应于明年五六月间会同于北直隶湾。这样定能让清朝政府俯首称臣，顺从修约。

美国新任公使伯驾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不相信国与国之间不能平等协商，没什么谈不成的。他独自跑到上海跟清朝官员谈判，如若谈不拢再去北京。中方官员揣透他心思，采取惯用的拖延战术，把他撼在上海谈，谈了将近一年，到了也没谈出个结果。通往北京的白河已被封冻，伯驾无法进京面君，只得怏怏而归。这是1855年的事。

1856年发生一起恶性事件，导致中法之间关系急剧恶化。

1856年2月，法国神甫马赖在广西一个叫做西林的偏僻地方传教，西林县知事怀疑他窥探情报，将他抓起来，打板子、跪铁链、罚站笼，末了将马赖神甫斩首示众。法国驻华公使科尔西伯爵闻讯后，立刻给叶名琛总督写信，控诉虐杀法国神甫事件。叶总督回了一封信，用他那种一贯的敷衍口吻说，这是个误会，马来神甫的穿着、言行都像中国人，没人认为他是法国人，所以就错杀了。不难想象科尔西伯爵接到此信后，肯定暴跳如雷。美、法两国决计跟随英国人，联合起来同清朝政府动手。

强盗们磨刀霍霍，窥测机会准备报复。

自负的叶名琛还在为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挫败“夷酋”而得意，当然没料到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战争的灾祸正悄然向广州逼近。紫禁城中的咸丰一边为太平天国忙得焦头烂额，一边在女人和美酒中寻找慰藉，自然没去想洋人会卷土重来。通过傲退修约国一事，他比以往更加信赖和欣赏叶总督，有如此能干的大臣支撑两广，他这个做皇帝的有必要忧虑吗？

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源自一场突发事件：1856年10月，一艘满载大米的“亚罗号”在广州靠岸。船上悬挂英国国旗，实际它属于一位中国商人的船只，在香港注册，依据《南京条约》可获得英国船只的特权，船长叫做托马斯-肯尼迪。忽然，两艘清朝战船包围了“亚罗号”，士兵冲上货船，拔掉英国国旗，逮捕了十二名中国船员，然后扬长而去。

船长肯尼迪迅速报告英国商务监督巴夏礼，巴夏礼认为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侮辱，是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根据中英签订的《虎门附款》规定：中方在逮捕在英注册的船只上的中国人时，必须得到英方的准许。何况大清士兵还拔掉英国国旗呢？巴夏礼的抗议无济于事，在场的清朝官员对*他说，“亚罗号”不该挂英国国旗来冒充英国船，而船上一名船员李大明是海盗，就该全逮回去交由清朝政府审查。巴夏礼据理力争、喋喋不休，据说还挨了中国官员的一记耳光。

巴夏礼气疯了，回到领事馆就给叶名琛写信控告：“我急切地向阁下陈述这一事件，相信您能够做出英明的决断，答应用公开赎罪的方式来补偿公开的侮辱。因此我请求阁下，所有从'亚罗号'带走的船员必须当着我的面，由船长送回。如果他们犯有任何罪行，可以移交英国公使馆，与您指定的相关官员共同处理此事。我自当准备好对此事进行调查。”在等待叶名琛回复的时候，他向上司包令公使汇报这一事件经过。早对叶总督怀恨在心的包令，不禁暗自得意，他给巴夏礼回复的密信中写道：“我们何不利用这种机会拿下这座城市？如果这样，我可以带领全体舰队参加。”

倨傲的叶总督当然不会理睬英国人的无理要求，什么赔礼道歉，什么送还船只，纯属痴心妄想。他因循以往的做法，尽量敷衍，说：“船是中国船，船员是中国人，其中又暗藏海盗，'亚罗号’不便送还。”4月12日巴夏礼再次照会叶名琛：必须书面道歉，必须尊重英国国旗，必须将十二名船员当着英方的面送回。他限令四十八小时前明确无误地答复。叶总督根本不听他这套，耗到4月14日，他回信说，十二名水手中可以先行送回九人，其他的还需严加审讯。叶名琛还数落巴夏礼：外国人就不该给中国船注册执照，避免混淆。

叶名琛的穷对付激怒了英国人，他们开始报复。4月14日，战舰“克拉曼德号”抢掠一艘中国船只。叶总督不以为然：巴夏礼抢的是一艘中国商人的船，不是清朝官府的船，管他去。包令下令让在香港的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席摩儿上将率领舰队向广州进发。

同时，包令继续寻找开战借口，又让巴夏礼最后通牒叶总督：限二十四小时之内道歉，保证尊重英国国旗，正式送回十二名在押船员。叶名琛感觉英国人要翻脸了，因此他的强硬态度有所收敛：同意放回全部船员，但其中两人还得带回总督衙门候审。只字不提道歉和保证尊重英国国旗的事。包令终于逮着了借口。

1856年10月23日，英国三艘战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当时叶总督正在检阅武乡试，他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下属安慰：“不会有事，天黑他们自然会走的。”遂下令水师战船后撤，对英军不予放炮还击。第二天，入侵英军丝毫没有走的意思，继续攻陷了广州南郊的多处炮台，叶总督仍釆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策略，置之不理。第三天，英国人顺利攻取海珠炮台，兵临广州城下，并架好大炮，对准总督衙门。英军统帅照会叶名琛，叶名琛就是不理。英军大炮开始猛轰总督衙门，每隔五六分钟轰一次，连打带吓唬。官署内的官员和兵弁纷纷逃窜，唯有我们的叶总督増然不动，端坐在他的官椅上办公。虽说叶总督不让官兵们反击英军，却怂恿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跟英国人拼命，并且张榜告示称，杀一英人，奖励三十元。这一手够损、够缺德的。

英军一方面炮轰广州城，一方面连发三份照会，让叶总督道歉，让他们入城。后赶来的英国公使包令要求入城跟叶总督会面，皆被叶名琛严词拒绝。席摩儿带领的军队不过一千五百余人，不敢恋战，更不敢轻易入城，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

叶总督很以为自己了不起，靠镇定自若，智退虎狼夷兵。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报中，颠倒黑白，谎报军情，宣称他如何大智大勇，率领清军大败英夷，杀死敌军总司令席摩儿，称：“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蹙。”咸丰真信了他的话，更加放心大胆地将处理夷务的大权全部交给了叶名琛，表示：“朕亦不为遥制。”皇上撒手不管了，全凭叶名琛任意处置。真是糊涂官遇上糊涂皇帝，怎能不把糊涂的局面弄成混沌一团？

1857年末，英、法两国再度组成英法联军纠集战舰二十余艘，陆战部队五千余人围困广州。12月1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三项要求：准许进入广州，赔偿“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甫事件的一切损失，清朝派“平议大臣”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限令叶总督十天内答复前两项，否则举兵进攻广州城。

叶总督就是不怕恐吓，他当即回复英、法两国专使，对于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一概拒绝。表面上无所畏惧，心里头总有点嘀咕，他暗自去算命。当广州将军穆克登纳和广州巡抚柏贵向他汇报军情紧急如何应对时，叶名琛对他俩说：“不要紧，吕祖（在乩坛上）已告诉我，过了月半（十五天）便没有事了。”于是连守城准备都不做。大兵压境的广州城，竟然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岂不怪哉？

十天过去了，英法联军那边毫无动静。叶名琛大喜过望，深信一切可以平安无事，随之向咸丰皇帝上折子说：“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了又言，“乘此罪恶盈贯之际，适遇计穷其力竭之余”，将英夷的历次无理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咸丰皇帝手捧叶名琛的奏折，满心欢喜，与其说他相信这一纸荒唐言，倒不如说他盼想这样的荒唐。咸丰以赞许有加的口吻给叶名琛下谕旨：“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贷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莫非满朝文武也都犯了迷糊？岂止如此，不少官员了解广州那边发生的情况，但见咸丰一味地宠信叶名琛，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吭声。也有冒失鬼，两江总督怡良战战兢兢地泄露一点实情，被咸丰一通指斥。

1857年12月28日，“伎俩已穷”的英法联军大举进攻广州，没有遇到丝毫抵抗。转夭广州沦陷，英法军队在广州城内横冲直撞。叶总督依然稳坐总在督府，拒不面见英酋。1月5日，巴夏礼带领一百多名皇家海军冲进总督衙门，抓住一名冒充总督的官员。这时，巴夏礼的手下发现正翻墙逃跑的是真的叶名琛。皇家海军水手拽着叶名琛的大辫子，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督硬塞进密封的轿子里，然后他被押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当时《伦敦时报》的记者把叶名琛描绘成潦倒而肮脏的老头：指甲十分肮脏，不洗澡、不刷牙，用袖子而不是手帕擦鼻涕。

英法联军控制了广州，让巡抚柏贵岀面维持城内治安，然而他不过是个傀儡，必须听从两名英国委员和一名法国委员的指派。

叶名琛最终的结局十分悲惨，在加尔各答流放近两年，于1859年死在那里。时人讥讽这位误国的封疆大吏：“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肚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1月27日，一直等着叶名琛的“斩断葛藤”，“一劳永逸之举”大获成功的咸丰皇帝，却等来了广东全体官员联名上奏的加急奏报，说广州已沦陷敌手。咸丰惊了，不知哪儿是真，哪儿是假，犹如从一场美梦中醒来，醒来的现实倒像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