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那场战争因鸦片而起，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战前，英国议会进行过激烈的争辩，主战派和反战派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四十七年前那个接受过乾隆皇帝赏赐荷包的见习侍童，如今已经成了大英帝国下议院议员的斯当通爵士。他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在国会大厦慷慨激昂：“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很快会不受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贸易，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无权放弃。”这种强盗行抢前寻找的借口，据说在国会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不可隐瞒的是，英国国会内部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走私鸦片是不道德的，同中国开战也是不正义的。最后主战派仅以九票的微弱票数通过他们的主张。

鸦片战争开战时，大清朝廷上下也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但他们都是随着道光皇帝的眼色转变着态度。偏偏这位道光爷处乱就惊，摇摆不定。他没有他的先祖那种驰骋疆场、定主中原的强悍和霸气，也不像康熙大帝平三藩、收台湾、亲征准嚎尔的胆量和智慧，更没有他爷爷乾隆执政的雄才伟略。从小生养在深宫，主掌国家后整天埋在奏章的海洋里，对外面的世界浑然无知。他曾向他的大臣打听过英国：“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从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无法想象，一个国家首脑竟然对一个将要鲸吞他的国家一无所知！是妄自尊大过了头呢，还是愚昧保守过了分？不仅是道光皇帝，他的那些朝臣们对西方列强也充耳不闻，满朝上下没一个明白人。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这仗可怎么打？打了又岂能不败？

浑天大仗正式交火之前，曾发生过小规模的摩擦。当时义律带着那一帮鸦片商如丧家之犬般地躲到澳门。好战的义律勉从虎穴暂栖身，一方面给英国本土发信催促发兵，说只要用一两条战舰，就能使清朝臣服；一方面采取缓兵之计，尽量和广州地方保持和平状态。不料他的属下给他惹事，7月里的一天，一群水手登上了还是渔村的香港尖沙咀。在酒精的刺激下，醉醺醺的水兵与当地渔民殴打起来，一名叫做林维喜的中国渔民被打死。人命关头，娄子捅大了，义律不得不硬着头皮出来摆平此事。他采取的手段有些下作：用钱收买遇害者家属和村民，要他们作假证，说林维喜之死是个意外。

这自然惹恼了清朝当局，林则徐等官员一定要义律交出杀人凶手，按大清律接受惩办。义律非但不交出凶手，还故意拖延。实在拖不过，便在8月份私自审讯酗酒闹事者，罚了点钱，敷衍了事。此举如火上浇油，令刚正不阿的林则徐愤懑不已。他当即命令厦门官方撤走英商的仆从，断绝一切供应。走投无路的义律一伙再度漂泊海上。

顶着凄风苦雨在茫茫大海中徘徊，前途仿佛阴霾的天空那么无望。有的英商受不住这种颠沛，对义律的狂谬产生反感，他们准备与中国当局签署保证书，保证决不走私鸦片，开展正当贸易。首先一个叫做湾刺的英国商人自动要求具结，被中国官方连人带船放进广州。紧接着又有一名英商当朗也甘愿签保入口。当他带着他的船行驶到穿鼻岛附近时，却遭到英国兵舰的阻拦。兵舰是义律派出的，他不能容忍这种“叛变”行为。如此下去，其他英商都会争相仿效，他与中国政府顽固对抗的阴谋将不攻自破。

这是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1839年11月3日）。水师提督关夭培亲率兵船驰救当朗，英军的兵舰与清朝水师的战船狭路相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英双方在穿鼻一带海面上麋战不息，英国战船寡不敌众，屡战屡败。许多年后，人们在论述这场穿鼻之战时，中国人说中方痛击英国侵略者大获全胜，英国人就说英军船坚炮利毫无损伤。历史常常这样被人涂抹成阴阳脸，让后来人弄不清谁在胡说八道。不管怎么讲，当英国远征舰队到了之前，英军根本没有占得什么便宜。穿鼻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导火索已经点燃，啜唆地迸着火花——战争即将爆发，由此中国改变了命运。

大约半年后（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的四千余人和四十艘军舰聚集于珠江口，开始向广州发起攻击。怎奈林则徐和关天陪早已严阵以待，英军见占不着便宜，留下少数船只封锁珠江口，大批战船顺海岸线北上，到达舟山群岛的定海。当时大清朝根本没把广州那边发生的事太当回事，禁烟就禁呗，洋鬼子走就走呗，且问天下哪个敢冒犯天朝？所以沿海海防都毫无防备。定海驻军号称万人，实际只有两千名左右的士兵，甚至是由当地渔民临时拼凑的，士兵手中的武器是十分落后的弓箭长矛和火蝇枪。定海知县姚怀祥应邀登上了英军的“威厘士厘号”，英军司令官故意向他炫耀了装备七十四门巨炮的旗舰，命令这位清朝县令交出定海。姚怀祥确实对从未见识过的兵舰和大炮感到吃惊，但他依然表现出了他的勇敢和气节，对面前那位鹰鼻子鸥眼的家伙说：“尽管你们很强大，为了保卫疆土我将血战到底。”姚知县的精神如果放在道光皇帝身上就好了，可惜他只是个小小的县令，手下尽是残兵弱将和落伍的兵器。到了这种硬碰硬的关口，精神就显得有气无力了。两天后，英军攻下定海，姚县令最终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以身殉国。

英国舰队的五艘战舰继续北上，1840年8月抵达天津大沽口。大兵压境，朝野震动。甭说大清朝自建立以来没经历过这种困窘，就连千年中华历朝历代也未曾遭遇过洋鬼子荷枪实弹堵在首都门口的尴尬。

道光蒙了，朝臣们也傻了，是战是和，举棋不定。可以想象那时朝堂之上何等的慌乱不堪，最不该惊慌失措的道光却最为慌乱。他仓促之中，派遣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琦善前去洋人那里探听风声。道光此举真可谓空前的壮举，他打破了天朝不与番邦蛮夷直接对话的体制。临危受到皇上倚重的琦善踌躇满志，他接受了英国远征军统帅懿律带来的一封英国首相致《中国宰相书》，并提出五项要求：赔偿销毁的鸦片“货款”，赔偿倒闭的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银款，割让一处岛屿，中英平等外交和赔偿远征军的费用。信件中还历数林则徐在广州的种种“暴行”。琦善不敢擅自做主，说回去跟皇上商量商量。

这会儿的英国人已经瞄准大清朝的软肋，舰队又在渤海游弋一番，炫耀武力。此招果然见效，道光皇帝不仅蒙了，也怕了，怕英军攻进北京，端了他的老窝。他赶紧派琦善面见英国第二全权使臣义律，答应人家说：一切都可以商量，希望你们回广东去，皇上另派钦差大臣与你们谈判，林则徐措施失当，必当重治其罪。

道光皇帝仔细研究了英方的照会，竟然昏職地以为英国人是向他“乞恩”，乞求他为虎门销烟事件“平反昭雪”。本来禁烟和销烟都是他这个大当家拿的主张，林则徐无非遵照他的旨意行事。事到这般地步，道光皇帝必须找出个替罪羊来顶扛，于是他下旨将林则徐“交部严议，饬回京”。治罪，还觉着难叫英国人满意，再下旨把林则徐就地革职，等着查处。遂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赴广东查办。琦善是个笨蛋加软蛋，一到广州就摆出一副“友好”的媚态，下令遣散林则徐聚集的大部分战船，拆除所有海防设施。英国人不听他这套，义律找上门来，管他要香港。琦善哪敢答应，又不敢跟皇上汇报，采取拖延战术，想把义律拖得没脾气，把割让香港的事拖黄了。义律仗着坚船利炮，脾气大着哪。挨到1841年1月，义律命令英舰炮轰虎门两旁的穿鼻和大沙角炮台。隆隆的炮火和一触即溃的炮台，把琦善吓破了胆，不等皇上的旨意，就答应义律的一切条件，签订了《穿鼻条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两，两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恢复广州通商，等等。随之，义律于1841年1月26日率部侵占香港。

结果他们签订的《穿鼻条约》令两方国家都不满意。道光在紫禁城看到奏报，不禁雷霆大怒。在他看来琦善不是他的奴才，成了洋人的奴才，替洋人说话，满足洋人的贪欲，实在是居心不良。一怒之下，道光革除了琦善的官职，抄了家，而且很屈辱地被锁着押到北京。义律也因这份《穿鼻条约》被英国政府撤职，改任璞鼎查为全权使臣。英方认为义律擅自和清朝签订了极不适当的条约，所得利益大失所望。在璞鼎查走马上任的七个月里，中英之间爆发了新的战事。

道光皇帝的“抚夷”政策宣告失败后，又转而主战，派侄子奕山和大将杨芳等纠集一万多名官兵，赴广州“剿灭英夷”。奕山和杨芳的大军到达之前，尚未卸任的义律向虎门炮台发动猛攻，水军提督关天培英勇抗敌不幸阵亡，湖南提督祥福落水丧命，中国士兵死伤甚众。虎门天险沦于敌手。英军乘胜进军，兵临广州城下。奕山和杨芳先后到达广州后，见到这种阵势，哪还有胆子跟英国人打仗，只好坚守不出。在道光皇帝的一再催促下，奕山和杨芳硬着头皮准备迎敌。杨芳认为我方在陆地，稳如泰山，英夷在海上，飘摇不定，为何我炮打不中敌人，英夷却能打中我们呢？一定是英夷运用了妖法邪术。怎么破敌呢？杨将军突发奇想地收集妇女用过的马桶排列阵前，开战时将马桶口冲向英军，必定破除英夷的邪术，然后趁机进攻，必将大获全胜。清朝名将竟是这种货色，怎可能打胜仗？果然，奕山和杨芳盲目偷袭英军不成，反遭英军的一顿臭扁。奕山便在广州城头竖起白旗乞和，被迫答应义律的无理要求，交出一百万两，然后军队撤离广州城。这位钦命的“靖逆将军”竟向道光皇上谎报大获全胜。也许道光太企盼胜利了，或者太痴信天朝军队必定能战胜英夷，所以将奕山的谎言当真事似的全盘照收，还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花点钱就花点钱，并批准奕山的建议，撤回各路的广东援军。这简直就是昏天黑地的糊涂招儿。

1841年8月，璞鼎査接替义律来到广州，他调集兵马战船，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先攻破厦门，再攻陷定海，又占领镇海。道光皇帝方才明白上了奕山的当，慌忙派堂侄奕经为“扬威将军”，调集各省军队收复失地。可惜晚了三春，再加上奕经是个典型的大草包，一路上游山玩水，晃**三个多月才到浙江绍兴。战前，他到杭州的关帝庙求得一签，上写「'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难保人平安。”奕经如获至宝，根据谶语的暗示，逢“虎”吉利，逢“虎”必胜，“虎”不仅能保佑身家性飢还可以升官发财，遂决定交战时间。他选择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夜四更天——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为进攻的吉日良辰。奕经还不满足，现已凑够“四虎”，若再添一“虎”，岂不稳操胜券？于是，他从下属中选出一名属虎的总兵段福祥为西路军统帅，开始大举反攻，其结果可想而知——大败于英军。奕经从此躲进杭州城，再不敢出兵应战。

英国人接连攻占了乍蒲、宝山、上海、镇江。正当英军在天朝国土上横冲直撞的时候，朝廷内部关于是战是和还是争论不休。道光皇上彻底没了主意。以权臣穆彰阿为首的主和派，揣摩透了道光的心思，力主同英国人求和。朝中的大学士王鼎竭力主战，他反对向侵略军妥协，不满罢免林则徐、流放伊犁，却屡屡得不到道光的支持。心灰意冷之余，他企图用自杀的方式，对道光进行最后的“尸谏”。王鼎白死了，道光再无胆量和气魄跟英国人作战下去。

坦白地讲，在求和问题上，道光皇帝始终犹豫不决，如噩梦缠身。他心里很明白，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外夷番邦打败，向他们俯首称臣，那实在太丢脸了，太对不起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这种耻辱的黑锅得由他背着，背到棺材里边去还不算完，将永标史册。但是，末了道光被浙江巡抚刘韵坷奏折上的“十可焦虑”击中了痛处：清兵没了士气，军队无兵可调，英军锐不可当……最值得忧虑的是，国内的“不逞之徒”会趁乱造反。道光不怕别的，就怕国人造反，那么他的皇位就会被掀翻，江山社稷落入他人之手。这是他最不想见到的。

道光铁定主意求和了。他密旨钦差大臣耆英同英方谈判，在1842年8月29日签属下屈辱的《南京条约》，同意英方的所有条件：中英“平等”交往，赔款两千一百万两，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貌似巨人的大清国实际是踩着高跷的，让人一踹就倒了，趴在地上。

英国人在中国的得逞，使其他外国列强垂涎三尺，他们仿照英军的模式，派一两艘军舰在中国沿海耀武扬威一番，便逼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1844年，美国派来个什么“特命全权公使”顾盛，率领四艘兵舰耀武扬威地开抵厦门，要把他们总统的函件交给中国大皇帝。两广总督程督慌忙禀告道光，说又来一拨洋鬼子找事。道光也无奈，指示他：婉言开导，据理拒绝。程督哪敢拒绝，就采用拖延战术，拖了三个月。顾盛火了，驾驶“白兰地酒号”座舰硬闯虎门，直抵黄浦。清王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道光赶紧派耆英与顾盛谈判，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条约是在望厦村观音庙签署的，故称中美《望厦条约》。美国人心满意足地走了，法国人接踵而至，他们派了公使刺勒尼带着兵舰来到厦门，道光这次不再拖了，立刻派耆英与其谈判，照方抓药地签订了《中法商约》，包括五口通商权、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兵船停泊权、设立教堂权等。中法双方签约的地点是在停泊黄浦岛海面上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上。之后，葡萄牙人趁火打劫，借着澳门事件，在英国军舰的威慑下将澳门据为己有。

从傲慢与偏见到卑屈和耻辱，西方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拿枪炮轰开帝国之门。而大清朝的当权者倒也想得开：赔款就赔款吧，反正大清朝有的是银子。割地就割地吧，大清朝幅员辽阔，香港那个小地方根本不放眼里。“平等”外交是你们一相情愿，我佯作不承认。通商就通商，停泊兵舰也行，要什么权利都依你，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离京城远远的，我眼不见为净。殊不知，强盗的逻辑就是得寸进尺。

隐患已经埋下了，大清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