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夏天，繁忙的茶叶交易即将结束的时候，又一位英国人踏上了中国的广州。
他被称作“律劳卑勋爵”，出任英国第一位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踌躇满志地乘坐“安德罗马奇号”快速帆船来华履任时，当然想不到等待他的将是多么不幸的经历，最后他竟客死异域，再也没能活着回到他的故乡。
律劳卑是个严谨而执拗的英国绅士。他的中文译名应该是“奈皮尔勋爵”。当时的通事（翻译）把“勋爵”译成“律气清朝的两广官员连英国国王都不放在眼里，何况像他这么个“夷目”了，称他大人或勋爵实在抬举了他，鄙称“律”恰如其分。
实际上，这位律劳卑在英国很有地位，具有英王室血统。1834年他被派往广州任驻华商务总监。临行前，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曾言之凿凿地命令他，必须“在到广州的时候，用信件告知中国的总督”。其意思很明显，一定要律劳卑绕过十三行的行商们，实现直接与中国官员接触的目的，共同商谈保护英国贸易，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通商，如果有可能的话，筹划在北京朝廷中设立英国使馆。
律劳卑到达广州之后，下榻在英国商馆。公行的两个头头儿来拜访他，转达了两广总督卢坤的指示，由他们把律劳卑的公文转呈上去。顽固的律劳卑拒绝了他们的好意，态度坚决地不让“十三行”转呈他的信件，非要亲自面见卢总督不可。其实他并不知道，卢总督前不久曾明确指示下属：若夷目要到广州来，必须告之行商，这样行商们必然要来请示我。言外之意，他根本没打算破坏一百多年来清政府官员不与外国人交往、公文等由公行转交的规矩，更不想直接跟律劳卑这个“夷目”见面。
律劳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想绕过烦人的公行里的人，派他的财务秘书阿斯特尔到衙门递交引见信。阿斯特尔冒着7月的骄阳赶到衙门门口，请求面见中国官员。可是他的信件上没有加盖中国印章，被把门的当即摔到地上。阿斯特尔辩解说，他的引见信不是诉状，不需要盖印章。辩解无效。阿斯特尔又请求见个官，不论大小，只要是个官就行。等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出来个“协台”的官儿，得到的答复依旧是让他把信件交由公行的人转呈。阿斯特尔不同意，固执己见。结果他被晾在总督衙门门口，无人再理睬他。阿斯特尔在烈日下足足曝晒了三个多小时，仍没等到肯接受信件的中国官员，这才悻悻地回到商馆，向律劳卑交差。
郁闷的律劳卑枯坐在商馆里暗自生闷气，行商又过来规劝，说在信件上加一个“禀”字，由他们代转。律劳卑死活不肯。他这种行为引起卢总督的不满，卢坤下令给粤海关，再由粤海关转令公行，叫律劳卑立刻离开广州回澳门，等候总督大人奏请皇帝后，再做定夺。律劳卑就是不听命令，赖在广州不走。这下惹火了卢大人，他迁怒于粤海关和公行，责问他们为何听任夷目不经允许，擅自来到广州，无端惹出这些麻烦。他威胁说，要严厉处罚公行。无奈之下，8月16日公行宣布暂时中止同英商的一切贸易，直到律劳卑俯首听命为止。
想不到亲自递呈公文的事情，竟然这么难，又惹岀这番啰里啰唆的事。律劳卑忍不下这口气，仗着大英帝国的强硬后台，企图对中国动武。他暗自给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写信，要教训一下广州的当权者。他的信充满必胜的信心：“三四艘快速帆船和双桅船，加上一些可靠的英国士兵，就可以取得胜利。此举成功之容易，甚至超过了对西印度群岛中之无名小岛的占领。”在他看来，“弓箭长矛加上盾牌的中国军队，怎么能敌得过久经沙场的英国战士。”律劳卑的异想天开，遭到新任外交大臣威灵顿公爵的驳斥：“陛下（威廉四世）并不希望依靠强权和暴力建立臣民与中国的商业关系，而是希望通过其他协商办法达到目的，这些办法都体现在你此行前所接到的指示之中。”当时的英国政府不知中华帝国的水有多深多浅，不敢轻易动武，生怕教训狂妄的卢总督不成，反而因小失大。律劳卑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又生一计，在广州张贴告示，煽惑中国民众，说“千千万万勤劳的中国人……因为他们反复无常的政府而饱受磨难”云云。他的狂妄之举，彻底激怒了卢总督，他也发布告示，说：“一个无法无天的外国奴才发布了一条告示，我们不知道这个夷人狗奴才怎么这么胆大包天，竟敢称自己为'官方政府尽管他是未开化的夷人，但如果知道礼节，也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这无疑是煽动群众违抗统治者。犯下如此重罪，我们完全有理由请示命令，将他斩首。”
当然，卢坤总督并没有上奏皇上，将律劳卑勋爵就地斩首。他使出一个更毒辣的招儿，对英国商馆实行“封舱”。9月4日，当律劳卑和英国第二商务监督乔治-罗宾逊爵士嘴里嚼着咸猪肉的时候，一名仆人跑进来，大声嚷嚷，说许多清朝士兵包围了英国商馆，而且总督大人命令撤走所有的中国仆从，断绝对商馆的一切供应。命令一下，刹那间，中国仆人一窝蜂似的走光了，再无商贩向商馆运送蔬菜、水果、面包和牛肉。广州最炎热的季节里，商馆俨然成了炼狱，英国商人包括律劳卑先生在内，宛如一群惶惶不可终日的困兽，囚禁在空****的英国商馆里无计可施。外面清兵围了一层又一层，喧嚣和欢呼声不绝于耳。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眼看着所有人都要断炊饿肚子。律劳卑几乎要疯了，他不顾英国政府的告诫，决定求助武力，跟卢总督的中国士兵决一死战。
他让乔治-罗宾逊爵士去停靠在广州湾的“伊莫金号”司令布莱克伍德船长那儿搬救兵，联合“安德罗马奇号”和“路易莎号”等三艘武装快速帆船入侵广州，给卢总督一点颜色瞧瞧。英国兵船闻讯，开足马力向虎门开过来。9月8日，律劳卑强词夺理地发表宣言，称是中国当局引发一场独孤求败的战争。他还扬言要去北京，向中国的皇帝告御状，控诉卢总督背信弃义和蛮横欺诈的行为。9月11日，英国兵舰行驶到预定地点，准备硬闯虎门。短兵相接，一触即发，战争仿佛是堆积已久的火药，只需有人往上面丢根火柴，火药就会顷刻间爆炸。律劳卑决计要点这把火，一是出自他的傲慢，二是发泄他积蓄的怒火。历史上称作的“虎门战役”已不可避免。
卢总督早有防备，清朝军队严阵以待，他们驻扎在广州口岸的虎门炮台，炮台上有六十门大炮。但是，这些大炮固定在水泥炮台上，难以移动和准确瞄准。英国人对虎门的防御不屑一顾，认为那些大炮实在太原始、太落后，他们傲慢地认为“那更像烟花而不像大炮”，对英国船只构不成什么威胁，所以任他们的士兵放开胆子进攻。
英国三艘武装战船张帆劈浪，快速突破虎门堡垒。炮台上的清朝守军完全被入侵者的耀武扬威气得咬牙切齿。军官的令旗一下，炮手们拉动牵绳，出膛的炮弹仿佛雨点般地飞向敌船。只可惜我们的土炮很泄气、很不中用，瞄不准、打不准，真如英国人讥讽的那样，宛如朵朵烟花在空中绽放，徒劳地激起大海中一个个冲天浪柱，根本挨不着敌船的边。路易莎号船长查尔斯-义律看透清军大炮的无能，竟大模大样地弄个椅子坐到甲板上，饶有兴味地欣赏起这场特殊的“烟火表演”。敌船的反击就不这么客气了，他们从船上发炮，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虎门炮台几乎所有的大炮全部摧毁。
现在可以用“同仇敌忤”来形容当时阵前的清军，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我们的大炮不行，被敌人毁了。我们有人，有血肉，有不怕死的气概。广州巡抚祁龙率领士兵把十几条驳船装满石块，堵在虎门出口，又用一条铁链锁住两岸。数百只堆满火药的木筏子横陈江面，后边是一列站满士兵的战船守住虎门口。纵然，英国人靠先进的大炮和快船冲进了虎门，那我就叫你有去无回。有胆量你就冲木筏子，撞我们的战船，跟我们的士兵拼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英国人真没想到大清军队会来这一手，铁链、驳船和装着火药的木筏子以及士兵的血肉，俨如一道火与肉的屏障堵截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同广州城里的律劳卑先生的命运相似——如笼中的老鼠，顾头顾不了尾。
困在广州城的律劳卑仍然表现得不屈不挠，他给卢坤总督写信仍然强词夺理、气势汹汹。他说中国向英国国旗开火是非常严重的挑衅和侮辱，是中国人挑起了战争的序幕。我们的帆船有火炮，会保护英国臣民和贸易的。殊不知他们的船已成瓮中之鳖。卢总督以同样的态度下达训令给公行，实际是作为对律劳卑的答复：英国固然可以派个夷目来替代从前的大班，中国有权继续执行洋商的禀帖必须由公行转呈的老规矩。中国官员遵守祖法，不与洋人来往，除非接待“贡使”或礼貌上和典礼上的访问。英国政府没有事先将任命律劳卑的事情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律劳卑贸然来到广州，要同总督通信、约期会面，甚至不容总督等候奏请皇帝，便公然调兵、调船、携带武器，闯入中国领土，向中国炮台开炮，干犯中国法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卢总督加重口气说，他手下拥有万众精兵，歼灭律劳卑调来的武装，易如探囊取物耳。
卢坤大人和律劳卑先生的互不相让、气势逼人，可急坏了夹缝中的公行。他们比双方当事人还清楚，一任局势再闹腾下去，糟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的下场将惨不忍睹。公行的人不敢怠慢，紧急出动，开始左右斡旋，苦劝律劳卑让步。
律劳卑已经撑不下去了，连日来的“封舱”，食不果腹，身体每况愈下，再加上战事不利，心情苦闷。人一别扭就容易得病，律劳卑患了病，发起高烧，后来发展成该死的疟疾。真没辙了，律劳卑认命，同意离开广州。
卢总督得理不饶人，他答应律劳卑离开广州，但有条件：律劳卑不能乘坐英国船离开，必须坐中国船，由中国士兵“押送”离开。即便如此屈辱的条件，律劳卑也不得不顺从，他实在病得不轻了。阳历9月下旬里的一天，英国兵船撤离虎门。紧接着律劳卑在两岸一片锣鼓喧天和鞭炮齐鸣声中，拖着病惊惬的身子走了。
长达数日的颠簸行程，律劳卑终于到达澳门。在疾病和懊恼的折磨中，律劳卑含恨而亡。
9月29H，自觉大获全胜的卢总督宣布开舱，恢复对外国商馆的供应，恢复中英贸易。
律劳卑事件并非就此风静波息。英国政府内部由此引发两种针锋相对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律劳卑运用武力胁迫中国广东政府，并且不熟悉与中国官方的沟通手段，对这些官员的力量和实质不甚了解，最终导致了失败。很显然，这样的失败给国家带来了耻辱。另外一些在华的英国商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以查顿为首的八十五名商人联名向威廉四世请愿，强烈要求为律劳卑复仇，采取付诸武力的方式狠狠地教训中国人。
梁子就这样越结越深。平静的中英关系下面，潜伏着汹涌的暗流。终有一天，暗流将泛滥岀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