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承夏、商，其文明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业水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克商之前，周作为文明程度不高的属国，其手工业水平远低于商朝。克商之后，周王朝直接接管了商朝的大量工匠，这些技能娴熟的匠人随着分封四处流布，再加上周统治者的重视（如周公鉴于殷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曾发布严格的禁酒令，一旦发现“群饮”，格杀勿论，唯独对掌管手工业的百工网开一面），西周的手工业水平迅速赶上并超过了商朝。尤其是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数量、铸造技术、品种变化上都大有发展。其他如车辆制造业、制陶业、纺织业、建筑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西周的商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但是，西周的手工业和商业都由官府经营，即所谓的“工商食官”：一切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易都在官府控制下进行，这是周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 青铜铸造业
西周最主要的手工业仍然是青铜铸造业，它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发展，在数量上比商代更多，分布范围也更广。
西周出土的青铜器虽然没有像商朝的司母戊那样的巨鼎，最大的大盂鼎也不过153.5千克，但是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商代。周原是西周的发祥地，在这里出土的窖藏或随葬青铜器群也特别密集，仅从1890年到1960年间就发现了7处窖藏青铜器群，一处从几十件到百余件不等。早在汉宣帝时，就曾出土过尸臣鼎，后来西周铭文最长的毛公鼎、最重的大盂鼎以及西周年代最古的大丰簋等都相继在这里出土。其他地方如陕西扶风分别于1942年和1976年两次发掘了上百件青铜器。
除了在数量上大胜于前人外，西周青铜器在品种上也有很多变化。殷人喜欢饮酒，酒器特别流行，而西周革殷之弊，减少了酒器铸造，增加了炊饮器具，并出现了新品种，如食具簋、盈、盆等，水器匝，乐器编钟，兵器剑、戟等，另外还出现了用于外出的行器和陪嫁的媵器等。根据出土发现，西周青铜铸造业因分封而得以广泛分布。商王朝的青铜铸造作坊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腹地，而到了西周，除了王畿之外，大小封国以至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青铜铸造作坊，同时也形成了有地域特征的青铜文化，如北方夏家店上层文化、西部甘肃青海地区的沙井文化、卡约文化等。
西周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河南洛阳北窑村发现的青铜铸造遗址是周王室的大型铸造坊。从该遗址出土的熔铜炉残片看，当时用于铸造的燃料是木炭，采用的是“内加热”法。当时的熔炉有大、中、小三种类型，分别铸造大小型号不同的铜器。大熔炉的直径有1米左右，从4个鼓风口鼓风，温度可达1200~1500度，可以一次溶解大量的青铜铸液，用于浇灌诸如大盂鼎、大克鼎那样的大型青铜器。用于鼓风的皮囊是用牛皮做的，4个鼓风口的直径分别为13~14厘米。这种青铜器铸造炉除了用于冶铜之外，还用于冶炼琉璃。当冶炼青铜器的熔炉温度达到1080度时，随着孔雀石、锡矿石的溶解，会产生玻璃质的矿渣。其中有丝状或块状的硅化合物，由于铜粒子的渗入而结成浅蓝色或绿色的结晶体，这就是琉璃，可以用来做装饰品。可以说美丽的琉璃是青铜冶炼的副产品。
西周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纯熟还体现在陶范制作技术的改进上。在商朝时，一个模型只能翻一次范，所以商代出土的青铜器没有两件是完全相同的，而西周则一模翻制数范，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当时陶范所用的土由石英砂、黏土和少量蚌壳粉组成，沙粒极细，是经过反复筛析、混料处理过的。在同一块陶范上往往配用两种范土，外范内壁层和内范外壁层用细腻紧密的范土，用以保证铸件表面的光洁度并增强铸液的流动性；外范外壁和内范的芯用粗大、松散的范土，以增加陶范的透气性。范土配好后，就先制作泥模，塑造出铸具的模型，描绘或刻画花纹和铭文，然后制成陶范。有的青铜器并不是完全用模具浇灌出来的，因为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焊接技术，有的附件是铸造出来以后才焊接上去的。
随着铸造技术的发展，西周后期青铜器的器壁由厚重变为轻薄，纹饰也由繁缛趋向简朴。由于陶范技术的进步，在器壁上刻铸铭文十分普遍，篇幅也逐渐加长。在扶风白家村出土的103件青铜器中，就有70多件刻有铭文，其中墙盘有280多个字。而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有铭文32行，共497字，与《尚书·周书》中的篇章一般长。而且这些铭文具有艺术性创作的倾向，例如从大克鼎、颂壶的铭文上看，很明显能看出泥模上为写字而划的方格。
西周青铜器铸造的技术不仅纯熟发达，人们还将这种技术以配剂的形式作了总结。《周礼·考工记》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里的“齐”指配方剂量，即青铜器铸造原料中铜与锡的比例。根据考证，除了铸造兵器的配剂量与事实有出入外，这份配料单基本正确，而且专家对商末以至战国的六百多件青铜器进行定量分析后发现，钟鼎类青铜器的合金锡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4％~16％，与《考工记》记载完全一致。可见西周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 车辆制造业
周代的车辆制造业也很发达。《考工记》说：“周人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在铜器铭文和上古文献中有贵族大量用车的记载，如《禹鼎》有“戎车百乘”，《诗经·小雅·六月》有“元戎十乘，以启先行”等。周代是“工商食官”，这些戎车一般由地方按军赋缴纳，或直接由官府制造。按照《考工记》记载，周代的车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辕驾四马用于战争、行猎或行旅的戎车，称之为兵车、田车或乘车；一类是两辕驾一牛的用于运输的牛车，称之为大车、柏车或羊车。当时的车全由木制，靠胶筋皮革加固，几乎不用金属，所以对造车技巧要求非常高。《考工记》所列“攻木之工”有7种，其中就有轮、舆、车3种专门制车的工匠。周人造车，分工明细，各司其职，车轮和车盖专门由“轮人”制造，车厢专门由“舆人”制造，车辕则由“辀人”负责。
● 漆器和陶瓷制造业
漆器作为礼器和实用器皿，在周的地位仅次于青铜器。西周的漆器在商的基础上更加流光溢彩，彩绘以朱、黑、褐三色为主，如湖北蕲春毛家嘴出土的漆杯，以黑、棕色为底色，上面绘有两条红色回纹和雷纹的装饰带，在两带之间绘有间隔的回涡纹和几何图案。西周的漆器除彩绘外，还有雕花，即在木胎上雕出花纹图案再加以髹漆。这种工艺在商代已有，到了周代得到发展，其中出土于琉璃河的漆觚是此种工艺的精品。西周的漆器工艺还有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在漆器的主要部分和易损部分包上铜或镶上青铜附件，便于长期使用。
西周的陶瓷业在商代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陶器依然是生活中应用最广的器皿。西周的陶器，早期以红色粗泥绳纹陶为主，主要器皿有鬲、簋、豆、鼎、碗、盆、尊、缸等；晚期以泥质素面陶为主，器类以鬲、甑、豆、盂、罐、瓮为常见。这时的制陶技术以轮制为主。与商代相比，器形更加丰富，胎质更为细腻，施釉水平也显著提高。釉色以青色和黄色为主，故又称“原始青瓷”。这种原始青瓷，烧制时的温度达到1200度，胎质结构细腻，吸水性差，已接近瓷器。
● 纺织业
除了丝帛外，西周最主要的纺织品还以麻、葛为主。在西周，人们已经掌握了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将麻皮沤泡后把纤维分离出来。在西周的贵族墓葬群中，经常有纺织品遗物出土，其中不仅有平纹织品，还有斜纹提花织物，如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的墓葬中，发现一片带有斜纹提花菱纹的织物残片，这种菱形图案是用提花机织出来的。此外，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用“辫子股”绣的刺绣针法，这种刺绣针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 商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丰富，西周的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但是这些交换仍然在官府的控制之下，即所谓的“工商食官”，所以进程缓慢。根据《考工记》记载，西周都邑的建设布局是“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即都城的左边建的是祭祀祖先的宗庙，右边是祭祀社神的社坛，前面是处理政务的官府，后面才是用于交易的市场，这样的布局便于官府对商品贸易的控制。在官府建立的市场上，有专门掌管商品交易的“胥师”一职，负责察看上市的货物是否合乎规定；另有“质人”，对买卖双方进行监督，主持和颁发双方制定的契约。
西周的市场分为“大市”“朝市”和“夕市”三种：“大市”就是太阳偏西时开张的市场，以“百族”为主，即以自由民和贵族派人来买东西为主；“朝市”就是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开张的市场，以商贾为主，“夕市”就是傍晚时开张的市场，以贩夫走卒为主。官府对市场管理十分严格，对交换的商品也有规定，《礼记·王制》说：圭璧金璋、命服命车、宗庙之器、牺牲等象征身份尊贵之物和祭祀礼器统统不能在市场交易。即使允许用于交易的日常用具、兵车、布帛、五谷、禽兽等，不符合规格也不能上市场交易，一旦被“胥师”发现，“即诛伐之”。
到了西周中期，由于私有观念的发展，属于公有制的田地在贵族间也出现了买卖。格伯簋的铭文中记载了格伯曾以“三十田”换取“良马”四匹；另一件彝铭记载，贵族矩伯以“十田”换一件瑾璋，以“三田”换用赤琥、麋鹿皮做的披肩以及蔽膝等物。从中看出不仅田地可以用来交换，连作为礼器的玉器也用来交换，可见西周中后期交易很盛，渐渐超出了官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民间的物物交换也十分频繁。《诗经·卫风·氓》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即抱着布匹来交换丝织品。本来货物交易就兴起于田边或井边，人们用多余的东西交换所需的物品。这种民间的物物交换成为自然经济的有效补充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