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运动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17世纪40年代，在东方，是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王朝——清朝；在西方，是英国国王与国会斗争加剧，不久爆发内战，从而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清朝开国之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经有过一番兴旺的气象。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励精图治，对内重视安定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对外维护国家主权，抵抗侵略，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和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到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初期和中期，国势达于鼎盛。这100年，史称“康乾盛世”。到18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并没有能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也未能得逞。

19世纪之后，封建主义的中国和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了。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快一慢，国力对比的一升一降，中外关系的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急遽的变化。

乾隆末年，清王朝已明显地由盛转衰。自嘉庆朝（1796—1820年）至鸦片战争前夜，整个封建制度已危机四伏。

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到鸦片战争前夜，在丝织、棉纺织、陶瓷、煮盐、采铜冶铜、采铁冶铁、制茶、制糖、造纸、木材加工等行业中，更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但是，清政府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先进的工业技艺视为“奇技**巧”。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地主阶级、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这种时张时弛的土地兼并、集中现象，到了19世纪初更是惊人。据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统计：直接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竟达83万顷（每顷100亩）。其他大地主大官僚也占有大量土地，北方的官僚豪富，有的拥地数百万亩，或“膏腴万顷”；江南一带，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在百分之一二十的人口手里，以致“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

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清王朝，是一个君主专制政权，鸦片战争前即已腐朽不堪。外迫强敌，祸在眉睫，清王朝依然昏昏沉沉。道光皇帝（1782—1850年）虚骄自大，封疆大吏闭塞无知，吏治黑暗，贿赂公行，朝廷充斥“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的老朽官僚；地方官吏，“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也逐渐瘫痪。以刀、矛、弓箭、短剑、藤牌、甲胄和少量火绳枪、滑膛炮等老式兵器装备起来的八旗兵、绿营兵，鸦片战争前夕约有90万（内八旗兵为22万）。不仅兵器落后，而且营务废弛，百弊丛生。当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奏称：“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或“粮多冒领”，或“老弱滥充”，或“训练不勤”，或“约束不严”，“凡此诸弊，翻为兵蠹，稍有缓急，其何可恃？”驻防京城的八旗兵，竟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甚而相聚赌博。有些海防要塞，使用的还是300年前的旧炮。至于沿海水师所用战船，大多是以“薄板旧钉”制成，“遇击即破”。

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镇压和消弭汉族知识分子及其他反抗势力的“排满”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入关之初，就采取怀柔与高压相结合的手段，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封建士大夫被迫面向故纸，背对现实；或沉湎科举考试，猎取功名利禄；或从事繁琐考据，不敢触及政事。他们闭目塞聪，孤陋寡闻，甚而“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

随着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从嘉庆朝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起义，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正当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之时，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猛发展。

英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扩张和掠夺殖民地，从17世纪50年代至18世纪60年代，先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成为显赫一时的“海上霸王”。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起开始工业革命，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过程大体完成。据统计：1835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1953台，纱锭900万枚，年产生铁102万吨，煤3000万吨。这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炮舰走遍全球，它的工业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它的贸易额在各国对华商务中居压倒优势。适应炮舰政策和经济掠夺的需要，英国的军事工业也在急速发展。当时，它已经拥有主要靠帆力航行，但也装备了蒸汽机的海军舰船，这种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装甲舰船，每艘配备几十门精良大炮，陆战部队则使用新式的来复枪和各式大炮。

法国经过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到19世纪20年代起，工业革命在国内大规模地进行。到1830年，法国拥有蒸汽机625台，1837年生铁产量达59万吨；从1815—1840年，棉织品的产量也增加了3倍。鸦片战争前夕，法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上已居第二位，但对东方的商品贸易额仍很小。

美国资产阶级是在1776年独立战争后取得政权的。鸦片战争前，它的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美国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是北美的人参、毛皮、棉花，南洋的檀香，从土耳其转卖的鸦片，以及从英国贩运的工业制造品；带回去的则是中国的茶叶、生丝和“南京布”（即土布）等。优厚的利润和美国政府的保护与帮助，使美国资产阶级“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货市场”。

清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实行闭关政策。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江、浙、闽三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口对外通商。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乾隆皇帝，在广东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后，清政府又陆续颁发《民夷交易章程》（1809年）、《防范夷人章程》（1831年）等，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行动范围、华夷交往等，作了苛细而烦杂的规定。构成闭关政策的另一项措施，是1760年在广州恢复的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登记认可，由专营对外贸易的行商（亦称洋行、洋商、洋货行）组成的垄断性组织。它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清政府给参加公行的行商以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的独占权，公行商人则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规礼，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起居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等。

当时中国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着的自然经济，有力地抵抗了西方工业品的侵入。清朝限制对外通商的政策，即所谓闭关政策，也起着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英国急于输出的棉、毛纺织品，在中国都缺乏销路。毛织品的滞销是由于不合内地穿着习惯。外来棉布价格既高又不耐久，不能和土布竞争。印花布虽然在19世纪20年代初叶被认为“愈洗愈鲜”，胜于“一洗即模糊”的内地印花布，但实际销路更有限。棉纱输入值也远不及印度进口的棉花（鸦片战争前夕，印棉进口年约25万包，值100多万英镑）。19世纪30年代初叶，英国人已经了解：中国自己植棉很广，但消费棉花数量甚大，在中国市场上容易推销的是棉花而不是纱、布等制成品。从19世纪20年代末叶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输华棉布虽然增加了一倍多，棉纱增加了五倍多，但每年总值不及70万英镑，加上其他制造品也不过100万英镑左右。而中国销英茶叶每年约值1000万银元，丝和丝织品约有二三百万银元，合计在600万英镑以上。正当的贸易平衡有利于中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不利的情况，还要提到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每年经英、美商人输出土布多至300多万匹，远销美国、南美洲。在19世纪30年代输出量减少，但经英商输出的每年也还有几十万匹。

鸦片贸易

1757年，也就是清政府下令闭关的同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鸦片产地孟加拉。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对华贸易急剧增长。为了追逐利润，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公开对华进行鸦片贸易。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麻醉毒品，原产于南欧、小亚细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因为它有催眠、镇静、止痛等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征税进口。17世纪，吸食鸦片烟的恶习，从南洋传入中国。

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产于印度的孟加拉鸦片、麻洼鸦片，以及土耳其和波斯鸦片。西方殖民者侵入印度后，葡萄牙人首先从果阿、达曼向中国澳门贩运鸦片，但数量不大，1729年清政府下令禁烟前，每年不超过200箱。175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后，迅即夺去其他各国商人和印度商人在孟加拉收购鸦片的权利，于1773年从加尔各答向中国试销鸦片成功。从此，英国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

1773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华伦·哈斯丁（W. Hastings，1774年第一任印度总督）制定了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政策，帮助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以垄断方式来增加生产，鼓励出口，毒害和掠夺中国人民。哈斯丁在印度总督任内一再强调，“不要干涉鸦片收入”。1797年，东印度公司又取得了制造鸦片的垄断权。

清政府是三令五申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雍正七年（1729年）颁发第一道禁烟诏令，对兴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刑，但对吸食者尚未论罪。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60年间，清政府上自朝廷，下迄督抚衙门，先后发过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但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走私与行贿并用，清朝整个官僚体制腐败，明发禁令，暗受贿赂，因此不管是道光以前采取的“塞源”（禁止鸦片输入）、“遏流”（查禁内地私销），还是道光时期加上的“正本”（禁止官民吸食），都没有能收到禁烟的预期效果。

烟毒在中国的泛滥

从19世纪起，鸦片开始大量流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最初的20年中，英国自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平均约为4000余箱（每箱约60公斤）。19世纪30年代以后，鸦片输入量迅速增加，1838—1839年已达到了35500箱。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肮脏的鸦片贸易开辟了中国市场，同时也发展了印度市场。英国在印度大量销售棉纺织品及其他工业品以购买鸦片，然后再用这些鸦片运到中国换取它所需要的丝、茶等物。在英—印—中即纺织品—鸦片—丝、茶这个三角贸易关系中，英国资产阶级获取了双重的利益。

由于鸦片输入额的激增，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中的长期优势，由原来的出超变为入超，贸易逆差的差额越来越大。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输入中国货物的总值中，鸦片已占到了50％以上。英国通过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的银元达数百万之多。

同时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还有美国和俄国。美国主要是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来。为了抗拒中国水师的缉私，美国的鸦片贩子专门制造了一种配有武器装备的“飞剪船”。鸦片战争前，美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额仅次于英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皇俄国也从中亚向中国偷运鸦片。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祸患。鸦片摧残人的身体健康，损伤人的智力，麻痹人的意志。在道光时代，鸦片的销售已遍于全国。据估计，中国受鸦片毒害的人数约有200万之众。

非法的鸦片走私，使中国蒙受到严重的危害。

首先，鸦片输入的增加，造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致使清朝的财源日益枯竭。根据不完全统计，1830年由英商运出的就有670余万元。鸦片战争结束前，一年流出1000多万元。十余年中，流出银子总数达一亿数千万元。

其次，大量的白银外流导致了银贵钱贱的后果。18世纪末，一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到鸦片战争前的1838年，则增加到一千六七百文。农民完粮纳税是以白银计算，过去卖一石谷可纳税银一两，而今差不多要用两石谷。农民的负担因此而加重，生活日益贫困。

第三，鸦片走私的结果，使清朝的政治更加腐败。鸦片贩子贿买清朝官吏，共享其非法收入。清政府虽多次颁布谕令、文告禁烟，然而鸦片走私却日益猖獗，这与吏治的腐败紧密相关。

第四，清军官兵中吸食鸦片者广泛存在，这使清朝的军队更加丧失战斗力。银荒又引起商业的停滞和物价的上涨。烟毒泛滥的影响波及全国各阶层人民。

虎门销烟

1836—1838年的几年中，鸦片问题引起清政府的讨论。统治集团出现了主张严禁和主张弛禁两派的争执。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品，理由是政府可借此增加大笔税收，弥补财政困难。弛禁派这种妥协主张，是当时官僚政治苟且因循病入膏肓的表现，也是统治集团中若干大小官僚不肯放弃从鸦片贸易营私肥己的反映。这种势力以当权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等为代表。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痛陈鸦片祸害，揭发官吏包庇，主张严惩吸烟者以遏制鸦片的输入。严禁派的主张得到舆论的广泛拥护，取得了胜利。道光帝命令负有清望而且办理禁烟有成效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讨论查禁事宜。两广总督邓廷桢从依违犹豫转而认真禁烟，12月12日，广州爆发了一万多人的群众示威，反对英、美等国暴徒干涉广东当局在商馆前处绞烟贩。到了年底，道光帝决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赴广州府查禁鸦片，并命令由他节制广东水师。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出告示晓谕军民绅商，凡吸食鸦片者要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除，同时还指名捉拿贩烟要犯。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得到了广州人民的大力支持，城乡各地纷纷呈缴烟膏烟具，揭发检举鸦片贩子。虎门附近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一发现走私鸦片的商船，立即遍吹螺号，集合渔船，前后纵火，将其烧毁。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推动下，查禁鸦片的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这使林则徐禁烟的决心大为增强，向外国烟贩庄严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在林则徐领导下，禁烟运动迅速趋于高涨。

英国资产阶级阴谋破坏这场禁烟运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潜逃，并阻英商缴烟。林则徐接到当地群众的禀报后，派人监视洋馆，同时下令停止了中英贸易。义律看到阻挠缴烟的计划无法实现，转而要求英商接受缴烟的命令，同时劝美国商人也一起缴烟，声称烟价统由英国政府付给。义律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中国处分鸦片贩子的问题，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为英国发动战争制造借口。

在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压力下，英美鸦片贩子被迫缴出鸦片2万多箱，约有230多万斤。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率领地方官吏，在虎门“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栅，开池漫卤，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燃，夕启涵洞，随潮出海”，将缴获的全部烟土当众销毁。虎门销烟这一伟大行动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

林则徐领导的这场禁烟运动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查禁鸦片的本身。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