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的统治政策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十三日，雍正帝病逝养心殿，其子弘历继位，改次年为乾隆元年。乾隆帝即位之始就面临着雍正帝严正统治十三年产生的副作用，为了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调节矛盾，改善各方面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乾隆皇帝戎装大阅图

乾隆即位后，相继下令核实垦田升科，停止清丈土地，停废契纸契银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停捐纳等，对雍正时不切实际、产生弊端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整。乾隆没有全盘否定雍正的政策，其性质始终不超出纠偏补过的范围。雍正许多重要而正确的制度，如秘建皇储、地丁合一、火耗归公、养廉银、奏折、军机处等制度，乾隆均原封不动地继承。

乾隆经过这一番宽缓措施，使以往那种紧张、恐惧的政治气氛为之一新，为实行自己的施政方针铺平了道路。

乾隆在成功地改变了雍正某些政策措施，消除其产生的积弊的时候，同时提出“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并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乾隆一上台就宣称：“治天下之道，贵得乎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宽严并济之道也”。在他统治6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总是宽严并提，把两者看作因时制宜、相辅相成的两个车轮，“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就是乾隆认定进行统治的不二法门。

按乾隆自己的解释，“宽”就是要爱民，“与民休息”，去民之累，去民之扰。他一再告诫臣下，要把宽大与废弛区别开来。“严”就是要对异端邪说、大逆不道、贪官污吏、恶棍奸民绳之以法，如果对这类人宽大，就会造成政治混乱和生民不幸。他祖父康熙的特点是“宽”，但是，到了晚年“宽”流于废弛；其父雍正不得不济之以“严”，而他自己却要做到“宽”“严”并济，“惩劝兼施”。他经常告诫大臣们，不要误解自己的宽大，“相率而趋于纵弛”则“有不得不严之势”。

雍正耕织全图

“宽严相济”是乾隆总结康熙、雍正几十年统治经验而得出的政治理论，从即位伊始，他就反复阐述、运用这一理论，从而形成自己有别于康熙、雍正两朝的统治格局和作风。这一理论为他提供了大幅度的回旋余地，有时候一些事情，可放宽政策，使矛盾缓和，以博得宽厚的好名声；有些事情则严加整顿，雷厉风行，把螺丝拧紧。

乾隆一生的政治实践，潇潇洒洒，十全武功，宽豁而峻严，正是体现了他宽严相济、刚柔兼施的妙用。

重农政策

乾隆与他的先辈一样，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即位不久，便组织人员编纂《授时通考》，并亲自作序，大力提倡精耕细作和提高产量的耕种技术，奖励有技术、勤耕细作的“上农”。在康熙、雍正招耕、开垦原抛荒土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山区、坡地进军，开垦原始土地。然而，土地的开垦是有限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到乾隆初人口已超过两亿。土地和人口成为一对尖锐的矛盾，为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乾隆帝在全国普遍推广甘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对缓和粮食匮乏、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乾隆时期，棉花、桑叶、甘蔗、烟草、茶叶、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进一步扩大。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产品商品化的扩大，又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江南工商业城镇的繁荣，使整个18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繁荣。

稳定西藏与“金瓶掣签”制度

乾隆十二年（1747年），西藏珠尔墨特企图实行分裂割据。清政府一面派两位新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入藏，相机行事；一面令四川总督策楞率兵入藏。傅清与拉布敦到拉萨后，情况已很危急，他俩冒险诱杀珠尔墨特，而自己也被珠尔墨特党羽杀害。为了削弱藏族贵族的权势，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又对西藏的行政体制进行了一次改革：废除郡王的封授，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人数仍为四名，四人均在噶厦衙门办公，地方大小事务，须四人秉公会商，协同办理；上奏朝廷的重大政务，须“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补放下属第巴头目，须“共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不得私放；各寺院之堪布喇嘛，均由达赖喇嘛酌行选派，噶伦不得专擅。这次改革，虽不够完善，但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辖，使西藏局势稳定了近40年。

掣签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人两次入侵西藏，再次暴露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腐朽性和体制的不完善，驱逐廓尔喀人后，清政府决心大力整顿和改革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制度。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式颁布和执行《钦定西藏章程》。章程共29款，最重要的是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自噶伦以下所有西藏政教官员，均为驻藏大臣的属员；达赖、班禅和各地呼图克图的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监视下，采取金瓶抽签来决定，即所谓“金奔巴”制度。另外，在西藏除2000清军外，又组建3000人的地方部队。这次改革，将西藏地方政府和宗教完全置于驻藏大臣的管理监督之下，从而密切了中原与西藏的关系，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

平定准噶尔叛乱

居住于伊犁地区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在康熙、雍正两朝一再挑起战争，清政府虽多次发兵打败了准噶尔部的军事扩张，却不能消灭其政权。乾隆初政，与准噶尔议和，从西北撤兵，划阿尔泰山作为喀尔喀与准噶尔游牧分界线，赢得暂时和平。

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死去，内部因争汗位而内讧，使得政局动**不安，社会秩序混乱，许多牧民纷纷逃离准部降清，使乾隆最后解决准部出现转机。

乾隆十九年（1754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率2万人降清，乾隆打破清帝冬天留居北京的惯例，乘马冒严寒赶往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一行，封其为亲王，班珠尔为郡王。

第二年，乾隆以班弟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副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出兵北、西两路，进兵准噶尔。此时准噶尔达瓦齐尚不知清已分兵两路进击，主要精力仍在征讨哈萨克上面。

五月，西北两路大军会师于距伊犁仅300里的博罗塔拉河，达瓦齐这才知道军情，慌忙率万余人退至伊犁西北格登山，结阵布营，五月十九日，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占伊犁，准部人民牵牛携酒，夹道欢迎。

两路清军从伊犁越推墨尔克里岭直抵格登山，准部兵一哄即散，达瓦齐在只有20余骑清侦察骑兵的冲击下，不知虚实，率2000人逃走，余下7000余人降清。达瓦齐逃到南疆乌什城，其首领伯克霍吉斯慑于清朝兵威，设计擒住达瓦齐及其子送给定北将军班弟。至此，盘踞伊犁七八十年的准噶尔割据政权被彻底消灭。同时，清军还擒获了雍正初年逃到准部的青海和硕特部头目罗卜藏丹津。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

土尔扈特部为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游牧于雅尔（今新疆塔城）地区，与沙俄接壤。其第八代首领鄂尔勒克因不甘受准噶尔部欺压，于明末移居额济勒河（即伏尔加河）流域。当时沙俄的势力还没有控制这一地区，土尔扈特仍然保留着蒙古语言与宗教信仰。自顺治十二年（1655年）起，土尔扈特部相继派使者与清朝联系。康熙时，为加强与土尔扈特部联系，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代表清政府前往土部看望阿玉奇汗及广大牧民。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逃入哈萨克的蒙古牧民随着伊犁形势的变化而返回。此时，沙俄已控制了土尔扈特部，并无休止地征兵同瑞典、土耳其战争。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从逃到土部的厄鲁特牧民那里得知准噶尔贵族已被清政府消灭，新疆地区恢复了和平安宁，遂萌发了回国的念头。渥巴锡集所属喇嘛、台吉等头目反复商量，决定乘伏尔加河冬季结冰之机，带领土部牧民回归祖国。但因连年冬季温暖，未能成行。

渥巴锡雕塑

秋郊大猎图卷（清）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渥巴锡率土部伏尔加河两岸蒙古牧民近17万人，终于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路程。

为了防止沙俄的阻挠，渥巴锡命土部轻装简从，抛掉所有的生活用具，仅用八天即通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草原，迅速进入冰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沙俄得知后，立即派大批哥萨克士兵追赶，被渥巴锡率众英勇击退。但行至克齐克玉子地方被哈萨克台吉额勒里纳拉里北部堵截，被迫走入沙喇伯勒北部戈壁。数千里戈壁，漫漫黄沙，水草皆无，土尔扈特部靠饮牛马血而行，又发生瘟疫，人畜死亡过半。到达伊犁时，仅剩7万余人。

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归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来到伊犁。渥巴锡献其祖先所受明永乐八年（1410年）汉篆敕封玉印及玉器、宣窑瓷器等物，请求入觐。

乾隆非常重视欢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在乾隆的亲自布置下，抽调陕西藩银200万运往甘肃购买物资，并抽调大批仓米、茶叶、布匹、棉花等运往伊犁。

九月，渥巴锡率土部大小头目来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乾隆设宴于万树园，封渥巴锡为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其族子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降人舍楞为新土尔扈特（平定阿睦尔撒纳后先回归的蒙古部落）部弼哩克图郡王，其余首领均封贝勒、贝子等。乾隆将渥巴锡所部旧土尔扈特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十旗，放牧地划在天山以南珠勒都斯地区，由伊犁将军管辖。新土尔扈特编为二旗，牧地在科布多，由科布多大臣兼管。土尔扈特部回归对清王朝稳定西北统治，增强凝聚力，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大小金川战役

大小金川在四川西北部，是藏族定居地区，“万山丛矗，中绕汹溪”，土产唯青梨荞麦，居民皆住石碉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势力强大，起兵攻击邻近各部落，清朝政府派张广泗率兵镇压，“久而无功”，乾隆杀张广泗。后又改用岳钟琪，莎罗奔出降，但久而复叛。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朝政府又派阿尔泰联合九土司攻大金川，大金川反与小金川等部共抗清兵。三十六年（1771年），清兵为大小金川土司所败。乾隆杀阿尔泰。清朝集中兵力，前后耗饷达7000万，至四十一年（1776年）才把大小金川压服。清朝于该地设美诺厅（后改懋功县）、阿尔古厅，直接由四川省统辖，四川西北部诸土司也逐渐改土归流。

六巡江南

乾隆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中他自称效法其祖康熙南巡，在其行踪中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头四次乾隆也打着奉太后巡幸的旗号，侍候皇太后南巡。三十年以后，皇太后年龄实在太大，经受不住千里辛劳，乾隆不得不暂停南巡活动，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太后病逝后的第三年，才开始实现后两次南巡。

乾隆历次南巡，大多在正月十五日前从北京出发，陆路经直隶、山东到江苏清江，渡过黄河，改为水路，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銮时，绕道南京，祭明太祖（朱元璋）陵，检阅部队，又回运河原路，于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返回京师，先于安佑宫行告先帝礼，然后住进圆明园过端午节。

康熙南巡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治理黄河、运河和淮河，保证漕运畅通无阻和减轻三河交汇一带百姓的水患，每次视察河口，都“亲乘小舟，不避水险，各处周览”。乾隆南巡也标榜“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每次南巡都要视察黄河淮河河工，特别是对杭州海塘的治理，提出以柴塘修筑石塘的正确方案，并大见成效。

他的另一个目的是视察民情，关心民间疾苦，每次南巡都要向百姓显示“皇恩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所过州县当年应征额可减免3／10，受灾歉收地区免5／10，省会江宁、苏州、杭州及其所在州县免全部地丁银两；奖励各省“老民老妇”；对犯人宽大减刑，增加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科举名额，并在途中联系现实恩科士人，择优录取，授予功名，乾隆甚至下令：地方官不要阻拦百姓观瞻“天颜”，以免阻塞百姓“爱君之热情”。但对老百姓拦路叩阍则一律加以重惩，道学思想浓厚的乾隆，决不允许犯上不敬的行为扫他的兴。

乾隆毕竟是一位明智而有作为的君主，他在南巡途中并不荒废日常政务。各地的报告、奏章直接送到他沿途驻跸的行宫，照常由他亲自阅读批答。例如，第二次南巡时，正值平准战争，他一边巡幸，一边阅读前方奏报，指示方略，下达命令。乾隆在南巡中还特别注意利用召见机会，考察吏治，用朱笔写下召见官员的印象，以作其任用、升迁的参考。除视察河工、海防外，乾隆也能注意兼顾普通百姓的利益。祭神灵、祀圣贤、尊老重孝、奖拔文人、题诗作画等，这类点缀文治武功盛世的政务活动，乾隆更是不厌其烦。

乾隆南巡图

乾隆南巡的队伍相当庞大。除了随行的后妃、皇子外，还带有一整套政务处理班子以及王公、章京、侍卫等，约有2500余人。走水路得用千余艘大小船只，形成浩浩****的数里船队。巡幸所经地方，各级官员都要兴师动众，提前修桥铺路，整缮城郭，建造行宫，训练士卒，通缉盗匪，清理刑狱，安抚穷人，筹办珍玩，安排迎銮。仅乾隆乘坐的御舟安福舻，就需每班600人，共六班3600人的拉“龙须纤”河兵。南巡途中，乾隆的生活条件和设施与宫中没有两样，每日早晚照例鸣鼓奏乐。茶房所用乳牛多至75头，膳房所用羊1000头、牛300头，均提前从北京运到镇江、苏州等地。乾隆对饮食极为讲究，每天得从北京或地方专门供应冰块和泉水，在直隶时用玉泉山泉水，在山东用济南珍珠泉水，在江苏用镇江金山泉水，到浙江则用杭州虎跑泉水，每天仅供乾隆一人生活所需的就几达千人。乾隆六次南巡费糜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产。乾隆为了减轻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负担，鼓励江浙商人（特别是扬州盐商）报效银两，资助他的南巡活动。商人们又为了迎合乾隆的享乐，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不惜银两，极尽天工巧夺，去构筑仙境般的虚假荣华。正由于商人的积极参与，使乾隆南巡显得格外铺张豪奢；商人们粉饰的虚假繁荣，也使乾隆本易被腐化的帝王心理更加腐化，到他后期大肆无节制地挥霍，最终将这种“繁荣”引向了衰落。

大兴土木

乾隆性喜游乐田猎，又具很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力，对建筑艺术颇有见地。他希望官帑“俾得流通”，而当时又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向，那就唯有大兴土木，进行城市、园林建设，这既适合他的性格特征，又可作为他夸耀业绩的物证。

在此思想基础和雄厚财力的前提下，乾隆凭着自己的兴致，充分发挥自己的建筑艺术才华，在北京、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大兴土木。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服丧期满后，从大内移居圆明园，并经常驻跸于此，开始扩建圆明园，在雍正御园的基础上，向东向北，增建宫殿楼阁，所谓“恢拓营缮，宏规大起”。工程是常建未停。随乾隆南巡的开展，江南的景点和风光也“搬进”了圆明园。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左右，圆明园工程才基本停下来，形成了圆明园上百个景点，并且这时的圆明园已与西洋楼、绮春园和作为乾隆归政后颐养天年的长春园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后来在嘉庆朝此园又继续增加了一些景点。整个圆明园平地造园，凿池引水，堆山植树，在福海及许多湖泊、河渠、假山旁兴建一批又一批宫殿亭榭、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建筑群，在我国园林艺术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誉为“万园之园”。

乾隆十年（1745年），开始营建香山静宜园，在其周围设健锐营，修建兵营、民房、庙宇。十四年（1749年）以后，为迎接皇太后六十寿诞，新建清漪园（即今颐和园），改瓮山为万寿山，瓮山泊为昆明湖，疏浚湖泊，营造殿堂。十八年（1753年），又修成玉泉山静明园和京东盘山的静寄山庄。此外还修缮了许多坛庙。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是北京西北郊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建筑最繁忙的时期。

圆明园内的大水法遗址

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大规模修治北海，工程延续近三十年之久，今北海大部分景点就是这时始建或改建、扩建的。

在乾隆前期和中期，整个北京城内外，到处是工地，不时可以看到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原有的建筑也焕然一新。

康熙时只完成了避暑山庄的宫殿区和一些景点的建设，大规模的扩建工程是乾隆来完成的。此外，乾隆还在山庄的东北方向，根据蒙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风格，先后建成了外八庙中的五座，使之与山庄融为一体，更加充分地发挥“抚绥远人”的政治功能。

乾隆的大兴土木与南巡一样，是当时的有识大臣和后来的研究者评论的两大败政，都认为他不惜劳民伤财，为供一己之享乐而使海内变穷，变乱由此而起，国势由是而衰。这种评价实在不为过分，乾隆也作《知过论》，承认自己一生中的过失是好兴土木，引咎自责。但是，任何历史问题都有它复杂的一面，除劳民伤财一面外，大兴土木也确实起过肃观瞻、抚绥远人（特别是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政治作用。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乾隆的大兴土木并不是无偿的劳役征调，而是物料给价，雇工给值，所以，乾隆辩解“力役之征，古所不废，惟本朝则无其事”，兴修工作等事，是“以工代赈，俾小民均资利益”。在资金方面，除动用库银而外，乾隆也采取集资的办法。

避暑山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