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夺位与秘密建储制度

康熙通宝

雍正自己参加了争夺皇位之争，对骨肉相残的景况感触颇深，尽管他取得了胜利，但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人再为最高权力的交接出什么乱。继位后，他在谨慎处理、打击政敌的同时，也在深思熟虑地筹划着以后最高权力顺利交接的问题。他总结历史上明立太子和其父两次立废太子的经验教训，结合祖先努尔哈赤定下的选“德”“才”兼备的“贤能”皇子为嗣君的家法，不到一年，便想出了一个秘密建储的办法。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在乾清宫召见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和九卿，宣布了立储的原因和办法。他告诉众大臣：他已选定储君，储君的玉名已写好密封，装在一个锦匣内，准备把它放在宫中的最高处、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让众大臣知道“国本”之定，待他死后，便可取出传位诏，宣布新皇即位。这位储君是谁，本人不知，诸臣不晓，只有皇帝一人预定。这样就确立了秘密建储制度。

乾隆通宝

雍正经常居住在圆明园，除乾清宫的密诏外，又另书内容相同的密诏置放在圆明园御政处。两份诏书，同样有效。这也成为一种定制，以后的传位密诏都存放两处，以防不测。

雍正在创立秘密建储制度之前，还创立了一个上书房皇子、皇孙教育制度，作为密建皇储制选“贤能”的基础。将皇子置于同等受教育的竞争环境之下，老皇帝可以根据对皇子的重新评价，秘密修改锦匣内亲书的储君玉名，使秘密建储制度更加完善。

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可以收到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也能避免明立太子可能出现的储君与皇帝争权、诸皇子争储、储君骄纵等弊病，还能保证储君有较高的素质和政治才能。乾隆帝弘历继位后认为，这个办法很好，遵奉实行并加以完善。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择上书房师傅，令皇子入书房读书，经过三次选择，密立皇十五子颙琰为储君。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都是经过上书房教育培养，用秘密建储的方法择定的。实行秘密建储制度后，清朝再未出现皇位纷争。可见，在减少混乱、稳定政局方面，这一制度相当成功。

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清统治者，为了欺骗劳动人民，“正赋”的额数并不为高，但“正赋”之外，另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有些地区，“附加税”往往比“正赋”高达三五倍不等。所谓“催纳之数不多，供亿之数更繁”，劳动人民“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

清初的“附加税”名目很多。如“耗羡”（亦称“羡余”或“火耗”），即是官府将征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经过再加工铸造，熔炼成一定数量的银锭，再上缴国库。其中的损耗、解运费用，名曰“耗羡”。再如交纳粮食入仓的损耗，称之谓“雀耗”“鼠耗”，都算在劳动人民的身上，要向人民多征收一部分粮食、银钱。

雍正反对地方官吏横征加派，但也不同意让他们“枵腹从事，令天下人视官场为畏途”。相反，他主张要使官吏丰足，“督抚司道亦皆饶余”，所以，在他推行火耗归公的同时，又建立了养廉银制度。

雍正规定了火耗归公后的用途一是官员养廉，二是弥补官员的亏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无论弥补亏空，还是留作地方公用，都与官员养廉有关，都是为了整饬吏治。

养廉银制度，最先在地方文官中实行。各省官员的养廉银数额，根据各省、道、府、州县所辖区域大小、冲僻、繁简、贫富等情况，多寡不一，总督最高达3万两，最低也有13000两；知府、知县数百至3000两不等，连从九品典史也有数十两。全国直省文官养廉银每年达280万两。随后到乾隆朝，八旗、京官、武职都实行了养廉制度。

雍正推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头几年，又大力清查亏空，严惩贪赃，的确收到了整肃吏治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养廉银也完全变成了官员的个人收入，耗外加耗，养廉银不养廉的问题又渐趋严重。火耗归公无形中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摊丁入亩”制度

康熙年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虽然是赋役制度的一个进步，但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一些较有眼光的官吏、地主鉴于明末赋役不均引起农民大起义的教训，对此忧心忡忡，提出过一些改革方案。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史董之燧提出“摊丁入亩”的主张，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清楚，平均摊入到田亩中，按亩征收。户部讨论了他的建议，认为这样做变化太大，加上地方持反对意见的人很多，这个建议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董之燧提出的问题又不能不解决。后来，经康熙默许，先在广东和四川两省试点。

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新登上皇帝宝座的雍正，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正式在全国颁发诏令，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摊丁入亩”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这是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按土地多少收税实际上就是按人们的财产和负担能力收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情况，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因为，地主阶级地多丁少，农民阶级丁多地少，摊丁入亩，势必使农民负担的一部分税款会摊到地主的身上。因此当时人说：把丁银“摊入田粮内，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

创立军机处

为办理国家要务和军机大事，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设军需房，七年六月改为军机房，八年改称军机处。

军机处仅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种官职。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雅称“枢臣”，由雍正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别选拔，或由军机章京升任，也可由满洲皇族亲王选任。其名额多少由皇帝所定。最初设三人为军机大臣，即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后来有所增加，最多时达11人。他们之间无隶属关系，但以品秩高、资历深者为“领班”，誉称首揆。他们分别对皇帝负责。军机大臣全称“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初入者还要加“学习”二字。

军机章京（章京，满语意为“官”儿）俗称“小军机”，初创时称“军机处协办”，乾隆四十五年改为“章京上行走”。最初军机章京定员无额，直至嘉庆四年始定满汉章京各16人，以满汉各8人轮班值守。最初章京在内阁中书中选用，后多为院部保送，经军机大臣考试后录用，由皇帝传补，负责满、蒙、汉文字工作。

由于军机处是朝廷枢密所在，所以有官无吏，以防泄露秘密。因此军机处洒扫庭院、勤杂送水等工作例取十五岁以下不识字儿童若干人充任，满语称“苏喇”又称“小幺儿”。最初军机处值房在乾清门外偏西，后迁至乾清门内，与南书房临近，最后移至隆宗门西南，都是临雍正帝寝宫不远的地方，便于联系。

军机处的职责是负责拟写皇帝发布的谕旨，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审办大狱要案，奏补文武官员，查考行军山川道里及兵马钱粮，查考大典礼旧案与考证历史事件，扈从皇帝巡幸出游以备顾问，稽查封疆大吏行政效率等。军机处的设立，巩固了皇权的集中，使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达到顶峰。

随着军机处的设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运作发生了改变，原来由内阁承旨、六科封驳、公事用题本内阁承办、私事用奏本直接达御前的方式，改为皇帝亲书谕旨或口授，军机大臣承旨拟谕、径自廷寄各地的方式，从而使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名无实，大学士和议政王大臣成为有名无实的闲曹。而且军机处临近大内，一切活动均在皇帝监视下进行，便于控制，同时雍正还设立许多警戒，使军机大臣处处小心从事，敬上畏命，雍正帝牢牢地控制了军政、行政大权。

设立军机处还有一种目的是打击掌握朝中重权，在内阁、六部等有党羽的诸王势力。

清初文字狱

西北用兵

十月，清廷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四川总督岳钟琪统兵征讨。在清朝强大的军事攻势下，叛军迅速瓦解。雍正二年（1724年），叛乱被平定，罗卜藏丹津男扮女装逃到了准部策妄处。清政府多次向策妄阿拉布坦索还罗卜藏丹津不给，可见，清廷与准噶尔部仍然处于僵持状态。

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

随着政治改革的实现，政局稳定，财力充足，雍正已有条件解决准噶尔部问题。从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筹谋、准备讨伐准部事宜。同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继立，雍正认为有机可乘，下定用兵的决心。

雍正行乐图

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雍正下令两路进军，讨伐准噶尔。噶尔丹策零闻讯，十分惊恐，马上遣使赴京，声称如果既往不咎，仍愿听从清廷命令，解送逃犯。为此，雍正下令暂缓进兵一年，召傅尔丹、岳钟琪进京商议军情。想不到在缓兵之期的雍正八年（1730年）冬，策零派兵2万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清军损失惨重，岳钟琪回到西路军大营，谎报军情，反败为胜；傅尔丹回到北路军营也不积极备战。

雍正九年（1731年），策零又派大、小策零敦多卜领兵3万，向清军北路大营扑来。傅尔丹有勇无谋，中了策零的奸计，率领1万人轻装冒进，在和通泊与敌军2万相遇，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傅尔丹幸免于死，被降为振武将军，以顺承郡王锡保代为靖边大将军。十年（1732年）正月，策零派6000人自乌鲁木齐扰掠哈密，西路军指挥失灵，使敌安然逃回。光显寺之战失败后，噶尔丹策零无力再战，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先提出议和。经几年的征战，清军十余万，胜少败多，人力物力消耗很大，也于同年五月宣布暂停进兵。第二年七月，雍正正式同意议和。噶尔丹策零重新称臣入觐，清政府划定牧区界限，同意他在阿尔泰山西边游牧。此后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的和局。

雍正西北用兵，调度乖方，几易两路主帅，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对准噶尔部的扩张多少起到了抑制作用，对维护西北地区的安定与统一也有积极意义。

用兵“苗疆”和改土归流

雍正时，清朝政府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在广阔两三千里的“苗疆”（贵州地区），云南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司以及云南西南部与缅甸连界的各边地，大规模施行改土归流。鄂尔泰等对各少数民族的土司采取了招抚和镇压两种办法，先后招降贵州苗、瑶各族2000余寨，又缴纳广西土司的敕印和军器2万余件，并在云南设置了普洱府，以便于对西南各族的镇压。

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由于官吏的暴虐和对各族人民的掠夺屠杀，引起了不断的苗民起义。雍正十三年（1735年），台拱苗寨奋勇抗清，一直到乾隆初年才停止，清廷派兵在“苗疆”前后烧毁了苗寨1224座，屠戮苗民达17000余人。

改土归流的主观目的是对西南各族人民进行直接的统治，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改善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闭塞的面貌，有利于国内各民族间经济、文化进一步联系，因而也多少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