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或战争动乱等原因，生活无着而到处流浪的人。流民问题，早在汉末、两晋时就曾经出现过。明代中期的流民问题，则主要是由于皇庄、官庄的广泛建立，土地兼并的空前盛行，赋税徭役的异常苛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法负荷沉重的经济负担。于是，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和地租，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处漂泊，成为流民。早在明初，在个别地区就已有流民存在。到英宗正统以后，流民则几乎遍及全国。加上不堪赋役而逃亡的工匠和士兵，使有些地区的人口逃亡超过一半，甚至达到十分之九。其中以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湖广、浙江、福建诸省，最为严重。据计，全国流民总数约达600多万，占总在籍人口的1/10，成为明朝政府严重的社会问题。

地处湖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的荆州、襄阳山区，元朝末年，曾是红巾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曾派大将邓愈率军在此剿灭了红巾军的余部。从此，这里便被列为全国最大的封禁山区。由于该地山谷厄塞，川险林深，有着广阔的沃土可以耕垦，丰富的矿藏供采掘，且为三省交壤、相互不管的地界，封建统治相当薄弱，所以各地流民纷纷涌入，到成化初年，便聚集已达150万左右。他们砍草结棚，烧畲种地，自由自在，过着“既不当差，又不纳粮”的生活。久而久之，流民的大量聚集，破坏了当地的里甲制度，打乱了封建的统治秩序，引起明政府的极大恐慌和不安。于是，急忙下令，或驱赶勒令回归原籍，或就地附籍，以“编甲互保”；随后又颁布了严厉的法律，凡不肯回籍者，“主犯处死，户下编发边卫充军”。在严厉的限制和疯狂的迫害之下，流民们忍无可忍，终于在成化元年（1465年）四月，由刘通、李原等先后领导，发动起义。

刘通，河南省西华县人，膂力超群，曾高举起过县衙门前的千斤石狮，故人送其绰号为“刘千斤”。早在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便流亡襄阳府房县酝酿起义。得知附近有绰号“石和尚”的石龙，曾联络冯子龙等数百人，到处劫富济贫，便派人与之联络，终于结为一体。他们一起酝酿准备长达二十年，至此方正式起义。他们在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海溪寺称王，国号“大汉”，建元德胜，以石龙为谋主，以刘长子、苗龙、苗虎为羽冀，另设将军、元帅、国师、总兵等官职。起义军活跃在襄阳、邓州、汉中等地，四方流民，纷起响应，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十万。

事发之后，当时在此视察的副都御史王恕，急忙奏报朝廷。五月，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合湖广总兵李震，会同王恕三路大军并进，全力镇压。至次年五月，起义军经过长期的顽强浴血奋战，虽然多次重创官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刘通、苗龙等主要首领40余人不幸兵败被俘，均被解京磔杀于市。起义军男子十岁以上皆多被杀害。惟刘长子、石龙等暂时幸免，转移到巫山等地，继续进行斗争。后因刘长子的叛变，刘通之妻连氏及其部将常通、王靖、张石英等六百余人，均被诱杀，使起义失败。叛徒刘长子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最后也同石龙等一起被磔杀。

起义虽暂时失败，但并未就此中止。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荆、襄流民又在李原等人领导下，继续进行起义斗争。李原，河南省新郑县人，因蓄一部漂亮的大胡须，故被人送以绰号“李胡子”。他原是刘千斤的部将。刘通失败时，他同王彪等走脱，不久又联络了其他起义军将领小王洪、石歪脖等，再度起义，往来南漳、内乡、渭南之间，并重建起农民军革命政权。李原则拥立为“太平王”。明朝政府闻知后，举朝大惊。十一月，赶忙任命都御史项忠为统帅，总督河南、湖广、荆襄等处军务，前往征讨。项忠老奸巨猾，到襄阳后，主要采用了围困逼降的手段，驻兵分布险要，遣人张榜招抚，致使广大流民受骗，扶老携幼，纷纷出降，竟多达40余万。另有144万，则被项忠军队强行驱逐出山。有的遣返还乡，有的则被充军湖广、贵州等地。项忠军队入山后，不管是起义军，还是一般老百姓，都纵其部下随意滥杀。史称“尽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而被充军湖广、贵州者，又多死于中途，“尸满江浒”。事后，大刽子手项忠为给自己歌功颂德，竟树起了所谓《平荆襄碑》，但广大人民却都嘲讽为《堕泪碑》。至此，轰轰烈烈的荆襄流民大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流民并未消失，而是始终“逐去复至”，依然“屯结如故”。从而迫使明廷不得不开始认真研究总结，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空前严重的流民问题。所谓“流民入山就食，云集如前。大臣悔祸，始议更张”。国子监祭酒周兴谟编写了《流民说》，以深刻的笔触，详细阐述了荆、襄流民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结了自东晋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该地流民问题的经验教训。他提出，政府应该允许流民就近附籍；离郡县远者，则要侨设州县，即“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都御史李宾也极赞其说。朝廷采纳其议，于是在成化十二年（1476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

七月，北城兵马司吏目文会，在其奏疏中不仅指责了白圭、项忠等人对“刘千斤、石和尚、李胡子相继作乱”的“处置失宜”，以致使流民“终未安辑”的错误，同时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荆、襄闲置的沃土，应当任民尽力耕垦，愿回籍者听便；二是选择良吏好生慰抚，令军卫官兵严加守镇，以使流民“自安”；三是增设新的府、卫、州、县，立保甲，兴学校，厚风俗，使民趋善。朝廷予以采纳，并发此疏至郧阳，命原杰工作中参考。

原杰赴任后，“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无所不亲至”。所到之处，“宣朝廷德意，问民间疾苦”，深得民心，“诸父老皆忻然愿附版籍为良民”。为了妥善安置这众多的流民，他特意召集湖广、河南、陕西等省的巡抚、按察使、都指挥使和布政使等地方要员们，共同商议。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决定：将这11万3千余户流民，除愿回原籍的1万6千余户发还外，其余愿定居此地的9万6千多户，则允许他们各占旷土，官府计丁力限给，令其垦种，永为己业，以供赋税徭役。为更好地管理这些新附籍的流民，令湖广省割出竹山县部分地区，分置竹溪县；割出郧、津部分地区，分置郧西县。令河南省割出南阳、汝州、唐县等处部分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等三县，令陕西省将商县分为商南、山阳二县，而升商县为商州。升郧县为郧阳府，管辖郧、房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等六县。为了便于管理，他们又决定，将流民同土著交错安插居住，并在郧县立行都指挥使司以及卫、所，加强控制和防范。原杰与众官协商既定，便上报朝廷，并推荐原邓州知州吴远为郧阳府第一任知府，荐御史吴道宏，代自己继任经略。疏上，宪宗皇帝当即批准，下诏擢吴道宏为大理寺少卿，兼制湖广、河南、陕西三省，抚治郧阳等八郡，开府于郧阳。原杰则被诏封为南京兵部尚书。至此，轰轰烈烈的荆襄流民起义最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