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禁忌创造财富

皮尔·卡丹，一个服装界极负盛名的设计大师。那么，他是如何取得如此的骄人成绩，他的制胜之道是什么？那就是他的别出心裁。

事实证明人们都有猎奇的心理，只有新奇的东西才能吸引更多的眼球，皮尔·卡丹正是用他出奇的设计之手，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轰动。

“二战”后的法国，经济迅速复苏，大批妇女冲出家庭的藩篱，融入社会生活之中，整个欧洲的社会消费大增。卡丹想：如果能将自己设计的服装大批生产，市场前景将会不可估量。卡丹本来就是极聪明的人，他怎能放过这一商机。他毅然提出了“成衣大众化”的口号，把设计重点放在一般消费者身上，让更多的妇女和男士买得起、穿得上。

不久，卡丹源源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风格高雅、质料适度的成衣，这些物美价廉的服装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卡丹时装店天天门庭若市。

“成衣大众化”在商战中是出奇制胜的妙计，而在服装界则是一种创造性的革命。

卡丹这一大胆创举，惹怒了保守而嫉妒的同行，他们群起而攻之，说他离经叛道，有伤风化，联手欲将卡丹逐出巴黎时装界。

面对世俗的偏见、同行的嫉妒，卡丹没有屈服退缩，而是我行我素，一次又一次使用奇招妙计，攻克和占领时装市场的一个又一个阵地。

在卡丹之前，法国时装可以说是女人的领地，根本没有男人的一席之地。这是法国数百年时装历史一直维持着的传统，谁也没想过变更。卡丹却从此处找到了开拓市场的缺口。于是，他继“成衣大众化”之后，又掀起一股男性时装的旋风。不久，在那些被女性时装长期垄断的橱窗，开始出现充满阳刚之美的男性高级时装。

紧接着，卡丹又把开拓市场的目光转向了童装，他的系列童装一问世，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欧洲市场。他所设计的童装怪诞离奇，富于幻想，仿佛在为儿童世界演绎着一个个神话和梦想。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童装单调、平淡的陈旧样式，而且使落后的法国童装与高级时装一起走向了国际市场。

此后，卡丹又推出一系列妇女秋季套装，以款式新颖、料质柔顺、做工精细而成为年轻太太、时髦女郎的抢手货，并再一次轰动整个巴黎。

卡丹不仅在服装领域里出奇制胜，而且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也奇招迭出。

他首先在法国倡导转让设计和商标，利润提成7%至10%的经营方式。打破了服装行业长期一成不变的呆板经营局面，推动了法国服装产量的增长，而且将法国服装设计艺术推向一个**。

1962年，法国服装行会在所有会员的要求下，请卡丹出任行会的主席。

他还先后三次获得法国时装的最高荣誉大奖——金顶针奖。这一大奖对一个时装设计师来讲，就像电影奥斯卡金奖或学术界的诺贝尔奖一样，代表至高无上的荣誉。而今，皮尔·卡丹的名字可以和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齐名，被视为法国的骄傲。

对于喜新厌旧、追赶时髦的小姐们，皮尔·卡丹用一套套新颖的服装去满足她们。不仅如此，他还在社会需求增加的情势下提出成衣大众化口号，并掀起男装的旋风，还推出童装、妇女秋季套装等产品。所有这些成就和随之而来的数不清的财富，都是他打破行业传统禁忌别出心裁的结果。

换一个角度找“钱”途

当人们有某种需要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心直口快者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意思，而性情乖巧的人则会委婉地表达。而且，与直接说出的意思比起来，它反而更有效。做生意也是一样，马幼斌通过“借力”的方式，用游客的手为自己植树造林，绿化了度假村，而且还让游客乐在其中，他的点子让人叫绝。

浙江温州人做生意全国有名，在商场上，他们常常使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高招，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浙江东部有一个风光旖旎的小岛，名叫鹿儿岛。因气候温和、鸟语花香，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的观光游客。有一位名叫马幼斌的温州商人，看中了这块宝地，便在这里选取了一块光秃秃的山坡，修建了一座豪华气派的鹿儿岛度假村。但由于度假村地处秃坡，一些投宿的观光客总觉得有些扫兴，建议马幼斌尽快绿化此坡，改善度假村的环境，马幼斌觉得这个建议好是好，但度假村里人手少，资金又不足，要栽树不知栽到哪年哪月才能栽完。不过马幼斌毕竟是个温州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他脑子一转，立即想出了一个高招。时值植树节，他迅速在各大媒体打出一则这样的广告：

各位亲爱的游客：你想在鹿儿岛留下永久的纪念吗？那么，请到鹿儿岛度假村的山坡上栽上一棵纪念树吧，以纪念你的新婚或旅行！

这一招果真管用，很快就得到了观光客的热烈回应，那些常年生活在大都市的城里人，在废气和噪音中生活久了，十分渴望到大自然中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休息休息，如果能亲手栽上一棵树，留下“到此一游”的永恒纪念，那是很有意义的，于是各地游客都纷纷来鹿儿岛度假村的山坡上栽树。

一时间，鹿儿岛度假村变得游客盈门，热闹非凡，当然，马幼斌并没有忘记替栽树的游客准备一些花草、树苗、铲子和浇灌的工具，以及一些为栽树者留名的木牌。并规定：游客栽一棵树，鹿儿岛度假村收取10元的工本费。并在木牌上写上大名，以示纪念，这是很有吸引力的赚钱高招，到此一游的人谁不想留个纪念？因此，一年下来，鹿儿岛度假村除食宿费收入外，还收取了栽树费数百万元，几年以后，随着幼树成材，荒秃的山坡绿化了，马幼斌也因此发了大财。

纪念的东西总是弥足珍贵，所以谁都愿意留下一些东西来纪念。马幼斌其实就是抓住了人们这样的心理，巧妙地借助了游人的力量，从而实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这里面包含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换一种思维、换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如果马幼斌说种树是为了绿化他的山坡避免难看，恐怕不会有谁会去种树。正是如此“迂回”的战术，马幼斌的点子才获成功。

新思维解决旧难题

按揭购买大宗商品现在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十九世纪初的时代，梅考克能想到并果断采用这一方法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创举，恐怕比他的发明本身更具意义，他也由此挽救了自己的公司。

1831年，史乐恩·梅考克发明农机具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且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收割机。这台机器的诞生是农业生产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梅考克很为自己的这一杰作得意。他认为，人们将会对这种收割机趋之若鹜。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收割机的推出没有引起轰动效应，销量寥寥可数。许多习惯旧生产方式的农民认为用镰刀凭力气干活，足可温饱，何必用机器，而且机器的价格也很贵，对于一个只求温饱的农民来说，要买一台收割机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为了打开销路，梅考克采取了许多措施，诸如增设销售网点、加派推销人员、增加投资等，结果还是无人问津。

梅考克几年的发奋努力，不但没有打开销售市场，反而把本钱赔个精光。思想狭隘、目光短浅的农民，对新生产力的抵制，使梅考克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理想成了泡影，也使他的发财梦破灭了。

为了让农民购买他的收割机，以挽救他的公司，史乐恩·梅考克发动全公司的员工出主意、想办法，但仍没有一个周全完美的计划。梅考克为此万分焦急，夜不能寐，总是想不出一个好的推销办法。他之所以不考虑转产或破产，是因为他认为，收割机虽然暂时不受欢迎，但它的发展前途将是远大的，只要能找到好的销售办法，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梅考克的这一想法非常正确，事实证明，并不是收割机不好，而在于农民不了解它，支付不起费用。梅考克为了刺激农民购买收割机，他将收割机的价格一再下调。虽然如此，这对农民来说，仍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次偶然的机会，梅考克获得了新方法的启示。

这是在一次下班回居住地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孩子在做游戏，于是驻足观看。

游戏做完了，一个较大的孩子拿出一包包软糖放在伙伴面前炫耀说：“真好吃呀。”边说边把糖塞进了嘴里。

他把大家馋得直流口水，大孩子好像看透了伙伴们的心思，他说：“我吃不了这么多。但要白送给你们，我又舍不得。这样吧，每包一角钱，卖给你们。”

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从兜里掏钱，其中一个小朋友的脸上显出为难的神情，原来他的口袋里只有3分钱，他很窘迫地说：“我可不可以只买3块？”

大孩子果断地说：“我是不零卖的。”

梅考克向小孩子投去同情的目光并想替他买下那包糖。

这时，旁边不知哪个小孩子说：“让肯德先欠你7分，以后再还给你。”

大孩子想了一下：“可以，不过是要付利息的呀！”

“好的。”小肯德满口答应，“明天我还你8分，只要你肯先把糖卖给我。”

几个小孩子游戏中的小小赊欠，使梅考克顿时豁然开朗，想到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分期付款。他这样设想：那些因资金问题而不敢问津商品的顾客，如果先让他们付一小部分钱，拿走机器，剩余的款项等他们能付款时再付，这样收割机不就销出去了吗？他不禁为自己想出好主意而高兴得手舞足蹈。

回到公司后，梅考克立即召集全体管理人员开会，把想法告诉他们并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分期付款方案很快就付诸实施，效果很明显，公司的产品库存积压逐渐减少，公司经营也开始有了转机。

1849年，梅考克公司的收割机创年销售2000部的高纪录。从此，梅考克公司的销售量始终居美国同类大企业之首。

方法总是人创造出来的。好的方法也许在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熟知和接受，但如果那确是一个好的方法，不妨坚定不移地去实施，也许正是因为你的新思维，才能最终解决旧难题。梅考克是个聪明人，在山穷水尽之际想别人所未能想，做他人所不敢做，为自己找到出路也是自然的事。

在不可能之中找商机

“风扇为什么不能是蓝色的？”东芝的一个员工的小灵感引发了一场风扇的变革，挽救了整个企业。世上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只要你敢于突破思维常理，进行创新思考，就会获得更多意外的收获。

1952年的一天，日本东芝电气公司董事长石坂从库房里出来，在小路上踱来踱去。汽车从他身边驶过，路旁绯红的樱花迎风摇摆着，这些石坂全然不知。因为库房里积压着大量的电扇卖不出去，7万多名职工为了打开销路，费尽心机地想了不少办法，依然进展不大。面临着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当然石坂得绞尽脑汁了。

“董事长！”一个小职员的问候打断了石坂的思绪。“把咱们生产的电扇换成蓝色的吧！”小职员说。石坂一怔，这个小职员的建议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我们谈谈去。”石坂拉着小职员的手向他的办公室走去。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浅蓝色是天空的颜色，多赏心悦目；而黑色多昏暗，多不明快呀！”石坂听了满意地点点头，但又提出一个疑问：“全世界的电扇都是黑色的，我们怎么能够例外呢？”“这正是我们的悲哀。黑色成了一种惯例、一种传统，似乎电扇都只能是黑色的，不是黑色的就不成其为电扇。我们为什么不能突破这个框框呢？”石坂听了小职员的话觉得耳目一新，心里亮堂得像打开了两扇窗户。他把小职员的建议立刻告诉设计部门，经过进一步完善，很快拿出了样品。

第二年夏天，东芝公司推出了一批浅蓝色电扇，大受顾客欢迎，市场上还掀起了一阵抢购热潮，几个月之内就卖出几十万台。从此以后，在日本，以及在全世界，电扇就不再都是一副统一的黑色面孔了。

这一改变颜色的设想，效益竟如此巨大。而提出它，既不需要有渊博的科技知识，也不需要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东芝公司这位小职员提出的建议，从思考方法的角度来看，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突破了“电扇只能漆成黑色”这一思维定势的束缚。

所有的发展都按既定的模式进行，这样的模式也便自然而然成为了标准。但如果一味守旧，守着那些所谓的“标准”不放，那便是悲哀。突破惯例，打破传统，让不可能变为可能，你便能在创新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金点子。

挣别人没挣的钱

现在做生意的人千千万，如果入潮入流、人云亦云，终究难逃被淘汰出局的下场。相反的，如果能尽最大可能地展现自己的新奇特，则会别有一片洞天。

四十出头的老秦一直喜欢摄影，曾经在北京一家国营图片社做营业经理，后来他因为不如意，于1999年12月辞职了。

工作没有了，老秦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觉得再在家闲着也不是办法，便想着自己开一家摄影店。

最初，老秦想开一家人像摄影店，但此时北京的人像摄影店已是遍地开花，如果再想在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着实不是一件易事。正在他感到茫然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在图片社工作时遇到的一件事：一天下午，一个年轻的女孩抱着一条狗来了问：“你们能不能给狗拍照呢？”当得知不能拍时，女孩沮丧地说：“怎么什么地方都不给狗拍照呢？”然后无奈地走了。现在他又想起来这件事，脑中不由灵光一闪：自己为什么不开一家宠物摄影店呢？虽然，宠物摄影在国外和港台地区已不算新鲜事了，但在中国内地，这还是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可这一行到底有没有市场呢？老秦心中也没底儿。

老秦开始着手做市场调查。他走遍了北京的各个宠物商店，一到宠物店就跟别人聊宠物，问他们想不想给宠物拍照？多少钱能接受？等等。经过调查，老秦心里亮堂的多了：北京常住人口1000万，大约有200万个家庭，哪怕只有3%的人养宠物，也有6万家，而且养宠物的家庭每月花在宠物上的钱至少在200元以上——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老秦觉得这个市场足够自己扑腾了。

于是，老秦决心要开一家宠物摄影店。他在北京工体北路一家宠物商店的旁边租了一个小门面，然后，精心装修了一番，挂了很多国外的宠物照片，把店里弄得非常别致、温馨。

2000年，专拍宠物的“老秦摄影店”开张了。因为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宠物摄影店，北京的很多媒体对此进行过一些报道，加之老秦的照片拍得趣味盎然，不少人都带着自己的宠物请老秦拍照，老秦的宠物摄影店居然比人像摄影店的生意好得多，因此，老秦很快地步入小康之列。

做别人没做的事，挣别人没挣的钱。在生意场上，我们与其往竞争激烈的路上挤，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另辟新路，独享其利。

模仿中创新找到新落点

为了创新，李嘉诚曾亲赴意大利，打工偷师学艺。但他的成功之处更在于不拘泥于别人的艺，而是从模仿中找到适合需要的“新”。

初创业的李嘉诚开始生产塑胶玩具，尽管生意状况很不错，但由于竞争者日渐增多，他已隐隐感到了某种危机。他决定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一天深夜，他从杂志上看到了一则意大利生产塑胶花的消息，李嘉诚心中一动，决定前往意大利取经。他进入一家塑胶公司打工，借机偷师学艺。

从意大利学艺归来，回到长江塑胶厂，李嘉诚不动声色地把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和技术骨干们召集到了他的办公室，把带回来的塑胶花样品一一展示给大家看。众人看了这些千姿百态、形象逼真的塑胶花，无不拍案叫绝。

随后，李嘉诚满怀信心地向大家宣布，长江厂今后将以塑胶花为主攻方向，一定要使其成为本厂的拳头产品，使长江厂更上一层楼。

选定设计人员之后，李嘉诚便把样品交给他们研究，要求他们尽快开发出塑胶花新产品。他强调新产品应着眼于三点：一是配方调色，二是成型组合，三是款式品种。

塑胶花说白了就是植物花的复制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每个家庭、每个人喜爱的花卉品种都不尽相同。李嘉诚发现他带回来的样品，无论从品种还是花色方面看都太意大利化了，不适合香港人的口味。

因此，李嘉诚要求设计师们顺应香港和国际大众消费者的口味和喜好，设计出一套全新的款式来，不必拘泥于植物花卉的原有形状和模式。

设计师们经过精心研制，终于做出了不同色泽款式的“蜡样”。李嘉诚对设计师的作品很满意，但他依然不敢确认是否适合香港大众的口味，于是他便带着蜡花走访了不同消费层次的家庭，最后决定以其中的一批蜡花作为主打产品。此时，技术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已把配方调色确定到最佳水准。又经过连续一个多月的昼夜奋战，终于研制出了第一批样品。

李嘉诚携带自产的塑胶花样品，像最初做推销员那样，一一走访经销商。当李嘉诚把样品展示给他们时，这些经销商被眼前这些小巧玲珑、惟妙惟肖的塑胶花弄得瞠目结舌、眼花缭乱。有些经销商是长江厂的老客户，正因为太了解长江厂了，他们才更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说，就凭长江厂那破旧不堪的厂房、老掉牙的设备，能生产出这么美丽的塑胶花？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你们生产出来的吗？”一位客户狐疑地问道，“论质量，可以说与意产的不分上下。”

“你们大概怀疑我是从意大利弄来的吧？”李嘉诚早已看出了客户的狐疑，他心平气和地微笑道：“你们可以将两者比较一番，看看是港产的，还是意产的。”

大家围着塑胶花仔细察看，这才发现李嘉诚带来的塑胶花，的确与印象中的意大利产品有所不同。在样品中，有好多种中国人喜爱的特色花卉品种。

不久，塑胶花迅速风行香港及东南亚。更精确地说，应该是在数周之间，香港大街小巷的花卉店中，几乎全都摆满了长江厂出品的塑胶花。寻常百姓家，大小公司的写字楼里，甚至汽车驾驶室里，无不绽放着绚烂夺目的塑胶花。

李嘉诚用他的塑胶花掀起了香港消费新潮，长江塑胶厂渐渐开始蜚声香港业界。

李嘉诚的创新不是生搬硬套，更不是不切实际地闭门造车，而是在模仿中找到结合点，在结合中求新鲜，以新鲜攻占市场。可以说李嘉诚念足了模仿中创新的生意经。

人弃我取掘财源

财富只偏爱那些有胆有识之士。希腊商人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船王”，可以说完全归功于他的智勇双全，有胆有识，敢于在别人放弃的地方发掘属于自己的宝藏。

希腊商人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人称“世界船王”，拥有船只400多艘，运力达700多万吨。面对这样的巨商大贾，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靠继承财产成为富翁的。然而事实却不尽然，他成功的诀窍就是：“人所不欲施于己”。

1922年，16岁的奥纳西斯，搭乘一艘破旧的货轮逃难到了阿根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找了份焊工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省吃俭用，不久便有了一笔积蓄。

这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梦想着要成为一个大富翁。

不久，他辞去工作，创办了自己的企业，经营烟草生意。几年后，他的财产超过10万美元，1930年，年仅24岁的奥纳西斯被希腊政府任命为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领事。

这一特殊的职务使他有机会经常接触船只，一种做船东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日渐成熟。

就在这时，一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许多大企业顷刻之间便倒闭了。风雨之后见彩虹，奥纳西斯清醒地预见到了这场灾难之后的情形：世界经济将会再度繁荣。他四处奔波，抢购那些船东们急于出手的便宜货。

有一天，他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加拿大国有铁路公司拍卖产品，其中有六艘船，由10年前200万美元降到2万美元。他兴奋地跳了起来，火速赶到加拿大，买下了这六艘船。人们都认为他成了疯子，别人扔都扔不掉的东西他却当作宝贝。因为当时危机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更加严重了。但奥纳西斯自有他的想法，那就是要到其他人认为一无所获的地方去赚钱。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给他带来了神奇的机会，他花低价购买的船只，一夜间变成了浮动的金块。时来运转，投下的本钱以几何级数在增长，利润滚滚而来。“二战”结束时，他已成为希腊的大船王了。

1943年，他把企业总部迁到纽约。他预见到“二战”后必然会有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经济的大发展必然会大大刺激对石油等能源的需求，而石油消耗量的大幅增加，势必会使油船的运费猛涨。

他立即投资造油船。1951年～1955年短短5年中，他拥有的油船总吨位由战前的1万吨发展到3万吨；1956年～1960年又一个5年中，他的油船已达10万吨；到1975年他逝世时，所拥有的油轮达到45艘，其中吨位在20万吨以上的超级油轮就有15艘。

可以说他从别人不看好的生意中挖掘到了巨大的财富，使他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船队的船王。

有胆有识才能勇于创新开拓进取，从而成就事业。有勇有谋二者缺一不可，倘若有勇无谋，就等同于毫无目的的胡干蛮干，最终是出力不讨好；若有谋无勇，即使用商机为你砌房筑路，但明明看准了商机没有胆量去付诸实践，也只有坐失良机，发不了大财、成不了大器。奥纳西斯在人弃之后既看到“我取”的重大利益，又勇于“我取”，终于大获成功。

做史无前例的生意

20世纪40年代，南洋的一个华裔小伙子产生了养鳄鱼的念头，将鳄鱼保护繁衍起来，终于靠养鳄鱼发了大财，建立起自己的“鳄鱼王国”。这个出奇制胜的成功者，就是泰国鳄鱼大王——杨海泉。

由于人类的大量捕杀，被称为“亿年活化石”的鳄鱼正面临灭绝的危机。而在杨海泉的“鳄鱼王国”里，有一个世界最大面积的养鳄湖，占地100公顷，畜养着4万多条鳄鱼。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杨海泉创造了神奇，也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

杨海泉祖籍广东潮州，1926年出生于泰国北榄府海日村，家境贫寒，童年时曾读了四年书，但上学时间加起来还不足一年。从20岁起，他做过照相馆的佣工、客栈的店小二，当过面铺的伙计。25岁那年，经友人指引，他筹集了一些小本钱开了一间杂货店，收购土产转卖给商人，但因小本经营，又碰到商业不景气，开张不久就倒闭了。

杨海泉并没有怨天尤人，他决心在各竞争行业中发现“单行独市”的生意，出奇制胜，以爆大冷门来闯天下，使自己独占鳌头，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一位捕鳄鱼的老朋友，从谈鳄鱼的捕捉，到鳄鱼收购商拒收不达规格的幼鳄问题，唤起了杨梅泉对鳄鱼的兴趣和认识。他突发灵感：幼鳄皮不够规格，不能成大器，捕杀十分可惜，何不养大再杀？何况只捕不养，长此下去，早晚会导致鳄鱼的绝迹。

说干就干，于是，他向朋友借了一些钱，先行经营收购鳄鱼皮的生意，继而在家里自筑了一个白灰水池，并扮作猎鳄者深入鳄户区，廉价收购幼鳄。幼鳄并不值钱，杨海泉的人缘又好，故捕鳄者往往不收分文送给他。但因他是小本经营，经济拮据，连不多的饲养费也难以支撑。朋友们都不理解他为何要做这一反常投资，纷纷劝阻，亲友们也不屑一顾，有的甚至冷嘲热讽地说：“只听人家说养鸡养鸭，养牛养马，从来没听说养鳄鱼。”他母亲也时发怨言：“养虎伤人，养鳄积恶”，要儿子“改邪归正”，干正当生意。这也难怪，因为养鳄是史无前例之事，但杨海泉认定了要走的路，就决不动摇。

一条没人走的路，毕竟荆棘丛生，不知方向；没有人干过的事业，无师可循，自然充满艰辛与挫折，这就更需要有胆量、有创见。但杨海泉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只有这样才有大钱赚。

初期由于没有经验，幼鳄死亡率相当高，而且饲养费花销很大，迫使他不得不宰掉一些花鳄鱼，以获取资金。这样边杀边养，经过3年的周转，才基本解除经济困境。为了搜寻小鳄资源，杨海泉选定了泰国山区，以及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地。鳄鱼性猛而且不好养，对环境的适应力极差，特别是幼鳄，生长机能十分脆弱，对气候尤为敏感，并常因受惊而发生**而致病，严重的还会引起残废和死亡。

为此，杨海泉日夜观察，发现了饲养鳄鱼的规律，解决了这个难题，闯过了第二道难关。随着经济好转，杨海泉着手扩充养殖场，修筑饲坑，增添屠宰设备。过去，泰国的鳄鱼多是狩猎者在捕获现场宰杀的，设备简陋，工序马虎，皮质大受影响。杨海泉决心要创制出第一流的鳄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杨海泉的研究及改良，皮质大大提高，用户大为欢迎，价格也提高许多，“海泉鳄鱼皮”迅速占领市场。凭着这一优越条件，杨海泉自己包揽了出口业，组织经营机构，直接与外国客商往来，由于他善于经营，讲究信用，他的友商贸易行名声越来越大，顺利建立起了鳄鱼养殖业。

仅停留在小规模的野生幼鳄的畜养上，对改善自己的经济已是足够了，但大凡成功的企业家是不会满足现状的，杨海泉亦是如此。他认识到仅仅停留在收购野生幼鳄加以畜养，无异于“扬汤止沸”，不能拯救野生鳄鱼濒临灭绝的危机。经过一番苦心思索，他决定采取留种、保种的方法，进行人工繁殖。这是又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

由于采用人工繁殖，杨海泉的家里已无法饲养愈来愈多的幼鳄。1955年，他移师富饶美丽、气候宜人的曼谷南郊的渔港北榄。这里适合养鳄，也是他的出生地，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佳。他先购地3200平方米建立主体养殖池，然后逐步扩充，很快便迈进了专业化养鳄之途，杨海泉因此名扬世界。

1971年3月国际保鳄会议在纽约召开，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与会，杨海泉作为泰国唯一的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他自豪地宣布：“在我独自经营下的养鳄湖里，就畜养着约1.5万条大小鳄鱼。”

1973年，国际保鳄会议移到曼谷北榄养鳄湖举行，以表彰杨海泉的杰出贡献及宣传他的先进经验。

杨海泉的成功引起各地的关注，很多人千里迢迢去泰国北榄养鳄湖参观学习，杨海泉本人则由一个未读几年书的穷孩子摇身而变为国际养鳄专家，成为泰国巨富。

在别人走过的路上你也许会走得很稳，但想要走出新意恐怕却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在人迹罕至之处发现商机，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才能走冷门而致富。

从别人的竞争中渔利

“一个人办奥运会”，这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却有一个人将它办成了。正是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再加上商人特有的智慧，尤伯罗斯不仅办成了以往连国家举办都会亏本的奥运会，而且还从中大赚了一笔。

1984年，在第23届奥运会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亲自为一个金发碧眼、标致儒雅的美国人佩戴了象征奥林匹克最高荣誉的金质奖章。而他并不是成绩突出的运动员，却是本届奥运会的主办人、名闻遐迩的彼德·维克多·尤伯罗斯。

“一个人办奥运会”，也许你想都没有想过，但他却办成了。

让我们把故事从头说起。1978年11月，就在洛杉矶市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的一个月，市议会通过了一项不准动用公共基金办奥运会的市宪章修正案。洛杉矶市政府只好向美国政府求救。可出于对利益的考虑，和前苏联可能抵制的风险，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表示不会提供一分钱。

万般无奈之下，洛杉矶市政府再没有其他的选择，于是破天荒地提出设想，由民间私人来主办这届奥运会。可是，这么大的风险，有谁敢染指呢？

前几届奥运会的亏损仍摆在眼前，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第21届奥运会，亏损达到10亿美元；1980年前苏联莫斯科第22届奥运会耗资就达90亿美元，亏损也是空前的。尤伯罗斯就恰恰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身为商人的尤伯罗斯，早已深刻地体会到，企业家最重视的，就是自己产品的知名度。没有知名度，再好的产品也难以打开市场。“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话早已被这个效益优先的社会所抛弃，产品的利润绝对是和产品的知名度成正比的。基于这种分析，一个大胆计划在尤伯罗斯心中形成了：利用同行间对手的竞争心理，提高奥运形象的竞争意义，以投标的形式提供赞助，完成对奥运会天文数字般的投资。

尤伯罗斯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到美国、日本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广泛搜集那些有实力和有意向通过赞助奥运会提升知名度的企业，分析它们的财务状况和竞争策略。随着世界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全面复苏，美国、日本、西欧等地纷纷传来尤伯罗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意欲在奥运会上一展身手的企业很快便达到了1.2万余家，按近些年体育运动接受赞助的惯例，可能在它们中间筹集到5000万到1亿美元的赞助。虽然这相对于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8万美元的赞助已是云端地底之别，可离尤伯罗斯的希望还差得很远。于是，第二步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开始实施。

他先在10多个有名的企业里散布同行业竞争的计划和出资数额，挑起同行业之间的竞争。然后，尤伯罗斯最妙的一招终于出手，他爆炸性宣布了招标计划：第23届奥运会的赞助单位仅招30个，多1个也不要；每个赞助企业至少出资400万美元，少一分都不行；并且每一种不同的行业仅选一家。一时之间，能赞助本届奥运会已经是形象和实力的双重竞争，各大厂商不由得如坐针毡，纷纷抢先行动，互争席位，将赞助额越抬越高，使竞争日趋激烈，因为无论是哪家企业能成为赞助企业，就隐隐意味着坐稳了行业霸主的宝座。

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这对欢喜冤家首先掉进了陷阱。1980年的奥运会，是百事可乐占了上风，并以此为契机，完成了企业形象和利润的双重飞跃，与传统的可口可乐俨然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不甘就此认输的可口可乐于是下定决心要在这届奥运会上挽回面子，让百事那样的“小弟弟”认识到“姜还是老的辣”的尊严。

尤伯罗斯向两家大公司抛出了400万美元的底价，百事可乐因没有思想准备而犹豫不决。而可口可乐却为了一举击败百事可乐，报出了高出尤伯罗斯底价3倍多的1300万美元的天文赞助费。果然，百事可乐没有还手，放弃了竞争，可口可乐的董事们笑着成为了第23届奥运会饮料行业的独家赞助商。

然而，笑得最开心的却莫过于尤伯罗斯了，1300万美元进了他的账户之后，下一对撞上枪口的猎物又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次则是感光胶片行业的两位大亨：柯达公司和富士公司。保守的柯达400万美元都不愿意掏，而富士则出价700万美元，最终，富士赢得了洛杉矶奥运会胶卷的独家赞助权。

后知后觉的柯达公司醒来后才发现刚做了一场噩梦，美国市场上富士已稳占半壁江山。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柯达公司的广告部经理也因此被解职。

这些冒险的亮点在尤伯罗斯寻找资本的过程中，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将运动会实况电视转播权作为专利拍卖，当初的工作人员仅仅提出了1.52亿美元的最高报价，然而，尤伯罗斯一番研究之后，提出了又一个创造纪录的2.5亿美元。尤伯罗斯成功地策动了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竞争，并且最终与全国广播公司达成了2.5亿美元的协议。

他又从“赞助商席位”拍卖的办法中找到了新的灵感，在火炬接力跑中寻找到了新的财源。奥运会开幕前，要从希腊的奥林匹克把火炬点燃空运到纽约，再蜿蜒绕行美国的3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途经41个城市和近1000个镇，全程1.5万公里，最后通过接力传到洛杉矶，并在开幕式上点燃。尤伯罗斯发现参加奥运火炬接力长跑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引以为荣的事情，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公平出卖参加火炬接力跑权利的办法，即凡是参加美国境内奥运火炬接力跑的人，须交纳3000美元。虽然有人对此指责不断，可尤伯罗斯最后还是通过这样的手段筹集到了3000万美元。

“一个人办奥运会”最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而尤伯罗斯也从奥运会上挣到了2.5亿美元的财富。

尤伯罗斯一个人便敢承办奥运会充分证明了他的胆识。但他能够取得成功却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敢于冒险，更多的则是源于他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通过对赞助单位招标、拍卖电视转播权、火炬接力等项目运作，尤伯罗斯一举扭亏为盈，他的点子堪称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