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局外人》

《局外人》酝酿于1938至1939年，不久之后即动笔，1940年5月完成，1942年出版便大获成功。这是加缪文学黎明的第一道光辉。

“局外人”名称看似简单无奇，却非常适合加缪的意图。小说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写政府小职员“我”（莫尔索）收到养老院发的电报，告知他母亲去世。随后，“我”向老板请假，去为母亲守灵。当“我”赶到养老院时，母亲已入殓，看门老头问“我”是否想再看母亲一眼，“我”拒绝了。“我”和院长、护士等一同去给母亲送葬，可“我”一滴眼泪也掉不出来。回到阿尔及尔那天，“我”实在无聊去游泳，遇到了曾经共事过的打字员玛丽。二人游玩了一整天后，一起回到我的家。周一上班，老板还算客气，“我”在忙完上午工作后，和同事闲逛。下午下班后，“我”碰到邻居雷蒙，他央求为他写封警告信给他的情妇，对其进行侮辱。“我”无奈，只好照办。那情妇收到信后，立即来找雷蒙，雷蒙打女人并惊动警察。“我”在警局做了对雷蒙有利的证词，晚上和他在大街上随便逛逛，就回家了。晚上，“我”约会玛丽，她问“我”是否愿和她结婚，“我”说无所谓。几天后，雷蒙邀请“我”和玛丽去海滩玩，半路上遇见雷蒙情妇的弟弟，他拉了一帮人挑衅并刺伤雷蒙，“我”用手枪打死他，并连续开了四枪。当时天气炽热难耐，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意识有些混乱。

第二部分写“我”被关进了监狱，开庭后，法庭对“我”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后不闻不问很是不满。“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辩解，检察官对“我”在母亲葬礼的第二天所为感到义愤，由此断定“我”是预谋杀人，是没有灵魂的冷血动物。“我”被判死刑，希望早日实行处决。为避免孤单，“我”希望受刑那一天有许多人来看，对“我”发出咒骂声。

加缪在为美国版的《局外人》写序言时曾告知读者，“如果你阅读完此书后认为它讲述了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故事，那么你的理解基本上并无错误”[4]。人们可以从作者的创作本意来理解莫尔索这个“冷漠”的人。莫尔索的理性是**裸的，母亲终有一死，所以“我”没有权力哭泣。牢房尽管狭小，但与外界本质相同。当莫尔索对这个世界的荒谬与人的悲剧结局认识透彻时，他也就破坏了自我存在的合理性与完美性，同时，也把这种不合理性、荒谬性展示给了自己的同类。于是他成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世界上的自己的局外人，如此自身的荒诞体验进一步深化。

在莫尔索眼中，荒谬感产生于对自己处境的冷眼旁观，产生于自己局外人的姿态，产生于对世界的陌生化的体验。在《局外人》的自序中，加缪为莫尔索做了辩解：“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对于绝对和真实的**。”[5]的确，莫尔索是一个拒不接受社会强加于他的观念的人，一个对世界的荒谬性比其他人有着更为自觉的体验的人。对于荒诞，莫尔索丝毫不会逃避，事实上也无法逃避，虽然大多数人都摆出一副自欺欺人的架势，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与大家不同的是，莫尔索不但能理性地认知荒诞，也能坦然地面对，直视在荒诞的掩映下并无意义的生活。的确，他不会像达达主义者或超现实主义者那样，大声疾呼要摧毁现实世界，但他的沉默却正是对社会的蔑视和反抗。就揭示世界和社会的先进性而言，他不动声色的反抗要比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更为深刻。

莫尔索把自身存在的美丽外衣剥离了，他的生活中既无谎言也无掩藏，可以说他在义无反顾地生活，他行走在这个世界上好比一个**的人，展示着真实同时又以自己的行为嘲笑别人的虚伪。一个理性的人，一个真实的人，然而他更是一个异化的人、孤独的人、冷漠中体现热情的人。莫尔索个人的经历无疑是一场悲剧，但当人们通过莫尔索更多地发现现实中的局外人时，莫尔索形象的意义便真切地体现出来。

2.《鼠疫》

《鼠疫》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当年（1947）获得文学批评奖。加缪自称这部小说是深受麦尔维尔《白鲸》的影响，并且也是一部象征小说，其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

故事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城，在这个没有鸽子、没有树木和花园的城市，人们日复一日地过着无聊的生活，麻木地对待任何人与事。直至灾难突然降临，成群的老鼠在大街上、楼道里死去，开始有人呼吸困难，医生确认这是一场鼠疫。市长决定封闭全城，不经特别允许，任何人不准出城。鼠疫感染者迅速被隔离，因鼠疫死亡的尸体立即被掩埋，全城陷入恐慌和悲痛之中。李尔医生尽一切努力减少死亡人数，其精神打动了周围的一批人，在大家齐心努力下，疫情得以遏制，人们重新唤起生活的希望。但在这场残酷的人与“自然力”的斗争中，许多鲜活的生命在拯救他人时奉献了自己。当鼠疫真正离开奥兰之后，分别已久的人们相互拥抱，庆祝奥兰城的新生。李尔医生面对此景，感慨万千，决定记录下这一切，警示后人。

在谈到创作动机时，加缪说：“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经历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我也想就此将这种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这一概念。”加缪实现了他的初衷，《鼠疫》出版以后惊人的发行量使它与《局外人》成为法国小说史上无可替代的文学双璧。在小说的序言中，加缪坦言是“以现实的厚度”为依据写这部作品的。所谓“现实的厚度”，其一即以严格的细节真实构想了一个被鼠疫即将毁灭的城市的象征的故事；另一隐喻性的意义即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惨无人道的肆虐和暴行。小说清晰明确的历史意识，不仅暗示着社会进步的借鉴价值，并含有深刻隽永的哲理——关于人如何面对荒诞的哲理。瘟疫流行的小城奥兰，大批市民离奇死亡，恐怖的谣言如阴雾笼罩在每个活着的人的心头。这样逼真的描写正是当时阴影下的欧洲真实的写照。人们在危机面前的奋起反抗，齐心合力地消灭鼠疫病菌及其来源，是法国抵抗组织极力抗击法西斯的生动反映，而最终奥兰的胜利象征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鼠疫》除了在现实意义上给我们以启迪外，还通过鼠疫这一象征深化了加缪对荒诞世界的阐释。小说从头至尾呈现给读者这样的气氛——极度的痛苦、完全的黑暗、彻底的毁灭，即与人的生存愿望、正常人性要求合理的社会理想完全相反的反人道的荒诞世界图景。因此可以说，联系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鼠疫》是有明确的社会指定性和政治指定性的。

3.《西西弗斯的神话》

加缪于1941年完成、1943年出版了他隽永的哲理之作《西西弗斯的神话》。书中更明确地提到反抗的问题，“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到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时间限制着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斯于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向山下走去……”西西弗斯不可能将岩石推上山顶，但他永远处于对命运的反抗之中。《西西弗斯的神话》起于荒诞感的萌生，从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法，进而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加缪所思考的荒诞，归根到底来自客观世界的荒诞。加缪在这本著作的开篇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难题，即面对荒诞，人应如何选择？他给出人们三个答案，生理自杀、哲学自杀和反抗。但前两者是作者否定的消极对策，他肯定的是坚持奋斗所体现的抗争意义，正如西西弗斯在荒诞绝境中所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西西弗斯的神话》又被称为《局外人》的哲学读本，西西弗斯则是莫尔索的抽象化形象，莫尔索的本质便是西西弗斯，而莫尔索的幸福也正是西西弗斯的幸福。西西弗斯永远不可能将岩石推上山顶，他永远处于命运的戏弄之中，但却永远保持着反抗。命运让他受荒谬的摆布，他却直面荒谬、漠视荒谬，他不会去乞求神的恩赐，也不逃避这无休止的较量。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而加缪则说“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存在使人幸福，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主体性是一种幸福。莫尔索发现的正是这种幸福，他一直处于反抗荒谬生活的斗争中，直到生活的最后一刻。“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喊声”[6]，悲剧是注定的，最重要的是不因为悲剧感到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