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的加缪，其成就在20世纪的世界文坛上是极其卓越的。但作为哲学家的加缪，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却并不很高，评论家约瑟夫·祁雅理说：“加缪在哲学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2]而加缪的老对手萨特在《反抗者》的论战中，嘲笑加缪在哲学上是个外行。

加缪公开声明他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清楚地知道，相对于“体系严密的存在主义哲学”，他更愿意“探讨怎样行动”。加缪固执地坚持对生活本身的意义及人类命运、同时代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对存在、死亡、荒诞等问题的现实意义的思考。可以说，加缪的哲学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把文学创作与哲学思辨糅合在一起的哲学。

如果说“荒诞”是一种认识，是对现状的忠实描述，而“反抗”就是一种主张，是对“荒诞”现状的反抗。加缪的小说《鼠疫》体现了反抗精神，体现了作者对集体反抗的承认。萨特提倡的是人对各种事情的“介入”，然而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介入”，乃是一种不得不这样的“卷入”。加缪自己曾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李尔医生面对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李尔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李尔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疫，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历史上著名的萨特与加缪的论战，也缘起于二人对哲学本体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待政治问题的不同态度。加缪对自己被归入存在主义者常觉得无奈和苦恼，他一再声明“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他对世人把自己和萨特归为同类作了最彻底的否定：“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发表的唯一理论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话》正是反对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的。”[3]即便如此，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将加缪视为萨特的同类。事实上，加缪的哲学思想不属于狭义的萨特的存在主义，而应该属于广义的存在主义。

他们二人生活在同时代，面临相同的社会问题，处在相同的社会舆论中，不可能没有相同的思想基础，但加缪更感兴趣的是对荒谬问题的理解、分析，并得出与存在主义哲学相异的结论。因此，他不加掩饰地指出“存在主义哲学的结论是错误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加缪更多地是站在文学的立场来阐释他的哲学思想的。作为一个善于运用语言的天才，他将自己的艺术才能与哲学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哲学依赖于文学作品存在，又为文学作品注入思想。加缪哲学思想的起点即是荒诞。在他的思考过程中，荒诞上升为哲学意识。在《西西弗斯的神话》这本讨论荒诞问题的论著中，加缪从多角度多层次深刻而又形象化地阐明了这一概念。

加缪认为，荒诞既不是产生于原初而存在的世界，也非人的独立创造。它“是在人类的需要和世界的非理性的沉默这两者的对立中产生的”，即荒诞产生于二者的比较中：有了世界、人的参与才有了荒诞的存在。“西西弗斯”正是加缪倍加推崇的荒诞英雄，他用这个神话人物阐明自己的思想。当痛苦与无情的命运摆在西西弗斯面前时，他勇敢地反抗，内心充实并快乐。这反抗中蕴含的悲壮意味正是由于西西弗斯的反抗是徒劳的，他不能改变现实的任何东西，以意识的胜利代替行动的、结果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