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说：“当生活乱了套时，文学就出现了。”波伏娃这位对文学界和哲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杰出女性，就是在用自己灵魂体验自己生活的过程中为人们留下了一部部鸿篇巨制。

1.《女宾》

《女宾》是波伏娃的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代表了波伏娃早期在“他人”问题上的观点，它与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他人观”非常吻合。意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冲突关系。这部小说与波伏娃的另两部重要作品《第二性》和《名士风流》共同确定了波伏娃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不朽地位。

《女宾》的主要内容取材于1933年的萨特、波伏娃与奥尔加的三角情感纠纷。罗兰·巴特说，波伏娃是作家，通过写下她所思所想从而为自己辩护。这一点在《女宾》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部小说中，弗朗索瓦兹与皮埃尔之间八年稳固而亲密的关系由于格扎维埃尔的介入而遭到破坏，弗朗索瓦兹发现自己逐渐从中心人物转化为无关紧要的角色。波伏娃避开写此类题材惯用的心理分析手法，第一次以存在主义模式向读者展现了“人性本质上是孤独的”这一独特观点。

女作家弗朗索瓦兹和著名的戏剧导演、演员皮埃尔是一对生活多年的同居夫妇，他们采取一种很独特的生活方式，即不结婚而保持稳定的性关系。皮埃尔充分享受这种生活方式，这给予他和其他女人交往的自由。他在和弗朗索瓦兹保持同居关系的同时，还即兴地爱上别的女人并发生**关系。弗朗索瓦兹没有嫉妒，或者说是克服了嫉妒，她相信那些事情只是暂时的、瞬间的，是皮埃尔受男性本能的驱使爆发出的短暂**。为此她自我约束了她与其他男人交往的自由。她明明爱上了小伙子热贝尔，但她却克制住了身体深处的冲动。“她爱皮埃尔，别的爱情在她的生活中没有位置”。但是她却抑制不住心灵的某种孤独，她把女孩子格扎维埃尔带进她和皮埃尔的关系中，她需要由自己来照顾这个从里昂来到巴黎的格扎维埃尔，以此来抚平心灵的孤独。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弗朗索瓦兹的意愿发展，相反是格扎维埃尔的加入导致了三个人之间关系复杂、心灵孤立、相互间隔膜难融。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变成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两人在不停地争论，把弗朗索瓦兹晾在一边。弗朗索瓦兹无法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她突然领悟到，自己和皮埃尔原来是两个独立的心灵，是不可能合而为一的，她清楚地看到她和皮埃尔的爱情“里面尽是灰烬和尘埃”。弗朗索瓦兹试图从孤独中挣脱出来，她放弃了**专一的自我约束而和热贝尔发生关系。

弗朗索瓦兹试图与卷入到这个复杂的关系中的每一个人沟通，可她的努力是徒劳的，她和格扎维埃尔最终成了势不两立的情敌。弗朗索瓦兹最终承认人的心灵孤独是无法抹去的。当她打开煤气企图杀死格扎维埃尔时，弗朗索瓦兹“面对着她的孤独，超出于空间，超出于时间”，“她将整个世界都禁锢到她自己那得胜的孤独之中”。弗朗索瓦兹与格扎维埃尔大吵一架，杀死格扎维埃尔，最后自杀身亡。

波伏娃这部作品宣扬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可沟通，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正确选择。所谓“三人小团体”的自由爱情不可能成功。当然，这只是波伏娃早期对“他人”的一种悲观主义看法。在这个时期，对个人主观意志和个人自由的过分强调，使她在人类关系中除了冲突和毁灭之外看不到任何希望。

2.《他人的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波伏娃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人类关系中由于共同的命运和利益而产生的团结一致开始引起她的注意。这一阶段，波伏娃试图阐明关于自由以及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新观点：“要获得我们的自由，也是要使他人获得自由。”他人的存在与行动创造出我们的行动。没有他人也就没有新的目标，我们也就无法超越自己。从《女宾》到《他人的血》，波伏娃在“他人”观点上的演变可见一斑。

《他人的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抵抗运动为背景。小说主要表现的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原本有着种种冲突的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团结一致对抗敌人的主题，其核心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小说的主人公布马劳由于憎恨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对阶级差别而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阶级，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又因对“个人”问题所持的不同观点而退党。这正反映了以存在主义作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态度。萨特、加缪和波伏娃都曾试图调和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但结果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存在主义作为一种主观唯心的、个人主义的哲学与作为客观唯物的、强调集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小说中布马劳与共产党人保尔在革命的“目的”与“手段”问题上多次发生争论，争论的实质是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波伏娃认为追求人类自由平等的社会革命中没有理由忽视个人，个人的意志不应该被集体的利益和意志淹没。在波伏娃眼中，“人本身”更是一种目的。

然而，小说主人公在现实社会中的遭遇暴露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困境。波伏娃晚年在谈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流露出深深的遗憾。浓重的说教意味、缺乏深度和现实依据的人物，使小说失去了文学作品应有的丰富内涵，只剩下一堆空洞干瘪的哲学概念和道德格言。

3.《人总是要死的》

波伏娃在《人总是要死的》中写尽了一个“长生不老者”的痛苦。女演员雷吉娜成名后害怕死亡，羡慕长生不老的福斯卡，于是与男友分手而和福斯卡共同生活。而福斯卡用自己吃了长生药几个世纪不死的经历证明：正是因为人都要死，人才是幸福的，不死只能给人类和自己带来痛苦。最后福斯卡离开了雷吉娜不知所终。雷吉娜终于明白，人总有一死，期望的应该到生活中寻找。

人人生而平等，不论社会制度和法律如何努力，人的一生都要受到不可选择的体力、智力、环境的影响。如果说，平等有什么“超越性”的“天赋”根据，那就是死亡。这就是波伏娃《人总是要死的》这篇小说给予人思想的启发。人皆有死，复归于虚无，这是一切价值存在的前提。这一观点颠覆了一切宗教的基本假定。

4.《第二性》

《第二性》是波伏娃影响最大的论著。该书分为上下两卷，第一卷主要是从女性群体的角度去讨论妇女问题，是全书的理论框架。作者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探讨了雌雄两性的**，从最简单的单细胞动物一直到复杂的哺乳动物，详细地论述了单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种种表现，揭示了动物界当中出现的雌雄分体、雌雄同体、雌雄间体和雌雄嵌体的有趣现象，认为单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驳斥了将女性等同于子宫或卵巢的观点。接着，作者介绍了精神分析学的妇女观，认为弗洛伊德的所谓“恋父情结”，是根据他依照男性模式得出的“恋母情结”炮制出来的，实际上女性是否存在“恋父情结”是大可质疑的。以此批评弗洛伊德以男性为中心，把女性的生理、心理和处境归结为“性”的“性一元论”。作者还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妇女的处境、权利与地位的变化，提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作者接着讨论了东西方神话中的妇女权利与地位，指出了对处女的崇拜只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男性为了保证世袭财产能够在父系范围内继承才确立的一种制度，而妇女因此才成为生产继承人的工具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在该书的第二卷，作者沿着从童年到老年这条生命轨迹，以各类妇女（女性同性恋者、妓女、恋爱中的女人或情妇、神秘主义的女人或修女、独立的女人或职业妇女）为对象，广泛探讨了女性的个体发展史，尤其是探讨了各个年龄阶段、各种类型女性的生理、心理及处境的变化，并得出结论，妇女要得到解放，就必须正视她们同男性的自然差异，同男人建立手足关系。

全书以马克思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可见，波伏娃认同马克思主义在妇女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地位的。

波伏娃的许多哲学论著大都是解释和宣传萨特的存在主义。然而《第二性》却是一部独立的、至今仍具重要意义的巨著。此书真正为人们所接受并引起世界性反响是在1970年以后。波伏娃在该书的第一卷从生物学、弗洛伊德心理学及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女性的条件，通过宗教、神话、文学分析批判了“女人性”的观点。她指出：“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被变成女人的。”波伏娃尖锐地抨击了把女人规定为他者的男人强加在女人身上的种种神话，她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男人是主人，女人总是奴隶。”在第二卷中，波伏娃对女人从童年到老年的条件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展望女人从如此处境里解放出来之后的前景。这部书在发表30年后被公认为是妇女思想史中独一无二的著作，在20世纪西方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西方女性的《圣经》。

5.《名士风流》

题献给尼尔森·艾格林[1]的《名士风流》是波伏娃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冷战时的精神危机，展示了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在战后困惑、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坚定不移的自我选择。这种自我选择是人之存在价值的体现，是真正英雄主义的源泉。

法国战后困顿、迷茫的一代，曾经满怀着进步的理想与革命的**，一直在奋斗，不甘碌碌无为。然而，在那个充满了困顿的世界里，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前景。这一批在抗德时期曾风流一时的知识精英，困惑感与迷茫状态如此深重，以致全书以“谁知道呢”这迷茫色彩十足的疑问句结束。《名士风流》就像一部史书，忠实准确地记录了冷战期间摇摆于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的法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从充满希望到最终流于失望的心路历程。在这一点上，战后没有一部小说可与之媲美。

小说中的人物不可避免会带着作者生活的影子。《名士风流》中人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他们对行动的热情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对生活在那个圈子里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书中的左派知识分子面临着如何把文学活动和政治介入协调起来的问题。存在主义者都厌恶被萨特称作“政治烹饪”的东西，他们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放弃政治。正如小说中人物杜布勒伊德的反应：“政治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又爬回到自己的洞中。”小说虽然以知识分子的放弃介入、放弃行动告终，但这种放弃只是暂时的，因为与之相随的还有对未来的崭新的计划。

《名士风流》中的人物可以说都是性开放主义者，他们的自由大胆程度着实让人瞠目结舌。这与波伏娃《第二性》中“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被动地变成女人的”思想不无联系。《名士风流》继《第二性》五年后出版，本着《第二性》的思想观点，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以赞许的态度描写了亨利对自己的“家室”波尔的腻烦与他的性自由；带着怜悯的感情描写了波尔如何死抱住关于女人的神话不放，在女人的从属地位上建立起自己的虚幻理想，因而“误入歧途”，最后落得悲惨下场；她还以平等的原则，对称地安排了两个与男人一样也享受着性自由的女人：安娜与纳迪娜。安娜身上那种非从属性的、非传统规范的思想特点，在她酒店里与斯克利亚西纳的对话就表露得很清楚。当这个俄裔美籍作家单刀直入问她是否会有外遇时，她宣告自己“完全是自由的”，宣告自己的丈夫也是“完全自由的”。《名士风流》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政治态度、哲学观与男女观。波伏娃以其《第二性》观点描写这些主人公的时候，没有忘记安排他们周围的人认可与容忍两性关系中的独立和自由。

1954年，波伏娃因《名士风流》而获龚古尔文学奖。这部小说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圈子里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小说把浪漫的爱情故事、犀利的政治论辩、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以及明显的自传内容熔于一炉，集中了波伏娃作品的所有特点，是对其创作风格的一个总结，在法国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她的社会影响和声誉与日俱增，这是她人生的顶峰时期。而这一时期，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逐渐摆脱了萨特的影响。在思想上，她表现出了女性学者特有的对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纤细、敏锐的认识，表现出她能抓住与自身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并在这方面开拓、探索。在创作上，她一改以往内心体验式的创作风格，开始积极地把握时代脉搏、及时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写实创作。在思想和创作领域，她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