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的女权理论以及她本人的先锋实践活动很早便引起了具有独立女性意识的妇女、女权运动活动家及妇女解放支持者的关注。国外关于波伏娃的研究最早、最突出、也最深入系统的无疑是关于《第二性》的。这部著作与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一起被视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精神指导，开启了当代新女权运动的先河。

《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其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影响了后继的女性主义批评者，甚至是以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

首先，《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著作，文中认为“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被动地变成女人的”，这一论点直接引导了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与实践。这种两性后天特征的形成，并非由生物因素决定，而是社会文化因素的理论后来被发展成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对立理论，成为20世纪60年代第一阶段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依据和出发点。

其次，对男性主义话语的消解构成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内容。波伏娃将男女两性处境进行详细对照，批判以男女二元对立为中心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观念，这与后继的法国女性主义者颠覆男权主义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开创了女性形象研究的批评道路。波伏娃提醒女性读者警觉男性文本利用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进行男性意识形态的灌输，提倡“对抗性阅读”，以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大大发展并完善了这一点。

最后，超越性别的创作方法奠定了双性和谐的基础。从波伏娃到现在的女权主义者，大多数还是以两性和谐的共同发展作为人类的终极目标。毋庸置疑，这一点极具有正面意义。

作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大师和存在主义作家的波伏娃已经被中国读者喜爱。总体上说，波伏娃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比较广泛的。

波伏娃在中国的译介最早见于1983年朱虹编选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序言中。文中简要介绍了《第二性》等女性主义批评经典及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况。1986年出版的《第二性》第二卷本《第二性——女人》是中国第一部西方女性主义译著，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1998年陶铁柱翻译的《第二性》则是中国国内第一个全译本。在作品译介方面除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精神至上》没有中译本外，其他四个长篇和一个短篇小说都在1985至2000年间被陆续翻译。六部回忆录全部译出后，形成了一套四卷本的《西蒙·波伏娃回忆录》和纪念萨特的《萨特传》；1999年出版了她十七年间写给美国情人奥尔格伦的书信集《越洋情书》，唯一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则被收录在李清安等编选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研究》中。但是，波伏娃的大量随笔、评论文章和哲学论著却几乎未被译介，其中包括中国随笔《长征》。

中国对于波伏娃的研究热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波伏娃小说中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解读：如葛雷的《评波伏娃的小说〈他人的血〉》和杨传鑫的《活着，做一个人——评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等；二是论及其女权主义理论和对中西妇女运动与实际生活的影响，典型的有荣维毅《西蒙·波伏娃妇女解放运动理论探讨》；三是对她与萨特反抗传统世俗婚姻的两性关系的探讨与评价，如余凤高的《波伏娃写〈名士风流〉——解脱爱情中断后的痛苦》和李杰的《生命的**：萨特与西蒙·波伏娃的奇特恋情》等。以上三方面的研究是指专门研究波伏娃及其作品的论文。但对波伏娃的研究更常见的是在论及中外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理论的文章中引用波伏娃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及评述。

作为存在主义大师的波伏娃，其女性主义在中国被界定为“存在主义女性主义”。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结束的“**”留给人们太深的创伤和太多的阴影。此时，存在主义思想恰好为迷惘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个体面对历史沧桑的生存态度。如同当年的法国一样，中国在20年后（80年代初）掀起了存在主义狂潮。波伏娃作为存在主义先驱正是在这时进入中国的。其小说《他人的血》《人都是要死的》等存在主义作品引起不少学人的注意。中国关于波伏娃作品讨论较早的论文是齐彦芬发表于1984年第2期《国外文学》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反映的存在主义观点》。作者探讨了波伏娃如何运用文学手段来表达和阐释存在主义哲学中“世界荒诞”和“自由选择”这两个基本原则，认为波伏娃创造的女性形象是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具象，是由她的世界观、哲学观及其所处的社会和个人处境所决定的。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将波伏娃当成萨特的“终身伴侣”、存在主义哲学的“追随者”，很少有人严肃、系统地关注波伏娃为存在主义文学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所以波伏娃对中国存在主义的影响是有限的。

但是，波伏娃的《第二性》在中国却起到了震撼心灵、启发心智、引领女性主义潮流的作用。虽然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女权运动背景，但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涌入，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女性文学界，这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均有明显的体现。中国学者李小江曾在《世纪末看“第二性”》（1999）中坦言，波伏娃的《第二性》影响过她，影响过较早从事妇女研究的女性学人。波伏娃“研究女人的女性立场和自我反观的态度”给了她极大的启示。因此，波伏娃在中国所具有的影响除其理论之外，她特立独行、敢为人先的先驱姿态也为中国学人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角度和态度。这种启示意义和激励作用是突出和强大的。

第一，波伏娃运用存在主义女权理论分析克洛岱尔等男作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方法被广泛沿用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开始重新审视并赞美在文学作品中长期受压抑的女性形象，批判男性文本的性别歧视。波伏娃开创的妇女形象的研究方法引导女性主义批评者从女性经验出发，以女性视角对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审视，并清算其中所隐含的男权意识，有助于打破传统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为中后期女性主义批评了解、表述女性自身的真实历史和感受、主动书写及评判自己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第二，波伏娃明确反对传统文学批评以男性文学的批评标准对女作家及作品贬损，从整体上肯定了女性边缘写作的优势及其创作，并以其受男性文化毒害为由为其辩护。李洁非《“她们”的小说》中，“忧伤的萧红”的作品被更多阐发的是隐藏在文本中的女性意识的萌芽及煎熬。

第三，波伏娃认为，两性后天特征的形成是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而非生物因素，这后来演变为西方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依据和出发点，并且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涵义，而其后的性别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亦多从这个方面着手。刘光宇《女性角色演变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论述就很典型。

第四，波伏娃为探寻改变女性处境的途径倾注了毕生心血。其“女性后天形成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提醒女性，她们是与男人平等的人类的另一种性别。波伏娃认为，女性的理想处境是在社会制度、男性观念全面解放的前提下，超越不利处境，全面实现女性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而妇女解放的目标和理想结果是男女在差异基础上实现完全平等并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两性组成的世界的美好未来。因此她坚决反对将女性从男性世界中割裂出来，建立一个完全由女性主宰、把女性置于男性之上的新社会系统，并认为那种社会系统纯粹只是传统男性社会的翻版，没有任何理论和现实的意义。她的理论实质上是把妇女解放问题提到了“人”的解放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的张洁、张辛欣等女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了做人与做女人的分裂以及家庭和事业的冲突等。刘思谦的《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将中国女性文学对女性自我认识、自我价值的探寻的思路概括为“女性：人——女人——个人”，认为女性人文主义思想应作为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点和价值目标，这是完全符合波伏娃的理论思路的。徐坤的《出走》、铁凝的《玫瑰门》和陈染的《无处告白》等作品，正是从人性和人的价值高度来探寻女性的生存处境和解放道路的。

综上所述，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学理论曾在西方世界振聋发聩，不仅指导了欧美声势浩大的女权主义社会运动，也直接影响了凯特·米勒特、西苏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想和创作。我国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进和接受，虽然在时间上晚于欧美，但发展相当快，李小江、刘思谦等一大批女性主义学者及陈染、徐小斌等当代女性主义作家，都明显地受到波伏娃和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先驱的影响。时至今日，一方面，女性的社会处境和地位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妇女解放直至人类解放这一任务还远未完成。因此，波伏娃及其女性主义理论还远非过时，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学的影响不会消失，而只会更加广泛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