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自诩为一个思想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他继承了西方文化中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原则，并有创造性的发展，但他同时又是当代西方社会、西方政治、西方规范最激烈的批判者”。[11]萨特思想的形成，受到过许多哲学家的影响，而他在进行文学创作中，也借鉴了许多作家的创作手法。萨特的思想早期主要受纪德和柏格森的影响，后来受到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晚年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纵观其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胡塞尔现象学。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就是建立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早在19世纪中叶，丹麦基督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就对人的存在提出悲观意识。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发展了克尔凯郭尔的理论。他们从现象学和本体论的角度，阐发内涵。他们在承认客观世界的同时，又过分强调意识的主导性，割裂了存在于本质的联系。萨特则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学说。即首先有人的存在，有自主选择的行动和可能，才能判定人的本质，对人下结论。萨特认为人不是由上帝创造的，没有先验的性善和性恶之分。人只有通过不断的选择，超越自我，在一系列的选择和超越中深化对本质的认识。而客观存在性，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关于选择，萨特认为，人的本质不可能通过一次选择来完成，人“存在”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人不可能逃离选择，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为你选择了不选择。关于存在，萨特一方面继承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同时，又批判了笛卡尔将灵魂与肉体割裂的唯心主义二元论。他认为意识的活动并不只局限于意识的范围，它不可避免地与他物发生关系。人的意识活动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自己身体的存在。一个人只有通过身体才能发挥意识的主观性和能动性，才能有意识地去看、去听，才能看到、听到、感觉到“他物”的存在。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便是人存在的意识性，以及这种意识的自在性。人的存在，“从一开始便是意识的存在，便是以意识为轴心的，便是从意识中获取其存在的一切价值的”。[12]在萨特看来，正是意识的存在和活动，使人的存在真正地成为了存在，使人由“自在”的存在变为“自为”的存在，使人成为自为自在的统一体。

在文学上，福楼拜无疑是萨特最为敬仰的一个作家。萨特从童年时代就对福楼拜具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字句》一书中说：“我反复二十多次阅读《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最后，我都能把它整段整段地背诵下来。”《恶心》中，萨特在景物描写和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都借鉴了福楼拜的风格。甚至连《恶心》中的主要人物名字洛根丁都接近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居谢》中的某些人物的名字。从1956年开始，萨特以福楼拜为中心，创作《家庭中的白痴》，通过对福楼拜的全面批判，来充实和发展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萨特早期的小说创作还受到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小说家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等人的影响。卡夫卡对荒诞世界和扭曲心理的揭露及表现手法给萨特的小说创作很大启发。《恶心》也为萨特赢得了“法国的卡夫卡”的美誉，但他的作品比卡夫卡更深刻，更具有哲理性。萨特受多斯·帕索斯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法和写作技巧正与萨特崇尚自由的理论相契合。萨特小说集《墙》中的几部作品都带有这种影响的痕迹。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与多斯·帕索斯笔下的人物一样处于决定论与自由论之间，处于现在与过去、内在与外在之间。如《房间》中的爱娃在“正常”与“癫狂”的两个精神世界徘徊；《艾罗斯特拉特》中的小职员想通过极端的反人道行动让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亲密》中的罗拉为刻意制造夫妻生活的“亲密”而显示出虚假主动性。这些作品不注重情节曲折和文辞优美，而重在表现深受存在折磨的人们痛苦扭曲的内心体验。

1934年，萨特写出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论自我的超越性》，这是他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心得。萨特沉醉于现象学的思路，可以追溯到他的巴黎高师同学雷蒙·阿隆对萨特说过的话：如果你是现象学家，你就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而且这就是哲学。据波伏娃回忆，听到这话，萨特激动得脸色都发白了。从此，在现象学道路上，萨特一发而不可收，1935年写《论想象》，1937年《论心理》，1939年发表《情感现象学理论纲要》，1943年是《存在与虚无》。所有这些现象学性质的著作，在思路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追溯到《论自我的超越性》。

在文学创作上，萨特主要借鉴了海明威﹑福克纳﹑乔伊斯和赛林纳的艺术手法。《自由之路》中的对话和戏剧的特点来自海明威。萨特是乔伊斯在法国最早的读者之一，“当时象征主义正在盛行，无意识理论刚刚开始提出。但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让他完全体会到了这种技巧的重要性，因此才有了《恶心》中的独白”[13]。萨特的主要作品，先是《恶心》，接着是《自由之路》，甚至到《存在与虚无》，都可以看出赛林纳影响的蛛丝马迹。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全人类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在“上帝已经死了”的荒诞世界中，除了精神的“荒原”，人们一无所有。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是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产生、发展和传播的。可以说战争和苦难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人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萨特的存在主义人学思想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欧美，甚至对整个世界的思想文化界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作为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对一代甚至数代青年都曾产生巨大影响。在法国，萨特成为青年一代的偶像。萨特的《厌恶》在美国大学中已列为经典著作，《禁闭》《脏手》等已成为美国舞台上的保留剧目。萨特对美国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的戏剧创作启发很大，他的剧作进一步诠释了“他人就是地狱”的深层内涵。透过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们也能看到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痕迹。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在亚洲影响仍然很大。在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结合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社会现实，形成了存在主义文学流派。曾受萨特影响比较深刻的作家有椎名麟三、安部公房，特别是大江健三郎深受萨特“介入文学”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明显凸现着生存危机意识，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萨特对印度的拉盖什和沃尔玛等作家影响也很大。

在中国，萨特一直备受思想文化界关注，并深受人民喜爱。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翻译萨特的作品。1955年9月至11月间，萨特和波伏娃曾作为“进步作家”应邀到中国，在中国住了45天，其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热情接待。同年底，《人民日报》刊发了萨特撰写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文中萨特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并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但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萨特的了解是他的名气而不是思想。60年代，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是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萨特的思想和著作处于被禁止状态。

“**”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激发了思想解放和文艺界对萨特研究的热情。1978年1月号的《外国文艺》发表了林青译的《脏手》，这是“**”后首篇被译介过来的萨特作品。同年，柳鸣九批评了国内长期以来的单一化文艺批评模式，强调应把萨特作为当代西方文学的一个突出代表重新予以评价和肯定，萨特研究在中国开始解冻。萨特逝世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发布消息称萨特是“中国人的朋友”。同年八月，柳鸣九在《读书》上发表《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对萨特在当代西方思想史和文学史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强调无产阶级应该“接待”萨特。1981年，柳鸣九编选了《萨特研究》，对萨特的思想和创作做了在当时最为全面的介绍，这标志着中国的萨特研究正式启动。80年代，特别在萨特死后，中国形成了“萨特热”，具体表现在：第一，萨特思想的传播与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讨论相联系，成为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思想武器。萨特对异化人性和扭曲灵魂的充分揭示，对马克思主义所怀有的特殊好感以及为使“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而做出的艰辛探索，使他深得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关注。第二，与当时文艺界的创新思潮紧密联系以及与人道主义变革相呼应。文艺界也在为突破长期以来僵化单一的创作模式，进行着艰苦的探索。部分作家以萨特的自由论和自由选择为主题，高举“文学即人学”的旗帜，发展形成一种“人道主义文学”；也有部分作家以萨特的荒诞感、虚无感为表现对象，掀起了新时期“现代派文学”的浪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先锋派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中国当代的作家，如徐星、刘索拉、格非、潘军、残雪、张承志、谌容等都深受萨特的影响。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描写了一个年轻人的日常感觉和内心的调侃，他没有丝毫的伪饰，幽默得近乎冷酷，他对什么都提不起足够的兴致和热情，总是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生活。这部小说也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却能引发读者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小说的主人公有《墙》中伊比塔一样的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又有《厌恶》中青年历史学家的“厌恶感”和精神上的折磨。表现了人在荒诞的世界中“存在”的孤独性。残雪作品中多表现个人独立生存的危机意识。她的《山上的小屋》，便带有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烙印，表现了对人的自由和存在的焦虑；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表现了自我选择和个人奋斗的无意义，是一部自我存在的荒诞性悲剧；张承志的《黑骏马》，表现了对自由和爱情的无限向往以及对自我超越性的卓越探索。第三，与80年代倡导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萨特成为新时期青年一代的精神偶像，成为青年人张扬个性，寻求自我价值的人生向导。或许，他们当时还不能真正理解“他人即是地狱”、“存在先于本质”，但不管理解不理解，单是这种新鲜感就足以点燃他们麻痹已久的精神世界。可以说，萨特是在时代青年的“猎奇心理”和“伤痕心理”的双重推动下走到中国思想史的前台上来的。他满足了精神和信仰极度贫乏的中国青年追求新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欲望。

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战后风靡整个西方世界。从20世纪5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萨特一直是西方社会的批判者，是国际暴力的反抗者。法国人曾痴迷萨特哲学，《存在与虚无》人手一册曾成为一种奇特的时尚。

在中国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浓重的一笔。到80年代中期，中国出版界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译介达到一个**，“萨特热”一直持续到进入90年代之后。萨特就是当时中国青年的文化偶像，如今“萨特热”渐渐消退，但介入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的工作却从未停止。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马克思·韦伯﹑罗尔斯﹑列维-斯特劳斯，哈贝马斯以及米歇尔·福柯，都曾经在知识界奉行一时，但再无人能够达到萨特所曾具有的影响力。虽然一贯保持强悍而绝对拒绝手势的萨特已经被安葬，但伟大的存在主义大师留给我们不朽的精神食粮仍旧“存在”，它提醒我们，世俗的桂冠永远不如内心的独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