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一名超现实主义斗士之前，艾吕亚除了阅读奈瓦尔、波德莱尔、洛特雷阿蒙、阿波利奈尔的大量诗作外，他还在养病期间把惠特曼的法文译本《草叶集》带在身边，反复阅读。在诗选《诗人的荣誉》序言第一集中，艾吕亚说：“深受本国人民鼓舞的惠特曼，号召拿起武器的雨果，被巴黎公社迷住了的林博特，热情奔放并激励着周围一切事物的马雅可夫斯基……伟大的诗人们坚定不移地行动的时刻或早或迟总会到来。”[10]诗人们使用语言的权力是无限的，哪怕是与外部世界最尖锐的冲突也不会使他们的诗歌受到损害，反而会给他们增添新的力量。面对战争的危险，诗人们从法国四面八方挺身而出，他们怀着愤怒握紧自己的笔杆。维昂、兰波、波德莱尔、阿波利奈尔等，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怀念光辉灿烂的人世，都曾受到崇高的**和卑微的情欲所折磨，绝望而又乐观。这些充满反抗精神的精神领袖前人促使艾吕亚要努力做一名献身正义事业的人。

艾吕亚后来在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中，不断进行语言上的研究探索，逐渐形成自己明朗流利的风格。他爱书写平凡普通的事物以及爱情，意象丰富，文字平易，极富抒情意味。他的诗歌语言和诗歌中的公民立场对当时和后来者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中国诗人戴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出版于1929年，诗集中收录了如《我的记忆》《断指》《雨巷》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抒情诗。《雨巷》自然是其中曾令人折服倾倒的作品，它以色彩、音节、意向取胜，戴望舒也因此而被称为“雨巷诗人”。作为书名的那首《我的记忆》不仅具有法国诗的味道，而且就其内容或形式来看都不愧是当时极其新锐的作品。诗人列举了一系列细微事物，来证明他的记忆几乎无处不在，格式虽然简单，意向却具体而丰富，如“在燃着的烟卷上，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在破旧的粉盒上，往日的诗稿，压干的花片，凄暗的灯上，平静的水上……”。诗人朦胧的境界给我们提供了自由想象的权利和空间。这首诗无疑受到艾吕亚早年作品如《自由》的影响（其中的“在……上”，叠句连连，与《自由》中的句式如出一辙），这清楚地印证了戴望舒对艾吕亚诗歌形式上的接受与借鉴。戴望舒此诗一出，当时中国新诗的题材和语言无形中也随之拓展。

戴望舒曾自述：“以前喜欢耶麦、福尔、高克多等，现在喜欢的却是苏佩维艾尔和艾吕亚。”这一说法反映出戴望舒创作从抒发个人情感向反映公众疾苦转变。这也可以看出，戴望舒诗歌开始注意公民立场，这一点诗集《灾难的岁月》有明显的表现。戴望舒虽然开始欣赏超现实主义的形式，但后来，戴诗的现实性大大增强，诗作中的象征性、朦胧美逐渐减弱。他结束了《我的记忆》以回避政治现实的基本主题，代之以民族斗争、社会斗争，即讴歌土地和人民，抒发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的悲痛。他的诗也曾成为战争中的号角和旗帜。拿戴望舒诗《眼》与艾吕亚的《人们不能》比较，“《眼》这首诗里所蕴含的自然客体与个体主体互为区别但共为一体……。其中‘透明而畏寒的火的影子/死去或冰冻的火的影子’的悖论意象，颇具有超现实主义所谓‘最强有力的形象，是最任意自由、最充满矛盾的形象，因而也是最难以表达的形象’、‘既扰乱了理智，也扰乱了感觉’、‘而梦幻的氛围和强烈的诗意就是从中产生出来的’等特征。”[11]1942年戴望舒创作《我用残损的手掌》，这首诗是对艾吕亚、阿波利奈尔与瓦莱里诗歌的创造性借鉴，其诗中幻觉与虚拟结合着隐喻和明喻的手法，及其抒发的拳拳爱国之心使这首诗成为戴望舒后期的代表作。作为一名以笔为武器的诗人，戴望舒与艾吕亚相遇了、统一了。戴望舒接受了艾吕亚精神的感召。

艾吕亚诗歌中的公民立场与许多受到世界大战波及的诗人不谋而合。女诗人陈秀喜1978年获国际诗奖的《我的笔》，由一支眉笔异化到对国家的热爱，对祖国曾经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悲怆。《我的笔》与诗人艾吕亚在德国占领期间写的《自由》如出一辙。艾吕亚，其诗歌创作的精神内涵引领了后来许多诗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