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主义运动初期，艾吕亚醉心于锤炼诗的语言。他在《文学》杂志上撰稿，声称“言语是一个目的”，“怎么感受怎么写”。他组织出版《成语》月报，指出他的152个成语目的是“论证词语”。他怀疑“自动写作法”不可避免的混乱的表达能力，主张“经过推敲的意义错乱”，追求诗的透明度。这些主张构成艾吕亚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期间诗歌创作的特征。他常常用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语言表达心声，将意义完全对立的词语组成新奇的形象，道破诗人某一真实的感受，如“灼人的寒冷”、“出汗的霜层”这样的诗句在他的创作中俯拾皆是。

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期，“他的诗歌旨在找到和谐，超越个人的痛苦。他的赞美从心爱的女子扩展到整个宇宙。他和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希望拓展视野，让想象与自然结合’，从而出现了这种将最罕见的意象同最常见的物体结合的艺术，著名的诗句‘大地像一只蓝色的橘子’就是佐证。”[3]诗人这一时期的作品，思绪朦胧，诗句往往不着红尘，特别是“大地像一只蓝色的橘子”，把蓝色的大地比喻为金黄色的柑橘，这既矛盾而又不可能的标题本身就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的语言和诗情。

“超现实主义诗歌艺术最突出的表现在于诗的语言、诗的逻辑，这与散文的语言、散文的逻辑有明显的差别，这一点，艾吕亚接受了。超现实主义诗歌形象的错综复杂与突兀，艾吕亚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然而他的特色在于用平易的形象，或者说，通过平凡的事物反映不平凡的深理。”[4]经历了达达主义运动以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锻炼之后，艾吕亚的诗歌创作终于得以彻底突破樊笼，变得通透开放，清澈明朗。他以朴素、直接、大胆的丰富形象，歌颂爱情、友谊、自由和光明，抒发心中的孤独、抑郁和失望。他认为只有能互相交流的诗，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好诗，即应该强调诗的语言的力量，尽量减少平庸、僵死的语言，语言应优美喜人，适于彼此交流。脱离超现实主义之后，他的诗虽也不乏突兀奇特的比喻，但这种语言简洁明快，内容深刻丰富的诗学主张已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基调。

综上所述，艾吕亚是一个涉足过超现实主义营垒的诗人，诗篇中留有不少形式主义的痕迹，但他比他“旧日的伙伴们”更为重视主观感情的宣泄，更执著地追求正义的事业，更重视保持诗人那颗纯金般的童心，更钟情于将自己有意的诗写成民众无意的诗，所以他的诗——特别是他中、晚年的作品，思想明晰，感情炽热，语言朴实无华，诗歌形象明确、具体和生动。

超现实主义、爱情和介入是诗人艾吕亚毕生的写照。他的诗歌不论是歌颂爱情还是赞美英雄业绩，都从容不迫，使人感到清新淡雅、音韵和谐。他写的诗句间也许会缺乏明确的逻辑联系，但目的却在牵连、引起读者某种联系或共鸣，从而产生更加良好的效果。

1938年他与超现实主义正式决裂（他的诗学事实上早就与这一流派的原理发生分歧），他的公民立场进一步确立，美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他认为，诗歌的本质与对它的使命的思考是不可分开的。1952年1月17日，他在讲演《论情境诗》时说：“荷马、莎士比亚、但丁和歌德——往往还有维克多·雨果，他们说‘我’的时候，他们就是代表自己时代的人来说话。他们是自己时代的良心，他们在历史的重大诉讼案中充当原告和辩护方面的见证人，他们是过去时代的花岗岩基座，同时也带有它的——过去时代的脆弱……一个人经历过饥饿之后，他就不希望世界上再有饥饿；经历过战争之后，他就谴责杀人行径。非正义唤起我们对正义的追求。”[5]“果实和鲜花——这是春天的情境，就像革命是人民和各民族的幸福情境一样。革命的诗应当在鲜明的情感中寻找自己灵感的源泉，而这种情感是建立在生活和创造生活的必要性上的，是建立在明确的、合乎逻辑的意识——即渴望正义上的。既然这种革命的感情是建筑在人类的团结上，那么它也就可以而且应该具有如此丰富而严整的诗意内容，使爱的情感成为另一种为生活而斗争的表现形式。”[6]艾吕亚曾写下的无数鼓舞人民斗志的爱国主义诗篇，不是正在以绝对的深刻表达着他与人民大众紧密结合的火热赤诚的心？他的诗，乐观向上、明朗欢快、色彩亮丽，与无病呻吟、孤芳自赏、消极颓废毫不相干。他的诗，质朴自然、节奏明快，或似自然流水，或似汹涌波涛，或给人以美的享受、心灵的抚慰，或给人以生存的希望、战斗的鼓舞。

从中年丧偶的悲痛，到军旅生涯、抵抗运动及共产主义事业的洗礼，艾吕亚“效法毕加索，从个人的地平线走到大众的地平线”[7]。他提出“诗的目的在实践的真理”，即“解决个人祸福问题，先要解决全人类的祸福问题”[8]，以此证明艺术的革命和社会的革命分不开，也明确显示出诗人作品中鲜明的公民立场和大众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