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里是在象征主义茁壮成长时期生长的，他必然会受到象征主义诗人们的影响，也就更有可能成为象征主义森林中的一棵大树。他也和其他象征主义诗人一样对埃德加·爱伦·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候的爱伦·坡已经声名鹊起。瓦莱里在1881年曾在给纪德的信中解释了他与爱伦·坡一起成长的事实，他说是爱伦·坡把他改变成和他一样的人。瓦莱里天天都在读他的书，他在瓦莱里心中的形象一天比一天高大。后来瓦莱里感觉到他更像巨人般伟岸，希望成为像他一类的人。但是瓦莱里认为自己完完全全地变成类似于他那样的人或许就真成为凤毛麟角的稀罕之物了。他从读爱伦·坡的书到希望成为爱伦·坡那样的伟人，对爱伦·坡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写给纪德的另外一封信中对爱伦·坡进行了高度评价：“关于坡，我本应对此保持沉默，因为我已下决心不再谈论此话题了。坡是唯一一位这样的作家——没有任何过失、瑕疵。他从不自欺欺人——他的行为从不受本能所左右——即使让他对迷狂作一综合概括，也会不失于理智与乐观……”[37]他不但把爱伦·坡奉为精神上追求的崇高目标和需仰视才见的伟人，而且也通过诗歌创作实践他的理论。同时他还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兰波的《醉舟》抄下来反复吟咏。他也希望得到马拉美的指点，在1891年1月给纪德的信中写道：“我在叔本华的书中读过若干这样的宏伟篇章，我还想深入波德莱尔、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去了解这种冲动和愿望，尤其想读一读那些如何描绘这种心醉神迷的冲动的片段。此外，还想了解一向孤独的爱伦·坡和马拉美，他们的内心愿望。”[38]马拉美却告诉他：“惟有孤独能够给你以指点。”[39]1891年8月，他在写给纪德的书信中谈到了他对兰波的《醉舟》的崇拜：“我为大海那样的景物之美所陶醉，它那毫不畏惧、想征服一切的冒险精神是我竭尽全力所要理解的……为了理解海之魂，请您再读读这首绝妙的诗《醉舟》，这首诗奇妙绝伦，但又有真情实感，的确有点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海中的罗盘”。[40]

瓦莱里作为后期象征主义流派的大师，他的诗学理论和美学观点必定会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布勒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瓦莱里作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联系人，他说：“是的，这个人肯定是保尔·瓦莱里，他是其同类中独一无二的诗人。长期以来，他对我是一个谜。我几乎将其发表于1896年的《与苔斯特先生共度晚会》铭记在了心间，这部作品发表的那一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发表于《桑托尔》杂志上，他是该杂志的创办人之一。我对这部作品啧啧称道，甚至有时苔斯特先生这个人物在我眼前活了起来，并走出了他的框子——瓦莱里的中篇小说——在我耳边鼓噪他那些酸辛的抱怨。直至今天这个人物仿佛依然在我耳边诉说着形形色色的怨憾，而且我觉得这些怨憾是不无道理的。”[41]因此，瓦莱里当时所提出的纯诗理论曾在法国文学诗坛上引起过不小的争论，甚至他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了法国国界。在他之后，还有像里尔克、叶芝、艾略特等一些诗人沿着象征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在瓦莱里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中国的许多诗人也曾有幸结识过这位象征主义大师，并在他的影响下，吸收了他的纯诗理论主张，并把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思想带到了中国。因此，伟大的诗人瓦莱里及其他的诗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1.瓦莱里与梁宗岱

梁宗岱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同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都源自于他长期留学法国的生活。期间，他结交了许多法国文化界的顶尖人物，如瓦莱里、纪德、罗曼·罗兰等。他把法国象征主义的思想植入中国，同时又将陶渊明等中国诗人带给了全世界。

梁宗岱是我国一位深受东西方文化浸润、陶冶的诗人、学者和翻译家。在他的求知生涯中，一位西方大诗人、学者对他的精神、学识有着深刻、长久的影响。这位诗人兼学者就是法国现代派文学大师保尔·瓦莱里。据梁宗岱自己所言，法国当代著名诗人——保尔·瓦莱里深深吸引和影响了他。据他回忆，接触瓦莱里，首先是他的诗，接着就是他整个人在“意识和情感的天边出现”，“使他对于艺术的前途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诗歌的创作，瓦莱里毫无保留的真诚议论和精辟见解，给梁宗岱的思想造成重要影响，同时也使梁宗岱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改变。

保尔·瓦莱里告诉他，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吸取西方文化，要从其精义入手，而不是也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门学科的牛角尖。这些深刻的见解给梁宗岱以启迪，使他豁然开朗。于是，梁宗岱决定放弃攻取任何学位，潜心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著名学府听课，广泛吸取文化营养。认真阅读，同时进行翻译和写作。在保尔·瓦莱里的影响和鼓励下，梁宗岱开始在著名的《欧罗巴》《欧洲诗论》等杂志上刊登了他自己用法文或英文写的诗歌。大作家罗曼·罗兰读了这些诗后，对梁宗岱大加赞许，并由此引发了他与梁宗岱的一段交往。

除去自己写诗外，梁宗岱还将自己喜爱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优秀之作译成法文或英文，献给热爱诗歌的法国人民。1928年寒假期间，梁宗岱将自己最喜爱的中国大诗人陶渊明的十几首诗和几篇散文译了出来。保尔·瓦莱里读了这批译作，十分喜爱。他劝梁宗岱将这些诗印成单行本，并答应亲自作序。这样，在梁宗岱的介绍下，瓦莱里认识了中国古代大诗人陶渊明。谈及陶渊明的诗，他赞赏道：“现在，我只须把这思想引申下去，便可以归到这本书上了。极端的精巧，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永远要走到一种自杀：在那对于朴素的企望中死去；但那是一种渊博的，几乎是完美的朴素，仿佛一个富翁的浪费的朴素，他穿的衣服是向最贵的裁缝定做，而它的价值你一眼是看不出的……”这对陶渊明的评价的比喻，真正贴切到了极点。

虽然梁宗岱比保尔·瓦莱里年轻二十多岁，但是瓦莱里对梁宗岱的欣赏，梁宗岱对瓦莱里的崇敬，使得双方的交往十分契合。在欧洲留学的后几年，梁宗岱以一个孜孜不倦的异国求知者，常常追随在瓦莱里左右，“瞻其风采，聆其清音”。瓦莱里常常向梁宗岱叙述自己少年时的文艺活动，或深情颤诵兰波、马拉美等大诗人的作品，甚至欣然告诉梁宗岱自己的诗作构想以及创作体会，并且蔼然鼓励梁宗岱在法国文坛上继续努力。瓦莱里认为，灵感是一时的，而诗歌是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创作出来的，一首好诗是意识和劳动达到顶峰状态的产物。写诗的伟大和荣耀就在这里。经过灵感的多次触发，运用思维和技巧，才能写作出诗歌来。他说：“神灵好意地轻易给了我们第一句诗，但是要靠我们写出第二句。为了让它成为一句天才的好诗，需要运用一切经验和智力的办法。”他在诗作名篇《水仙辞》中也曾咏叹过“人间的一切可能在无穷的等待中产生”。瓦莱里关于诗歌创作过程的教诲，使梁宗岱大为受益，他告诫自己不去写“即兴篇”和“急就章”，应当精益求精，把诗写得完美些，纯粹些。这一切使得梁宗岱对自己的艺术前途增加了勇气和力量。

激动之余，梁宗岱把译出的保尔·瓦莱里年轻时第一次发表的诗歌《水仙辞》，寄回国内，刊登在著名的《小说月报》上面。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水仙辞》的单行本。通过梁宗岱，这位法国大诗人的作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为了使中国读者更深入地知晓这位大诗人，梁宗岱于1928年6月初，在巴黎完成了一篇全面介绍瓦莱里生平、人格、艺术的长文《保尔·瓦莱里先生》，从中可以清楚地读出梁宗岱对保尔·瓦莱里的崇敬和精深见解，这是我国至今对这位大诗人评论的最精美的文字之一。

总之，梁宗岱的一生受保尔·瓦莱里的影响是极大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影响我最彻底、最完全，使我亲炙他们后判若两人的，是两个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几乎等于两极的作家：一个是保尔·瓦莱里，一个是罗曼·罗兰。因为秉性和气质的关系，瓦莱里影响我的思想和艺术之深永远是超出一切比较之外的：如果我的思想有相当的严密，如果我今天敢对于诗以及其它文艺问题发表意见，都不得不感激他。”梁宗岱早年的诗作，风格轻盈自在，后来在他所写的艺术论文中，行文却浓郁而绵密，几乎篇篇有保尔·瓦莱里文章的引文，有瓦莱里思想的渗透。我们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艺术见解中清楚地看出保尔·瓦莱里对他深切而广远的影响。

“在梁宗岱关于象征、象征灵境及象征之道的理论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梁宗岱在其象征主义诗学建构中，从自己特定的‘期待视野’出发，以现时的文化建设现实为基础，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对话’，既达到了对西方文化（法国象征主义）的阐释性理解，同时又使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在新的现实语境中获得新生，在现实的基础上被重建。”[42]

2.瓦莱里与王独清

作为象征主义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西方的“纯诗”理论依次经历了爱伦·坡、波德莱尔、马拉美这样一个渐次的历史过程，才在瓦莱里手中得以最终提出。1920年，瓦莱里在为柳西恩·法布尔的诗集《认识女神》所撰写的前言中首次提出“纯诗”概念。“纯诗”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为诗坛所瞩目，并对20世纪的诗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基于对当时诗坛创作的需要以及诗歌艺术本质的思考，中国诗坛也出现了提倡和探讨“纯诗”的声音。

王独清毫不讳言，他的诗歌创作思想来自于法国象征派的启发。他说，他从他最喜爱的四位法国诗人中学习到了他们的长处：马拉美的“情”，魏尔伦的“音”，兰波的“色”，瓦莱里的“力”。他当年在向这些诗人学习的时候，做好一首诗时，便翻出他们的某几首和自己的意思相同的诗来比较，要是自己的诗差得太远，就狠命地撕掉，重新再做。的确，王独清的“纯诗”与瓦莱里的“纯诗”显然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王独清并不是法国象征派的忠实弟子，他并没有全盘照搬法国象征派的诗歌理论，而是从法国象征派诗歌中选择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王独清的“纯诗”主张当时在中国诗坛上有着创新的意义，同时在创造社中也有着革命的意义，因为创造社是主张自我表现的，认为诗是“生之颤动，灵的喊叫”，他推崇直觉，强调灵感，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为此，郭沫若为诗歌的创作拟定了一个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在日本的穆木天也接受了法国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影响，提出了“纯诗”的主张，但是其诗歌观的主要内容则是提出了“诗的统一性”和“诗的持续性”。前者是说“一首诗的内容，是表现一个思想的内容”，也就是说诗的内容要凝练集中；后者是说“一首诗是一个先验状态的持续的律动”，也就是说一首诗要有一个完整的形象。在形式方面，穆木天虽然也提出了“诗要兼形与音乐之美”，但是却没有具体的设想。王独清的《再谭诗》是对穆木天《谭诗》一文的响应。在《再谭诗》中王独清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公式。这个公式在表述的方法上依照郭沫若的方式，而在内容上则加以变革。他将郭沫若的（直觉＋情调＋想象）更改为（情＋力），特别是将郭沫若的（适当的文字）更改为（音＋色），突出地强调对于文字表现手段的重视。而且他还反复地说，“我们须得下最苦的功夫，不要完全相信什么灵感”。

王独清的诗在当时就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艺术水准，而且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作品大半也是这些“分行，押韵，限制字数”的作品。其入选《象征派诗选》的诗共十首，而这类作品如《玫瑰花》《但丁墓旁》《能唱》《月下的歌声》《威尼斯（二）》《威尼斯（三）》等就占了8首。

3.瓦莱里与盛成

说起盛成先生与法国诗人瓦莱里的交往，恐怕还要追溯到盛成留法勤工俭学的那段岁月，可以说他们之间的一段难忘友谊，与《我的母亲》这本震动法国文坛的著作紧密相连。瓦莱里一生中曾经先后与两位中国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一位是诗人梁宗岱，另一位便是盛成。而瓦莱里与盛成的交往更深厚真挚，并且超越了文学和诗歌的范畴，深入到东西方文化底蕴的精髓之处，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一段值得永远纪念的文坛佳话。

早在盛成初到法国的时候，正值超现实主义“达达运动”在巴黎兴起，并且很快发展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新兴文艺潮流。盛成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怀着对新时代、新事物的追求与憧憬加入到“达达”狂飙中来，成为主张文艺与科学相结合的“行动派”成员之一。而保尔·瓦莱里自始至终受到超现实主义者的推崇，特别是被誉为“达达精英”的诗人安德烈·布勒东，他曾直言不讳地将瓦莱里称作是“深沉的摧毁者”。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盛成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诗人保尔·瓦莱里。原来，他们兄弟二人刚刚参加完母亲的葬礼。于是，盛成便提笔给瓦莱里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这样写道：

“当你失去母亲的时候，才会热爱你的母亲。当你失去母亲的时候，你才认识到母亲的慈爱……亲人的丧失是世界的丧失，心灵的痛苦是人类的痛苦。所以我谨以一名普通的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来安慰著名诗人，所以我是在怜悯与同情一个受苦的人。”盛成同时乘兴写就一首诗，题献给瓦莱里。这首题为《嬗变》的法文诗后来收入他的第一部法文诗集《秋心美人》。瓦莱里收到这封信后，也很礼貌地回复一信，没想到这封信日后却改变了盛成的命运。

后来，瓦莱里为盛成的处女作《我的母亲》作了长达十六页的序言，据说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长的序。同年6月，《我的母亲》由巴黎亚丁阶书局作为“东方丛书”的第一卷出版了。第二年春天，在海外获得巨大荣誉的盛成准备返回祖国。临行前他专门向瓦莱里告别，两人并肩漫步在巴黎的星形广场上，瓦莱里充满深情地对盛成说：“成！世界是一所大学，我们终生不能毕业。”1934年，当盛成再次来到巴黎与瓦莱里畅谈往事时，瓦莱里告诉盛成，现在东西文化所面临的不仅是同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互相消化和吸收的问题。当问及盛成家庭时，瓦莱里把自己的签名照片送给盛成，以作纪念。同时他也希望盛成回到中国以后，把长诗《海滨墓园》和甲午战争时的诗作《鸭绿江》译成中文。岂料此次见面竟是两个朋友的最后晤谈。瓦莱里去世后，盛成没有忘记诗人的最后嘱托，他以旧体格律诗的形式，把《海滨墓园》译成了中文。

1995年7月，九十七岁高龄的盛成由夫人李静宜女士陪同，再度来到阔别多年的法国，出席“瓦莱里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来到诗人的故乡塞特，看望和悼念盛成的朋友，伟大的诗人保尔·瓦莱里。蓝天大海的背景下，雪白的坟茔上撒满了鲜花，那一片一片的花瓣，仿佛要把一幕幕的往事唤回眼前。正如盛成在那首缅怀瓦莱里的诗中所写的一样：“墓出黄花生死路，帆飞白鸽去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