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与创作

关于魏尔伦，瓦莱里这样描述：“有多少次我眼见他从我的门前走过，嬉笑怒骂的他，用残疾人或流浪汉吓唬人的粗木棍擂着地面。”[1]

保尔·魏尔伦1844年3月30日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的奥特·皮埃尔大街2号。他的父亲是位军官，但温柔体贴；母亲喜爱幻想，他们原本希望要一个女孩，但是母亲3次流产，始终没有孩子。父母在结婚13年后才有了这个唯一的儿子，所以他们对这位晚来的家伙钟爱有加。魏尔伦的童年是在充满温情的家庭里度过的，他在《智慧集》里这样写道：“可怜的家伙！所有的遗产，洗礼的荣耀，你的基督教童年，爱你的母亲……你都糟蹋殆尽。”[2]1845年他父亲所在的部队搬到南部城市蒙彼利尔，这座城市给保尔·魏尔伦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对所经历的事情记忆非常清晰：“我特别怀念那些非凡的宗教庆典，城里的年轻人在那里聚会，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道袍，多数都是白色的，道袍套在头上，上面留了三个供观看和呼吸的小洞，让我吃惊不小。”[3]早在少年时期，魏尔伦就钟情于诗歌并积极参加那个时代的文学运动，与戈蒂埃领导的当代帕纳斯派过从甚密。《当代帕纳斯》发表过他8首诗歌。他中学毕业后在巴黎市政厅当小职员，开始与当时的文艺圈交往。他早期的诗歌深受戈蒂埃的影响并打上了浪漫主义和帕纳斯派的烙印。

1866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感伤集》，该诗集在写作技巧上娴熟地模仿了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和帕纳斯派诗人勒孔特·德·李勒。186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戏装游乐图》，诗人描述了意大利喜剧人物和18世纪画家瓦托画中的田园风光，借此来实践帕纳斯派所提出的诗歌应该排除诗人感情的理论。他与玛蒂尔德·莫泰订婚后，经历了人生的一段幸福时光，创作了大量诗歌并收入诗集《美丽的歌谣》。此后，他的性情大变，不再到处拈花惹草，停止追求年轻姑娘，尽情享受爱情带给他的幸福时光。他相信这桩婚姻会给他带来巨大和温馨的心灵安慰。这段时间，他显示出旺盛的创作生命，他把自己创作的诗歌结集，在1870年发表了见证他与玛蒂尔德·莫泰爱情的诗集《美丽的歌谣》。这些美丽的诗歌表现了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平静而单纯的生活，美好而甜蜜的爱情。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延续下去。

1870年9月，他与兰波相遇，10月，魏尔伦和瓦拉达决定带着兰波到魏兰·波瑙莫家里吃饭。魏尔伦急于向朋友们介绍这位诗歌天才，兰波也没有让他失望。饭间，他朗读了自己的《醉舟》，这首诗深深地打动了当时在座的听众。瓦拉达在1871年10月写给布莱蒙的信中就可以证明：“你没有去波瑙莫家吃晚饭实在是一大损失。在魏尔伦和我眼前展示了一位令人畏惧的诗人，他还不到18岁，名字叫阿尔图·兰波。他的手大脚大，一脸稚气，完全跟13岁的孩子没有区别，深黄色的眼睛，看似性格内向，但是好像更狂野，就是这位孩子征服了我的朋友们并让他们目瞪口呆，他的想象中充满力量和前所未有的颠覆。”[4]自从魏尔伦迷上兰波以后，他所向往的平静生活和甜蜜爱情都将毁于一旦。1872年，他抛下妻子，追寻着兰波从比利时到达英国，与他在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尽情地享受超出友情的友谊带给他的刺激和欢快。他们时而相聚，时而分别，时而欢笑，时而啼哭。此时此刻，魏尔伦处在了一种癫狂、混乱和病态之中。与兰波的共同生活使他产生了新的诗歌主张，也给他带来新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歌感觉更加细腻，诗歌形式更加晶莹剔透。魏尔伦用心灵，用生命捕捉每一个词语，每一段描述，每一个色彩所带来的效果，每一缕阳光所产生的神奇。他把诗歌天地变成了自己幻想和驰骋心灵真实的象征之地。魏尔伦与兰波之间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在两位天才诗人的生命中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兰波认为是《地狱一季》，魏尔伦认为是《无言浪漫曲》。1873年，他与兰波的关系破裂，在比利时醉酒后开枪打伤了兰波，他因此而被判了两年监禁。

1874年，他把自己与兰波在流浪途中的印象写成了《无言浪漫曲》，以此向自己的妻子玛蒂尔德·莫泰致歉。这本诗集是魏尔伦在布鲁塞尔的狱中完成的，面对世界和语言，作为诗人的造物主表现出了超越一切的态度，他不愿意像兰波那样去对抗生命，对抗生活，他也不愿意被自己的心魔和内心的癫狂所异化。他之成为他者，是因为他把自己融进了多元化的现实世界，他更愿意被现实中的不同事物与人、不同的自然风光所影响。他所希望的诗歌语言是那样的美丽，是那样绚丽多彩，并不是因为词语本身的意义，而是因为词义的音调；并不是因为词语的厚重，而是因为词语的乐章。很少有人把心灵的颤动与陶醉用短暂和物质的词语表现出来。《无言浪漫曲》就是他与兰波交往这种生命状态和过程的表现，词语因为曲调而存在，词语因为无言而浪漫。面对词语，诗人不再存在，无言的词语用自己的曲调倾诉着浪漫的故事，如流水，似江河，词语打开了一个美妙的心灵天地和诗歌世界。经历了轰鸣和癫狂的人生体验，魏尔伦终于皈依上帝，回归自我。这种回归与皈依的结果就是心灵的反思和醒悟。出狱后，魏尔伦过了几年的教徒生活，这一时期的诗歌被收集在由此产生的另外一个诗集《智慧集》中。

据说《智慧集》是魏尔伦在比利时打伤兰波之后被判入狱期间写作的诗歌的汇总，还有人说是在他获释之后所撰写的。该诗集发表于1881年，其中的核心思想围绕着皈依，围绕着灵魂的回归。《智慧集》和《无言浪漫曲》是魏尔伦在与兰波相处的那段日子的见证，充分地表现了魏尔伦思想的转变过程和心路历程。从迷狂、紊乱、沉醉到宁静致远，魏尔伦经历了大彻大悟。这两本诗集与兰波1873年前后发表的诗歌及其诗集《地狱一季》完整地记录了魏尔伦和兰波在经历同一事件时的不同感受和生命体验。

1883年，魏尔伦发表了一部在法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可诅咒的诗人》（不列颠百科全书译为《厄运诗人》），重点向国人介绍被他认为是可诅咒的诗人，因为这些诗人在魏尔伦的眼里都是天才：兰波、马拉美、科比埃尔。已经渐渐淡出诗坛的兰波又作为可诅咒的诗人出现在读者的面前，马拉美这位象征主义的领袖人物继续着诗坛传奇，就连科比埃尔这位仅仅写过一本诗集《勉强的爱情》的诗人，也因为作品被收入《可诅咒的诗人》而名噪一时。魏尔伦是第一个使用“可诅咒的诗人”这样的词语来介绍这些象征主义诗人的人。表面看来，这些象征主义诗人被人诅咒，但是他们都是不同寻常的天才，绝对应该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因为这部著作，象征主义才在真正意义上被普通的法国读者所接受。他们终于从中发现了一批与浪漫主义诗人完全不同的诗人。所以，《可诅咒的诗人》赢得了年轻的象征主义诗人的喝彩和欢迎，魏尔伦也刚好借着他与兰波的不正常关系和这部著作的发表，彻底与当代帕纳斯派决裂。瓦莱里在谈到魏尔伦时这样说道：“他来自艺术，又走出艺术。他摆脱了帕纳斯派，他处在，或者以为处在美学异教的末端。他反对雨果，反对勒孔特·德·李勒，反对邦维尔。他和马拉美关系良好，但马拉美和他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惟独在一件事——拥有几乎一样多的追随者和反对者——上相似。”[5]

魏尔伦晚年的诗歌代表着灵与肉的两种不同倾向，代表着他对纯洁灵魂的向往，同时又无法摆脱肉体的**。在生活**的同时，他还在追寻诗歌的纯净。1884年，他发表了收集了许多没有成集的旧作《今昔集》，其中著名诗歌《诗艺》受到了象征派诗人的热烈推崇。1888年，“当人们以颓废诗人来对待他时，这种安排是比较正确的。”瓦莱里如是说。这一年，魏尔伦发表了《爱情集》，诗歌中充满虔诚的感情和对纯洁感情的向往。所以瓦莱里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品行不端、跟艰苦而又动**的生活做斗争、不稳定的处境、在监狱和收容院内逗留、习惯性的酗酒、经常在下层社会鬼混和罪行本身，这些与文字优美的诗歌创作并不相悖。”[6]而与《爱情集》平行的，是他在1889年发表的《平行集》，这个诗集收集了描绘他放浪形骸的诗作。在灵与肉的矛盾中，魏尔伦用诗歌，用文字，顽强地继续着自己的生命。《今日作家》是他在1885—1893年完成的又一本著作。1896年1月，贫困潦倒中的魏尔伦在巴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是“法国最纯粹的抒情诗人之一，现代词语音乐的创始人，是从浪漫主义诗人过渡到象征主义的标志。”[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