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寓言的概念

寓言，其字面意思就是“寓意于言”。“寓言”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庄子》。《庄子·天下篇》曰：“以天下为沉沦，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寓言篇》曰：“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释文》中解释：“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信。”庄子的意思是，作者直接发表见解，不如假托一个人物来说更有说服力，也就是要“藉外论之”。这一概念在当时不是指一种特定的文体，而是指借他人所说的话。庄子认为寓言的特点是假借另外的事物以说明道理。但庄子没有强调寓言的故事性，因此古人对寓言概念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寓言”一词并未成为此种文体的共同名称，而是出现一些其他称谓，诸如“储说”“偶言”“譬喻”“传”“说”等。

直到1902年，林纾与严璩合译出版了新版《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从中可以看出，学术界是把中国的寓言和欧洲的“fable”当做同一种文体的。中国人用“寓言”一词来称呼欧洲的fable型寓言。“fable”原指虚构的故事或描绘性的陈述，其现代意义是指一种以散文体或诗体写成的简短故事，并用以表达某种教训。1917年，茅盾对先秦两汉诸子著作中的寓言进行整理，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至此，中国学术界对寓言文体的称谓取得了统一。人们开始把具有寓言特征的文体统一定名为“寓言”。当然，中西方寓言在题材的选取、寓言形象的设置以及结构形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对于寓言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寓言中所传达的经验教训和生活哲理也是人类共通的。

本书认为，寓言是一种寄托着教训和哲理的简短故事。

二、寓言的特征

寓言是文学领域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学样式，它通过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阐发人生哲理、寄托道德训诫。“它不同于一般的故事，而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寓言有两大要素，一是故事性，二是寄托性。这两大要素形成了寓言的双重结构，其表层结构是一个故事，我们称之为‘寓体’，其深层结构是作者所寄托的一种思想观念，我们称之为‘寓意’。由这两部分组成的作品，便是一则寓言。”[1]所以，故事（寓体）和寓意是构成寓言的两个基本要素。寓体是寓言故事的实体；寓意是寓体隐含的意旨，即寓意蕴含的真理性判断。

17世纪法国的寓言诗人拉封丹在为自己的《寓言诗》作序时说：“一个寓言可以分为身体和灵魂两部分。所述的故事好比是身体，所给予人们的教训好比是灵魂。”拉封丹认为寓言必须有故事和教训。

严文井对寓言也作过形象的比喻：“寓言是一个魔袋，袋子很小，却能从里面取出很多东西来，甚至能取出比袋子大得多的东西。寓言是一个怪物，当它朝你走过来的时候，分明是一个故事，生动活泼，而当它转身要走开的时候，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哲理，严肃认真。”[2]这些阐释极其形象地说明了寓言的基本特性：寓言往往虚构一个浅显的以人或动物为主角的故事，传递较为深刻的人生道理，对人们有劝诫或讽喻的作用。寓言将生活的经验、道德、伦理等教训熔铸在妙趣横生的故事之中，让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优秀的寓言是故事性与教训性的完美结合。具体地说，寓言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的寓意

德国寓言作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说：“要是我们把一句普遍的道德格言引回到一件特殊的事件中，用这个事件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大家可以形象地认识出这个普遍的道德格言，那么，这个虚构的故事便是一则寓言。”莱辛对寓言的解释明确指出了形象地阐明道理是寓言创作的目的。寓意是寓言的灵魂；故事是寓言的血肉，是为表现寓意服务的。寓言的教训或哲理渗透在故事中。叙述故事不是寓言的目的，通过故事来阐发人生哲理、寄托道德训诫才是其根本目的。《揠苗助长》告诉人们做违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事，只能得到失败的结局；伊索寓言中的《行人和熊》说明患难见知己的道理；严文井的《会摇尾巴的狼》告诫人们不要被坏人的花言巧语所蒙骗，因为坏人无论怎样狡猾虚伪，终究会暴露出他们凶恶的本性；金江的《小夜莺学唱歌》讽刺那些喜欢用虚伪漂亮的言词来掩饰过错的人。寓言的训诫性、讽喻性是非常突出的。阅读这些寓言故事，读者会很明确地领悟到作者要表现的道理。

寓言的寓意根据内容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1.经验教训型

总结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积累的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是寓言的一个重要内容。经验教训型寓言主要涉及工作和学习的经验教训，如《揠苗助长》《亡羊补牢》以及《伊索寓言》中的《蚂蚁和蝉》等；反映为人处世、交友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的作品，如《伊索寓言》中的《蚂蚁和鸽子》。这些寓言的寓意来源于生活中的经验，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和认识，而且常常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蕴含着深邃的生活哲理，闪烁着人类理性智慧的光辉。寓言通过浅显、形象的故事，把深奥、抽象的哲理阐释出来，从而使人们掌握这些规律。《守株待兔》就是通过宋人愚蠢可笑的行为，揭示了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古印度佛经寓言《盲人摸象》说明了全面与片面之间相互关系。

2.讽刺型

讽刺型寓言包括揭露和抨击统治阶级的强权、残酷、腐朽的统治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伊索寓言》中的《狼和小羊》、莱辛的《水蛇》、克雷洛夫的《诸农夫和大河》等；嘲笑人们的某些愚蠢行为和批判人们思想性格中的弱点和缺陷的作品，如《掩耳盗铃》《愚人食盐》及《伊索寓言》中的《狼和狮子》《狐狸和葡萄》《撒谎的牧人》《乌龟和兔子》。任何一则优秀的寓言，无论其寓意表达现实人生的哪个方面的内容，都因其深刻地昭示了永恒的真理而熠熠生辉。

寓言的寓意是明确清晰的。寓意有时在寓言中直接表达出来，在开篇或结尾时直接点明。《伊索寓言》中的作品大多是在叙述了一个小故事之后直接道出教训的话语。《北风和太阳》结尾直接点明：“这故事是说，说服往往比压服更有效。”而像克雷洛夫的《天鹅、梭子鱼和虾》是在开篇就把寓意点明：“合伙的人不齐心，事业就要搞糟；虽然自始至终担心着急，还是一点儿进展也没有。”更多的寓言不直接点明寓意，而是将寓意隐含于故事中，让读者从中去领会，如《画蛇添足》。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寓言故事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思维积淀，具有较大的开掘深度和广度，因而有时它所传达出来的寓意甚至超越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故事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真正生命力长久的寓言，往往具有表层寓意、中层寓意和深层寓意多个层次，能让读者透过表层寓意去领悟作品的中层寓意和深层寓意。所谓“表层寓意”指寓言的故事本身，是触发作者创作某篇寓言的契机，是作者寄托寓意的载体；“中层寓意”是表层寓意的概括升华，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特有的社会精神现象，具有历史认识价值；“深层寓意”是跨越时代的普遍的永恒真理，是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有的理性思维积淀。正是由于具有深刻的人生精义和哲理，寓言才可以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地域的限制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试以《南辕北辙》这则寓言为例，劝阻魏王进攻赵国都城邯郸是浅层寓意；联系战国时期的历史特点，这则寓言不仅反映了当时“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也间接反映了当时外交上“合纵”与“连横”的激烈斗争是中层寓意；目的、方向和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则是其深层寓意。

另外，有些寓言可以分析出不同角度的寓意，如《守株待兔》有四个方面的寓意：一是复古守旧则一无所得；二是只凭经验而不知变通则一事无成；三是心存侥幸则常常失败；四是不能把偶然性当成必然性。《惊弓之鸟》，从鸟的角度分析，说明心有余悸会导致不应有的失败；从射手的角度分析，说明通过细心观察，反复实践，掌握事物规律，便可事半功倍。优秀的寓言内涵深刻、丰富，能给读者以无尽的思考空间。

（二）比喻的手法

寓言是比喻的艺术，是借助设譬立喻的艺术手法来表达寓意的。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把寓言归为“比喻的艺术形式，自觉的象征”。但寓言的比喻和修辞上的比喻不同。修辞的比喻是一个句子；而寓言的比喻特点不是就某一句子而言，也不只限于一个形象，而是覆盖整篇作品。修辞上的比喻没有故事情节；而寓言有人物、情节，并把整个寓言故事作为一个比喻来影射、暗指，从而表现寓意。修辞上的比喻，其本体、喻体都有具体实体；而寓言的本体是故事，其喻体则是一个教训或哲理。没有故事情节的比喻不能成为寓言，因而任何寓言都离不开故事。如果只有寓意而没有故事，寓意便无所依托，只是一句干巴巴的训词，而不是一则寓言了。故事性是寓言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故事情节的寓言是不存在的。独白式小寓言也是有故事的，只是故事情节隐含在独白之中而已，如金江写的一则独白式小寓言：

狼闯进羊群说：“我是为谋求友谊而来的。”

这一句独白，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的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作者通过具体的故事来以此喻彼、借古讽今、以物喻人、以小喻大，借以阐明某种教训或事理。克雷洛夫的《天鹅、梭子鱼和虾》是通过天鹅、梭子鱼和虾这三种动物在拉车时由于用力方向不同而无法拖动车子的故事，说明合伙的人不齐心就会把事业搞糟的道理。

寓言的比喻特点是通过拟人、夸张、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法来表现的，主要有两种方式。

1.采用拟人手法

这种手法以动物、植物等为主人公，并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其目的是影射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这样可以使读者更容易从情节中超脱出来，联想到更多的生活实际，挖掘其蕴含的寓意。

2.采用夸张手法

这种手法以历史人物或虚拟人物（包括作者自己杜撰的以及借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文艺作品中的）为主人公。这样的比喻很容易与现实的人或事直接对应。

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子虚乌有的人物，或者是拟人化了的动植物、无生物以及抽象的思想观念等。他（它）们进行的出人意料的活动，构成了一个个离奇的、荒唐的情节。在《伊索寓言》的《北风和太阳》中，北风和太阳比一比，看谁能脱下路人的衣服。北风刮得猛，致使路人将衣服裹得更紧；太阳不断散发自己的热力，迫使路人终将自己的衣服脱得一件不剩。主人公太阳是自然物，北风是自然现象，本都是没有生命，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争辩、较量。当然，也有很多寓言是写日常生活故事的，如《揠苗助长》。这些似乎很平常的事，写到寓言中却让人感到人物的想法、言行有悖常理。担心禾苗不生长竟然拔高禾苗，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找到的。又如《愚公移山》，愚公凭个人之力居然想把两座大山搬走，竟然如愿。寓言的故事仅仅是为表达寓意而存在的，有时甚至不在乎故事本身的合理性。例如，克雷洛夫的《天鹅、梭子鱼和虾》中天鹅、梭子鱼和虾都到大路上去拉车了。而读者不会追究鱼和虾在陆地上是否能继续存活，但是他们从这故事中悟出了“做事要齐心”的道理。

寓言的故事虽然看似荒诞，但也有其荒诞的逻辑，即寓言的故事和寓意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抓住了两者的必然联系，巧妙地通过故事来传达哲理。如《揠苗助长》中人物行为滑稽可笑，但是符合人们主观急躁、急于求成的性格特征，只不过作者运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将事物的特征和本质放大而已。作者用宋人比喻主观急躁的人。《天鹅、梭子鱼和虾》中天鹅、梭子鱼和虾的行为，符合人们在合伙做一件事时努力方向不同的情况，比喻很明确，因此读者也就不计较是否违背梭子鱼和虾的自然习性了。

寓言形象常常有着鲜明的特点，即类型性。例如，在以动物形象为主的《伊索寓言》中，狐狸一般是狡猾成性，狼凶狠蛮横，狮子不可一世，羊柔弱善良，兔子胆小怕事等。这些特性被广泛运用，用来讽喻人类的行为。在以人物形象为主的我国古代寓言中，宋人、郑人多为被嘲讽的愚人。而且，有些人物寓言直接用愚人、聪明人、富人、穷人等泛指的称谓。形象的类型性更加强化并扩大了寓言的概括性和普遍适应性，也更能清晰地传达出寓言的寓意。当然，寓言形象虽然具有类型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同一种动物可能被作者赋予不同的性格特点。如狐狸在寓言中大多以狡猾的面貌出现，而《伊索寓言》的《狐狸和豹》中的狐狸却是心灵美好的。因而在理解寓言时，读者要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同时把整个故事作为一个比喻来认识寓言的寓意。

（三）结构简单、语言精练

莱辛强调：“寓言故事应该简单一些；它应该是扼要的，只要能满足清晰这一要求就行了。”[3]寓言是叙事文学中最简短的一种。篇幅短小、情节简单是寓言在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作者通常从生活中或自然中截取一个最富代表性的片段加以概括、提炼，把深刻的道理浓缩在一个短小的故事中，有的只是三言两语就把要阐明的道理或讽刺对象的本质揭示出来，可谓惜墨如金。如《伊索寓言》中的作品都很简短，一般长则一二百字，短则几十个字。其中被誉为世界寓言佳品的《母狮与狐狸》更是短小精悍：

狐狸讥笑母狮每胎只生一子。母狮回答说：“然而是狮子！”这故事是说：美好的东西在质不在量。

寓言的故事是为阐明寓意服务的，故事要紧紧围绕着寓意进行，故事单一，结构紧凑，往往只选取一个生活小片段、小场面或一小段对话，不展开故事情节，不生枝蔓，不对故事前因后果作详细描述，不设置悬念，也并不注重对细节的描写，其叙述、议论都很简练，选取人物形象性格特征中的最本质的一点进行粗线条的勾勒，不去细致地刻画人物形象。如《狐狸和葡萄》，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没有介绍，故事只选择了一只狐狸，这只狐狸长得什么样也没说，狐狸如何摘葡萄也没有描写。故事的叙述非常简明、概括，没有过多的细节描写，但是一个为自己的无能而寻找借口的活脱脱的狐狸形象却跃然眼前，其寓意也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寓言的简短使读者能集中精力去思考隐匿于故事中的道理。可见，寓言以最短小的篇幅来传达最深切的教训、最精练的人间真理，体现出极强的艺术概括力。随着寓言创作的发展，许多作家力求增强寓言的故事性和趣味性。特别是当寓言进入到儿童文学领域，为了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寓言更讲求人物形象和故事的生动有趣，但是作品中仍然保持了寓言短小精悍的特点。例如，鲁芝的《狐狸和狐狸》写黑狐狸和灰狐狸是最要好的朋友，简直好得一刻也离不开，但为了偷鸡，都各怀心事。这则寓言较详细地描写了两只狐狸的甜言蜜语和心理活动，使得两只狐狸的形象被塑造得栩栩如生。读者一看便知这则寓言要表达的道理：坏人终究是坏人，它们永远也不能同甘共苦，而只能勾心斗角，最后必然同归于尽，谁也不会有好下场。从全文来说，作为寓言故事结构紧凑、语言简练的特点依然很明显。

寓言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也体现在简洁凝练的语言中。寓言的语言简洁而犀利、辛辣而明快，能够把睿智而深邃的思想表达出来，能够做到说明道理或讽刺对象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充满人生智慧。简洁而富表现力的语言使寓言如同诗歌一样耐人寻味。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就曾形象地将寓言称为“理智的诗”。这说明寓言一方面必须是哲理的；一方面又必须是诗。优秀的寓言作品不仅蕴含着深邃的哲理，而且富有诗意。寓言的语言虽然不像诗歌那样跳动着**，但同样精粹、隽永、余味无穷。如严文井的《浓烟和烟囱》把日常生活中两个常见的形象作了拟人化的对比，刻画了浓烟狂妄自负和烟囱沉稳厚重的性格，批判了自我欣赏、不断膨胀和扩散的、终于自我消灭了的浓烟形象，褒奖了沉默矗立、目标坚定的烟囱。其中在对浓烟那洋洋自得、在空中摇摇摆摆升腾而最终“色彩却越变越淡，声音也越来越微弱”的形象的嘲讽耐人寻味，使整则寓言仿佛一首绝妙的讽刺诗。由此看出，凝练精准的语言使得寓言如同诗歌一样诗意蕴藉，回味无穷。有些独白式寓言更显示了寓言语言的高度艺术概括力，如当代作家孙建江的《雨雨寓言集》中的作品：

日光灯：有了我，太阳的存在是多余的。

根雕：不管怎么说，美在于自然。

这些寓言都只有一句自白，简短而耐人咀嚼，充分显示出寓言是一种智慧的语言艺术。

三、寓言的发展历史

寓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寓言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追溯寓言的源头，人们可以发现，同童话一样，寓言也起源于民间口头文学，受到神话传说的直接影响。神话是在人们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其思维方式是原始的。人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觉悟到了神话的矛盾和荒谬之处，于是，哲人们逐步寻求对世界的理性解释。人们由原始的神话思维方式迈向理性思维时，寓言起了桥梁作用。早期寓言的寓体往往是一个带有“万物有灵”色彩的生物故事，而本体却是人们对世界的理性思考的产物。寓言的产生标示着人类理性思维的逐渐觉醒，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联想和想像去表现从生活中感悟出的哲理。寓言这种寄托着教训和哲理的文学样式伴随着人类思维迈向成熟的进程而逐渐完备。

世界寓言主要有三大发源地：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国。

（一）古希腊寓言

古希腊寓言是西方寓言的源头。《伊索寓言》被誉为西方寓言的始祖，它是由后人搜集整理的民间流传的古希腊寓言的汇编，归于公元前6世纪的伊索名下。《伊索寓言》的内容涉及社会、人生、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反映出许多事物的规律，体现着古希腊人民的聪明智慧，是世界民间文学的精华。它以动物作为寓言形象，运用民间文学的拟人、夸张、对比等表现手法，形成了短小精悍、故事生动、语言朴素、幽默睿智的一篇篇寓言珍品。它的出现，奠定了寓言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基石。《伊索寓言》对后世的寓言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在法国的拉封丹、德国的莱辛、俄国的克雷洛夫等西方寓言大师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伊索寓言》的影子，而且《伊索寓言》对东方寓言的创作也产生极大的影响。《伊索寓言》中的精彩故事在全世界可谓家喻户晓，许多国家的小学教科书中都选入了《伊索寓言》，如我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狼和小羊》《狐狸和葡萄》《乌龟和兔子》《农夫和蛇》等。

古希腊寓言之后，西方寓言发展史上产生了几位重要作家。

1.达·芬奇（1452—1519）

达·芬奇不仅是一位大画家、科学家，也是位出色的寓言作家。他的寓言散存于他的笔记手稿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由意大利出版家布鲁诺·纳尔迪尼整理，出版了《达·芬奇寓言集》和《幻想动物》两本书，包括110则寓言。达·芬奇寓言思想内容丰富，侧重于对理想追求和人生见解的表达，如《石头和道路》《老鹰的遗嘱》《金翅雀》等。达·芬奇寓言富有自己的特色，他的作品中有数十则以植物为主体形象的寓言，这对于一直以动物为主的欧洲寓言是一大艺术贡献。而且，达·芬奇寓言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于以《伊索寓言》为代表的欧洲寓言，在寓言中没有直接点明寓意的教训。达·芬奇的思想深刻、文笔优美、风格独特的寓言作品，在欧洲乃至世界寓言文学史中占有光辉的一席。

2.拉封丹（1621－1695）

17世纪法国寓言大师拉封丹于1668年至1694年分12卷出版了《寓言诗》，共244首。拉封丹的寓言诗虽然大多取材《伊索寓言》和古印度《五卷书》，但拉封丹对古代题材是创造性地利用和发挥，而不是简单的复述，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充分反映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拉封丹充分调动了古典主义创作思想和写作技巧，还善于采用民间语言，创作出内容丰富、讽刺尖锐、刻画传神、生动活泼的寓言诗。拉封丹将寓言诗化，他的寓言诗优美流畅，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在寓言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莱辛（1729－1781）

18世纪德国著名的剧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莱辛，也是一位寓言大师。他早年曾写过诗体寓言15篇，后来改写散文体寓言，1759年出版了他创作的散文体寓言90篇。他非常推崇《伊索寓言》，极力主张寓言应该明确、简练、平实。他的寓言故事简洁明快、短小精悍、寓意深刻，而且对寓言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故事和教训话语的配置更加灵活多样。另外，莱辛还在寓言理论上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写了5篇关于寓言的论文，包括《论寓言的本质》《论寓言中采用动物》《论寓言的分类》《论寓言的写作》《论寓言在学校中的特殊功用》，这些论文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他的寓言理论。

4.克雷洛夫（1769－1844）

克雷洛夫是19世纪俄国卓越的寓言大师。别林斯基说：“克雷洛夫把我们的寓言提升到极度的完美。”[4]他与伊索、拉封丹齐名，是世界三大寓言作家之一。他用诗体写作寓言，一生共创作寓言203首。克雷洛夫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寓言不局限于道德训诫，而是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给寓言注入了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战斗性极强。克雷洛夫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得寓言这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大放异彩。他的寓言还处处体现出俄罗斯人民的智慧、幽默，充盈着典型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克雷洛夫发挥了自己戏剧家和诗人的才能，在寓言中设置出戏剧性的情节和精彩的对白，使寓言成为一个隽永的讽刺小戏，耐人寻味。

（二）古印度寓言

古印度寓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寓言之一，对于世界寓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古印度寓言主要收集或改编在《五卷书》和一些佛经中。

1.《五卷书》

《五卷书》是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童话寓言故事集，是古印度寓言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书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或2世纪。《五卷书》共包括48个寓言故事。《五卷书》里的故事充满了各种生活经验、教训和对人情世态的讽喻，是古印度人民智慧的结晶。

《五卷书》中动物故事和人物故事都比较多，动物故事占三分之二。既不同于希腊寓言以动物故事为主，也不同于中国古代寓言以人物故事为主，全书有一个主干故事，首尾相应，每卷又各有一个主干故事，插入、串联许多小故事，是“枝蔓式”的结构形式。《五卷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童话寓言故事似乎都能在《五卷书》中找到原型。

2.《佛本生故事》

《佛本生故事》（《佛本生经》）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古印度佛经寓言，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前后。《佛本生故事》中大多数都是寓言故事，也有童话、笑话、奇闻轶事等。《佛本生故事》也是韵散夹杂的体式，动物故事有四分之一，人物故事占四分之三。《佛本生故事》中的寓言寓意深刻，生动有趣。

3.《百喻经》

印度佛经中的《百喻经》是天竺僧人伽斯那所撰，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汉译本。《百喻经》每则格式都是先讲故事，后讲佛学义理，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书中约收100个寓言故事，基本上以人物为寓言主人公，其中更以愚人形象为主，形成了《百喻经》独具的特色。

《佛本生故事》《百喻经》等古印度佛经寓言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及东南亚各国以至欧洲，并对世界寓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中国古代寓言

中国古代寓言源远流长，其发展先后经历了先秦的说理寓言、两汉的劝诫寓言、魏晋南北朝的嘲讽寓言、唐宋的讽刺寓言和明清的诙谐寓言五个阶段。

1.先秦寓言

我国的寓言就文字记录而言，大约产生于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纷起著书立说。为了阐述各自的政治主张，他们在言谈论辩中大量引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引譬设喻，以使听者喜闻乐道、心悦诚服。先秦时期是中国寓言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先秦寓言是为不同学派的哲理和政治主张服务的说理寓言，但从文体角度看，寓言在当时还属于散文的附庸，并未取得独立地位。

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的寓言大概有五百则，如《墨子》中的《楚王好细腰》《击邻家之子》《多言何益》等、《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攘鸡》《齐人有一妻一妾》《学弈》《冯妇》等、《庄子》中的《庖丁解牛》《丑妇效颦》《坎井之蛙》《触蛮之争》《不龟手之药》《望洋兴叹》《鲁侯养鸟》等、《韩非子》中的《三人言市有虎》《买椟还珠》《自相矛盾》《守株待兔》等、《列子》中的《朝三暮四》《纪昌学射》《齐人握金》等、《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一鸣惊人》等、《战国策》中的《画蛇添足》《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等。

这些寓言绚丽多彩，是中国寓言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对中国古代寓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2.两汉寓言

在汉王朝统一天下的历史背景下，两汉寓言主要假借历史故事来总结经验教训，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人们一些劝喻和借鉴，劝诫人们遵从封建伦理规范和政治规范，因而多是重在劝诫的修养寓言。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两汉寓言的创作也受到一定限制，总体水平不及先秦寓言。能够代表两汉寓言成就的首推刘向编辑的《说苑》《新序》中的寓言。在这些寓言中，有不少的佳品，如《反裘负当》《叶公好龙》《晏于逐高缭》《螳螂捕蝉》等。另外，在《新语》《新书》《淮南子》等两汉理论著作中也有一些精彩的寓言，如《指鹿为马》《一岁之麦》《塞翁失马》《螳臂当车》等。

3.魏晋南北朝寓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不宁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时代。印度的佛教寓言于此时传入中国，为中国寓言提供了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借鉴。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大量的诙谐讽刺的傻瓜寓言。寓言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愚昧可笑的愚者形象。邯郸淳的《笑林》是我国的第一部笑话专集，开创了后世笑话体寓言的先河，《裁竿入城》《踏床啮鼻》等都是其中的佳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总的寓言数量不是很大，在其他的理论著作和笔记小说如《苻子》《刘子》《金楼子》《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中也有一些寓言。

4.唐宋寓言

唐宋时期在各种文学样式普遍繁荣的文化背景下，寓言也取得巨大成就。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寓言逐渐摆脱以往包含于哲学、史学著作中的附庸地位，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韩愈、柳宗元、苏轼是唐宋寓言创作的代表作家。韩愈（768－824）的寓言《老不中书》（即《毛颖传》）最为著名。这则寓言用拟人手法，通过毛笔的一生，寓意了人生沧桑的悲凉和哀伤，讽刺了统治者的冷酷无情。

柳宗元（773－819）是唐代成就最大的寓言作家。他的寓言作品数量不是很多，但继承了先秦寓言植根于现实的优秀传统，借鉴佛经寓言的讽刺手法，寓言形象典型鲜明，讽刺性强，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他最著名的寓言是《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和《蝜蝂传》。

苏轼（1037－1101）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寓言大家。他的创作既承袭了先秦寓言特别是庄子寓言的传统，又吸收了佛经寓言、柳宗元寓言的营养，并予以贯通，使自己的寓言创作具有了集大成的性质。苏轼创作的寓言有一百多则，代表性作品有《日喻》《桃符与人》《别石塔》《百钱独载》《虾三德》《公孙辩屈》等。

5.元明清寓言

从元代到清代中叶历经三个朝代。此时已是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曾几度出现社会的繁荣景象，但这一时期的封建专制统治黑暗，言论极不自由。这一时期的寓言创作，由于社会背景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等原因，与唐宋寓言相比有了一定的变化。这一时期寓言创作的成绩不是十分显著，但其中也出现了两个**：一是元明之际，以刘基（刘伯温）、宋濂的寓言为代表；二是明朝中叶至清初，以刘元卿、江盈科等人的寓言为代表。

刘基（1311－1375）的寓言作品主要集中在寓言集《郁离子》中，有近二百则寓言故事，如《千里马》《狙公之死》等，此外还有散文体《卖柑者言》、诗体《二鬼》等。

宋濂（1310－1381）的寓言作品主要见于《龙门子凝道记》和《燕书》，共有寓言一百多则。《具区白雁》《乌鸦同啄》《矢人自得》《剜股藏珠》《束氏猫性》等均是故事性强、形象生动、寓意深刻的佳作，对后代都有一定的影响。

到了明代，中国寓言又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不仅寓言数量增加，而且寓言与笑话融合，形成了幽默调侃的诙谐寓言。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和浮白斋主人的《雅谑》等书中都有大量寓言故事。而明代的寓言要以刘元卿寓言和江盈科寓言为代表。刘元卿（1544－1609）寓言主要在《应谐录》中的《贤奕编》中，其寓言以《争雁》《猫号》等最为人称道；江盈科（1555－1605）的《雪涛小说》是一部寓言笑话集，其中的《任事》十分诙谐有趣。

明代的诙谐寓言对清代的寓言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石成金的《笑得好》和吴趼人的《俏皮话》是清代很受欢迎的两本诙谐寓言集。此外，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写得很成功的寓言作品，如《螳螂捕蛇》《骂鸭》《藏虱》《狼》《禽侠》等。

（四）中国现当代寓言的发展

中国现代寓言是在广泛吸收我国古代传统寓言和欧洲寓言等外国寓言的营养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寓言。它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和古代寓言截然不同的时代精神，在艺术表现上受到欧洲寓言的影响而有了新的特征。受欧洲寓言影响，中国现代寓言广泛使用拟人化的手法，以拟人化的动物、植物等作为寓言主角，改变了中古代寓言多以人物为主角的状况。此外，我国现代寓言，大多数是儿童寓言，而且从五四时期开始，寓言就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对此陈伯吹作了精辟的阐述：“它的所以被列入儿童文学的领域中去，就是因为它的简单的朴实无华的语言文字，适当的篇幅，诡奇的鸟言兽语，滑稽的禽兽行为，幽默的讽刺情调，都能够吻合儿童对于文学上所企求的新奇、幽默、活泼等等的阅读趣味的缘故。即使其中深藏着的寓意，多数未能让一般小读者心领神会，除了那些表面的肤浅的形象以外，暂时还得不到其中实质性的东西，直到他们成熟年龄到来的时候，然而这是无碍于儿童的文艺欣赏的。”[5]寓言这种文学形式以其生动有趣的故事深受儿童的欢迎和喜爱，再加上精练、智慧的语言和鲜明的道德训诫意味，使寓言成为儿童教育的良好教材，也是儿童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体裁。

在中国现代寓言的产生过程中，茅盾、郑振铎、鲁迅等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17年茅盾编选了中国第一部古代寓言选集《中国寓言初编》，并于1918年开始创作寓言，共13则，包括《狮骡访猪》《学由瓜得》《平和会议》《金盏花与松树》《以镜为鉴》《狐兔八井》等。茅盾的创作确立了寓言作为现代文学诸样式中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的存在价值，对中国现代寓言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功绩；鲁迅在1914年曾捐资刊刻了佛经寓言《百喻经》，发表了《螃蟹》《古城》《狗的驳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过客》等寓言；郑振铎在20年代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寓言并进行了寓言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还创作了一些富于儿童文学特色的寓言，如《熊和鹿》《象和猴子》《小鱼》《狐与狼》《兔子的故事》等，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寓言文学的儿童化特征。

到了20世纪30年代，寓言创作表现出为儿童教育服务的倾向。一些儿童文学作家热心于寓言的创作，如陈伯吹的《小朋友寓言》、贺宜的《随便你先生》等。在40年代，中国寓言文学走向了第一个**，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寓言作家，以冯雪峰、张天翼、仇重、贺宜、何公超等人的作品最多，也最有影响。其中冯雪峰1947年出版了寓言集《今寓言》之后，又连续出版了数本寓言集。1980年出版的《雪峰寓言》收入了他写作的近200则寓言，其中绝大多数是1949年以前所作。冯雪峰以他多产优质的创作使中国现代寓言走向成熟。

1949年后，中国寓言文学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除了冯雪峰、严文井，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寓言创作的作家，如吕德华、林植峰、金江、湛卢、仇春霖、鲁芝、韶华、申均之、刘征、余毅忠等，而且在1955年到1964年这几年间，出版了20多部寓言集。金江从1954年开始发表寓言，共出版了十多种寓言集，如《乌鸦兄弟》《好好先生》《小鹰试飞》《知道了》《狐狸和螃蟹》《老驴推磨》《鳄鱼的眼泪》等，共创作了大概1000则寓言。金江的寓言基本上是为儿童写的，以拟人寓言为主，形象生动，富有儿童韵味。湛卢在1956年出版的寓言集《猴子磨刀》，是当时最具盛名的寓言之一。他的寓言主要供儿童阅读，多为动物寓言。作品构思巧妙，语言凝练，善于表现深邃的哲理。仇春霖从50年代开始寓言创作，出版了寓言集《无花果》《猴子刺虎》《帆与舵》等。其寓言的最突出特点是把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寓言故事相结合，善于抓住动物的某一特点来构思生动的故事。申均之50年代开始寓言创作，出版了寓言集《高山和洼地》《西郭先生》。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只几十则，但作品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1978年以后，文学创作百花齐放，寓言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中国寓言文学拥有了庞大的作家群，比较有代表性的寓言作家有黄瑞云、凝溪、黄永玉、樊发稼、吴广孝、许润泉、凡夫（段明贵）、陈乃祥、海代泉、盖壤、曲一日、罗丹、薛贤荣、雨雨（孙建江）、卢培英等。黄瑞云从1959年开始寓言创作，《黄瑞云寓言》中收入400多篇寓言。他是一位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寓言作家。其作品大多都有深厚的社会生活背景，强烈地表现了作家力图用寓言来剖析和把握生活的意识，寓言风格凝重沉郁，其中《陶罐和铁罐》入选了小学语文教材。凝溪是我国当代创作寓言数量最多的作家。从1979年开始创作寓言，他发表的作品有2000多则，先后出版了《猴子的舞蹈》《猫头鹰的学问》《狐狸的生日》《无药的药方》《狮子与哈哈镜》等十多部寓言集，作品题材广泛新颖，艺术形式灵活多变。他的寓言故事单纯，短小精悍，常常只有一二百字，但也有规模宏大的系列寓言。凡夫创作寓言600多则，已出版《凡夫当代寓言》《一百个动物寓言故事》《狐狸的神药》《黄鼠狼的名声》《摘掉金箍的孙悟空》等寓言集。他的寓言积极干预社会生活，批评社会不良现象，风格犀利而不尖刻。薛贤荣从1989年起出版了《小猴躲雨》《否否先生》《国王与海盗》《四季寓言》《老鼠和神灯》等寓言集。他的寓言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和题材，立意新颖，构思奇巧，不落俗套。薛贤荣在寓言理论上也有研究，出版了《寓言学概论》。

四、寓言与童话的关系

寓言和童话都起源于民间，最初都是口头文学，都受到神话、传说的直接影响。这使寓言与童话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都具有较强的幻想虚构性，都有一定的故事情节，都可以采用各种动植物来充当故事的主要形象，都比较广泛地采用拟人、夸张、象征等艺术表现手法，都蕴含着一定的人生哲理，具有象征意义等。这使得寓言和童话很难被截然地划分清楚，有些讽喻性童话就更难与寓言区分开来，而一些篇幅稍长、情节完整、人物性格较为丰满的寓言也可看成是一篇短小的童话，如金近的《小猫钓鱼》、彭文席的《小马过河》、严文井的《浮云》、吕德华的《蜘蛛、蚕和桑树》等。然而，仔细比较寓言与童话这两种各自成熟完备的文体，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说来，它们有以下几点区别。

第一，从故事表现的重点来看，寓言重在寓意，着力表现内含的讽喻和教训。寓意是寓言的灵魂，假托的故事一定要围绕寓意展开，有的寓言直截了当地用概括性语言揭示出要表达的寓意，训诫的意味比童话明显；而童话重在故事本身，着力表现生动有趣的故事，教训意味不那么强，教育意义往往寓于整个故事之中，不直接点明。

第二，从情节结构上看，童话的故事性强，情节曲折有趣。寓言只要求故事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不要求故事情节曲折完整。寓言的故事比较简单，一般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要求塑造性格鲜明的拟人化形象；童话在故事情节的安排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则有较高的要求。此外，寓言不要求塑造性格鲜明的形象；而童话则对此有较高要求，童话重在刻画形象，无论是常人体形象、拟人体形象还是超人体形象都要有鲜明的性格特征。

第三，从幻想的方式上看，童话和寓言都有幻想的成分。但相对来说，童话更富于奇丽的幻想，这是符合儿童爱幻想心理状态的；而寓言是以阐明教训或哲理为主要目的，因此幻想的程度比较浅。另外，童话的幻想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与现实的结合也必须和谐、自然，使事物按照自然的规律发展。童话的幻想强调遵循童话的现实逻辑，讲究人性和物性的统一，如小山羊爱吃草，小猫喜欢吃鱼，小兔跳着走路等；而寓言则不那么严格，寓言重视的是对现实的讽喻和影射，因而多着眼于现实事物与虚构事物中找到相通之处，并不拘泥于自然逻辑，可以突破“物”性的限制，不注意故事本身的合理性，如狐狸本来是肉食动物，而《狐狸和葡萄》中的狐狸却改变了原有的习性，想吃葡萄。这则寓言借助狐狸的故事，目的是讽刺生活中那些没有力量，不能做成事情而自欺欺人的人。寓言赋予狐狸以“人”性，却违犯了狐狸的“物”性，这在传统童话中是不成立的。

第四，从篇幅上看，寓言情节结构单纯简单，篇幅短小、简练，语言凝练、机智、幽默，通常只有几十字、几百字；而童话的情节比寓言更曲折丰富，更多变化，更生动有趣，结构也更复杂，篇幅相对较长一些，其中中长篇童话具有小说的叙事特点，童话的语言活泼生动，有美感。

第五，从读者对象来看，童话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儿童。童话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故事的内容和表现的情感要符合儿童的欣赏水平和接受能力，而且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寓言因其吻合了儿童追求新奇、幽默活泼等的阅读趣味而被列入到儿童文学的领域内；但寓言的读者对象则不限于儿童，其读者大多是成年人。寓言和童话一样都是虚构的，但寓言更注重的是通过故事告诉世人一些道理，对现实人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寓言中隐含的寓意面向的读者比童话的读者要大一些。

[1] 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的范畴、起源、分期新探》，载《求索》，1994（4）。

[2] 严文井：《严文井童话寓言》，3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顾建华：《寓言：哲理的诗篇》，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4] 顾建华：《寓言：哲理的诗篇》，15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 陈伯吹：《寓言和寓言大师伊索》，载《儿童文学研究》，第21辑，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