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来到切文古尔, 从外表上没有看出多少共产主义来。一位女乞丐带着饥寒交迫、身患重病的孩子来到这里, 但切文古尔既没有吃的, 也没有暖和的房子, 更没有医生和药物, 大家只能指望神奇的共产主义创造奇迹, 治好他的病、救下他的命, 然而孩子还是凄惨地死去了。为了延续生命, 从外面找来了女人。从莫斯科来检查工作的谢尔比诺夫告诉萨沙, 索尼娅已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工作, 她一直惦挂着他。哥萨克骑兵袭击了切文古尔, 这个镇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 切普尔内伊、谢尔比诺夫、科片金等布尔什维克都牺牲了, 萨沙骑上科片金的坐骑“无产阶级力量”, 离开了切文古尔, 来到父亲当年淹死的湖边, 也像父亲一样, 跳进水中, 继续了父亲对死亡好奇的探寻……

扎哈尔到切文古尔来寻找萨沙, 结果城里几乎空无一人, 只有革委会秘书普罗科菲正在他弄到的全部财产中哭泣。他答应扎哈尔寻找萨沙的要求, 外出寻找萨沙去了。

《切文古尔镇》就这样生动而深刻地描写了切文古尔式新型社会形态的幻灭。淡修安指出, 普拉东诺夫笔下的新型社会形态, 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具有两方面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一方面, 包含了一种美好却不切实际的社会生活方式, 延续了俄罗斯人民数世纪以来寻求生活真理的思想和行动, 它那梦幻般美丽的“臆造天堂”代表了人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最高追求, 即自由、平等、友爱、幸福和快乐的生存, 甚至达到不死和永生; 另一方面, 作家通过描绘和塑造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 不仅把自己早年所信奉的“革命就是万能的钥匙”“人类真正的历史只是开始于社会主义”的信念现实化和具体化了, 而且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证明了自己类似单纯信念的虚幻, 从而告别了自己先前天真的浪漫主义, 转而以更加现实的艺术眼光去发现和捕捉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阴暗面, 力图把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在奔向新型社会形态过程中的种种虚假现象、冒进行为和消极因素都揭露并展示出来, 以便有助于苏维埃俄国的健康发展。

中篇小说《基坑》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挖基坑(地槽), 建造全体无产阶级住进去的统一大厦; 一条是搞集体化运动带来的悲剧(淡修安概括为六幕死亡悲剧:一是工人阶级代表在农村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的死亡, 如萨弗隆诺夫和科兹洛夫到农村不久就被当地的富农和中农干掉了; 二是富农阶级包括中农和界限不清的贫农的死亡, 先是被零星地打死, 后来干脆扎个木筏把所有富农强制性地永远流放到海洋; 三是中农和贫农们的死亡或向死心理, 有因不满集体化而被积极分子及其助手打死的, 有因自己的阶级成分不清而自己死了的, 还有一大批感觉不到生存的意义而产生向死心理的; 四是积极分子的死亡, 积极分子曾采取诸多荒唐行为和过火措施, 最终成为集体运动失败的“替罪羊”, 被活活打死; 五是人们宗教信仰的死亡, 就连神父都背叛了上帝, 当了政府的暗探; 六是整个俄国乡村自然界的死亡)。作品相应地表现了两个主题:反对空想社会主义, 揭露农业集体化中的极“左”行为。两条线索两个主题由主人公沃谢夫连接起来。

沃谢夫认为活着就是寻找真理和人生的意义。在30岁生日那天, 他被迫离开工厂, 到另一个城市去。在荒地上, 他遇到一群工人, 挖土方的队长是奇克林。工人们告诉他, 这里今天将开始建造一座统一大厦, 让当地的无产阶级统统住进去。沃谢夫接过他们递来的铲子, 衷心希望能从土里挖出真理来, 他认为未来的一代将在他们建造的这座坚固的大厦里安居乐业。挖土工人在这里住了下来, 热情高涨地拼命工作, 睡得很少, 吃得很差, 但他们都习惯了这种生活。

工程师普罗舍夫斯基十分激动, 正是他想出了这个主意:建造一座独特的供全体无产阶级居住的大厦, 以此来代替人们至今还分门独户居住的这座旧城。一年以后, 当地的全体无产阶级将搬出这座小私有者的城市, 住进这座宏伟的大厦; 十年二十年之后, 另一个工程师将在世界中心建造一座供普天下劳动人民永久而幸福地居住的高塔。

区工会主席帕什金经常来这里检查工作进度, 尽管工人们已够努力的了, 但他还是批评工人们进展太慢, 并且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舍不得提高生产率?社会主义没有你们照样成功, 可你们离了社会主义就白活一辈子, 就会死的。”于是, 宿舍里都安装了广播, 从此后喇叭“一直像暴风雪似的在连续不断地工作”, 发布各种各样的命令, 工人们在高音喇叭长时间各种腔调的轮番“轰炸”中, 无法思考, 感到越来越屈辱。而帕什金住在城里一幢坚固的不怕火烧的房子里, 他的书桌上放着各种各样增进健康和发挥积极性的饮料和罐头, 因为“帕什金具有很高的阶级觉悟, 是先锋队队员, 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绩, 因此要科学地保养自己的身体——不仅为了个人生活快活, 也为了周围的工人群众”。

奇克林在瓷砖厂废弃的房子里, 发现了年轻时曾吻过自己的工厂老板的女儿尤丽娅, 这时她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已被整得奄奄一息, 临死前她把小女孩娜斯佳留给了奇克林。工人们十分喜爱娜斯佳, 纷纷向她奉献自己的爱心。那天晚上, 工人没有打开广播喇叭, 吃饱了晚饭就坐下来看着那小女孩, 从而破坏了工会通过广播进行的文化教育。他们从广播和其他文化资料上, 听到的只是抽象的“路线”, 在娜斯佳身上, 却看到了“创造物”和“党的目标”——未来的希望:“即将成为全世界一分子的小孩。”他们决定, 尽快挖好基坑, 早日建成大厦, 用石墙让孩子们免遭风吹雨淋, 感冒害病!残疾人扎切夫还把小女孩带到帕什金面前, 对他说:“你看看这干瘪的社会主义。你这坏蛋低下头仔细看看, 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脂肪全给你吃光了!”

沃谢夫和奇克林到村里去帮助领导人“积极分子”领导农民组建集体化农庄, 农民被命令整队地进入社会主义。大家在会上做出决定:贫农参加集体农庄, 而富农被赶到木筏上, 顺小河飘入大海再到更远的地方去。接着, 庄稼汉们杀死了大大小小所有能呼吸有生命的牲畜之后就开始吃肉, 并且命令全家一起吃。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 大家像吃圣餐似的大吃特吃, 最后全都倒了胃口, 再也不想吃了, 可是还得把亲自喂养的牲口身上的肉藏到自己肚子里保存起来, 使它免遭公有化。为了更加准确地鉴别阶级敌人, 人们让一头曾在铁匠铺干过活的熊来嗅寻富农, 因为“它的无产阶级工龄很长”。熊完全凭着自己的好恶决定谁是富农, 嗅出了一批富农, 他们被赶上木筏, 飘入大海。消灭富农后, 却得到了州委的指示, 说“积极分子已经滑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左倾泥坑”, 并且撤了他的职。“积极分子”不愿把财产无偿献给国家和未来的一代, 既然自己是群众了, 那就让群众暖和暖和吧, 于是, 他开始从发着高烧的小女孩娜斯佳身上扒下自己的那件棉袄, 被奇克林当胸一拳给打死了, 并被当作富农处理掉了。沃谢夫和奇克林抱着发着高烧的娜斯佳回到基坑工地, 发现他们挖好的基坑里盖满了积雪, 宿舍里空无一人。人们回来后, “有许多人从工棚旁边走过, 可是谁也不来看望生病的娜斯佳, 他们人人都耷拉着脑袋在专心致志地考虑全盘集体化的事”。

沃谢夫发现娜斯佳死了, 面对死去的孩子, 他深深思考起来:“如果孩子的感觉和确切的印象中没有共产主义, 那他不知道现在这世界上哪儿还有共产主义?如果一个幼小的、忠诚的、将真理看作欢乐和运动的孩子死了, 那么生命的意义和整个世界来历的真理对他又有什么用处呢?”他自己现在又还要什么生活的意义呢?

《基坑》像《切文古尔镇》一样, 通过挖基坑建共同住的大厦等, “以象征和暗讽的方式, 表达出自己对革命、人与自然的冲突等复杂而深邃的思考”, 在作品中, “人们挖掘的欲望所通往的是双重的无望:向下的虚空和向上的虚妄。向下的不停挖反而将贫农、中农和出身雇工的无产阶级带入地层深处, 带入更黑暗的部分。向上突入即企图在现实的、整个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实现彼岸的千年王国——一座人人即将搬入其中的臆想中的共产主义大厦——其结果却是古拉格集中营。他们不停劳作, 共产主义大厦却始终没有建起一砖一瓦, 他们拼死拼活所得到的只是越挖越深的基坑”。小说写得相当客观冷静, 富于嘲讽, 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译者徐振亚指出:小说一方面把集体化期间消灭富农的政治运动的残酷、荒唐和危害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 小说更重要的意义或者说真正的价值在于透过现实的层面思索发生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 探讨诸如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人生的意义这些带哲理性的问题。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 建造供普天下劳动群众居住的共产主义大厦, 工人们以及后来加入进来的农民不停地挖土, 结果却成了埋葬代表未来的女孩娜斯佳的坟墓。普拉东诺夫用他那大智若愚的稚拙语言道出了朴素的真理, 采用荒诞、象征等手法, 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充满了无穷魅力、他人难以模仿的艺术世界。淡修安认为, 在《基坑》中, 作家采用隐喻化的艺术手段, 塑造了两个极具象征意蕴的艺术形象——无产阶级公共大厦和基坑, 以此集中揭示、讽刺和批判工业化进程中的消极现象, 突出隐藏于工业化消极现象背后的人们追求理想的虚妄性和现实生活的残酷性, 并通过述说生活在这些消极现象阴影之下的人们的行为举措、认知感受和情感体验, 描绘人与社会的关系, 求索个体和整体存在的意义。进而, 他对此展开了颇为详尽的阐析, 并得出结论:工业化的消极现象作为一种乌托邦幻想, 既消灭了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存在意义, 也最终毁灭了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二者最终都摆脱不了被基坑吞食、埋葬的宿命。[5]

中篇小说《初生海》讲述的是发生在苏联东南部草原深处一个国营肉类畜牧场——“父母家园”畜牧场的故事。电机工程师维尔莫来到这个“父母家园”畜牧场, 发现场长乌姆里谢夫以“莫管闲事”为处世准则, 对畜牧场的一切放任自流, 以致混进这里的坏人与富农博热夫相互勾结, 偷盗了畜牧场的牲畜, 强奸了准备告发他们的挤奶女工艾娜, 并且残害了她。乌姆里谢夫被免职后, 年轻的挤奶女工娜杰日达当上了新场长, 她朝气蓬勃, 聪明能干, 人们在她的领导下焕发出空前的劳动热情。为了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肉、奶交售计划, 继续扩大生产, 必须增加牲畜数量, 而这又首先得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担任总工程师的维尔莫相信苏维埃的技术会改造一切, 于是提议开发地球形成时期沉睡于地层中的初生海水。这一提议得到了批准。然而由于维尔莫事先没有对周围地质状况进行科学考察, 也没有考虑到畜牧场本来就处于低地, 因此, 才钻到三米就出了水, 钻井工程因此失败。

反乌托邦三部曲内容颇为丰富, 总的来说, 主要表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主题。

一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切文古尔镇》中切普尔内伊等人在切文古尔建立的不是共产主义, 而是一种狂热的、空想的甚至极“左”的东西, 他们杀光了一切敌人(甚至曾经为革命工作过的人), 赶走了他们的家属, 不愿劳动, 每天沉醉于做梦, 吃的是野生植物, 睡的是草堆, 孩子病了都没有医药,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最后城毁人亡, 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基坑》一方面揭露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虚幻以及官僚们的虚假:工程师普罗舍夫斯基有一个宏伟计划——先在当地建造一座能让全体无产阶级住进去的统一大厦, 10年20年之后再在世界的中心建造一座能让全世界无产阶级住进去的超巨型高塔, 然而当工人们在辛辛苦苦地开挖基坑时, 官僚们却住在花园小楼里享乐, 丝毫不关心工人的疾苦, 并且对这项事业毫无热情; 另一方面描写了集体农业化中的极“左”行为:强迫农民全体入社, 把富农放到木筏上送进海洋里去, 甚至荒唐得用熊来嗅出富农。《初生海》则主要批判了盲目冒进的官僚主义, 他们一味追求高数字高产量, 异想天开, 不切实际, 只会导致失败, 甚至给人们带来灾难。为了更好地表现反乌托邦的思想, 李明滨等指出, 三部曲都精心设计了“一个共同的艺术情节:妇女或儿童的毁灭。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形式, 用以抗议和否定社会环境以及谋取某种目的的手段, 因为恶劣的社会环境或功利的手段往往导致弱小生命的灭亡”。

二是表现了对真理以及生活意义的追寻。三部曲中的下层人物不少是思考者, 如《切文古尔镇》中, 不仅主人公萨沙是思考者, 随时随地都在思考, 如他见到山水曾这样思考:“自然界毕竟是实干的。这些被人讴歌的山山水水不仅仅是一首田园诗。水可以滋润土地, 供牛和人饮用。山和水都能使人盈利, 这点最好。有地有水人就能生活, 我也只能靠这些生存下去。”甚至连文化不高的铁匠都在思考:“怎么到头来总是怪人骑在我们头上发号施令, 而老百姓自己却从来无权作主……他们最正经的事——就是白白养活一群傻瓜……”而且, 三部曲都有一个漫游式的主人公,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过一定的教育, 满怀热情, 追求真理, 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并且到生活中到俄罗斯大地上四处去寻找。《切文古尔镇》第一部中的漫游者是扎哈尔, 他醒悟后漫游各地, 寻找真理; 第二部则是萨沙, 他最初是奉令去全省各地了解情况, 后来则是自愿放弃去综合技术学校学习的机会, 而到切文古尔了解真实情况, 最后更是为了了解死亡而像父亲一样走入湖水中。《基坑》里则是沃谢夫, 他不满足于平凡的工作, 渴望寻找生活的真理, 因此离开工厂, 到外面漫游, 最初希望在挖基坑的过程中发现真理, 最后看穿了一切的虚妄, 深深失望。《初生海》中则是机电工程师维尔莫, 他是大学毕业生, 漫游到“父母家园”畜牧场, 试图实现自己那“技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 用技术统治生活并把人改造成讲究节约的人; 开发利用初生海水的计划失败后, 他和娜杰日达一起漂洋出海, 到国外学习深造, 以便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漫游—寻觅的思考者, 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 最早发源于基辅勇士歌, 后来由草原上漫游的勇士演变为云游者, 并且使精神的浪游和苦觅变成俄罗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普拉东诺夫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这种漫游—寻觅结构模式, 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同时又使之具有相当的文化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 反乌托邦三部曲尤其是《切文古尔镇》中的乌托邦主义者, 有不少并非坏人, 作家非常公正也很全面地透视着人性:一方面他们被空想社会主义迷昏了头, 做出了许多荒唐举动, 甚至给人们带来了灾难, 另一方面他们的心地不坏, 用意和出发点往往很好, 《切文古尔镇》序言作者薛君智对此有细致分析:“普拉东诺夫笔下的这些‘怪人’与‘疯子’, 可以被称为好心的官僚主义者、善良的革命幻想家, 因为他们主观上个个都怀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比忠诚和满腔热情, 人人都苦心探索并身体力行以求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科片金到处流浪战斗, 力图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但他虽善于破坏旧世界却苦于不懂如何建造新世界, 最后为保卫切文古尔镇牺牲在入侵的哥萨克人手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朝思暮想、苦心探索, 为无产阶级设想出各种新生活的计划, 包括‘同志型的婚姻’和‘消灭黑夜以提高收获’, 等等; 切文古尔镇革委会成员们热忱盼望实现‘无产阶级在一起就是共产主义’的信念, 宁可节衣缩食也要去搜寻和收容一无所有的乞丐和穷汉……”

在艺术上, 李毓臻等指出, 三部曲的“人物语言和小说叙述语言往往充斥片段或扭曲的各种语录、口号、政治术语和公文套语, 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 手法上经常将写实与幻想、讽刺与幽默、滑稽与怪诞、喜剧与悲剧因素相结合, 渗透着作者对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和把握”。其中, 尤为突出的是反讽手法的运用和叙述视角的变化, 这集中体现于《切文古尔镇》中。

刘亚丁指出, 《切文古尔镇》中, 反讽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让切普尔内伊杜撰的“共产主义”美好神话与现实的悲惨局面相互映照, 构成反讽。切普尔内伊杜撰的“共产主义”神话越是美好动人, 现实的惨状越是触目惊心, 反讽的力量就越大。

第二, 用人物的姓氏构成暗喻, 进行反讽。在《切文古尔镇》中, 作为能指的人物姓氏往往是暗喻, 其所指是人物的精神特征。如切普尔内伊(Чепурный)意为“胡说八道”, 这暗示他所杜撰的“共产主义”是异想天开。小说中有两个姓德瓦诺夫的, 一个是亚历山大(即萨沙)·德瓦诺夫, 另一个是普罗科菲·德瓦诺夫。德瓦诺夫(Дванов)是形容词двойной的近义谐音词, 而这一形容词的意思是双重的、两面的。亚历山大·德瓦诺夫具有双重性:在精神世界中他是主人, 是积极探索者; 而在实际生活中则较消极而缺乏行动。普罗科菲·德瓦诺夫是个两面派:一面鼓动切文古尔人去吃苦受罪, 一面却躲在家里满足一己的食色之欲。

第三, 借古典文学构成反讽。这主要体现在科片金这一形象上。科片金(Копенкин)这个姓与копье(长矛)同音, 令人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事实上, 在小说中科片金的一言一行都是对堂·吉诃德的滑稽模仿。堂·吉诃德有一个自己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长长的骑士封号, 科片金则自封为“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维尔赫涅—莫特林斯克区布尔什维克野战分队队长斯捷潘·叶夫列维奇·科片金”。堂·吉诃德有为之朝思暮想因之建功立业的“贵夫人”——“杜尔西内娅”, 科片金也以已故的共产国际领袖罗莎·卢森堡作偶像, 每次行动之前, 总要念叨她的名字, 还想到德国去为她扫墓。堂·吉诃德有劣马名叫“驽骍难得”, 科片金把自己的座骑命名为“无产阶级力量”。堂·吉诃德游侠四方, 把风车酒囊当强敌, 挥矛痛击, 闹了不少笑话, 科片金浪游草原, 滥施号令, 把手无寸铁的农夫当土匪, 策马急追不舍。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原本用的就是喜剧反讽手法, 普拉东诺夫借古典文学构成反讽, 再让科片金模仿这个人物, 形成了双重反讽, 渲染了科片金这一形象的喜剧性, 让他成为古典巨人身影中的侏儒。

叙述视角的变化, 主要表现为小说中有两个叙述者, 对此刘亚丁有细致分析。他认为, 其中叙述者Ⅰ是客观叙述者, 往往记载人物的内心话语, 或对情节进行客观叙述; 叙述者Ⅱ是语言施暴者, 是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意识的侵凌和支配, 记载的是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在同一段文字甚至同一个句子中两个叙述者可能先后相继出现, 如:“德瓦诺夫和普罗科菲到城边去了。在他们头上, 在大地上, 残月在缓慢移动, 快要沉下去了; 月亮的存在毫无益处, 植物不能靠它生长, 人在月亮下悄没声地睡觉。”这个句子中, 分号前的分句是叙述者Ⅰ的, 客观叙述, 不带半点主观色彩, 分号后面则是叙述者Ⅱ的, 仿佛一个用新眼光来评价宇宙万物的人在说话, 月亮是个没用的东西, 不像太阳能给无产者提供植物和热量。又如:“德瓦诺夫现在最惦记的事就是保证所有切文古尔人有食物, 让他们长久平安地活在世上, 并以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带给德瓦诺夫心灵可感的平静的幸福; 切文古尔的每个躯体都应该坚强地活下去, 因为共产主义的物质感觉只能活在这躯体中”, 前一个分句是叙述者Ⅰ的, 记载德瓦诺夫的内心话语, 后一个分句是叙述者Ⅱ的, 仿佛切文古尔那特有的声音又激动地述说起来。出现在叙述者Ⅱ中的, 往往是集体无意识, 是支配着所有切文古尔人的潜文本。面对这种集体无意识, 个人的意识、个人的反抗, 是极其微弱的。这集体无意识就像排山而来的洪水, 把所遇之物席卷而去, 而被席卷进去的, 又反过来加强这洪水的声势。集体无意识就这样支配着切文古尔的人们, 把他们带入了绝境。正是在叙述者Ⅱ的文本中, 普拉东诺夫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造成切文古尔神话的, 不独切普尔内伊一人而已, 还有这种令人心惊胆寒的集体无意识。

综观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创作, 在思想上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红线, 那就是通过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来探索生存的意义。淡修安指出, 人与自然、人与革命、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作家的关注焦点, 求索个体与整体存在的意义成为其艺术追求的宗旨和创作思想核心。作家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对自我意识和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 对俄国新旧世界观念和哲学思想的审视, 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一创作思想体系以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基础, 涵盖自然哲学、革命理念、社会认知、爱的思想四个方面。薛君智更具体地谈道, 这一红线就是:“通过思考人和自然、和宇宙、和历史、和革命、和国家、和社会、和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来探索人的生存意义。无论他的作品的主题、内容有多少变化, 它们始终包涵着这个核心思想”, 因为“人之生存意义乃通过思考和解决人与自然、与革命、与国家、与社会、与自身、与他人之关系来探索战胜死亡的奥秘, 其目标是使一个人的心灵活在另一个人的心灵中。因此, 必须关注人的心灵, 求得人际间的心灵沟通。当今日世界已被分割成理论与实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领袖与群众等一系列对抗体时, 科学、理智、权力在领袖手中变成了损伤人的心灵与人际关系的恶的武器, 为此, 必须使双方结合以转移矛盾, 使人们懂得所有的人都是兄弟, 每个人应关心他人, 人与人之间互相博爱, 联合起来以实现共同事业, 重新探寻世界的和谐与统一。与此同时, 人类应解决和自然界的矛盾, 依靠科学技术调动和征服自然的力量, 使之服务于人类”。

正因为如此, 普拉东诺夫致力于反对理性, 而重视人的心灵, 《叶皮凡水闸》较早地表达了反理性的主题:“普拉东诺夫用他的故事说明, 欧洲的纯理性早已使它本身失去生命力, 俄罗斯人民则有纯真的心灵、感觉和理解大自然的本质。作家的结论是:心灵高于理性, 理性应受心灵制约, 这正是中篇的中心主题。”(薛君智)此后在反官僚三部曲、反乌托邦三部曲及其他作品里, 他更是把反理性的观念与反对专制、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乌托邦思想等结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 他特别关注“人的孤独声音”。阿格诺索夫等人指出, “人的孤独声音”在这个充满了事件、革命、战争和物理、数学、技术领域重大发现的世纪, 是否能存在并保持完好?这是普拉东诺夫给20世纪提出的问题。“地球的孤儿”“父母双亡的孤儿”“普遍孤独中的一员”——这些关键的“形象——概念”成为其作品的基调。几乎普拉东诺夫的每个主人公身上, 都有孤儿和孩子的影子:他们被抛弃, 被遗忘, 没有家园, 没有父母。这是他们的失落与空虚, 他们就生活其间:“他们当中谁都没有见过父亲, 而对母亲的印象也已模糊, 只记得身体渴望得到安抚, 成年之后这就变成一种空虚的悲伤。”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孤独, 不仅是个人的性格特征, 它更象征着被摧毁的原本完整的民族生活, 象征着失去上帝的世界与人。它堪与“宇宙的巨大无声的痛苦”相比。

与此同时, 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因此相应地大多是一些思考者, 不仅思考社会问题, 而且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等哲学问题。马克·斯洛宁指出:“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大都是工人、艺匠和粗通文墨的怪人。这些纯朴、普通的人经常为一些根本问题所困扰:我们是谁, 从何处来, 到何处去——我们和邻居、国家、大自然、上帝的关系是什么?”

在艺术上, 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往往把现实主义的纪实和夸张、怪诞、象征等手法结合起来(在反官僚主义、反乌托邦等小说中尤为明显), 使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 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写实与怪诞、讽刺与幽默、抒情与调侃相结合的艺术风格, 并且构成反理性的寓言性叙事。

在普拉东诺夫的小说中, 一方面是真实得近乎严酷的现实生活的纪实描写, 揭示了生活中悲剧性的一面, 这在《疑虑重重的马卡尔》《有利可图》和反乌托邦三部曲中随处可见, 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又以夸张、怪诞、象征等手法展现生活中人性中可笑、可耻的一面, 并且使小说幻化、空灵且普遍化, 构成寓言性的叙事。如《格拉多夫城》写主人公施马科夫奉命从中央调到格拉多夫省工作, 任务是以健康的思想使其振兴。他来到该地后, 不关心民间疾苦, 每天要么埋头于公文之中, 要么殚精竭虑去创作一些巨著, 题目是《治国方略》《为使人变成时时刻刻奉公守法的公民而消灭其个性特征的几项原则》。他甚至坚信官僚制度对革命有功, 它能把分崩离析的人民粘在一起, 向他们灌输服从秩序的意识。在他管理下的格拉多夫城一塌糊涂, 最后竟被降为格拉多夫村, 而他自己则因全身心投入巨著的创作, 操劳过度, 活活累死。这部作品主要以夸张的手法突出主人公和官僚主义的荒诞。《切文古尔镇》则通过消灭黑夜而提高收获、每天开两次会以及枪毙一切资产阶级、不劳动、拆毁房屋而睡草堆等怪诞荒唐的设想和行径, 构成寓言性的讽刺。而《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则用隐喻和象征构成寓言, “金色脑袋”隐喻当权者的富有、特权以及无需具有会干活儿的双手; 夹公文包且连接成线直达最高层次的“黄鼠”象征那些摄取权力、地位、荣誉、高工资和享受的官僚们; 置身山顶的“科学的人”则象征着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脱离群众的最高领袖。李毓臻等指出, 《基坑》也以隐喻和象征营构寓言式的气氛:“娜斯佳一直讲着妈妈和广播教给她的革命口号, 但是死前却不断喊着要妈妈的骨头, 母亲代表着历史, 娜斯佳的死表明没有历史也就不会有未来。地槽是未来伟大事业的开端, 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割断历史、隔断人们内心交流的鸿沟。连那只‘无产阶级’的熊也不应该被简单看作只是头滑稽可笑的动物, 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以原始的意识和情感介入现代生活的形象类型。”《初生海》里, 每一位人物的名字都具有象征意义, 从而构成一种超乎现实之上的寓言特性:维尔莫意为“忠诚”、乌姆里谢夫意为“死亡”, 娜杰日达意为“希望”。

甚至人的心理意识流程, 作家也极力让它在特别纯净的环境中进行, 从而达到寓言的效果, 如中篇小说《能干的人》中描写了主人公扎哈尔的意识流程, 然而, 正如彭克巽指出的那样, 普拉东诺夫的“这种意识流程探索往往在意识形态上过分纯净的环境中进行。他所塑造的是原先并不存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体系的、寓言童话般的艺术世界, 而不是像《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那种弥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哥萨克精神’的现实的艺术世界”。

普拉东诺夫的小说语言也极具独特性。他以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口语为主, 又把报刊、电台、公文、政论及其他各种书面语言汇入其中, 从而使性质完全不同的词汇交融起来, 使低俗的与崇高的、日常口语的与政论或公文的不同语体交织, 有点支离破碎, 有点文理不通, 但正好切合粗通文墨和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人的身份, 更具有一种时代和生活的真实, 而且, 还造成一种特别的效果:幽默, 一种民间语言的幽默。这种语言, 粗看下去, 显得话语不清, “再读下去, 却是一种极具独特风格和罕见的语言成就”(马克·斯洛宁)。淡修安指出, “普拉东诺夫风格”, 是俄国评论界对作家创作高峰期叙事作品的独特语言风格的提炼和概括。俄罗斯学界将这一风格普遍定义为与俄国传统经典文学语言相左甚至背离的反文学语言风格。普氏反文学语言或者说普拉东诺夫风格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叙述语言内在构成上离奇的混成性、杂糅性和粘连性, 表现为将大量宣传口号式陈旧政治用语(“带刺的官方术语”)、公文用语(各种决议批示和集会演讲中摘录的“语言代用品”)、晦涩不通的招贴画用语、前线煽动人心的口号和高度紧缩的哲学话语糅合在一起, 将一些简单、普通、惯常的词语(如耕地、工作、土地、生活、死亡等)与当时人们还没有适应的新词(如革命、世界革命、国际组织、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等)相粘连, 把众多冗言赘语、奇谈怪论、错格修辞甚至语法错误等语言现象混于一体, 使用了丰富的俄罗斯民间语言(如民间故事、神话、俗语、成语、陈词滥调、哀歌和壮士歌等); 其次是叙述语言外在修辞效果的粗糙化、响亮性和隐喻化, 表现为言语措辞发生了“故意的”扭曲、变形和断裂, 形成了“不对头的”丰富灵活和“口齿不清”的优美而粗糙的效果, 其“复杂的旋律性”“发自内心的呐喊声”和在革命期间学会思考的人大声的“内心独白”, 实现了“令人思想深处激动不已的响亮的变奏曲效果”, 语言指称概念的拟人化和拟物化修饰, 比如将自然、技术、机械、革命、历史和社会等概念进行拟人化处理, 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概念予以拟物化修饰, 取得了惊人的隐喻效果, 赋予作品浓郁的存在主义哲学底蕴, 极大地丰富了作品潜在的多义性和广阔的语义域。

参考文献

淡修安:《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普拉东诺夫小说》, 徐振亚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俄]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 古扬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7。

[1]作品梗概及内容, 详见淡修安:《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 15~ 17页,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2]《普拉东诺夫的创作:研究与资料》, 第2卷, 64~65页, 圣彼得堡, 2000。

[3]淡修安:《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 26页,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4]淡修安:《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 19~20页。

[5]参见淡修安:《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 211~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