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东诺夫是俄国20世纪出色而富有哲理深度的小说家之一, 他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理性的专制, 追寻真理和生活意义, 在俄国现当代小说中独树一帜, 但因为受意识形态影响, 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回归, 广为人知。

一、自学成才的哲理小说家

普拉东诺夫(1899—1951), 原名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克利缅托夫(后发表作品时借用父名作笔名, 改姓普拉东诺夫), 1899年8月20日生于俄罗斯中央黑土区沃龙涅日市郊驿站村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 父亲是铁路机车修配厂钳工, 把诚实的品格和高超的技艺传给了他, 母亲是钟表匠的女儿, 温厚善良, 多病早亡。普拉东诺夫7岁进教会学校学习, 后进入沃龙涅日市立中学学习。但作为一个有11个孩子的大家庭的长子, 1914年他不得不辍学做工, 帮父亲分担家庭重担。他先后当过火车司机的助手、管道厂的铸造工、机车修理厂工人, 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后来在20年代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回忆道:“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生活把我从孩子瞬间变成了成人, 我没有时间做青年。革命前我是个孩子, 革命后已来不及成长, 生活驱使我马上皱紧眉头努力打拼。”

1918年, 他考入沃龙涅日综合技术学校, 接着进入沃龙涅日铁路综合技术学院学习, 并开始参加文学生活, 思考哲学与人生问题, 还发表了一些政论、诗歌、短篇小说, 沃龙涅日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工人哲学家。”从1919年起, 他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所交往, 与“山隘派”作家皮里尼亚克、伊万·卡达耶夫等关系较好, 并受到其一定的影响, 也受到以赫列勃尼科夫等为代表的俄国先锋派文学的影响。1919年夏, 他参加红军, 先后担任过战地记者、军用列车司机助手、铁道兵特种部队战士, 1921年因患伤寒和肺结核而复员, 随后领导沃龙涅日的抗旱特别委员会, 并在铁路综合技术学院继续学习。1924年完成了铁路综合技术学院的学业, 先后当过土壤改良技师和农业电气化专家, 并于1926年被推选进农业经济和林业工作联盟中央委员会, 举家前往莫斯科, 不过很快又被解职, 派往坦波夫省土壤改良管理部门工作。但他仍然热爱文学, 刻苦自学, 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了深化思想, 开拓视野, 他还广泛自学多方面的知识, 阿格诺索夫等指出:“普拉东诺夫的办公桌上, 除了与工作有关的笔记、经济报表、图纸以外, 还有关于古代历史、土地使用的书, 最新的物理学与数学, 也有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与Н.别尔嘉耶夫、Н.费奥多罗夫、П.弗洛连斯基等人的著作, 有无产阶级诗歌, 有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1927年, 他定居莫斯科, 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在这一段时间, 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主要有:论文集《电气化》(1920), 诗集《蔚蓝色的深处》(1922, 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诗集, 曾受到勃留索夫的好评), 短篇小说《轮班》(1918)、《上帝》(1920)、《谢尔盖和我》(1921)、《叶利克》(1921)、《马尔孔》(1921)、《儿时的回忆》(1922), 中篇小说《电的祖国》(1926)以及科幻三部曲:短篇小说《太阳的后裔》(又名《思想的撒旦》, 1922)、《月球炸弹》(1926)和中篇小说《以太系统》(1926—1927)。[1]这些早期作品尤其是小说, 由于是试笔时期的创作, 文学价值不是太大, 但也开始体现自己的特点。其一, 追寻真理, 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社会、人生的问题, 探索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道德、人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以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等重大问题; 其二, 大多源于自身的生活经历与感受, 反映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 其三, 既有浓郁、怪诞的浪漫主义色彩, 又有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特色, “并逐步从浪漫主义的、怪诞的乌托邦式空想, 进入到现实主义的、严肃的反映社会真实生活的纪实写作”(《切文古尔镇》序, 薛君智)。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 是普拉东诺夫确立自己大师地位的时期, 也是其创作的高峰期。阿格诺索夫等认为:“1927年可以看成是俄罗斯文学出现一位新的大师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 普拉东诺夫完成了一系列中篇小说, 主要有:《空中站》《叶皮凡水闸》《格拉多夫城》(一译《戈拉多夫市》)、《内向的人》《驿站小村》《国家的建设者》(即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的第一稿)等。同年,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叶皮凡水闸》, 包括《叶皮凡水闸》《戈拉多夫市》《沙乡女教师》等作品, 这部小说集为作家赢得了声誉, 也引起了高尔基的注意:“应该承认, 我更加乐意阅读, 甚至贪读俄罗斯‘青年’(作家)的作品。我国有令人惊叹的多种类型的作家, 他们相当有胆识。本年内我喜欢的作家有:安德烈·普拉东诺夫、扎亚伊茨基、法捷耶夫、奥列沙。”

1928年, 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内向的人》问世, 1929年, 第三部小说集《能人的来历》出版。他还完成了两个三部曲:反官僚三部曲《格拉多夫城》《契—契—奥》(1928)、《疑虑重重的马卡尔》(1929), 反乌托邦三部曲《切文古尔镇》(1928)、《基坑》(一译《地槽》, 1930)、《初生海》(一译《岩浆海》, 1934), 以及反映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中篇小说《有利可图(贫农纪事)》(1931)。1932年, 写作了中篇小说《面包与阅读》。1933年, 开始写作一生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首次发表于《新世界》1999年第9期, 片段式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一群代表着新生苏维埃国家的希望与活力的年轻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描绘了充满混乱、痛苦、忧郁、疑惑和失望的病态的莫斯科城市生活, 表达了作家对乌托邦社会中俄罗斯人民的关怀与同情, 对人民命运的怀疑和担忧, 也反映了作家建设或实现未来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之理想与抱负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的失落与幻灭), 1934年创作了短篇小说《垃圾风》《龟裂土》。其中, 《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和《有利可图》两部作品使作家受到猛烈的批判, 以致反乌托邦三部曲无法正式发表和出版。

《疑虑重重的马卡尔》的主人公马卡尔是一位“头脑空虚、双手灵巧的”老实农民, 因为受到官僚主义者丘莫沃依的欺压, 来到莫斯科, 以便“在教堂和领袖的金色脑袋下”寻找国家的中心, 求得公道, “给自己找到生活”, 结果发现那个欺压他的官僚主义者丘莫沃依就在工农检察院工作。他还做了一个怪梦, 梦见一位高高站在山顶、仰首远眺的“科学的人”, 他一言不发, 想的只是“一切的人”和“全局的规模”, “而不是这么一个马卡尔”。作品对官僚主义乃至最高领袖进行了讽刺, 惹怒了斯大林, 遭到上至苏联最高领导层下至文学评论界的猛烈批判, 这使得杂志社和出版社不敢公开发表或出版他的作品, 以致他生活陷入极端穷困之中, 为了谋生, 不得不一度到作家协会大院去当守门人和清洁工。

《有利可图》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叙事, “我”是一个“赤诚的贫农”, 走访了中央黑土区十一个集体农庄、农业公社、铁匠村、共耕社、畜牧场, 了解“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时期的实际情况, 结果成为“英勇的、动人的和悲哀的事件的见证人”:几乎到处都存在着极“左”的情绪和倾向, 用行政命令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和农村公社, 硬性规定农民超量超速完成工作任务, 因“多余的革命热情”而烧毁富农的房屋。“我”也发现一位头脑清醒的农庄主席库德洛夫, 他严格执行自愿原则, 不强迫农民入社, 不搞过火行动, 而是“根据农民阶级的心灵状态”, 来决定农业集体化发展速度的节奏。作家的用意就在这里:一切社会运动, 包括农业化集体运动, 首先应根据“农民阶级的心灵状态”来进行, 关注人和人的心灵比开展路线斗争更重要, 极“左”政策是革命事业的主要危险。这简直是跟当时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唱反调, 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 从而受到更严厉的批判。

1930年, 他被迫回到列宁格勒斯大林金属制品厂涡轮车间工作。1931年, 又到苏联重工业委员会担任主任工程设计师。他曾先后给斯大林和高尔基写信, 承认思想错误, 并请求允许发表作品。1933年夏, 在高尔基的帮助下, 他参加了赴土库曼斯坦考察的作家团, 后来写出了两篇著名的东方主题小说:短篇小说《黏土地带》和中篇小说《江族人》。1937年, 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波图坦河》, 这是1929年后作家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

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 普拉东诺夫经常受批判, 处在随时都等待逮捕的阴影中, 靠撰写文学评论文章勉强度日。而且1938年5月, 他唯一的儿子——年仅15岁的中学生托沙因“图谋杀害斯大林”罪被逮捕并被关进集中营(后通过肖洛霍夫出面找斯大林, 才弄清是因为托沙和另一男孩同时爱上班上的一位漂亮女同学, 那男孩为铲除情敌诬告他想要炸毁克里姆林宫, 因而被释放回家, 但监狱的折磨和殴打已使孩子重病在身, 死于1943年), 更使他心灵遭受了巨大创伤(好在1944年底女儿玛莎出生, 给作家带来一些欢乐)。因此, 创作数量大大减少。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江族人》(1935)、《德然》(1938)、短篇小说《谢苗》(1936)、《尤什卡》(1936)、《第三个儿子》(1936)、《弗罗》(1936)、《永生》(1936)、《七月的雷雨》(1938)、《奥尔加》(1938)、《新鲜的井水》(1937—1939)、《在半夜的天空中》(1939)、《机车司机的妻子》(1940)、《美好而狂暴的世界》(1941), 以及短篇小说集《波图坦河》(1937)。其中, 比较突出的是《弗罗》《七月的雷雨》《第三个儿子》《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弗罗》写年轻女性弗罗对远去西伯利亚工作的丈夫的一片深情——为了与他见面, 不惜让父亲拍电报假说自己病危, 从而让丈夫回家, 与丈夫度过了相当美好的十来天。小说中小儿女恋爱心理细腻动人, 别具一种艺术魅力, 成为描写爱情的经典之作, 不仅被拍成电影, 还被选入苏俄中学语文课本。

《七月的雷雨》写小姑娘玛莎带着小弟弟去外婆家, 回家途中遭遇暴风雨, 她勇敢地保护弟弟的情景, 不仅生动地写出了儿童的心态, 而且写出了小姑娘玛莎那份爱的力量。

《第三个儿子》写六个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回到乡下参加母亲葬礼的种种情形, 虽然尚未展开, 但写得简洁生动, 受到海明威的高度称赞, 并影响了拉斯普京的著名小说《最后的期限》。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则写优秀的一级火车驾驶员马尔采夫因为一次出车时骤遭雷雨, 因闪电过强导致眼睛暂时失明出了车祸, 差点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 结果受到政府怀疑, 被逮捕入狱, “我”作为他的徒弟和副手后来设计用电击试验澄清了事实, 证明他无罪, 获得了自由, 但导致他变成瞎子。徐振亚指出:“实际上这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个对当时的苏联现实具有迫切意义的严肃问题:做瞎眼的自由人还是明眼的囚徒?为什么美好而狂暴的世界要毁灭那些出类拔萃的高尚人物?”

淡修安指出, 《弗罗》《波土丹河》(即《波图坦河》)和《阿芙罗狄蒂》三部小说, 打开了俄罗斯人民日常生活中最隐性的一个侧面——爱情生活在新型社会机制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 小说通过描写普通俄罗斯男女如何在爱情中培育情感生活和情感文化, 揭示出个人情感生活与整体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 小说反映了作家这个“未脱离人民的知识分子”在革命的**与狂热消散之后, 在冷静观察和沉思俄罗斯人民现实生活之后, 总结出的比较现实的爱情观, 即“爱情应是人们创造的一种社会生活模式, 只能开始和存在于家庭。两个人囿于家庭内部的幸福, 如果不从宏大的现实中汲取营养, 不赋予其全民的追求和理想层面的高深情操, 则这种幸福很可能就会枯竭或变形扭曲”。在《第三个儿子》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中, 普拉东诺夫集中思考和求索的是新社会中普通俄国民众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以及生与死、善与恶等哲学命题, 强调了他作为成熟的人民的知识分子重视“生的意义而非死的价值”的现实性生命观。儿童主题小说《七月的雷雨》中, 普拉东诺夫的艺术思维开始回归明亮、圣洁的儿童世界, 作家怀着甜美的心态及深切的关怀, 触摸和探索着人类最初、最纯洁的天性, 从而为自己求索的个体与整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回归儿童的天真和快乐, 体验和获取生命最纯洁而神圣的价值和意义。

淡修安进而指出, 以1934年中亚题材的小说《黏土地带》和《江族人》为标志, 作家的创作出现了转折, 他试图改变既有的创作主题和风格, 更加集中地描写新生苏维埃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细节, 主题基本以表现社会生活的基础元素, 如家庭、爱情、亲情等为主, 情节更加接近现实, 以描写俄罗斯人民个体的心灵和情感、普通家庭的奥秘和特殊历史环境下民族的命运等现实题材为主, 叙述格调趋于平缓、舒畅, 先前特异、辛辣、尖锐且才华横溢的普拉东诺夫风格几乎消失得无踪无影。

1941年秋, 卫国战争爆发不久, 普拉东诺夫举家迁到乌法, 在那里他整理出版了巴什基尔民间故事集《巴什基尔故事集》。1942年初, 他被批准以大尉的军衔作为军事记者, 上了前线。他不辞辛劳, 勇敢无畏, 深入战士们中间。后来, 奥尔贝格将军退休后回忆道:“普拉东诺夫是个勇敢、有献身精神的人。他绕开了方面军、集团军以及师级的指挥所, 没有在那些地方滞留, 径直奔向团、营、连, 奔向战壕、避弹所, 去接触士兵们……他冲到最前线就是因为在那里可以真正看到战斗生活和处于极端条件下人们。”因此, 他两次负伤, 肺部里还留有弹头。但他收集了不少素材, 出版了多本故事集:《具有崇高心灵的人们》《在祖国的天空下》《装甲兵》《祖国的故事》(均1943)、《过河》(1944)、《日落的方向》《永恒的荣誉》(均1945)、《士兵的心》(1946)。这些作品主要描写苏联军人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 尤其善于真实地表现战争的真实和人们的真情。

在三四十年代, 普拉东诺夫接受高尔基创作喜剧的建议, 还写下了《十四所红色房屋》《手摇风琴》《高度紧张》《父亲的声音》《失踪者或者战线附近的小木屋》《战士——劳动者, 或战后》《皇村中学的学生》等戏剧作品。

1946年, 少校普拉东诺夫因严重内伤退役, 但他仍坚持工作, 继续创作。同年, 发表短篇小说《伊万诺夫一家》(后改名《归来》)。小说写禁卫军大尉伊万诺夫战争结束后复员, 对家庭生活充满期望, 满怀深情, 回家后发现11岁的儿子彼佳很懂事也很能干, 但过早成熟, 5岁的小女儿娜斯佳也懂事又能干, 只是妻子在极端难熬的艰难岁月里, 一度接近过追求她的区工会指导员, 后来又有一个男子谢苗-叶夫谢常来关照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子, 妻子对他也满怀柔情, 但仍然爱着丈夫。伊万诺夫心里十分难受, 决定离家远走, 去找同自己一起回乡的玛莎。当他坐上火车后, 发现儿子彼得拖着妹妹跌跌撞撞地向他奔来, 正在追赶自己, 深受感动, 于是跳下车来, 向儿女们走去。俄国当代学者波尔塔芙泽娃在《普拉东诺夫50年代儿童小说中的文本和互文性文本》一文中认为:“《归来》以其短小的叙事规模取得了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宏大的史诗般的叙述效果, 主人公从英雄的史诗中走进了平凡的日常生活。”英国学者利温克斯通指出, 就归来的主题而言, 小说《归来》与荷马的史诗作品《奥德赛》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并且普拉东诺夫的归来主题表现得比《奥德赛》更丰富和深刻, 其中不仅有时空上的归来, 而且有心理和精神上的归来。[2]淡修安更具体地谈到, 小说在“二战”后的苏联文坛第一次摒弃了苏维埃文学中传统的神圣英雄题材, 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从战争回归和平生活”这一主题。与当时大量充斥着胜利喜悦与节日欢庆基调的、描写战后和平幸福生活的作品迥然不同, 《归来》真实地反映了“二战”后艰难、复杂和悲苦的现实生活, 触及了战争造成的家庭不幸和心灵创伤, 凸显了战争状态下人的心灵和个性的扭曲和错位, 强调从战争回归和平生活是一段充满艰辛和苦痛的漫长历程。《归来》是普拉东诺夫对战争罪恶的深刻而严厉的谴责, 对因战争而扭曲的人性的无限惋惜和痛心, 对世人以宽容之心包容和医治战争创伤的号召, 对回归和平生活的深情呼吁。[3]

这篇小说是苏联文学中最早揭露战争给人们心灵带来创伤的文学作品, 比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1957)早十年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精神创伤, 却又一次遭到猛烈的批判, 批评家叶尔米洛夫甚至宣称:“只有厚颜无耻的人才会写出这么一篇诽谤我国生活, 诽谤我国人民和苏联家庭的短篇小说。”这种粗暴的批评, 使身体很差的普拉东诺夫再也无法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 只好转而整理、加工民间故事。后在肖洛霍夫的支持下, 出版了《巴什基尔民间故事集》(1947)、《雄鹰芬尼斯特》(1948)、《魔环》(1950)三本民间故事和童话集。1951年1月5日, 52岁的普拉东诺夫因肺结核去世, 安葬在莫斯科亚美尼亚公墓。他准备创作的大型神话剧《诺亚方舟》、关于普希金的戏剧《皇村中学学生》以及游记体小说《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旅行》都未能完成。

二、小说创作:反理性的寓言性叙事

普拉东诺夫尽管一生坎坷曲折, 历尽艰辛与磨难, 但仍然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创作, 作品数量颇多。在这些作品中, 艺术成就特别出色的是《叶皮凡水闸》《格拉多夫城》《能人的来历》、反乌托邦三部曲等小说, 其作品的突出特点是反理性的寓言性叙事。

中篇小说《叶皮凡水闸》是一部历史小说, 以18世纪初彼得大帝试图连通黑海、里海和波罗的海直至印度次大陆以通商的伟大构想为蓝本, 以主人公英国工程师贝尔特兰·贝利承建沟通顿河与奥卡河之间的人工运河工程为基本线索。主人公贝利在哥哥威廉·贝利的鼓励和沙皇的重金悬赏的利诱下, 抛弃爱情, 独自前往落后却充满梦想的俄罗斯。一方面, 他希望借助西欧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俄国贫穷落后的现实状况; 另一方面, 也梦想通过自己的奋力拼搏争得沙皇丰厚的赏赐, 风光无限地荣归故里。但是, 由于对辽阔而陌生的俄罗斯大地的无知, 也由于先进而傲慢的西欧文明与落后却淳朴的东方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 贝利的工作从一开始就进展不顺利, 他主持的工程以荒唐的失败告终, 并沦为普通俄国民众的笑柄(人们发现水源极少的叶皮凡, 根本不可能修成航道以建造水闸, 这项水闸工程不过是“沙皇的游戏”和“外国佬的花样”, 因此不加理会)。更糟糕的是, 贝利受到沙皇的惩罚, 被送上了断头台。小说通过这个故事再现了俄国18世纪初期的社会生活, 反映了沙皇与俄罗斯民众、英国专家与俄罗斯人民之间的矛盾, 表现了作家对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思考。在作家看来, 西方认为俄罗斯野蛮、落后、没有创造力的历史观念是错误的, 俄国人民有纯真的心灵, 敬畏大自然, 深入大自然生活, 能理解大自然的本质, 品德高尚, 富有创造性。而且, 任何历史创举和进步事业, 都是由富于自然本性的劳动人民的意志和认识来决定的。小说的结尾相当滑稽。贝利死后, 一封寄给死者的信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由于不认识信中的语言, 一位地方军政长官把那封信作为圣物供在了忏悔罪孽的神龛上。在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结尾, 暗藏着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哲理性问题: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到底是谁造成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罪孽需要忏悔?沙皇的无知和好大喜功是否也应该受到惩罚?人民因为沙皇的野蛮和残暴所经受的苦难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和负责?因此, 这部小说集中深刻地思考和表现了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4]

《格拉多夫城》写的是格拉多夫城的故事。

格拉多夫城离莫斯科五百俄里, 自古以来是贵族的世袭领地, 1918年3月才建立苏维埃政权。格拉多夫城里的人尽管遵守省里的各项规定, 工作勤勤恳恳, 但缺乏劳动的**, 无论上面给多少钱, 这个了无生气、屡遭匪患、遍地牛蒡的省份却没有任何起色。格拉多夫省因为干旱而发生了饥荒, 为了赈济灾民和修建特殊的水利工程, 上级拨下来500万卢布。这笔钱怎么花, 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开了八次会, 对这个严肃的问题讨论了整整4个月。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招聘水利工程建设技术人员的特别委员会, 但一个技术员也没有招到, 因为要打一口农用的水井, 技术员必须通读卡尔·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屡见不鲜。

35岁的伊凡·菲多托维奇·施马科夫, 因为奉公守法并且具有行政管理的本领而颇负盛名, 受到最高国家机关的赏识并被派到重要的负责岗位上, 他带着明确的任务——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并使省里的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来到格拉多夫城。在火车上, 他与格拉多夫人交谈, 发现这里的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不禁有些害怕。他被任命为省土地局的科长, 他领导的科室有42个人, 可是干活只要5个人就足够了。他在工作中发现了不少问题, 起草了不少报告, 如《关于我科为使我科所领导的农业措施领域合理化而调整从属关系的报告》《关于务必在您所管辖的局里加强内部纪律、克服隐性怠工的报告》以及务必缩编37人的报告, 但无一获得批准。

每天下班之后, 施马科夫就躲在自己的房里, 秘密地认真写一本巨著《治国方略》, 并希望总有一天这部著作能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律经典”。在这部著作中, 他认为:“官僚主义对革命来说是有功劳的:它把一盘散沙的人民黏在一起, 迫使他们服从秩序的意志, 教会他们用同一个模式去理解平常的事物。”“据实叙述、符合手续的公文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它可以预先估计到人类的劣根性, 可以用社会的利益规范他们的行为”, “公文可以培养人的社会道德, 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瞒过办公室”。因此, 他设想“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 那里的人们完全被正式的公文所吞噬和控制, 尽管他们生性恶劣, 但是最后都成了道德高尚的人。因为公文和公函紧紧地监视着人们的行为, 使他们感到面临法律惩处的危险, 于是遵守道德规范就成了他们的习惯”。由此他得出结论:“办公室就是把本性恶劣的世界改造成法制和完美的世界。”他还有各种各样的设想, 如进行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与沙俄时代县警察局长行政权力的比较, 或者最好把所有江河湖海降到地层下面, 让地面保持干燥, 让人民居住得更加宽敞, 同时还没有云没有雨, 只剩下一个永远光芒四射的太阳, 等等。

在一个干部波尔莫托夫工作25周年的庆祝会上, 施马科夫决定把自己的《治国方略》改成《苏维埃化与宇宙和谐化的开端》, 并当着各位干部的面进行了演说, 可是遭到了大家的批驳, 他可怜这些在官场上辛勤工作的人们, 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他在格拉多夫城工作一年多后, 由于辛勤努力, 他的巨著也快结尾了。格拉多夫城发生了一场火灾, 并且卷入一场长达三年的争夺州府的斗争之中——因为中央决定把包括格拉多夫省在内的四个省合并成一个州, 四个省城都激烈地争做州府。而施马科夫一年后因为撰写大部头的社会—哲学著作《为使人变成时时刻刻奉公守法的公民而消灭其个性特征的几项原则》劳累而死。

小说用象征手法, 一方面生动地写出了格拉多夫城官僚主义的种种行径及其可怕后果, 他们的自以为是与麻木; 另一方面通过奉公守法、工作勤恳的施马科夫这位官僚主义的自觉维护者和理论制造者的貌似有理实则荒谬的种种言行, 深刻地揭露了官僚主义产生和繁殖的精神根源, 其本质与危害。

《能人的来历》最初单独出版, 后成为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的第一部, 所以此处单独介绍。小说主要讲述普通劳动者扎哈尔·帕夫洛维奇的故事。

扎哈尔是个能工巧匠, 非常聪明, 一辈子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能补鞋, 会修闹钟, 甚至会用木头做成能在火上烧开水的木锅, 第一次见到钢琴, 便琢磨透了它的原理。但他自己却一无所有, 没有住房, 甚至连妻儿都没有。起初, 他只埋头于自己的各种手艺, 对人生和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 哪怕干旱饥馑使得村民全都逃荒走了, 他还待在树洞里, 琢磨自己的手艺。直到有一天, 和他同住的伙伴因饥不择食而死去, 他在半夜听到雨声和远处火车驶过的声音, 才恍然醒悟:生命在于运动, 如果静止不动, 就会像那个伙伴一样死去。于是, 他开始到处流浪, 但特别喜欢飞驰而过的火车, 最后到城里当了一名洗刷火车头的工人。

扎哈尔走后, 村里人依旧在饥饿中挣扎。扎哈尔的朋友渔夫因贫困和想探究人死后怎样而跳水淹死, 他的儿子萨沙成了孤儿, 被已有7个孩子的铁匠德瓦诺夫收养, 但铁匠在荒年里又生了一对双胞胎, 生活更加艰难, 于是长子普罗科菲以生活困难为借口, 赶走了萨沙, 使他沦为乞丐, 沿街讨饭。扎哈尔看见乞讨的萨沙, 深感震惊, 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旅程存在着错误, 对周围世界、对他人关心不够, 于是, 便收了萨沙做养子, 全心全意地爱着他。

17岁的萨沙在列车机务段当了钳工学徒, 他利用晚上的时间, 大量阅读和写作, 试图研究生活的意义。扎哈尔便带他去寻找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最严肃的政党, 马上登记加入。所有政党都在一个官邸里。每个政党都说自己是严肃的、革命的。有的说人的目的不在于幸福, 而在于履行历史规律, 有的则说幸福就在于连续不断的斗争, 他们深感失望。二月革命发生时, 扎哈尔发现又是最有头脑的人在政权机关值班, 认为这些不会用双手干活的人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十月革命来临时, 他认为这是一些会用双手干活的人即将掌权, 生活会变得聪明起来, 便让自己既会干活又会用头脑思考的养子萨沙·德瓦诺夫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半年后, 萨沙进入综合技术学校学习。不久, 党派他到内战前线——草原城市新霍漂尔斯克城去工作。扎哈尔送走萨沙, 开始在家学习代数, 尽管什么都搞不懂, 但他仍然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

反乌托邦三部曲《切文古尔镇》《基坑》《初生海》是普拉东诺夫全部创作的高峰, 可惜的是它们直到1986—1988年才陆续与读者见面, 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 其中《切文古尔镇》又被公认为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作。

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的主人公是亚历山大·德瓦诺夫(爱称萨沙)。在新霍漂尔斯克, 他适应了草原上战斗的革命生活, 并开始爱上了当地的同志。就在这时, 省里来了命令, 让他返回家乡工作。他搭乘红军炮兵的军用列车回家, 并且顶替逃跑的司机开车。由于调度失误, 军用列车和一辆运货的列车相撞, 死伤了约40个人, 但萨沙奇迹般只受了一点轻伤。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 他回到家里, 不久就得了伤寒, 整整卧床8个月。绝望的扎哈尔甚至都给儿子做好了一口精致结实的棺材, 作为干了一辈子手艺活的父亲送给儿子的最后礼物。可是, 到夏天, 萨沙状况好转, 身体渐渐恢复。索尼娅·曼德罗娃这个半大的姑娘, 是个孤女, 经常来看他。扎哈尔劈碎了棺材, 打算做个婴儿的摇篮, 因为没准将来萨沙会跟索尼娅生几个娃娃呢。

省里派萨沙到全省各地了解群众当中正在出现的、自发产生的社会主义情况。萨沙告别索尼娅和父亲, 踏遍省内的许多县和乡的道路, 去扎扎实实地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在彼得罗帕夫洛夫卡村, 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很穷, 连饭都吃不饱, 而一位农民自称“上帝”, 靠吃土活着, 还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萨沙很快被姆拉钦斯基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抓住, 差点丢了性命, 幸亏斯捷潘·科片金领导的革命小分队把他救了出来。科片金参加革命主要出于对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热恋, 卢森堡是他的理想和爱的化身, 也是他前进的动力。他们在一个小村子里遇到了索尼娅, 她也离开家乡, 在村里的小学教书。

萨沙和科片金继续到处奔走, 了解情况。在可汗村, 他们发现这里没有村苏维埃, 一个自称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瘸子成了乡革委会的全权代表, 他们通过一项非常荒唐的决定:在全村发起改用历史名人之名的运动, 并且要求行为与新名字相符。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考虑过消灭夜晚以提高收入、同志式的婚姻、建立天天劳动的幸福组织等问题, 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好人的世界。在护林区, 萨沙接受了科片金的建议, 命令群众把林子全部砍光, 播种黑麦, 因为黑麦比树的收益大。在“贫农友谊”公社, 他们发现问题很多, 科片金更是提出“不是隔日, 而是每日、甚至一昼夜两次召开公社全体会议”, 获得了通过。

萨沙再回省里汇报情况时认识了切文古尔镇的革委会主席切普尔内伊, 他告诉萨沙, 切文古尔镇实现了共产主义, 生活幸福, 崇尚真理, 一切都很好, 连电灯都带灯罩。萨沙被深深吸引了, 放弃了到综合技术学校完成学业的打算, 决定跟他一起实地去看看真实情况。

切文古尔的共产主义原来是这样实现的:一天半夜, 肃反委员会把全城的资产者集合起来, 集体枪决了, 接着, 又把他们的家属当作“残余的败类阶级”驱逐出城, 只剩下11名布尔什维克和1名革命妇女克拉夫久莎。切文古尔人不必劳动, 因为“劳动促使财产产生, 而财产又促使压迫产生”, 而且有唯一的太阳为大家、为每一个人干活, 它为人们的生活发放足够的、合乎正常需要的一份份口粮。人们在这里只需过好内心生活, 只需做梦, “革命为切文古尔县城赢得了做梦的权利, 并且让做梦成为其主要职业”。只在每个星期六, 人们进行义务劳动, 任务是拆除所有的房子, 因为躺在暖和的屋里睡在舒适的**, 人们会觉得“既可耻又无聊”。他们吃光了资产阶级残留的食物和存粮后, 便开始享受太阳赐予的野生植物。没有房子, 他们就露宿野外, 彼此靠肉体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