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加科夫是俄国现代文学中难得的一位幽默的荒诞作家, 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使人称其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始祖, 其实, 他比魔幻现实主义更多一份苦涩的幽默。

一、用幽默的怪诞、荒诞揭示怪诞、荒诞的现实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 1891年5月15日生于基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是家庭七个子女中的长子, 祖父、外祖父都是俄国东正教的牧师, 父亲是基辅神学院的一名讲师, 主要从事古代历史和西欧宗教的研究, 后来由于工作出色, 晋升为神学博士、教授。母亲瓦尔瓦拉曾是女子中学教师。父母组成了一个祥和、民主、好学、自尊、热爱艺术、追求真理、崇尚思考、鄙薄媚世、不畏权势、淡泊名利的知识分子家庭。在父亲的影响下, 布尔加科夫自幼对文学、音乐、历史、基督教很感兴趣, 并且七岁就创作了第一个短篇笑话《斯维特兰娜的奇遇》。1901年进入当时著名的亚历山大第一中学读书, 受不少一流教师的影响, 开始对人文科学感兴趣, 阅读了大量俄国和世界文学名著。1909年至1916年期间, 他就读于基辅大学医学系, 毕业后还没拿到证书, 便作为红十字志愿者奔赴俄德战场西南前线。1916年从前线被派往斯摩棱斯克省偏僻的斯科尔斯克乡村医院, 成为一名乡村医生, 后转至县城, 在维亚济马市迎接了十月革命。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 他所见到的俄国社会从上到下、形形色色的愚昧无知使他震撼, 也使他后来下定决心弃医从文试图唤醒全民的觉醒。与此同时, 他与塔霞的恋爱和婚姻遭到母亲的强力干涉。温玉霞指出, 母亲对他来说就是家庭生活中“强权”的表现者, 母亲对他婚姻的干涉, 就是对他个人权利的压制, 这可以说是布尔加科夫早期创作中“个人与权力”关系主题的来源。20年代中期以后, 布尔加科夫经受了个人创作磨难, 将家庭的这种“个人与权力”的关系在创作中扩展为“作家与政权”“艺术与权力”的关系。在与母亲发生的冲突、争吵中, 他第一次感受到“个人与权力”关系的微妙, 他极力要摆脱母亲的强权控制, 要求身心自由, 以致在30年代创作的剧本中将“艺术与权力”的关系提到首位。布尔加科夫通过撰写一系列莫里哀生平和普希金生平的历史剧本, 隐晦地表达了政府不应过多干涉艺术, 应该尊重艺术家的自由, 并给艺术家创作以充分的空间。

1918年, 他回到基辅开业行医, 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1919年, 他被邓尼金分子裹胁到北高加索, 被征入邓尼金的志愿军当医生, 并开始在北高加索报纸上发表作品。他的兄弟们也都参加了白军, 在内战结束后, 除了米哈伊尔以外, 都流落到巴黎。

1920年, 布尔加科夫毅然放弃医学投身文学。1921年, 他几经辗转, 身无分文地来到莫斯科并试图留下来发展。在莫斯科, 他为许多报纸撰稿, 但固定的服务单位是铁路工人的报纸《汽笛报》。在《汽笛报》报社, 他结识了许多有威望的人。1922年至1923年间, 布尔加科夫有许多小品文、特写和短篇小说不断见报, 还发表了中篇自传体小说《袖口手记》的片断。20年代中期, 他开始喜欢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作品, 并写了一些带有科幻风格的小说。

1923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恶魔纪》(一译《魔障》《魔鬼》)和中篇小说《不祥的蛋》《狗心》(1987年才在苏联发表), 讽刺现实中的反常现象, 引起文坛注意。在这三年里, 布尔加科夫先后创作了大量小品和篇幅长短不等的小说, 确立了自己在苏联文坛的文学地位。《红色王冠》《狗心》《不祥的蛋》都是此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同期, 他还根据自己在1916年到1919年间当战地医生的经验, 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集《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

1925年, 《俄罗斯》杂志刊载了长篇小说《白卫军》的前几章, 后来杂志停办, 使读者没能看到小说的结尾(1927年至1929年读者才得以见到《白卫军》的全貌, 在苏联出版则是1966年的事了)。不久, 布尔加科夫将小说《白卫军》改写为戏剧《图尔宾一家的生活》(一译《土尔宾一家的日子》), 并且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戏剧创作。1926年, 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了话剧《图尔宾一家的生活》, 为作家带来了一定的声誉和短暂的好运, 并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 称该剧“显示了布尔什维克无坚不摧的力量”。

从1927年开始, 他被批评为作品严重反对苏维埃, 作品在一片谩骂声中被禁演。到1929年, 他的任何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查, 创作、改编的许多剧本都被禁止上演。1930年3月28日, 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其中谈到, 在十年文学生涯里舆论界关于其创作的301条评论中:“赞扬的有3篇, 恶意辱骂的有298篇。”两天后他又致信斯大林:“在苏联我成了俄罗斯文艺旷野上唯一一匹文学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 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毛, 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他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后来, 在斯大林的干预和安排下, 布尔加科夫做了剧院的助理导演, 但创作上被迫沉默。这令作家难以忍受, 不过他仍然笔耕不辍, 他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 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因此, 他悄悄地潜心创作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这部小说几乎是从1928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1940年2月, 到作家逝世前一个月才结束, 其间八易其稿。但是, 直到作家离开这个世界, 这部作品也没有和世人见面。1940年3月10日, 年仅39岁的布尔加科夫因病在莫斯科去世。

布尔加科夫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9—1922), 主要是练笔、探索时期, 创作了一系列在报刊上发表的小品文、散文和短篇小说, 如特写《在第三国际城市学校》《顶楼上的小鸟》, 短篇小说《漂泊的艺术家》《车轮上的广场——天才公民波罗苏欣的日记》等。温玉霞认为, 在这些散文和短篇小说中, 布尔加科夫以大家关心的事件为题, 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提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将住房、失业、贫穷、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妄自菲薄、官僚主义等问题一一真实地展示出来, “真实而细致的描写”成为其此时期创作的基本风格。正是在这些采访报道、城市生活的特写、报纸上的杂文的基础上, 布尔加科夫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之路, 他不仅具有一名记者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敏锐观察力, 关注生活、住宅、家园、街道, 记录每天所发生的事件, 而且也具有一名艺术家对声、色、味合理搭配的鉴赏力、组织力。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 比较突出的是短篇小说集《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短篇小说《红色王冠》、中篇小说《袖口手记》。

《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1917—1921)包括八个短篇小说:《公鸡绣花巾》《胎身倒转术》《铁喉管》《大风雪》《黑暗之灾》《失去的眼珠》《星状疹》《吗啡》, 基本上以作家本人行医多年的生活为素材。温玉霞指出, 在这部小说集中, 作家全神贯注于日常生活中的特殊事件, 讲述了在贫穷落后的偏远地方, 知识分子忍受着孤独、寂寞, 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与黑暗、盲从、愚昧无知的现象作斗争, 指出医生的职责不仅仅在救死扶伤, 而且承载着重大的使命, 那就是启发和教育人民, 给人民带来光明和幸福。医务工作者应该勤奋好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顽强奋斗, 拥有自信、善良、热心、责任感, 应有良好的医德以及对事业执着的精神, 只有这样, 才能够沉着冷静地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努力争取事业的成功, 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作家通过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对人民所履行的职责、所承载的拯救和教育使命, 表明知识分子在建立个人功勋时, 始终与社会、与“责任”紧密相连, 这首次表现了“知识分子”与“责任”的主题。

《红色王冠》(一译《红色冠冕》, 1922)写一位记者因为目睹一个布尔什维克、头戴红色王冠的工人被白军吊死在灯柱上, 而为自己亲自送去当红军的弟弟忧心如焚, 得了幻想病, 每天都在睡梦中梦见自己到部队里找弟弟, 而弟弟已中弹躺在医院里死了。谢周认为, 短篇小说不但涉及战争与家园的冲突, 而且也涉及知识分子在内战中的作用、责任及道德良心问题, 正如索科洛夫谈到该小说时所指出:“布尔加科夫认为, 反对暴力——这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我们认为, 小说较早反映战争对人精神的伤害, 在艺术上也较早运用了梦幻手法。

《袖口手记》(一译《袖口上的日记》, 1922)是一部自传体日记体小说, 情节平淡, 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主人公1920年2月至1921年8月在高加索和巴统的军医生活, 第二部分描写其1921年秋在莫斯科的文学生活。“我”曾在高加索当军医, 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和贫困、苦难的折磨, 后逃离战争, 回到莫斯科, 准备当作家, 因而到作家协会工作, 没有住房, 也没有钱买必要的生活用品, 贫困不堪。“我”只好在梦中尽情漫游:梦见了列夫·托尔斯泰, 梦见自己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奋斗; 作家协会由一个老头、一个年轻人和“我”三人组成, 关系冷漠, 办事效率极低。“我”只能干一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情, 如收集信息、订阅和发送报纸等。尽管“我”辛勤工作, 但收入却很少, 而且工资经常被拖欠。神秘的办公室及其工作人员在“我”的视线里不停地穿梭、消失、再现。小说中, “我”的梦境中发生的荒唐事件, 暗示“我”生活在一个荒诞不经的社会中, 荒诞的社会又造成人行为的荒诞。作家通过“我”的梦将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交叉, 二者同时又形成鲜明对比。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 “我”再多的付出和努力只能让自己苟且偷生, 只有在“梦幻”的世界中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梦”成为怪诞艺术的表现手段, 作家借“梦”叙述或评价一件事, “梦”在构思中起着重要作用, 也是作家讽刺社会的重要方式和工具(温玉霞)。

第二时期(1923—1927), 是其风格形成时期, 这个阶段形成了他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既有以写实为主同时间杂梦幻、内心独白的《白卫军》, 又有凭荒诞、戏仿、讽刺等构成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 如《恶魔纪》《不祥的蛋》《狗心》, 还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剧本。其中, 《恶魔纪》(1925, 详后)、《白卫军》(1923—1924)颇为重要。

《白卫军》以编年史的形式讲述了一个白卫军军官一家的遭遇和命运。基辅城图尔宾家的母亲去世了, 大儿子阿列克谢、小儿子尼科尔卡、女儿叶莲娜都十分悲伤。这时, 德国人支持的白卫军、乌克兰共和军彼得留拉分子、苏联红军三方开始争夺基辅。首先, 是白卫军和共和军发生了激战。阿列克谢参加了白军, 当了一名军医, 尼科尔卡则是白军军校的士官生。他们的朋友陆军中尉维克多·梅什拉耶夫斯基、近卫军骑兵团中尉列昂尼德·舍尔文斯基等都卷入了这场战争。白卫军在战斗中失败, 纳斯-图尔斯上校为掩护士官生安全撤离而牺牲, 尼科尔卡死里逃生后, 设法找到了上校的家属, 并帮着掩埋了上校的尸体。阿列克谢在战斗中身受重伤, 被尤利娅·列伊斯救出, 并送回家中。而叶莲娜的丈夫塔尔贝格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扔下她逃到了德国。失败后的白卫军军官梅什拉耶夫斯基、舍尔文斯基等不愿逃离祖国, 和尼科尔卡、阿列克谢以及他们那来自外地的堂兄拉里翁齐聚在图尔宾家里。在叶莲娜的祈祷下, 重伤后又染上重病的阿列克谢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所有活着的人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布尔加科夫采用写实笔法写人叙事, 运用“梦”中套“梦”的意识流手法, 展示图尔宾一家在战争中经历的事件:死亡的威胁、战争的恐惧、精神的折磨和痛苦, 真实地表达了白卫军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战争的评价, 再现他们心态变化的过程。以失利的白卫军军官和士兵的逃亡, 逃亡中慌张、惊恐的心理变化为基点, 表现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化、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及俄罗斯国家的命运; 通过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悲伤, 展示人所具有的正常感情和不可回避的精神痛苦。作品通过图尔宾一家的命运, 间接地批评了暴力革命带给人民的灾难, 一方面暴露白卫军内部的丑陋、腐朽, 另一方面也表达进行革命的必要, 既反映作者对革命的心情, 也承认白卫军必将灭亡的结局(温玉霞)。

第三时期(1928—1940), 多样风格与独具特色的稳定扩展阶段, 一方面继续深化、扩展“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创作了最辉煌的作品《大师与玛格丽特》, 以及以写实为主、借用历史创作反映艺术与权力的《莫里哀》等作品, 另一方面还创作了歌颂斯大林的作品《巴统》。

温玉霞指出, 布尔加科夫将现实生活和虚构的魔幻世界巧妙地结合起来, 通过神秘、荒诞、怪诞、黑色幽默和讽刺等艺术手法, 将时间、空间、人与事件巧妙地交会成生动的图景, 从而显现出“布尔加科夫式的斯摩棱斯克”“布尔加科夫式的基辅”“布尔加科夫式的莫斯科”。他既创作写实的特写、诙谐幽默的小品文、讽刺性的杂文, 又写情节荒诞、人物形象独特的小说, 进而使自己的创作风格绰约多姿, 又有荒诞、讽刺的主色调。

总体来看, 布尔加科夫最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白卫军》(1923—1925)、《大师和玛格丽特》(1928—1940), 短篇小说《乞乞科夫的奇异经历》(1922), 中篇小说《红岛》(1924)、《恶魔纪》(1924)、《不祥的蛋》(1925)、《狗心》(1925), 戏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1926)、《卓依卡的住宅》(1926)、《逃亡》(1928)、《红色的岛屿》(1928)、《莫里哀》(1928)、《亚当和夏娃》(1931)、《最后的日子》(1940)。

最能代表布尔加科夫创作成就和特色的, 是他的小说(其戏剧也有不俗成就, 限于篇幅, 此处不赘, 可参见周湘鲁:《与时代对话:米·布尔加科夫戏剧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一般认为, 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特点是魔幻现实主义, 在奇丽幻想铸就的怪诞诡谲的虚幻现实中, 让深刻的哲理内涵与惊人的艺术技巧结合, 真实与虚幻交织, 合理与荒诞并列, 梦幻与现实融为一体。因为作家曾概括自己的创作特点是“神秘主义黑色”。所谓“黑色”, 是指社会现实的某些落后、怪诞甚至荒诞现象以及人们心灵深处的丑恶和弱点, 作家对此进行讽刺和揭露, 所以他称自己的作品是“讽刺小说”; 所谓“神秘主义”则是反映讽刺内容所借助的神秘怪诞乃至荒诞的虚幻现实的艺术形式。由于作家所借助的神秘怪诞荒诞多以魔幻离奇为主, 所以这种“神秘主义”实际上是魔幻主义, 加之社会批判的思想性特征, 布尔加科夫小说的鲜明的艺术个性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尽管“魔幻现实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在拉美的一股现代主义文学潮流, 尽管“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在他创作的二三十年代还没有出现, 但就“借助魔幻来反映现实”这一艺术内旨来说, 布尔加科夫的确表现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 他的创作是对“魔幻现实主义”艺术的开拓。为避免套用, 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理, 但还是换一种说法, 认为其从早期到晚期大多数小说的突出特点是面对当时怪诞、荒诞的现实, 用幽默的怪诞、荒诞揭示这一怪诞、荒诞的现实。

《乞乞科夫的奇异经历——发生在十个地方的有序幕和尾声的叙事长诗》(一译《乞乞科夫的漫游》):这个短篇借用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 来反映20世纪20年代初的苏联社会生活。“我”梦见《死魂灵》里的各种人物来到了20年代的莫斯科:马尼洛夫穿着黑熊皮皮袄, 骑着大熊; 诺兹德廖夫坐在谢里凡和彼得鲁斯卡的四轮马车上; 还有索巴凯维奇、柯罗博奇卡等。这些复活的死魂灵自由自在地漫游在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 参与新经济政策的执行和市场经济的改革, 收购现实活人的灵魂, 人民的精神和财富是其交易的对象, 甚至连与“革命运动”密切相关的农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都成为交易对象, 而乞乞科夫是其突出代表。他与各个阶层的活人接触, 并且进行各种经济交易, 使整个苏联经济变为虚无, 而苏联政府的官僚主义则提供了滋生不法行为的土壤。乞乞科夫们大胆、公开地欺骗人民和官员, 使得人民的财富变为虚有, 使得整个“革命”变为一种没有良心、没有道德的运动。最后, “我”从梦中醒来, 发现既没有乞乞科夫, 又没有马尼洛夫、诺兹德廖夫等, 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中没有果戈理, 一天天厮混的生活又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小说借用果戈理《死魂灵》的人物, 采用幽默的荒诞手法, 把虚幻与现实结合起来, 真实地反映了20年代初莫斯科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投机倒把、欺上瞒下、道德沦丧的丑恶社会现象以及官僚们的麻木不仁、收贿受贿。

《红岛》(一译《红色的岛屿》《火红的岛屿》):这个凡尔纳科幻式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 英国勋爵格列纳尔万乘坐战船来到大西洋一个美丽的土人岛上, 那里住着红种黑人和土著黑人, 过着封建社会的生活, 皇帝西济-布济和军事长官基里-库基在统治着海岛。然而, 火山爆发, 西济和他的大祭司们全被烧死。红种黑人和土著黑人都想当皇帝, 双方明争暗斗, 最终基里-库基当上了皇帝, 并把该岛命名为“红岛”, 引起了土著黑人的不满, 他们发动了反抗, 失败后乞援于英国, 英国武装乘势占领了该岛, 当该岛发生瘟疫时, 英国人害怕传染瘟疫, 封闭了该岛, 让黑人自生自灭。小说以科幻的方式和讽刺的手法, 影射了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战争, 以及外国干涉苏联事件。小说借英国勋爵进攻土著黑人这一虚幻故事影射苏俄历史, 借此揭露、批判苏联国内的派别内讧以及互相残杀, 预示这种混乱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导致外国人乘虚而入, 国土被侵占的恶果。谢周认为, 从《火红的岛屿》开始, 致力于讽刺文学的布尔加科夫找到了借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创作讽刺性语言故事的手法。

而更有特色也更加成熟的是20年代中期完成的被称为荒诞、怪异、讽刺、魔幻三部曲的中篇小说《恶魔纪》《不祥的蛋》《狗心》。

《恶魔纪——一对双胞胎怎样害死一个干事的故事》(一译《魔障》 《魔鬼记》):主人公科罗特科夫是中央火柴供应站干事,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单位安安稳稳一直服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火柴供应站无钱发给职工, 便让他们销售火柴作为薪水。科罗特科夫上门推销火柴, 邻居费多罗夫娜却说这是假火柴, 一根也划不着。为了证明真假, 他回家赶忙试划了三盒火柴, 只有几根能划着, 而且还烧伤了他的眼睛, 这导致他把新上司的名字“卡利索涅尔”(кальсонер)看成仅有两个字母之差的“**”(кальсоны)一词, 并将它写入给大家发工资的文件, 于是文件变成了:“全体打字员和女职工可以按时发给战士**。”因此, 站长卡利索涅尔毫不留情地开除了他的公职。为了忘却烦恼, 他喝了邻居的葡萄酒, 可这酒又是销不出去的假酒。在迷迷糊糊中, 他变成了一个勇敢坚强的人, 大胆地找站长论理, 以期说服站长, 恢复原职。然而, 在站长所处的灰色大楼里, 科罗特科夫却仿佛置身于一个魔幻世界:站长卡利索涅尔失去人形, 变成了一个巨蛋, 他一会在秃头上长出“大波浪”形的头发并跳上楼去, 一会又在泛青的下巴上长出垂胸的长胡子并跳到电梯里, 一会儿没有脑袋却能说话, 一会儿隐身, 一会儿又现身……上司的百般变化让科罗特科夫疲于奔命, 始终没法追上, 没有机会辩解。与此同时, 科罗特科夫面前的奇形怪景层出不穷:突然出现的**黑发女人要强吻他, 冒出来的老头诬陷他欲图不轨并偷走了他的文件, 接着又有一个男孩戏弄他。在大楼里科罗特科夫还遇到许多奇模怪样的人, 但没有一个人给予他同情和帮助, 大家只威吓与折磨他。而站长也变成一只长尾巴、毛皮亮闪闪的大黑猫, 跟着这群陌生人在走廊里上蹿下跳。这使科罗特科夫的愿望难以实现, 最终走投无路, 只得跳楼自尽。

扎米亚京认为这部中篇小说“像电影一样, 一个接一个转换情节, 其幻想根植于日常生活, 可以下断语说, 这个中篇虽不能说具有非凡的价值, 但是它告诉人们, 这位作家是能够写出非凡的东西来的”。温玉霞更具体地论述道, 小说通过蒙太奇式的手法和幻觉艺术, 把政府机关中“小人物”科罗特科夫与社会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 揭露、讽刺了国家机关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欺上瞒下、官僚主义等现象。通过干事的幻觉, 暴露、剖析了那些虚伪、两面三刀、自私自利官员的真实面目, 表现了作家对“小人物”悲惨命运的同情。这部作品开了布尔加科夫“恶魔撒旦”主题写作的先河, 其中怪魔团伙中拖着长长尾巴的黑猫、**女人, 以及没有脑袋却说话的站长的怪诞甚至荒诞, 成为后来《大师和玛格丽特》世界中一部分恐怖、阴森的情节。正因为如此, 吴泽霖认为这篇小说“是布尔加科夫把辛辣的讽刺笔触、幻想性的怪诞手法和敏锐观察到的莫斯科生活细节融为一体的初步尝试”, “是《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奠基之作”。

《不祥的蛋》借助一个离奇、怪诞的科幻故事继续巩固和发展他那魔幻、荒诞的艺术手法。

1928年的夏天, 苏维埃共和国科斯特罗马省斯捷克洛夫斯克职工街原教堂大司祭家的养鸡场里, 一只印度种的凤头鸡吐血而死。次日清晨, 小城死鸡的规模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到处都在谈那两个叫人心惊肉跳的词——“瘟疫”。不久, 这场鸡瘟横扫了整个苏维埃。几周之后, 不知是哪方面的措施发挥了效力, 共和国内的鸡瘟已彻底绝迹。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动物学家佩尔西科夫教授刚刚在实验室发现了一道奇特的红光, 这是一种能使生命复活、体质增强的红光, 被称为“生命之光”。用这种光照射蛙卵, 很快就孵出几千条蝌蚪, 并异常迅速地长成青蛙。青蛙爬出实验室, 占领了整个研究所, 立刻就有闻风而至的记者布隆斯基对教授进行采访。尽管佩尔西科夫一再声明他还没有搞清楚这种光线的性质, 请求布隆斯基“不要披露这一事件”, 但这位记者坚信这种震惊世界的“生命之光”会“引起畜牧业的一场世界性革命”, 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改变整个世界, 于是将这个消息公布于众。此时苏联为了解决遍及全国的鸡瘟带来的禽肉匮乏, 立刻从国外进口新蛋种, 红光国营农场场长罗克产生了借助佩尔西科夫发现的“生命之光”在一个月内恢复共和国养鸡业的念头。畜牧委员会对罗克的想法大为赞赏, 让罗克带着公文去找佩尔西科夫。罗克手持克里姆林宫的机密公函, 到研究所紧急借用红光仪孵蛋, 以期恢复因鸡瘟而被扫**一空的养鸡场, 复兴苏维埃共和国的养鸡事业。不巧, 在运送途中运给动物研究所的爬行动物蛋被错当作母鸡蛋。结果, 孵出来的不是小鸡, 而是一大群吃人的大型爬行动物。鳄鱼、蟒蛇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孵化了, 它们成群结队由西方、西南方、南方朝莫斯科方向进发, 一路上产下无数的蛋, 又很快孵化出来。它们毁掉了城市, 破坏了一切, 特种部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部队也无法阻止它们。疯狂的难民排山倒海般逃向莫斯科, 莫斯科一片混乱, 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生命之光”变成了“死亡之光”。佩尔西科夫和他的助手被惊惶、愤怒的人们乱棍打死, 科学实验室也遭到彻底毁坏。最后幸亏一场空前的寒潮拯救了他们:一场突如其来的零下18摄氏度的严寒在八月的盛夏之日赶到, 连续三天, 夺去了这些冷血动物以及它们所产下之无数蛋的生命力, 消除了灾难。

在这篇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中, 布尔加科夫将讽刺、幻想、写实三者巧妙而又自然地融为一体, 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既荒诞又真实的画面, 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不祥的蛋》写出了无知者滥用科学家发现的神秘的“红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学者指出, “红光”具有象征寓意, 象征着斯大林统治下的恐怖世界以及维系那一世界的统治秩序的国家机器, 那些狂热的主义和以人民的名义屠杀人民的勾当, 同样的象征和隐喻手法在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表现尤为明显。温玉霞进而认为, 布尔加科夫通过佩尔西科夫教授的科学研究、鸡瘟的蔓延和控制、大批人员的悲惨死亡, 试图探讨“知识分子与政权”关系的主题, 揭示“知识分子”受“政权”控制的命运。通过表现“知识分子”与“极权政治”建立文明合作关系之理想的破灭, 来预示苏联将毁于官僚主义, 毁于政府肌体的腐败。“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关系也成为布尔加科夫30年代创作中主要探讨和表现的主题。

《狗心》再次用怪诞的故事、科学幻想的形式, 揭露荒诞的苏联现实。

老知识分子、莫斯科著名的医学教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多年专注于优生学问题的研究。有一天, 他通过外科手术进行“恢复青春”实验, 将一个几小时前因酗酒而死于酒馆斗殴的青年流氓无产者——23岁的克里姆·丘贡金的脑垂体与睾丸移植到一条四处流浪的癞皮狗身上。出乎意料的是, 这条名叫沙里克的狗变成了人, 于是教授给他取名为沙里科夫。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非但不因这个史无前例的医学史上的奇迹感到兴高采烈, 反而忧心忡忡。因为这个“实验室生物”继承了克里姆的全部不良习性:野蛮、粗暴、无知、无耻、贪婪、酗酒、偷窃、好色、撒谎、诬陷、告密, 能熟练地骂街头脏话, 还很快就在房管主任施妄德尔的教唆下变得不可理喻, 随时会对任何一个人采取措施, 并往往打着“革命”的政治旗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心肠软, 他不计较这位沙里科夫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和灾难, 只觉得他可怜, 因为他毕竟是条狗。但沙里科夫却步步紧逼, 当他当上清除流窜动物科科长时, 更是趾高气扬, 不可一世, 并利用科长的职权投机谋私, 牟取暴利。他还谎称自己是红军指挥员, 在战斗中受了伤, 骗取了女打字员的信任和爱情。当他的恶劣行为受到教授阻止时, 他竟恩将仇报, 颠倒是非, 诬告教授私藏枪支, 发表反革命言论, 把“恩格斯著作扔进火炉”, 还强令教授的助手从候诊室搬走, 改作他的新房……最终, 教授忍无可忍, 不得不采用外科手术, 把沙里科夫重新变成了癞皮狗沙里克。

温玉霞认为, 《狗心》是一部奇异的作品, 它融汇了布尔加科夫对现实生活深入的观察、认识和体验。他在《狗心》中建立了一种医学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理论, 成功地运用滑稽、怪诞、荒诞、讽刺、模拟来描述、刻画主要的人物和事件, 借以讽刺当时的社会政治风气。他一方面继承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传统, 将社会现实作为表现和批评的主要对象, 另一方面又兼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 以荒诞、讽刺的手法拟造狗变人的故事, 制造黑色幽默的效果, 阐发隐藏在现实生活中精辟警示的人生哲理, 提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作品既揭露、批判伪科学的荒谬, 又揭露、讽刺当时社会的各种陋习, 指出官僚主义、徇私舞弊、损人利己、践踏文化、左派幼稚病等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 着力进行人道主义道德主题的深刻探索。整部小说因所潜藏的密码、隐含的信息具有神秘的隐喻性, 引起读者的宽泛联想和阐释, 无论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 还是从心理学、医学、精神现象学、审美学等角度解读和探秘, 都是令人十分惊异的, 都可以使人获得启迪。

另有人指出, 布尔加科夫用科幻和荒诞离奇的手法, 塑造了一个外貌丑陋、叼着烟卷、穿皮夹克、系花领带、蹬漆皮靴的流氓无产者沙里科夫的形象。沙里科夫一心只想打着“无产阶级”的金字招牌为非作歹, 捞取实惠。他的主要兴趣不是如何为新社会创造财富, 做出贡献, 而是贪婪地索取和享受。绝望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得不做一次还原手术, 使这条狗回复成动物。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失败中, 布尔加科夫看到:“人的本性只有通过怜悯和仁慈才能改变; 恐怖、强制和各种各样的暴行, 无论它们是红的、棕的还是白的, 都无济于事。”作品讽刺中不乏幽默, 荒诞中暗含隐喻, 1925年的苏联,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正进行得欣欣向荣, 而基层的执行者中却有施妄德尔之流对共产主义机械、僵化的扭曲与误解, 布尔加科夫想告诉读者, 对建设新生活的现实威胁并非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 来自人的愚昧无知和卑劣的灵魂。

有学者进而指出, 教授手术的结果表明, 把狗变成人, 使动物人性化, 这是一次冒险的也是徒劳的手术。这让人联想到当时俄国刚刚发生的社会革命。事实上, 《狗心》这部作品的情节构思正是来源于俄国革命的现实历史事件。在俄国, 许多作家和哲学家都把革命和社会变革称之为“实验”或“试验”。例如别尔嘉耶夫1918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中写道:“社会主义”的圣徒和先知开始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巨大实验; 1919年沃洛申提到了“俄国将要经历社会实验”; 科学院院士巴甫洛夫也说过:“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所做的是一场实验。”1984年写的一部关于布尔科夫的传记中说, 《狗心》隐射的是苏联的社会革命和变革, 小说已经预见到了人为干预自然进程的危险性。在作者看来, 教授幻想的手术就像革命把人从落后的半封建的生活方式、从政治上和精神上受奴役的地位一下变成生活的新主人一样, 它们都破坏了历史发展的渐进性, 难怪手术让人想到“布尔什维克招来了世界末日”。小说讲述了一个伟大的实验,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布尔加科夫看来也就是一场实验, 规模巨大又极其危险的实验。对通过暴力革命创造自由的新人、建立完美的新社会, 布尔加科夫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是强行改变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 这样做的后果肯定会令所有人失望, 包括“实验者”本人。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用几百万人的生命冒险作了一场实验。这几百万人脑子里都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做“新人”、做生活的主人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 这是每一位“无产者”的阶级出身早已决定了的。沙里科夫的原则很简单:既然可以索取, 为什么还要创造; 既然有些人拥有很多, 而有些人却一无所有, 为何不拿来大家一起分分?按照这个原则, 沙里科夫绝对地把俄国社会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完全敌对的阵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对沙里科夫的评价是, 它是人强行改变自然的结果。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每个人都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个体, 他身上具备只有他才有的生理、心理、智力、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特点, 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由于这一小说的突出成就, 莱斯利·米尔恩认为, 《狗心》是布尔加科夫20年代的喜剧—怪诞作品顶峰之作, 并进而指出, 最富有成效的方法是将该小说视为颇有造诣的探讨深刻的社会及道德伦理问题的“高级喜剧”:“科学家能力之局限”、进化问题以及“必然的进步”, 尤其是人的可完善性, 对此的信心是那时使俄国社会震动的巨大社会实验赖以进行之根基。

二、《大师与玛格丽特》:魔幻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

有人认为,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20世纪最好的俄语小说, 而且是一部极具魔幻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 甚至有人认为它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布尔加科夫从1928年开始写这部小说, 但1930年3月, 当他得知自己的作品被禁时, 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在火炉中焚毁。1931年, 他又重新开始写《大师与玛格丽特》, 至1936年基本写完。三稿完成于1937年。在妻子的帮助下, 他为此呕心沥血, 继续修改作品, 八易其稿, 直到死前四周, 尚未全部定稿。其妻在1940年至1941年间完成了修改。1966年, 这部被《泰晤士报》称为“20世纪杰作之一”的作品才在《莫斯科》杂志上连载发表, 此书的删节版(12%被删去, 更多的地方被改动)才第一次出版, 而被删改的章节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1967年, 法兰克福的一位出版人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较完全的版本。1969年俄文全本在德国出版。在苏联, 第一个完全版本出版于1973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 作者的日记以及手稿的打字稿, 都在苏联《星》杂志上得以发表, 形成了“布尔加科夫热”。

《大师与玛格丽特》(一译《撒旦起舞》)是布尔加科夫最重要的代表作, 也是全世界上最早具有浓厚魔幻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 被誉为20世纪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将现实与神话融为一体, 表达了惩恶扬善等主题。

魔王撒旦假扮外国教授沃兰德, 率随从分别以魔术师、教授、翻译、合唱指挥、杂耍小丑的身份来到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 对市民的精神进行考察。他们遇见了莫斯科文联主席柏辽兹和笔名“无家汉”的青年诗人伊凡·波内列夫。他们不信鬼神, 沃兰德逐一反驳, 并预言了柏辽兹当天的死亡。伊凡目睹柏辽兹被电车辗死, 他怀疑沃兰德是外国特务, 紧追不舍, 却被关入精神病院。伊凡在病院中认识了大师, 只有这位大师相信伊凡的奇遇。大师是个不知名作家, 美丽的已婚妇人玛格丽特认识大师后, 觉悟到丰富的精神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她崇拜他的才华, 称他为大师。大师写过一本关于彼拉多审判耶稣的小说, 受到批判, 被称为“敌人”“宗教狂”, 大师惊恐万分, 烧毁手稿, 进了精神病院。大师失踪后, 玛格丽特着急地到处寻找, 遇见撒旦的随从, 得到回春脂, 恢复青春, 而且**飞上城市高空, 经历许多奇事, 终于救出大师。最后, 大师和玛格丽特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生存下去。于是, 耶稣派马太来同魔王商量, 让他收留他们。魔王找了个美丽的地方, 给了他们永久的安宁。考察的目的达到了, 当莫斯科陷没在一片火焰之中时, 沃兰德率领随从飞回虚空。彼拉多被宽恕了, 诗人无家汉也已病愈回到家中, 只是他不再写诗了。

以上只是小说最简单的梗概, 实际上该作品故事体系庞大, 出场人物众多, 时空变幻繁复, 一共讲述了四个故事, 构建了三个世界。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 青年诗人无家汉与一位老作家——本市文联主席兼某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柏辽兹正在街头交谈, 一个带着德国口音的陌生人加入了他们的谈话。陌生人自称沃兰德, 双方攀谈起来, 谈到是否有神的问题。柏辽兹是唯物主义者, 认为世上的一切都由人主宰。沃兰德相信有神, 并且预言一名年轻的女共青团员会要了文联主席的脑袋。两名作家不屑一顾, 认为在这个国家无神论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 因此与陌生人不欢而散。离奇的是, 经过铁路的时候, 柏辽兹踩到一瓶打碎的油滑倒在铁轨上, 而年轻的女司机没有煞住火车。年轻的诗人, 面对惨象大惊失色, 想起之前陌生人的预言, 几乎疯狂, 在莫斯科的河里游了一圈泳, 衣冠不整地拿着蜡烛和圣像冲进作家协会(虽然他之前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 向其他作家描述他所看到的一切, 却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是第一个故事:魔王沃兰德来到现代莫斯科考验人心、惩恶扬善的故事。魔王想弄清的是: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已近十年, 这里究竟有了些什么变化?于是他下决心带领四个随从到莫斯科来进行一番考察, 主要是检验一下“本市居民的内心是否发生了变化”。他们降临到莫斯科市内牧首湖畔的一个小公园里, 首先遇到了柏辽兹和无家汉。随后他和他的助手们又来到莫斯科杂耍剧院, 在那里表演“黑色魔术”, 下起漫天卢布雨使贪婪的人们丑态毕露, 让观众大出洋相。他们还大闹柏辽兹的协会本部——“格里鲍耶陀夫之家”, 并把它付之一炬, 还在公寓里开起了撒旦舞会……他们在短短两天内, 依靠魔法出尽了莫斯科市民的洋相, 把这座城市搞了个天翻地覆, 让贪污受贿者自投罗网, 道德堕落者自行暴露。这其中, 有虚伪矫情的莫斯科文联的作家, 有奸诈贪婪的商人, 有虚荣可笑的女人, 有庸俗爱贪小便宜的小市民。每个人都揣着一副花花肠子, 弃道德和良心不顾, 为名利奔波劳碌。魔王发现此时的莫斯科, 早已不是昔日光荣和鲜血铸就的莫斯科, 而是一片“天下熙熙, 皆为利趋;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的恶土。

第二个故事是两千多年前耶路撒冷城中彼拉多绞死约书亚又忏悔赎罪的故事:罗马驻犹太总督彼拉多明知耶稣并非煽动群众闹事的暴徒, 却屈从犹太祭祀的决定, 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怯懦地将耶稣判为死刑, 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 又派人杀死叛徒犹大, 替耶稣报仇, 为自己赎罪。耶稣的门徒马太偷刀企图救耶稣未果, 后来马太与魔王会见……而彼拉多惊恐之余, 阅读了马太记录在羊皮卷上的耶稣的言行。“怯懦是最深重的罪过。”这句话让他失魂落魄, 内心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所以, 总督两千年以来一直受着偏头疼的困扰无法入睡, 而又昏昏欲睡, 他只好坐在荒山的峭壁上, 在每年的月圆之夜睁开双眼, 喃喃自语地念着这句有如咒语一样的句子。他渴望有一条月光之路能够带领他去寻找救赎——找到耶稣并且和他探讨这句话的含义。

第三个故事是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诗人无家汉在精神病院里结识了大师。大师原是一位在博物馆工作的历史学者, 因中彩得了一大笔钱, 便辞去工作, 专门从事写作。他写的关于耶稣的小说被斥为毒害人民的宗教宣传, 受到当局严厉批判。他在恐惧之余逃进了疯人院, 放弃了自己的姓名, 只自称“大师”。其实, 大师这称号原本是他的秘密情人玛格丽特送给他的, 因为在她心目中他确实是位天才艺术大师。玛格丽特的生活本来是极好的, 是“莫斯科许多妇女情愿付出任何代价去换取的”, 但她却觉得“未曾有过一分钟的幸福”。结识大师后, 她炽烈地爱上了他, 给他以柔情, 称他为“大师”, 鼓励他写那部小说。结果作品完成后, 却无法发表, 并使他始而受批判, 继而失踪(她不知道他已逃进疯人院)。为了找到大师, 能再见到他, 她与魔王的随从订立了契约, 涂了阿扎泽勒给她的回春脂, 变成了女妖, 为魔王主持了晚会, 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终于在魔王处见到了大师。他们得到魔王的允许, 又回到人间, 回到莫斯科他们原来住的半地下室。

第四个故事是伊凡在魔王**下经历现实和精神世界冒险的故事。

三个世界则分别是:神话世界(耶稣之死)、魔鬼世界、莫斯科现实世界。

以上四个故事、三个世界通过沃兰德的行动和大师的创作而联系起来, 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沃兰德将权力交给大师, 而大师宣布了总督的自由。昏沉的总督终于得到了救赎, 通过月光之路去追寻耶稣。伊凡则在魔王**下经历了现实和精神世界冒险, 最后不再写诗。

有人认为, 作家用一种怪诞、荒谬的离奇手法将社会上所有丑陋的现实都在小说中加以展示。文联主席柏辽兹代表了一切不相信精神信仰并否定道德原则的个人庸俗唯物论者, 诗人伊凡则代表了没有独立意识和健全道德的传声筒。莫斯科文联的餐厅中, 厨子将不新鲜的羊肉和鳕鱼卖给顾客; 在剧院中, 经理贪婪好色, 财务主任唯利是图。还有, 在得知自己的亲人失踪后, 连忙来莫斯科争夺房产的教授, 以及一些被沃兰德夺走了外衣的利欲熏心的观众。沃兰德虽然是撒旦的化身, 将一切秩序打乱, 但是在事实上, 他却做了许多惩恶扬善的事情。不仅那些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治, 还保护了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师和富有同情心与爱心的玛格丽特。在沃兰德的帮助下, 大师焚毁的手稿得以再现, 相爱的两人还进入了一片宁静的花园, 那花园并非普遍意义上的花园, 而是伊甸园的象征。同时, 我们还在小说中清晰地看到莫斯科在历史方面的真实与这个历史故事中耶路撒冷的对应性联系。彼拉多道德选择的两难处境实际上渗透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困境, 彼拉多的怯懦就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罪恶。小说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理主题:人的良知要求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俄国学者拉克申认为, 无论是在沃兰德莫斯科游历的故事中, 在约书亚与彼拉多的精神较量中, 还是在大师和玛格丽特戏剧性的命运中, 都回响着一个经久不息的、把这三者联系起来的主题:对正义、公正审判的法则, 对恶的不容逃避的报复的法则的信仰。雅布拉科夫也认为, 人类存在本身, 它的道路的无限性决定了《大师和玛格丽特》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尽管在他看来对地球上“至善”王国必然到来的可能性下结论是没有根据的。此外, 朝着这个理想“王国”的迈进是不会自动完成的。世界本身不好也不坏, 正如人的“天性”一样。只有信念、爱和创作才能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温玉霞更具体地指出, 在这部小说中, 布尔加科夫将圣经故事、魔幻世界、二三十年代莫斯科现实三个层面的人和事艺术地编织起来, 反映出“三位一体”的母题域:“胆怯”“懦弱”“死亡”“愚昧无知”“骄傲自满”“狂妄自大”“失误”“梦幻”“逃亡”“混乱”“城市”“知识分子”“忏悔”“惩罚”“复活”“作家与权力”等在早期作品中出现的母题, 在这部小说中得到深化和扩展, 重新被组合到小说的情节中, 被赋予新意, 由母题上升为主题。布尔加科夫通过三个世界的人与事件冲突, 揭示良心与责任、善良与邪恶、罪与罚、真理与谎言、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不公正等伦理道德问题, 并对此进行深刻的哲理思考。

有人还认为,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世界级的艺术瑰宝。巧妙的构思、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哲理和完美的艺术形式, 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在西方和俄罗斯被誉为“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法国的《理想藏书》对它推崇备至;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称它“精妙绝伦”, 艾特玛托夫视它为苏联文学艺术性的顶峰。小说以1928年的莫斯科为背景, 间或涉及20世纪30年代。书中的许多情节和细节或辛辣或诙谐地讽刺了现实中的恐怖、腐败、虚假、不公、低效和愚昧。沃兰德用《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举止言行反复暗示自己来自彼岸世界, 却始终未被柏辽兹和波内列夫所认识。这一艺术真实的切入, 巧妙地勾画了社会的思想僵化和认识偏差。柏辽兹身首异处; 库兹明教授受惊病倒……错误认识必定受到惩罚。作者坚信, 讽刺有益于社会进步, 正如卷首词所言:“你究竟是谁?”“我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总想作恶, 却总是行善。”沃兰德和马太关于光明和阴暗的对话:阴暗是物和人的影子, “你是不是想净化地球, 清除所有树木, 所有生灵, 满足你享受一片光明的幻想?”正是对抨击阴暗作了哲理性的注解。小说深刻地剖析了人性。“胆怯是人最可怕的缺陷。”为了保住自己的前程, 彼拉多违心地处死了毫无过错的流浪哲人, 把自己永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多少类似的灾难其实都是人类自身缺陷的产物。“人就是人。爱钱, 历来如此……人类爱钱, 不管这钱是用什么造的, 用皮革, 用纸, 用青铜, 还是用黄金。”在高扬社会主义旗帜的年代, 剧场内的卢布雨昭示了人性的这一面。作者不为舆论所左右, 对现实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然而, 小说的重点在大师和玛格丽特。约书亚蒙难和大师的悲剧两相呼应, 突显了自由思想所受的迫害。大师体现的信仰和创造, 在耶稣的投影下得到升华。玛格丽特是爱和仁慈的象征, 撒旦的盛大舞会上所有罪恶精灵对玛格丽特的朝拜, 彰示了爱的至高无上, 以及爱和仁慈才是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石。布尔加科夫一生都是在沙皇时代和十月革命时代后的苏维埃政权的夹缝中艰难挣扎的。在这位命运多舛的大师的生命历程和创作中, 我们看到的是权力和道德的碰撞。而他, 则用一种勇敢的姿态告诉世人:他们有权力, 我们有道德。因而, 小说深刻而又生动地表达了人对于心中“道德上帝”的启示的期盼。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多种题材、体裁、手法融合的综合艺术作品, 在艺术上让现实和梦想融合、浪漫的抒情与辛辣的讽刺交织、怪诞的神秘情节与滑稽的戏仿行为结合。具体来看, 它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多重时空交替。《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时空与故事时空分离, 作家打破了直线式、“历时性”的自然时空模式, 在小说中多线式、“共时”地叠加了三个时空层次。

1.现实时空。它截取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莫斯科社会生活的一个横截面, 描写布尔加科夫熟悉的日常生活和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和敌人们, 主要有诗人、杂志主编、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剧院管理人等。这些人是当时莫斯科文化界的代表, 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况直接反映了当时俄罗斯文化生活的现状。布尔加科夫毫不忌讳以嘲弄的眼光去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 揭露了这些知识分子们无耻贪婪的阴暗面。此外, 还有众多唯利是图、崇拜金钱的小市民。

2.魔幻时空。布尔加科夫把它放置在莫斯科城中神秘的五十号住宅里, 它是隶属于正常时间空间之外的“第五维”, 是由魔王沃兰德统治的精灵世界。小说第一部中, 魔幻时空和现实时空交叉并存, 沃兰德到莫斯科考验人心的故事线在两个时空之间自由穿梭。在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引导下, 读者进入了沃兰德举办的春天满月舞会。魔幻时空是一个奇异怪诞的世界, 是超自然的自由王国, 凡人用肉眼看不到, 也无法进入, 只有魔鬼和精灵能自由穿梭, 在里面狂欢作乐。

3.传说时空。两千多年前的耶路撒冷。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犯下重罪:他因惧怕权威和暴力, 绞死了无辜的约书亚。彼拉多为了赎罪, 密谋杀死告密者犹大, 最后向基督忏悔。

二是叙述线索的交错。叙述线索的交错, 指的是作家用切割时间的方法, 把叙述的内容切成碎片, 再在一个特定时区内恣意组接事件的过去和未来。布尔加科夫在保持各个故事自然时序的基础上, 频繁切割时间线, 交错安排多个故事, 使整个文体结构呈网状延展。《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文体结构方式, 不同于传统小说单线式结构, 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小说敲碎组合、每个故事本身不呈自然时序排列的方式, 布尔加科夫在处理上述四条故事线索时, 让它们齐头并进, 交错展开, 让读者感觉峰回路转、惊奇万分, 但又不晕眩。其中的关键原因是, 古今故事都严格按照各自的自然时序编排, 也就是说, 叙述线索之间的交错和缠绕是建立在每个故事内部呈现直线型的基础上的, 给人的感觉虽然纷繁复杂, 但井然有序。与此同时, 又以大师的创作和沃兰德把这四条线索绾合成一个整体。

三是“接力式”叙事。伊凡与大师就像接力赛跑一样构成了一条线上的两个阶段:伊凡为第一棒, 首先起跑, 他和大师在精神病院相遇, 两人倾心交谈, 伊凡退出现实世界的冒险, 转入精神世界里的探索; 接力棒传到了大师和玛格丽特手中, 伊凡则作为观众在旁边观看他们, 并且为他们助威呐喊。两个故事遥相呼应, 组成了人类“自我认知”这条线索, 构成了接力式线型叙事结构。伊凡的自我认知是从“无知”走向“有知”的过程, 他的性格不是静止的, 而是随着情节发展, 一步一步发生改变, 他不断推翻以前的自己, 最后找到了真正的心灵依托。

四是多重文体风格杂糅。阿格诺索夫等指出:“《大师和玛格丽特》集各种不同的色彩和写作手法于一身。作家乐于采用的, 有浪漫风格(在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时), 有谢德林式的讽刺(比如, 官僚穿的西服代替其主人独自对一些事情做出决定), 有果戈理式的幻想(巫婆狂欢会, 乘扫帚和猪人飞翔), 间或还有民间诙谐(科罗维耶夫-法戈特和公猫别格莫特的传奇故事)。”的确, 《大师和玛格丽特》主题广博, 线索纷繁, 人物众多, 小说故事时间延展两千多年, 空间横跨天堂、地狱、人间、古代城邦和现代社会, 人物囊括神、魔、妖、人、兽。与这种多重叙事线条交错、在不同时空穿行的复合型文体结构相适应, 小说的叙事话语也不是单一的, 包含着风格迥异的多重话语层次, 它们彼此之间对立矛盾, 仿佛每种风格层次均出自不同作者之手, 但又完美地交融在一起, 如同各种风格的大聚会。但最突出的, 还是以下三种文体风格。

1.幽默风趣:由沃兰德担当主角的讽刺寓言式小故事系列贯穿整部小说, 这些故事里充满着“笑”的元素, 随处可见极富喜剧性的细节。布尔加科夫施展让人惊叹的讽刺天赋, 极尽嘲讽、夸张、逗乐之能事, 用犀利的笔撕破腐朽虚伪的社会现实。小说的开篇, 笑声和悬念就形成了第一个叙述陷阱。在人迹罕至的牧首湖旁, 商店里面唯一出售的饮料是冒着黄色泡沫的杏汁汽水, 发出一股理发店的气味。就是这种劣质汽水, 害得派头十足的“莫文协”主席柏辽兹不停地打着嗝。这时候, 魔王沃兰德突然出现, 并参加到文协主席和诗人的谈话中来, 事后无人知晓这位古怪的人物是怎么凭空出现的, 也没人知道他究竟是谁, 从何方来。读者先被滑稽的场景迷住了, 而之后的悬念则牢牢吸引住了他们的注意力。布尔加科夫不仅善于发掘现实生活中的滑稽可笑, 还擅长虚构专门逗乐的小丑——沃兰德的仆从们。沃兰德有四个仆从, 他们分别是戴着夹鼻眼镜和骑手帽的卡洛维耶夫、红头发的阿扎泽勒、黑猫别格莫特和**赫勒。其中最经典的角色是黑猫别格莫特。这只硕大无比的公猫有一头猪大, 嘴上生着两撇神气活现的小胡子, 精通人话, 上公交汽车能主动买车票, 如果售票员不让他坐车, 他就抓住车尾跟车而去, 为自己省下十个戈比的车钱。黑猫最拿手的把戏是以“卑劣”的手段捉弄那些真正的小人。比如他把假正经——文化娱乐委员会主席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变成了一件空西服上装, 这个神气活现的上装还握着一支没有蘸墨水的钢笔, 一本正经地批阅公文。

2.庄重肃穆:与沃兰德故事轻松幽默的风格相对立, 在彼拉多故事叙事语言的运用上, 布尔加科夫突出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和灰暗的色调。在环境描写上他反复写到耶路撒冷正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 灾难正向这座古老的城市袭来。随着情节的发展, 危险一步一步迫近:审判约书亚时, “天气异常闷热, 好像大暴雨就要来袭”。行刑时, “太阳消失了……西天上腾起了浓密的雷雨云, 吞噬了太阳, 正黑压压地朝山冈涌来。乌云的边缘已沸腾着白色的水花, 其腹部黑烟朦胧, 泛出黄光。乌云不时发出闷声闷气的怒吼, 迸裂出一条条火舌。被大风卷起的一根根尘柱, 顺着通往雅法的大道……势不可挡地袭来”。约书亚死在十字架上, “从地中海袭来的黑暗笼罩了这座总督痛恨的城市。圣殿和威严可怖的安东尼塔楼之间的吊桥不见了。无底的黑暗从天而降, 淹没了赛马场上空的双翼天使……伟大的耶路撒冷骤然消失, 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乌云笼罩、生灵涂炭意象的反复渲染, 赋予彼拉多故事更浓厚的悲剧色彩。在人物刻画方面, 布尔加科夫将他的重点放在彼拉多的内心描写上, 用了大量篇幅来刻画彼拉多的内心矛盾, 洞悉他细微的情绪转变。小说中屡次提及他因被周期性偏头痛所折磨, 向神灵倾诉自己的痛苦:“噢, 诸神啊诸神,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降罚于我?……是的, 毫无疑问, 是老毛病, 又是老毛病, 可怕的偏头痛, 不可克服的顽症……”偏头痛病是一种隐匿的暗示, 它指向彼拉多激烈的内心矛盾:是遵从良心还是对权威妥协。约书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 布尔加科夫又杜撰了一个情节, 安排彼拉多派人秘密杀死告密者犹大以赎罪。谋杀的过程通过彼拉多和他下属阿夫拉尼的一段精彩的对话展开。两人彼此心照不宣, 为了掩人耳目, 用尽晦涩狡猾的政治密语, 一边交代谋杀一边推卸自己的责任, 使情节扑朔迷离、悬念四伏。

3.浪漫抒情:强烈感情的流露, 又服从于作家美感的驱使, 以美好的意象作为客观对应物来传达内心感受, 这是抒情文体的一种重要表现功能。借助托物言志, 以景为情、以象结意的语言体式, 构筑一幅幅渗透着作家情思的图画, 引发读者的想象和共感, 也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的有“意境”。关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第一次在特维尔街中相遇的场景, 布尔加科夫精细地勾勒了这样一幅画面:“她手里捧着一束难看的、让人惶惶不安的黄花。鬼知道那种花叫什么名字, 反正在莫斯科总是这种花开得最早。那束花在她黑色春季大衣的衬托下, 显得分外刺眼。她从特维尔街拐进小巷时, 回眸看了一眼, 特维尔街上行人成千上万, 她眼里看到的仅我一个人, 她投来的目光不只是怔忡不安的, 甚至是痛苦的。”春天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一个美丽的女子穿着黑色的大衣, 手中捧着一束难看的、让人焦躁不安的黄色花朵, 她站在道路中央回头凝望, 眼中充满了非同寻常的孤寂。呆板的冷色调大衣透露出她心情的抑郁; 黄色的花朵分外地刺眼, 是不祥的征兆, 暗示着她内心的苦闷; 热闹的人群从她身边走过, 更显出她的孤寂无助。整幅画面给人沉闷压抑的感觉, 透露出强烈的孤独感。正如大师自己所说, 玛格丽特吸引他的不是她的美丽, 而是她的孤寂。这一点和大师的情况如此地相似。这两个人, 一个与世隔绝, 一个生活在空虚之中, 两个寂寞心灵结合当然碰撞出惊人的火花。

总之, 小说通过沃兰德惩恶扬善、彼拉多罪后醒悟, 表现了人类通过外部考验, 洞察内心发现自我的主题; 通过诗人伊凡的冒险故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 表现了人类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心灵依托的主旨。小说寄真实于魔幻、寓庄严于谐谑, 精心结构, 时空切换, 把现实时空、魔幻时空、传说时空多个时空、多条线索纵横交错、“共时”地叠合在一起, 让现实与幻想、现代与神话、写实与夸张、真实与荒诞、象征与隐喻、严肃与嘲讽等巧妙结合, 营造出一种似真非真、似梦非梦、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的魔幻风格, 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小说以巧妙的构思、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哲理和完美的艺术形式, 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在西方和俄罗斯被誉为“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参考文献

[俄]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 凌建侯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俄]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 苏玲译,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

《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 周启超编选,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

[英]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 杜文娟、李越峰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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