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尔是俄国20世纪少有的一位极其简洁而又深沉的天才作家, 其独具特色的小说创作, 使他在俄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获得了西方世界的高度评价。
一、屈死的天才而天真的作家
巴别尔(1894—1940), 出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农机商人家庭。按其自述, 他幼年主要学习希伯来文、《圣经》和犹太法典, 后就读于敖德萨商业学校, 阅读了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 并学习法语, “记熟了法国古典作家, 同敖德萨的法国侨民接近并且从十五岁起开始用法语写作”, 尤其喜欢法国作家福楼拜, 受其影响很大。1915年来到圣彼得堡, 并开始向多家刊物投稿, 但无一成功。1916年底, 遇到了高尔基。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的一切都归功于这次会见, 我至今都满怀爱戴和感激之情提到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即高尔基——引者)的名字。他在1916年11月的《年鉴》(一译《编年史》——引者)上刊发了我的处女作……他教给我非凡的重要的东西, 随后, 当我的两三篇还过得去的青年试作获得了偶然的成功时……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便打发我到人间去了。”接受高尔基深入生活、好好研究生活的劝告, 巴别尔1917年到部队服役, 到过罗马尼亚前线, 随后在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供职。1918年, 参加了粮食征集工作。1920年加入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 参加了波兰战役。后来, 他先后在敖德萨、彼得堡、梯弗里斯工作过, 当过印刷厂排版负责人、新闻记者。然后, 发表了一系列小说, 以其简洁而深沉的风格一举成名, 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1939年5月, 巴别尔被捕, 罪名是“积极参与反苏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 充当“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间谍”, 在严刑拷打下, 巴别尔屈打成招, 违心地承认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但事后他三次致函检察院, 称由于怯懦供词中多有不实之词, 而且诬告了无辜的人, 要求申辩, 但检察院根本不理睬他。留存下来的狱中绝笔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创作的热爱和对自己无辜的声明:“1916年, 我写完我的第一篇故事拿给高尔基看……然后我参加了内战。1921年我继续写作。近来我一直忙于到1938年底已完成第一稿的一部作品的写作。我完全无罪, 我从未做过间谍, 我也没进行过任何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审问时我的证词, 是自我诽谤。我只有一个请求, 那就是允许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尤其是面对让他冤枉入狱、根本不爱惜人才的某些人, 他竟然请他们让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这要求是多么纯粹、简单, 富于作家神圣的责任感, 但又是多么天真!而他最后终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 成了一个屈死的天才。
关于巴别尔的死亡日期, 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死于1941年, 苏联最高法院1954年为巴别尔平反昭雪, 给他的遗孀佩罗什科娃的平反书上写着:“巴别尔于1941年3月17日死于服刑期间。”一说他死于1940年, 这是后来公布的克格勃档案中记载的:“巴别尔于1940年1月27日在莫斯科被枪决。埋葬地点不详。”一般认为, 克格勃档案中的日期是巴别尔死亡的确切日期。
巴别尔在《自传》中谈道:“到1923年我才学会明了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我认为我的文学创作开端是在1924年初”。因为在1924年, 《红色处女地》《列夫》《俄罗斯现代人》等莫斯科杂志相继发表了巴别尔一系列描写骑兵军的小说, 共30多篇, 这些作品使他一举成名。1924年10月, 《真理报》发表评论, 称巴别尔为苏联文学“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就连一向态度粗暴的“拉普”评论家也对《骑兵军》青眼有加, 列维奇在《在岗位上》杂志1924年第1期发表文章, 宣称在巴别尔之前, “还没有人在文艺作品里如此描绘过布琼尼的战士们的那种英雄主义, 天生的革命性, 以及哥萨克**不羁的游击习气”, 称赞巴别尔的艺术才能, 认为他“具有惊人的简洁, 善于三言两语勾出完整的形象, 新颖独特, 内容与形式完全一致, 语言无与伦比, 生动形象, 表现力强”, 并且断言:“《骑兵军》将永远是真实的而非臆造的革命性的典范。”1926年, 这些作品结集出版, 定名为《骑兵军》。不过, 《骑兵军》得到的不光是赞扬, 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坛上轰动一时的“元帅与文豪之争”, 即骑兵军统帅布琼尼与大文豪高尔基之间的公开争论。
布琼尼在《十月》杂志1924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 指责巴别尔描写的不是骑兵军, 而是真正的马赫诺匪帮, 巴别尔诬蔑和诽谤骑兵军, 这样写红军的人只可能是白卫军和明显的阶级敌人, 他还指出:“小说作者使用‘骑兵军’这样响亮的名字, 目的显然是要唬人, 使读者相信过时的谎言, 即我们的革命是由一小撮匪徒和无耻的篡权者搞出来的。”这当即遭到沃隆斯基等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 高尔基更是多年来一直维护巴别尔、反驳布琼尼。他在1924—1928年这五年里与许多作家通信, 热情地称赞巴别尔的《骑兵军》, 坚决驳斥布琼尼的指责, 认为像《骑兵军》这样的作品是不能“站在马的高度”来批评的。
1928年9月30日, 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发表了《向工农通讯员和军队通讯员谈谈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 其中谈道:“布琼尼同志已经攻击了巴别尔的《骑兵军》, 而我不觉得他该这么干, 因为布琼尼自己不但喜欢装饰他的战士们的外貌, 而且也喜欢打扮他的马匹的外表。而巴别尔则美化了他的战士们的内心……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 而且在文化上, 他还是一个少年, 因此去赞美和美化他往往对他很有益。”
布琼尼不服, 在同年10月26日《真理报》上发表了《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 首先承认在文学问题上自己无法与高尔基争辩, 但自己攻击巴别尔的《骑兵军》是有道理的, 因为巴别尔对骑兵军的描述, “只是发挥了老女人们的闲话, 翻掘了老女人们的垃圾堆, 然后带着恐惧散布什么红色战士拿人家的面包和鸡的谣言, 他发明了从没发生过的事情, 朝我们最优秀的共产党指挥员身上栽赃, 听任自己肆无忌惮地瞎编乱造, 简直就是扯谎”, 更为重要的是, “巴别尔小说的主题被这个有色情狂的作者的主观感觉扭曲了。他讲的故事从一个疯子犹太人的胡言乱语, 到对天主教堂的打砸抢, 到骑兵军鞭打自己的步兵, 到一个有梅毒的红军战士的肖像, 而以展现作者的科学好奇心结束, 此时的他想看看一个被十名马赫诺的人强奸过的犹太女人是什么样的。正像他把生活当成有女人和马匹在那儿走动的五月的牧场, 他也这样看待骑兵军的行动, 而且, 他是通过色情的棱镜看的”。
高尔基在11月27日的《真理报》发表《答谢·布琼尼》, 一方面坚决抗议布琼尼的不公正评价, 另一方面回答了他涉及的问题:“你谈到巴别尔是色情狂。我刚重读完巴别尔的书, 我却没能在书中找到此病的症状, 不过, 当然了, 我不想去否认他故事中某些情色细节的存在。而这是原本应当如此的。战争总是唤醒一种勃发的情欲……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天然的, 尽管也是反常的, 对偷生保种的本能的强化, 这种本能在面临死亡的人群中是常见的”, “我是一个细心的读者, 但我没能在巴别尔的书中找到任何看上去像‘挖苦’的东西。相反, 他的书把红色骑兵军战士们展示成真正的英雄——他们无所畏惧, 并且深切地体会到他们事业的伟大, 这唤醒了我对他们的爱和尊重。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多彩、更生动的对各具特色的战士的塑造, 我也想不出, 还有谁对红军整体心理的描绘更能让我懂得那完成非凡战斗的力量, 这在俄罗斯文学里真是无与伦比的……巴别尔以这样的高才深化了我对一支军队的英雄主义的理解, 这支军队是有史以来第一支知道它现在以及将来为何而战的军队”。而布琼尼批评中“粗鲁而有失公正的口吻”使一个年轻作家蒙受了“不白之冤”。高尔基呼吁在这转折时期, 更应该爱护像巴别尔这样本来就少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 “更不能践踏这些有才华而有益的人”。
然而, 布琼尼的指责使巴别尔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创作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抑制, 《骑兵军》他原计划写50篇, 但被迫中止, 此后, 他也只是出版了此前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敖德萨的故事》(1931), 创作了几篇零星的短篇小说(如《但丁街》《格拉苏》)、未完成的小说《巨井》以及两个剧本《霞》(亦译《日落》, 1928)、《玛丽亚》(1938)。
巴别尔在短短的一生中, 主要创作了《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两本短篇小说集, 此外, 还有一些零星的小说, 如《公牛的眼睛》, 包括三篇小说:《巴格拉特-奥格雷和他的公牛的眼睛》《耶稣作的孽》《我的第一笔稿费》, 《巴格拉特-奥格雷和他的公牛的眼睛》简短, 但有诗意和特色, 显示了作者的天才, 《耶稣作的孽》则是作家与宗教开的一个大玩笑, 写得相当生动、独特而有深度, 《我的第一笔稿费》较好, 但不十分出色; 《我的鸽子窝的历史》, 包括11篇作品:《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我的鸽子窝的历史》《初恋》《醒悟》《在地下室里》《德·葛拉索》《吉·德·莫泊桑》《线与色》《“伊凡和玛丽亚号”》《卡尔-杨克利》; 《故事集》, 包括17篇作品:《埃利亚·伊萨科维奇和玛加丽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妈妈, 里玛和阿拉》《兴奋》《沙博斯-纳赫穆》《卡莫号和邵武勉号》《在女皇王宫度过的一晚》《耶稣的罪过》《圣伊帕季的末日》《线条和色彩》《道路》《居伊·德·莫泊桑》《石油》《但丁大街》《审判》《答复》《“蝴蝶号”号轮船》《苏拉克》, 只有几个作品因选编者不同而与《我的鸽子窝的历史》重复。这些早年的作品, 写得有才气, 但不成熟, 《在地下室里》等较好一点, 其他大多是青果。
二、《敖德萨故事》:盗亦有道的黑帮传奇
《敖德萨故事》包括8篇短篇小说:《国王》《带引号的公正》《哥萨克小娘子》《父亲》《日薄西山》《此人是怎样在敖德萨起家的》《养老院的末日》《弗洛伊姆·格拉奇》。其中一些作品最早发表于1921—1924年, 1931年结集出版, 仅仅4篇小说(《国王》《此人是怎样在敖德萨起家的》《父亲》《哥萨克小娘子》), 还有4篇小说, 大多是此后才发表, 最后一篇《弗洛伊姆·格拉奇》则是作家的长女娜塔莉娅1963年才发现并在美国纽约出版的; 直到2001年, 娜塔莉娅亲自编辑的美国诺顿版《巴别尔全集》英文本中, 小说集完整的8个作品才第一次集中在一起出版。[1]《敖德萨的故事》主要描写革命前后敖德萨犹太人的生活, 特别是敖德萨犹太黑帮的活动及其兴衰, 极为真实、生动、形象地创造了盗亦有道的黑帮传奇。
《国王》写黑帮头目、绰号“国王”的别尼亚·克里克精明干练, 敢做敢为, 他先以魄力制服了富裕的山德尔·埃赫巴乌姆, 娶了他美丽的女儿齐莉娅, 当得知警察段长准备“新官上任三把火”, 趁“国王”姐姐婚宴之际, 要除掉他并把他们一伙一网打尽的时候, 他不露声色, 让婚宴热热闹闹地按时进行, 但暗地里安排手下在警察局放火并放出被关押的犯人, 让他们自顾不暇, 并接受教训。
《带引号的公正》写“我”楚杰奇基斯因为一个人要养7个孩子和老婆, 便主动找到“国王”, 通报“公正”合作社的情况, 但“国王”一向说话很少, 使“我”反复琢磨, “发觉这全然不是我所需要的回话”, 为了9张嘴有饭吃, 我只好又去找了另一个黑帮头目科利亚·什季弗特。礼拜六那天, 正当科利亚实施抢劫的时候, “国王”也率众来到。“国王”由于破坏了别的帮派的活动而感到破坏规矩, 深感自尊心受到玷污而哭泣起来, 并主动与科利亚“握手问好, 互致歉意, 互相接吻”, 最后了解到是“我”同时向两家传递情报, 找上门来, 准备杀死“我”, 但“我”妻子勇敢地哭诉, 告诉他楚杰奇基斯是为了给九只饿鸟喂食而不得已如此, “国王”便只对“我”进行了适当的惩罚, 并留下200卢布给“我”治伤, 以致“我”深感:“像国王别尼亚这样的人没有第二个。他在消灭欺骗的同时, 寻找公正, 他既寻找带引号的公正, 又寻找不带引号的公正。而其他所有人却麻木不仁, 像一堆冻肉, 他们不喜欢寻找, 也不会寻找, 这就更糟。”
《哥萨克小娘子》写楚杰奇基斯怎样成为女走私贩子柳布卡·什奈魏斯的管事的故事。绰号叫哥萨克小娘子实际上是犹太人的柳布卡, 开设有地下室酒馆、客店、燕麦店和一个养有100对克留科夫鸽和尼古拉耶夫鸽的鸽窝, 她还有看门人叶夫利泽、皮条客兼厨娘彼茜霞-明德尔、管事楚杰奇基斯。十年前, 小个子犹太人楚杰奇基斯做中介, 替一个地主买了台由畜力带动的脱粒机, 晚上他把这个地主带到柳布卡的店里庆贺买卖成功。地主在那里大吃大喝, 并且和一个名叫娜斯嘉的绝色美女一夜销魂, 但天刚麻麻亮就悄然溜走, 因此, 看门人找楚杰奇基斯要两个卢布的晚饭钱和四个卢布的小姐钱。楚杰奇基斯无法付款, 被关在柳布卡的屋里, 等候在外面做生意的柳布卡回来处理。他发现柳布卡的婴儿小大卫饿得哇哇直哭, 而厨娘彼茜霞-明德尔只管一边看书一边用脚摇晃摇篮。他抱起婴儿, 逗弄着他, 给他唱着摇篮曲, 使婴儿睡着了。直到五点钟, 柳布卡才骑着马迎着晚霞回来, 得知楚杰奇基斯的事情后很是恼怒, 但她由于在毒日头下足足赶了十五俄里的路去做买卖, 再没有奶水喂婴儿, 婴儿饿得直哭, 楚杰奇基斯想法帮她让娃娃断了奶, 于是, 他就成了她店里的管事, 而且一当就是15年。
《父亲》写独眼龙弗罗伊姆·格拉奇为女儿找女婿的故事。格拉奇20年前生了个女儿芭辛卡, 妻子在分娩时去世。岳母不喜欢这个当运货马车车夫兼干黑道勾当的女婿, 把婴儿抱回自己家。20年后, 外婆去世, 芭辛卡回到父亲身边。此时, 她已身重五普特外加几俄磅, 外形如庞然大物, 脸色红如砖头。不久, 南货店老板的儿子所罗门契克·卡普伦看上了芭辛卡, 她也春心大动, 但她后来打听到, 作为独眼龙格拉奇的女儿, 此生很难嫁个称心如意的郎君, 于是便不再叫他父亲, 而恶声恶气地叫他“红毛贼”, 最后竟细声细气地哭着对他说:“哪家姑娘没有牵肠挂肚的人儿, 只有我一个像是天天给别人的仓库守夜的人。老爸, 您去给我把事儿办了, 否则我自杀给你看……”格拉奇只得亲自出马, 找到了南货店老板卡普伦。尽管儿子所罗门契克看上了芭辛卡, 但他母亲卡普伦夫人“就像新娘子嫌恶脸上的粉刺”一样看不上格拉奇, 婚事完全无望。格拉奇只好去求柳布卡·什奈魏斯想办法。柳布卡找到在她店里鬼混、尚未得势的小伙子别尼亚·克里克, 告诉他格拉奇要为自己的山头找个左膀右臂, 并详细讲了芭辛卡的事情和独眼龙的营生。于是, 别尼亚和老资格的打家劫舍的强徒格拉奇信步来到俄罗斯公墓, 他们谈拢了价钱:芭辛卡给她未来的丈夫别尼亚带去嫁妆三千卢布、两匹纯种马和一条珍珠项链, 而卡普伦则必须偿付芭辛卡的未婚夫两千卢布, 因为他不该看重家业, 目中无人, 竟然将芭辛卡的初恋拒之千里, 因此别尼亚决定由他负起向卡普伦收取两千卢布偿银的任务。这是卡普伦家败落的开始, 是他家渐渐走向毁灭、火灾、夜半枪声的历史。
《日薄西山》写的是别尼亚·克里克父子间的故事。克里克家最小的兄弟廖夫卡爱上了柳布卡的女儿塔勃尔。他请求父亲让自己娶她。然而父亲克里克老爹拒不同意。他找到哥哥——几个月后要当上国王的别尼亚, 诉说了父亲的恶行, 希望两人一起动手, 除掉这个被大家叫作屠犹者门德尔的父亲。但别尼亚让他先耐心等待。屠犹者门德尔手段狠毒, 他曾恶毒地不让女儿特沃伊拉(她长得很丑, 下巴底下晃**着一个粗脖子, 眼球鼓出在眼窝外)嫁给一个鳏夫; 老车夫马纳谢仅因给马改钉橡胶马掌, 被他一只手凌空举起提在空中, 像给吊在绞刑架上一般, 从家里一直沿大街走到铁匠铺, 扔到一堆废铁上。和别尼亚相好的玛鲁霞怀孕了, 别尼亚给了老爹25卢布, 让他转交玛鲁霞, 以便到医院去打掉孩子, 可他私吞了15卢布, 以致玛鲁霞很快就气冲冲地找到别尼亚, 把10卢布扔到他脸上。于是, 别尼亚联合廖夫卡和姐姐特沃伊拉, 向父亲发起了进攻。但老头打倒了别尼亚, 也打伤了廖夫卡, 不过, 特沃伊拉冲过来, 抡起漏勺朝老头儿的脑袋砸了下去, 打败了他。别尼亚接管了父亲的家业, 并且比父亲干得更加出色。后来, 他成功地阻止了父亲的逃跑, 但也当众出了丑, 头发一下子全白了……
《此人是怎样在敖德萨起家的》写别尼亚·克里克的起家。“我”感到奇怪, 当时别尼亚怎么能闪电般地发迹呢, 因为至少有三个人是了不起的:一个是弗罗伊姆·格拉奇, 其举止坚韧如钢; 一个是科利卡·帕科夫斯基, 其疯狂使其拥有称王称霸所需的一切; 还有一个是哈伊姆·德龙格, 资历很老。于是, “我”便请教了过来人拉比阿里耶-莱伊勃老人, 他向我讲述了别尼亚的起家。当时, 别尼亚25岁, 父亲是赶马车的脚夫, 胸无大志, 得过且过, 而别尼亚也籍籍无名。于是, 他去找独眼龙弗罗伊姆·格拉奇, 要求入伙, 并宣称:“我投奔哪个海岸, 那个海岸就能称雄于世。”当时黑帮的头领是已故的列夫卡·贝克, 他召集强徒们开了个会, 讨论别尼亚入伙的事情, 结果准备试用他, 让他去给“双料犹太人”塔尔塔科夫斯基“放血”。塔尔塔科夫斯基虽然十分狠心, 但已经遭到九次抢劫, 甚至还落葬过一回。按照当时的不成文的规矩, “对一个已经落葬了一回的人实施第十次抢劫, 是一种亵渎行为。当时还不是国王的别尼亚对此比谁都清楚。”但他什么也没说, 只简单地说了声“是”, 就离去了。当天他就给塔尔塔科夫斯基寄去一封信, 让他在周六交去若干钱款, 否则贵府将会发生巨大变故。塔尔塔科夫斯基马上回了封信, 告诉他今年生意极差, 连一笔买卖也没做成, 希望他这个聪明人不要胡闹。然而, 邮局没有按照地址把信送达。别尼亚一怒之下, 第二天带了四个人冲进塔尔塔科夫斯基的账房, 用枪逼着账房约瑟夫·穆金什泰英打开钱柜。正在这时, 犹太人萨夫卡·布齐斯喝得酩酊大醉, 冲过来一枪重伤了穆金什泰英。别尼亚赶到医院, 让医生尽最大力量治好穆金什泰英, 但他当天还是死了。于是, 他下令让萨夫卡为穆金什泰英偿命, 并亲自找到仅给穆金什泰英寡母一百卢布的塔尔塔科夫斯基, 逼他一次付给一万卢比抚恤金, 并另发养老金, 直到她老死。最后, 他们两人达成协议:首付现金五千卢布, 再按月发给五十卢布养老金。别尼亚还把穆金什泰英的殡葬安排成当时第一流的:由六匹像狮子一样的骏马牵引灵车, 有两辆专车摆放花圈, 六十名唱诗班歌手为出葬行列开道, 别尼亚则坐着红色汽车赶来, 送了一个相当豪华的大花圈。他走在前面, 发表动人的讲话, 号召观众参加葬礼。由于气魄大、能力强, 别尼亚被人称为“国王”。
《养老院的末日》写的是革命胜利后闹饥荒的年代里养老院被取消的故事。当年, 呢绒商科夫曼为追思亡妻在第二犹太公墓的围墙外建造了一个养老院。革命胜利后, 寄生于公墓的30多名老头老太近水楼台先得月, 包揽了掘墓人、唱诗人、洗尸人三职, 主要靠仅有的一口橡木棺材、棺罩和银流苏, 租给穷人做落葬之用, 因此, 除了每天定量配给的食品外, 还有加菜, 而这样的美事是那个年代任何人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可是, 好景不长。日耳曼侨民区发生了一场暴动, 卫戍司令格尔什·卢戈沃伊被打死了, 卫戍部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师首长历数他为共和国立下的功劳, 然后把橡木棺材、流苏、棺罩连同卢戈沃伊一起埋入地下。老人们失去了谋生的工具, 阿里耶-莱伊勃带头去找公墓管理主任勃罗伊金, 他答应发给木材做口新棺材, 发点呢绒做副棺罩, 但只是说说而已。老人们收入锐减, 定量给他们的伙食里只有几根鱼骨头的发青的稀汤, 和没有一滴油的大麦粥。饥肠辘辘的老人们怒火越烧越旺, 终于在女医生来接种牛痘时爆发出来, 30多名老头老太一起出动, 大吵大闹, 但勃罗伊金置之不理, 反而凶相毕露地威胁这些残疾人, 幸亏喝醉酒的退伍军人费季卡高喊:“已经没有沙皇了……谁也休想再睡棺材”, 并朝天开枪, 才迫使勃罗伊金答应了养老院提出的全部要求。第二天, 发给养老院里的老人每人四块方糖, 还在红菜汤里加了肉, 并且还请老人们到市剧院去看了戏。但半夜一点多, 费季卡被叫走了。第三天, 政府贴出告示, 养老院因需修缮自即日起关闭, 所有养老人员必须于今日到省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各自的劳动特长重新登记。勃罗伊金向公用事业处处长汇报了他改建公墓的规划和取缔宗教丧葬团体的斗争计划, 处长称赞他这儿“秩序井然”。然而, 当处长等人坐车回市区的时候, “他们遇见了被逐出养老院的老头老太。他们瘸着腿, 一声不吭地吃力地走着, 被扛在身上的包袱压弯了腰。红军战士们把这些筋疲力尽的人撵拢来, 押着他们排成队走……烈日已升到中天。暑热折磨着这群穿着破衣烂衫, 在地面上蹒跚而行的人。横在他们面前的路是一条被焚毁了的、遍地石块的、一派凄凉的路, 两旁是窳败不堪的土房, 是毁于炮火的断垣残壁和瘟疫造成的土丘。当年在敖德萨, 由市区通往墓地的是一条悲惨得难以言说的道路”。
《弗罗伊姆·格拉奇》写的是独眼龙弗罗伊姆·格拉奇的结局。1919年, 别尼亚·克里克的人马袭击了志愿军(白军), 杀死了几名军官, 夺走了部分辎重。他们要求敖德萨苏维埃给他们三天时间“和平起义”以作奖励, 但未获批准。于是, 他们开始抢劫布匹、财物。一个月后, 开始对他们大开杀戒。据说, 这事与一个作坊老板阿隆·佩斯金有关。于是, 佩斯金的朋友、黑帮成员米沙·亚勃洛奇科为报仇杀死了佩斯金。当天夜里, 契卡逮捕并枪毙了两个与米沙有关的人, 而米沙侥幸逃脱了伏击。他化装成一个卖瓜子的老婆子, 找到在家带外孙的弗罗伊姆·格拉奇, 告诉了他这一切, 并且说那些人毫无人性, 而你格拉奇却保持沉默。格拉奇来到市苏维埃政府, 当时的契卡主席是莫斯科来的弗拉季斯拉夫·西缅, 他向侦查员、敖德萨人鲍罗沃伊询问格拉奇的情况, 鲍罗沃伊告诉他“整个敖德萨来到您面前了”。格拉奇向西缅表明自己赤手空拳而来, 只希望放掉自己那些小伙子们。而鲍罗沃伊在外面, 召集了侦查员们和莫斯科来的政治委员们, 告诉他们敖德萨四万窃贼的真正掌门人是独眼龙格拉奇, 而非别尼亚·克里克。这老头隐藏得很深, 但是一切活动——炸毁敖德萨的工厂和金库, 袭击志愿军和苏维埃的部队,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本想等老头出来, 和他聊聊, 可是总不见他出来, 最后在杂物房找到了他的尸体, 两名红军战士告诉他, 这个庞然大物简直是头熊, 一连吃了十颗子弹, 还在爬。西缅让鲍罗沃伊别为杀死格拉奇生气, 因为在未来的社会里, 干吗需要这样一个人?鲍罗沃伊一方面觉得这个老头儿关系到整个敖德萨的历史, 另一方面又觉得未来的社会大概不需要这样的人……后来, 他回过神来, 向莫斯科来的契卡工作人员讲述格拉奇的生平, 他的机智、神出鬼没以及不分亲疏, 不徇私情……
这部小说集较早显示了作家的天才, 善于以表面冷静、简短、生动的方式讲述故事, 写活了黑帮的首领及重要人物, 而这是当时苏联文学中极少见的题材, 具有新的意义, 而且, 正如王天兵说的那样, 他还通过黑帮的敢作敢为和“盗亦有道”等原则, “歌颂和悼念当年那些敢于拿起武器反抗俄国屠犹分子的犹太英雄”, 并隐隐反讽了苏联政府的专制和不人道, 体现了作家对革命的过火行为的不满。王天兵指出:“1921年, 毕生的阅历与志气在巴别尔胸中回**, 他放声高歌, 唱出了对敖德萨的一曲挽歌。他在敖德萨废墟上抚今追昔, 因为深知专制的恐怖, 于是瞒天过海, 塑造出一个表面热衷于暴力, 但绝不随便杀人, 若错杀则必偿命, 并对无依无靠的人不乏仁慈之心的地下政府。巴别尔是在冒死批判地上的苛政。国王别尼亚·克里克纵横不羁的歌声仿佛压境春雷, 让世世代代没有面孔、不能发声的犹太人起死回生, 他用洪亮的歌喉为那些牺牲品鸣冤叫屈, 以其盗亦有道审判了滥杀无辜。”当然这种表现是通过客观事实的对照而冷静地表现出来的, 比较隐晦。
但这部小说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 一是作品太少, 仅仅8篇短篇小说; 二是没有来得及很好地构成一个整体(如在《国王》中写黑帮重要人物别尼亚·克里克采用干脆有力的方式, 迫使比较富有的埃赫巴乌姆把女儿齐丽娅嫁给自己, 而在《父亲》中又写敖德萨城的真正头目和幕后操纵者弗洛伊姆·格拉奇把过于壮硕嫁不出去的女儿芭辛卡嫁给了还未真正崛起的别尼亚·克里克); 三是尽管在艺术上颇为简洁有力, 但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 在艺术上赶不上《骑兵军》, 影响也不及《骑兵军》。正如王天兵所说:“《敖德萨故事》打开了通往《骑兵军》的语言之门。在后者中, 语言更绚烂, 曲调更激越, 与残酷现实的反差更大。”《骑兵军》是巴别尔的成名作, 也是他的代表作。这是根据他在骑兵军中的切身生活和深刻体验而创作的作品, 也是根据其在骑兵军所写的日记加工的艺术品, 写得客观、真实而含蕴丰富, 写出了作家矛盾复杂的心态。因为“巴别尔在骑兵军中, 看到偶像的破灭、理想的荒谬和人性的沦丧, 在这无休止的苦难中, 他穿着革命的外衣, 扮演着多重矛盾的角色”。
三、《骑兵军》:对革命的中性叙事
在苏联文学史上, 曾经把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1923)、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法捷耶夫的《毁灭》(1927)称为三大国内战争史诗。与这三部作品完全从正面歌颂革命, 塑造正面的革命英雄形象不同, 巴别尔更客观真实地描写了革命军人形象, 既写出了他们的骁勇善战, 也写出了他们的缺点与不足, 并隐隐表达了自己矛盾复杂的心绪, 从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较早地真实塑造了革命军人的形象, 也使他对革命的叙事成为一种中性的艺术叙事。
《骑兵军》最初的版本包括34篇作品, 作家生前再版时又增加了补写的《千里马》, 死后再版时再增入补写的《吻》和此前写的《格里休克》《他们曾经九个》, 因此我国出版的《骑兵军》, 由于所据版本不同, 戴骢所译共35篇, 孙越、傅仲选所译则是36篇, 现把篇名罗列如下(前面为戴译, 括号中是孙译、傅译, 相同者不重复):《泅渡兹勃鲁契河》(《渡过兹布鲁齐河》《横渡兹布鲁奇河》)、《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新城的天主教堂》)、《家书》(《一封家信》《家信》)、《战马后备处主任》(《军需主任》《军马储备局局长》)、《潘·阿波廖克》(《阿波廖克先生》《阿波列克先生》)、《意大利的太阳》(《意大利的太阳》)、《基大利》(《格达利》)、《我的第一只鹅》(《我的第一只鹅》)、《拉比》(《经师》《拉比》)、《通往布罗德之路》(《通往勃罗德的道路》《通往布罗德之路》)、《机枪车学》(《话说敞篷马车》《闲话敞篷马车》)、《多尔古绍夫之死》(《多尔古绍夫之死》)、《二旅旅长》(《第二旅旅长》)、《萨什卡·基督》(《萨什卡·耶稣》《萨什卡基督》)、《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帕弗利钦科, 马特韦依·罗焦内奇的一生》《帕夫利琴科, 马特维·罗季奥内奇传》)、《科齐纳的墓葬地》(《科济纳的墓地》《科津墓地》)、《普里绍帕》(《普利谢巴》《普里谢帕》)、《一匹马的故事》(《一匹马的故事》)、《政委康金》(《康金休息地》《休息地》)、《小城别列斯捷奇科》(《别列斯坚科》《别列斯捷奇科》)、《盐》(《盐》)、《夜》(《夜晚》《傍晚》)、《阿弗尼卡·比达》(《阿丰卡·比达》)、《在圣瓦伦廷教堂》(《在圣·瓦连特教堂》《在圣徒瓦连特圣骨匣旁》)、《骑兵连长特隆诺夫》(《骑兵连长特龙诺夫》《骑兵连长特鲁诺夫》)、《两个叫伊凡的人》(《两个叫伊万的人》《两个伊万》)、《一匹马的故事续篇》(《一匹马的故事(续篇)》《续一匹马的故事》)、《寡妇》(《寡妇》)、《札莫希奇市》(《扎莫希奇》)、《叛变》(《叛变》)、《契斯尼基村》(《切斯尼基村》)、《战斗之后》(《战斗之后》)、《歌谣》(《歌声》《歌曲》)、《拉比之子》(《经师之子》《拉比之子》)、《千里马》(《骏马》《阿尔加马克》), 孙越和傅仲选译本多了一篇《吻》。
王若行翻译的《骑兵军日记》在《骑兵军》补遗里则补足了遗漏的三篇, 并且说明:“《格里休克》和《他们曾经九个》写于一九二三年之前, 前者曾发表于敖德萨当地报刊, 后者似乎未在作者生前发表, 手稿亦为М.Я.奥弗鲁茨卡娅所保存; 《吻》则刊载于《红色处女地》杂志一九三七年第七期。以上三篇增补进作家身后再版的《骑兵军》里。现有的三种中译《骑兵军》, 孙越、傅仲选译本均未收《格里休克》和《他们曾经九个》, 戴骢译本则三篇皆无。此次特为译出, 以飨热爱《骑兵军》的中国读者。”至此, 《骑兵军》全部38篇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这些作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描写骑兵军的机智英勇。《机枪车学》写骑兵军把普通的无篷轻便马车巧妙地改造成威力无穷的机枪车; 《二旅旅长》写新提拔的二旅旅长科列斯尼科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 《政委康金》写康金仅仅两人, 却勇战八个敌人, 并且获得了胜利。
二是描写知识分子在骑兵军中的改变。《骑兵军》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写“我”——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 “一位在俄国寂寞无名的年轻作家基里尔·柳托夫, 遵照政治部的派遣从敖德萨赶来”, 参加骑兵军对波兰的战事——在骑兵军中的改变, 不止一次地采取趋同于战士们的行为。《我的第一只鹅》中, “我”架着眼镜, 到骑兵军后受到战士们的蔑视与嘲笑, 于是“我”利用向女房东——一位老太婆要吃的的机会, 向他们表示“我”向他们的趋同:当老太婆说没有吃的时, “我”当胸给了她一拳, 并且操起一把别人的马刀, 一个箭步把在院子里踱着方步的鹅踩在脚下, 然后用马刀拨弄着鹅, 喝令女房东“把这鹅给我烤一烤”, 从而赢得了战士们的好感:“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在《札莫希奇市》中, “我”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多尔古绍夫之死》写“我”不愿答应身负重伤、又深陷敌人重围中的战友多尔古绍夫开枪打死自己的请求, 而排长阿弗尼卡在斥骂“你们这些四眼狗, 可怜我们兄弟就像猫可怜耗子……”后, 开枪打死了他。“我”因此而深受教育, 知道了在特殊情况下, 什么是真正的仁慈。《千里马》中, “我”驾驭不了千里马, 也无法与千里马的主人——红军战士吉洪莫洛夫达成和解, 但“千里马教会了我吉洪莫洛夫的骑式”, 这使“哥萨克们不再在我身后不以为然地望着我和我的马”。因此, 马克·斯洛宁指出:“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同凶暴的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取得和解的情节构成了《红色骑兵》(即《骑兵军》——引者)中的两个主题之一。”
三是描写骑兵军存在的问题。《战马后备处主任》写骑兵军强要去庄稼汉的好马, 而把累坏了的、不能做事的马交换给他们; 《意大利的太阳》中西多罗夫不愿打仗, 只想脱离军队去意大利享受那里的太阳; 《一匹马的故事》写师长萨维茨基仗势夺取了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心爱的坐骑——一匹白色的公马, 致使他一怒之下复员退伍; 《在圣瓦伦廷教堂》描写了骑兵军战士对当地民众宗教信仰的不尊重; 《骑兵连长特隆诺夫》既描写了特隆诺夫的英勇, 也写了他残杀俘虏的事情, 《他们曾经九个》也描写工人出身的排长格罗夫残杀了九个俘虏; 《契斯尼基村》则描写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不等配合部队到来, 便下令向敌人进攻, 结果导致失败。马克·斯洛宁指出:《骑兵军》的“另一个主题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士兵’和他们的尽管含糊不清却是理想主义的愿望之间的矛盾。巴别尔以精练的, 常常近似心理自然主义的手法讲述人们身上那种非人的因素。他那些狂暴好斗的伙伴不仅蔑视他的温顺, 还认为他们自己是平等和美好的生活的热情倡导者。他们的刀剑随着战斗口号‘乌拉, 世界革命’而左右飞舞。他们愿为这个口号而死, 但在临死时还满口秽语或低级的戏谑语。杀人对他们说来只不过是家常便饭。在白俄罗斯一个遭到洗劫的村庄里, 在一堆堆被波兰人在撤退时剖开肚子的老人和孕妇的尸体中……一位哥萨克红军, 在割断一个被指控为间谍的犹太老人的喉管……一个年轻哥萨克阿方基·毕达(即阿丰卡·比达——引者)为了替他一匹在战斗中死去的爱马报仇, 他纵火烧毁了波兰人的村庄, 枪杀老人, 抢劫农民。中尉特鲁诺夫(即骑兵连长特隆诺夫——引者)把他的马刀戳进战俘的咽喉, 或者用冲锋枪把他们的脑壳打开花……”
四是写革命与反革命间的斗争。这里有不同阶级间的斗争, 如《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写牧童出身的将军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用脚活活踩死了地主老爷尼基京斯基而走上革命道路; 还有亲人之间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激烈搏杀, 如《家书》写父子之间因在不同阵营而相互残杀:父亲是白军连长, 凶残地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红军战士费奥多尔, 他的另一位红军儿子谢苗为替兄弟报仇, 拼命追捕父亲, 抓住父亲以后, 杀死了他。
五是写骑兵军战士的人性欲望和独特个性。《夜》《寡妇》等写了骑兵军战士对女性的正常欲望; 《阿弗尼卡·比达》的主人公阿弗尼卡在战斗中痛失爱马, 离开部队, 四处找马, 甚至穷凶极恶地打家劫舍, 最后找到了一匹魁乎其伟的公马; 《歌谣》既写了“我”为了吃的对女房东——一位很穷的寡妇进行恫吓, 又写了民间歌谣的巨大力量, 还写了萨什卡对女房东的情欲; 《千里马》则表现了吉洪莫洛夫等骑兵军战士对战马的深挚感情——竟然因为“我”没有善待战马而准备揍扁“我”, 甚至要杀死“我”。
六是描写了骑兵军各宿营地的民众困境和地方风情。这部分作品主要描写民众生活的穷困与苦难, 如《泅渡兹勃鲁契河》, 描写了诺沃格拉德市犹太人的生活:怀孕的女人由于战乱和贫穷, 用“两条骨瘦如柴的腿, 支着她的大肚子”, 她的父亲被波兰人活活杀死, 家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 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布片, 撂得一地都是, 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 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 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 《基大利》则写了当地犹太人基大利发现革命和反革命同样朝他们开枪, 人们只能“就着火药吞食”共产国际, “用最新鲜的血当佐料”, 因此深感困惑:“谁又能告诉基大利, 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何在?”《札莫希奇市》既写了波兰人屠杀犹太人, 又写了骑兵军战士用放火的方式逼迫当地农村老太婆拿出仅有的牛奶和面包。与此同时, 小说也介绍了当地的风俗民情乃至艺术, 这类作品有《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科齐纳的墓葬地》《小城别列斯捷奇科》《潘·阿波廖克》《拉比之子》等。
《骑兵军》在艺术上有着相当突出的成就, 并且能体现巴别尔小说的艺术特色, 因此下面以这个作品为主并适当结合《敖德萨故事》, 概括其创作的特色。除了显而易见的直笔白描和强烈对比外, 巴别尔小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诗意与粗俗交织。《骑兵军》中许多地方充满诗意, 有人的诗意情感、浪漫想象, 也有极具特色而文字不多的自然景物描写, 如:“我们迎着落日走去。夕照似沸腾的河流, 沿着如同绣巾一般的农田滚滚前去。宁静透出玫瑰红的色彩, 大地横卧在那里, 活像猫的背脊, 覆盖着闪闪发亮的庄稼的绒毛。”[2]夕阳西下时的农田、大地本是一片宁静, 但年轻的作家却以动感十足而又极具美感的简洁文字生动地描述出来。还有对事、物的诗化描写, 如:“我一边往回走, 一边很怕见到跟我同室的西多罗夫, 每天夜里, 他的忧愁就像毛茸茸的爪子整夜抓我”(《意大利的太阳》), 西多罗夫的忧愁“就像毛茸茸的爪子整夜抓我”, 这是十分新鲜而又生动形象的诗的语言, 既把忧愁这一抽象的情绪形象化, 又相当含蓄而简洁地写出了西多罗夫本人发愁而且整夜影响别人。又如:“歌声有气无力, 好似行将干涸的溪水不死不活的流淌声”(《小城别列斯捷奇科》), 用“行将干涸的溪水不死不活的流淌声”来比喻、形容歌声的有气无力, 也是出色的诗的语言, 生动而又形象。这种诗意, 体现了作家所具有的诗人的灵气和年轻人的浪漫情怀。与此同时, 小说也描写了许多粗俗、可怕的东西:粗话脏话骂人话, 极其血腥的战争场面, 人的自然欲望等。这种粗俗实际上是一种严酷的真实, 严酷得近乎自然主义的真实。
有时, 诗意的描写后面马上就是粗俗甚至丑陋的东西, 如:“我们四周的田野里, 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 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 而荞麦则宛若处子, 伫立天陲, 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河逶迤西行, 离开我们, 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 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 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 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 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 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 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 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泅渡兹勃鲁契河》)宁静的傍晚美景与血战的腥味、死马的尸臭同时出现在读者面前, 这既是真实的战场情境, 同时也给人一种更强烈、更新鲜的审美刺激。
正是这种浪漫灵动的诗意与严酷真实的粗俗相结合, 赋予这部小说集一种格外强烈的艺术魅力。马克·斯洛宁对此谈得更加深刻:“巴别尔的所有描写内战的故事都是恐怖的, 可说是梦魇般的。他对暴行的描写是残忍的, 有时是痛苦的。但是, 这些悲惨情节又不断被突然出现的富有诗意的意外事件所冲淡。这种对大相径庭的情节的运用, 正是巴别尔的风格和艺术的特点:他在描写粗鲁的同时, 又描写温柔; 在描写凶狠残忍的同时, 又描写高尚的理想; 在描写**和亵渎之后紧接着就是英雄的牺牲。尽管他的描述充满了令人如此反感的细节, 以致被人指责为虐待狂、色情和玩世不恭, 但是, 它们却是以优美的韵律散文、简练的词句表达出来的; 他的富有诗意的想象具有抒情性质, 感人至深。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调的冲突与感情的矛盾之上, 也是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之上。为了描写爱情的觉醒和一个孩子的**的梦幻, 他选择充满疾病、令人恶心的事物和暴民的扰乱为背景。在另一个故事中, 他的主人公, 一个犹太教教师的儿子成了共产党员, 最后死于伤寒。他的公文夹里放着列宁和麦莫纳笛斯的画像, 它们紧紧地靠在一起; 一束姑娘的卷发夹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 斜体的希伯来文的诗句写在俄语传单的空白处。就像他的主人公把子弹当作书签夹在《雅歌》中那样, 巴别尔把抒情的章节和自然主义的叙述, 诗意奔放的想象和对肉欲的**裸描写交织在一起。这种对立事物的互相抵触同样也给他的敖德萨故事带来一种独特的、浪漫的和相互矛盾的情调。”
这样, 巴别尔就非常真实地“刻画了在充满矛盾、暴力、动**和剧变的特定时代普通红军战士的崇高与卑琐、人性与本能、人性与义务、宽厚与残忍等种种心态”(李明滨等), 写出了有血有肉、真真实实的普通红军战士形象。这种诗意与粗俗的交织, 也体现在《敖德萨故事》中, 如“窗外繁星散立, 像是大兵们在随地拉屎拉尿, 蓝色的穹宇间浮游着绿莹莹的星星”(《日薄西山》), 大兵们在随地拉屎拉尿的粗俗与蓝色穹宇间浮游着绿莹莹的星星的诗意并列出现, 从而使粗俗与诗意交织在一起。
视角多变, 结构严谨。《骑兵军》30多篇作品总体来看, 可以说是视角多变, 结构严谨。
小说中很多篇章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内视角, 大多数情况下, 作家设计了“我”——柳托夫, 一个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知识分子, 奉命来到狂放不羁、野性十足但骁勇善战的骑兵军当中, 通过“我”的眼光来展示骑兵军的方方面面, 他们的优点与缺点, 尤其展示了文明、人道主义的“我”与粗野、有点残暴的哥萨克骑兵战士的冲突, 以及“我”的逐渐趋同于他们。“我”既是叙述者, 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参与了许多重要事件。有时, 也让作品中的主人公以第一人称的方式, 作为叙述者来讲述故事, 如《政委康金》就是政委康金讲述自己怎样以两个人杀死八个敌人的故事, 《盐》则以战士巴尔马绍夫给杂志主编写信讲述亲身经历的方式, 述说了女走私者把盐伪装成婴儿欺骗战士的做法以及最后的死亡, 《叛变》也是以巴尔马绍夫回答侦查员布尔坚科的问题的方式, 讲述自己所见到的“叛变”。这种第一人称限知内视角的好处是叙述者知道得不比读者多, 他的叙述因而更加集中、真实, 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能更好地写出战士们的一切。
与此同时, 作家又精心安排, 在不少篇章中变换视角, 从而形成多变的视角, 以更好地叙事。有时, 巴别尔也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如《战马后备处主任》《寡妇》。有时, 他精心安排双重视角, 既有“我”的叙事, 更有“我”转述或引述别人用第一人称方式讲述的故事, 从而变成小说中的主人公代替柳托夫而作为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故事, 如《家书》的整个框架是讲述一个叫库尔丘科夫的红军战士向“我”口授、由“我”代书一封家书, 在此框架下, 是库尔丘克夫以第一人称向母亲讲述亲人们因政治立场不同而自相残杀的惨烈故事:当白卫军官的父亲捉住并凶残地杀死当红军的儿子, 另一个当红军的儿子为报仇, 追捕并杀死了父亲; 《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首先是叙述者“我”向大家要求熟悉这位红军将领的传略, 然后一转, 变成这位红军将领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如何踩死地主尼基京斯基而投奔革命的经历; 《普里绍夫》也是通过“我”与主人公同路, 他在路上向“我”讲述他如何为了被白军杀死的父母, 而向整个村镇有关人士报复的事情。王若行指出, 之所以让别人代替“我”来充当叙述者, 是因为“我”对这些叙述者主人公的做法与观点并不赞同:这些叙述者“所讲述的事件要么骇人听闻, 要么荒唐透顶, 而叙述主体所表明的立场、看法, 由于事件的残酷与荒谬全然一致, 仿佛是残酷或荒谬本身所发出的声音。譬如巴甫利钦科有关‘活的滋味’的领悟(《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 巴尔马绍夫对枪杀女盐贩子的说明(《盐》), 等等, 若是由柳托夫来说, 不会那么理所当然。所以, ‘我’只得暂时让出叙述者的位置”。
其实, 在《敖德萨故事》中, 作家已开始注意变换视角, 8个作品中, 6个作品是作者用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讲述的, 但有两个作品, 已试图变换视角, 《带引号的公正》让楚杰奇基斯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讲述“国王”的故事, 《此人是怎样在敖德萨起家的》更富于变化: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向阿里耶-莱伊勃拉比打听国王起家的事情, 然后让阿里耶-莱伊勃拉比以见证人的方式讲述国王如何起家的故事, 不仅叙述视角多变, 而且也形成了类似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这种多变的视角, 往往造成一种特别的艺术效果:作者的态度相当客观, 冷静, 以致江弱水宣称, 作者的态度“简直冷酷”, “不给一点倾向性”, 他“完全不动声色, 道德观也好, 伦理学也好, 到了巴别尔那里都无效。善也好, 恶也好, 所有的判断全失灵”。这种说法很有见地, 但过于夸张, 其实, 巴别尔还是有倾向性的。《敖德萨故事》的叙事视角初步探索在《骑兵军》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也显得更加成熟。
《骑兵军》的大多数小说结构严谨, 情节生动, 扣人心弦。如《盐》先写一个挺体面的妇女要求搭乘军用列车:“自从打仗以来, 我成天抱着个吃奶的娃娃, 在各地车站受苦受难, 这回我想乘车去跟我丈夫团圆, 可铁路上怎么也不让我搭车”, 然后写战士们出于怜悯之心, 让她搭车, 巴尔马绍夫甚至提醒大家不准欺负她, 因为“你们自己也都是由你们的母亲奶大的”。然而, 最后巴尔马绍夫竟然发现, 她的婴儿既不吃奶, 也不吵闹, 很是可疑, 抢过来一看, 原来包着的是整整一普特盐, 这是一个女盐贩子。而且, 她被扔下列车后, 竟然像铁打的一样, 坐了一会, 拍拍裙子, 又去贩盐, 于是在哥萨克的怂恿下, 巴尔马绍夫一枪“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多尔古绍夫之死》也写得起伏跌宕, 紧凑完整:先写战斗的激烈, 红军的失败, 然后再写电话兵多尔古绍夫负了重伤:“他的肚子给开了膛, 肠子掉到了膝盖上, 连心脏的跳动都能看见”, 他希望“我”给他一枪, 以免被敌人逮住, 但“我”不忍心朝战友开枪, 让他非常伤心也十分痛苦, 这时排长阿弗尼卡来了, 他接过多尔古绍夫的证件, 朝他的嘴里开了一枪, 还痛骂了“我”一顿, 差点没把“我”打死。《敖德萨故事》也大多如此。正因为如此, 马克·斯洛宁指出:“巴别尔的短篇小说是严谨和精练的。人们常常提起莫泊桑和契诃夫是他的老师。但是, 巴别尔的小说不像契诃夫的小说那样, 运用‘拉长的故事情节’和过于谨慎的陈述技巧, 而是具有生气勃勃的、急剧发展的情节, 并具有戏剧性的、有时是十分荒谬的**。《红色骑兵》和《敖德萨的故事》中的特写是优美和简洁的, 结构非常匀称。”
语言准确、简洁而又新颖、鲜活。巴别尔小说的语言, 经历了一个从华丽走向简洁、朴素的过程。早年的小说, 往往注重华丽, 以致江弱水指出:“从语言上讲, 巴别尔让我想到一个人, 这就是莎士比亚。大家都说他像海明威, 质朴无华。才不是呢, 这家伙华丽得要命!在巴别尔的行文中, 经常有同样一个声音在说话, 这就是莎士比亚的声音。”不过, 正如爱伦堡说的那样:“三十年代初, 巴别尔的创作出现了转折:他开始探索果戈理在写了系列乌克兰短篇故事之后所走的创作道路。他常常说, 早先他写得过于华丽, 滥用了形象, 需要十二分的朴素。”的确, 关于巴别尔的语言, 有不少论述。帕乌斯托夫斯基谈道:“我第一次读到的巴别尔作品, 是他的手稿。我被那种情景震惊了, 巴别尔的语言, 和经典作家的语言一样, 和其他作家的语言也一样, 是更加饱满、更加成熟和生动的。巴别尔的语言以不同凡响的新颖紧凑使人震惊, 或者更确切地说, 使人入迷。这个人带着我们没有的那种新颖, 观察并倾听着这个世界。”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 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 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
总体来说, 巴别尔小说语言的特点是准确、简洁而又新颖、鲜活。他曾说过, 作品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 宣称:“在恰当时刻使用一个句号, 比任何尖刀都能更锋利地刺入人的心窝。”因此, 他特别注意小说语言的准确和简洁, 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小说中每一个多余的词汇都会引起他简直是生理的憎恶。他把手稿上的多余词语恶狠狠地勾去, 铅笔把纸都划破了。”
简洁是巴别尔小说突出的特点, 他能用三言两语或寥寥几笔甚至几句简短的对话, 就勾勒出一种景致, 写活一个有个性的人物, 或渲染出一种气氛。与此同时, 他又把优美典雅的诗意语言与方言俚语乃至各种粗话结合起来, 大量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形象的表现方式, 使语言新颖、鲜活, 如“怯生生的贫困在我们地铺上方汇聚拢来”(《泅渡兹勃鲁契河》), 用诗的语言让抽象的贫困鲜活起来, 简洁而生动; “我爱不释手的文句沿着荆棘丛生的小道朝我走来”(《我的第一只鹅》), 把静态的文句拟人化, 让它像人一样在荆棘丛生的小道中挣扎前行, 从而简洁而形象地写出了创作的艰难而作者又乐此不疲; “人皆有一死。永生的只有母亲。母亲一旦故世, 会把对她的回忆留于世间, 谁也不会亵渎这种回忆。对母亲的追念把同情灌输给我们, 一如浩瀚的大海把水灌输给分割世界的河川……”(《拉比》), 更是通过一连串比喻, 把对母亲的感情表达得含蓄蕴藉, 并且使母亲成为一种象征; “犹太小镇的一座墓葬地。在沃伦的榛莽中有亚述的存在, 东方在其中神秘地阴燃”(《科齐纳的墓葬地》), 则像跳跃的诗句一样, 把犹太小镇墓地的悠远、古老的东方色彩生动、形象而又含蓄地表现出来; “被撤了职的师长孤家寡人般独自住在那里, 各级指挥部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和他断绝了往来。各级指挥部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如今都把屁股对着这个战功赫赫的师长, 胁肩谄笑地忙于从军长的微笑中钓取油滋滋的烧鸡”(《一匹马的故事》), 用稍微有点重复的语言极其形象地表现了各级指挥部溜须拍马者们的丑态; “那是在大白天向着黄昏伛下身去的时候”(《政委康金》), “睡意像头逃避恶犬追逐的狼那样从睡铺上逃掉了”(《盐》); “月亮活像一头迷途的小牛犊, 在乌云中跳动”(《哥萨克小娘子》), “黄昏贴着长凳兴冲冲地走了过去, 落日熠熠闪光的眼睛堕入普里斯普区西面的大海, 把天空染得一片通红, 红得好似日历上的大红日子”, “残阳紫红色的眼睛扫视着下界, 于入暮时分擒住了在大车底下打呼噜的格拉奇。一道稍纵即逝的夕晖射定在这个睡大觉的人脸上, 火辣辣地数落着他, 将他撵到了尘土飞扬、像风中的黑麦那样闪着光的达利尼茨街”(《父亲》), 则以拟人的手法简洁、形象地写活了景致; “晚霞好似开了膛的野猪的血在乌云中流淌”(《日薄西山》), 则以极其生活化的比喻符合军人眼光地写出了乌云中的晚霞色彩。
因此, 戴骢指出:“巴别尔的文体朴质无华, 而又鲜活无比……他的作品的语言洗练、简洁, 没有浮泛之笔, 寥寥数句便勾勒出了一个形神兼备的人物, 塑造出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性格。他只需两三页就可以写出别人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能达到这样境界的作家, 不少人认为除海明威外, 怕只有巴别尔了。”
江弱水承认巴别尔的洗练、简洁、鲜活、生动, 并且认为在这方面, 他远远胜过海明威:“读巴别尔, 让我想到了莎士比亚、拉伯雷, 想到了《老子》《庄子》, 想到了《水浒传》, 可就是想不到海明威。大家老是把巴别尔跟海明威相提并论, 我觉得, 两个人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是不是巴别尔说自己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 让人想到海明威的‘电报体’?其实两者不完全一样。电报要的是‘压缩’, 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要的是‘准确’。海明威当然很质朴, 但他刻意要用一种很酷的语言进行表述, 有时便不免造作, 比如《老人与海》, 让人觉得‘有点假’(刘大任:《纽约客随笔》, 72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他又特别喜欢到处点睛。《老人与海》一开头就说老人桅杆上的破帆‘看上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中间又说海龟被剖开几个小时那颗心还在跳动, ‘老头儿却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 还一再说什么老人梦见了狮子, 这都是‘慧由己树, 未足任也’的幼稚和矫揉。所以我每次读到下面这句话, 就要失笑:‘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 你尽可以把他消灭, 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分明是自揭底牌嘛!总之, 海明威给自己注射了太多的雄性激素, 可巴别尔衬出了他的娘娘腔。”
正因为上述特点和艺术成就, 巴别尔在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帕乌斯托夫斯基宣称:“巴别尔是作为一个胜利者和革新者、作为一个一级大师出现在文学中的。如果仅仅为后人保留他的两个短篇小说——《盐》和《戈达里》, 那么, 甚至仅用这两篇小说就可以证明, 俄国文学步入完美的脚步是那样平稳, 就像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时代一样。”马克·斯洛宁认为:“巴别尔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之一, 也是第一流的苏联散文作家。”美国作家、评论家辛西娅·奥捷克在为2001年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出版的《伊萨克·巴别尔全集》所写的“导言”中, 甚至提出:“人们现在应该将巴别尔和卡夫卡这两位思想敏锐的犹太作家放在一起考察……两人可被视为二十世纪欧洲具有同等地位的作家。”
巴别尔在文学上既有继承, 也对苏联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爱伦堡在巴别尔选集重版序言中谈到他的继承, 认为他的文体既渊源于果戈理、契诃夫和莫泊桑, 又接近于海明威、斯坦贝克的风格, 即不是讲述人物而是提示人物, 回避作者的议论, 注重人物对话等。而正像孙越指出的那样:“当代苏联文学中仍可以听到巴别尔的回声, 比如说《骑兵军》的体裁:以‘我’作为故事叙述人, 虽然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 但人物、事件相互关联, 由系列短篇小说构成一部长篇, 这种灵活随意的结构方式承上可以追溯到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启下见于五十年代特罗耶波利斯基《一个农艺师的札记》, 七十年代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等。其他如特里丰诺夫, 多次谈到巴别尔那种‘用点线勾勒’的方法对自己创作的影响。”
参考文献
[俄]巴别尔:《敖德萨故事》, 戴骢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俄]巴别尔:《红色骑兵军》, 傅仲选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俄]巴别尔:《骑兵军》, 戴骢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俄]巴别尔:《骑兵军》, 孙越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2。
[俄]巴别尔:《骑兵军日记》, 王若行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江弱水:《天地不仁巴别尔》, 载《读书》, 2008(12)。
[俄]帕乌斯托夫斯基:《文学肖像》, 陈方、陈刚政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彭克巽:《苏联小说史》,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王天兵:《巴别尔文风及黑帮电影与〈敖德萨故事〉及〈红楼梦〉之关系》, 载《中华读书报》, 2007年5月16日第15版。
王天兵:《哥萨克的末日》,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1]参见王天兵:《巴别尔文风及黑帮电影与〈敖德萨故事〉及〈红楼梦〉之关系》, 载《中华读书报》, 2007年5月16日第15版。
[2]巴别尔:《骑兵军》, 戴骢译, 38页,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后面出处相同的译文不再注出, 而只在文字后标明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