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是20世纪俄罗斯大诗人之一, 同时也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其诗歌出色的艺术成就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超前忧患, 使他在今天更具有一种警醒世人的独特魅力。

一、具有传奇性的短暂一生

叶赛宁(1895—1925)虽只活了30岁, 但他这短短的一生, 是具有传奇性的一生。

首先, 他的个人奋斗经历乃至死亡都具有传奇性。1895年9月21日, 叶赛宁出生于俄国中部梁赞省梁赞县库兹明乡康斯坦丁诺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从两岁起, 他就被寄养在外祖父家里。1912年, 16岁的叶赛宁从斯巴斯-克列皮克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 满怀好奇和豪情, 来到莫斯科, 寻找自己奋斗、发展的道路。他先后当过书店的伙计、印刷厂的校对员。有一年半的时间, 他在沙尼亚夫斯基创办的人民大学听课, 了解了很多国家的民间创作和神话, 精通俄国文学及外国文学。同时, 他还参加了苏里科夫文学与音乐小组, 经常参加工人的集会, 到工人中去散发传单。1915年, 他来到彼得格勒, 试图在那里获得较大发展, 果然因为诗歌而一举成名。1916年, 他应征入伍, 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才离开军队。从1919年至1923年, 诗人经历了一个“精神危机”时期, 他经常酗酒闹事, 打架斗殴, 表现出忧郁悲观、**不羁、玩世不恭的所谓“叶赛宁气质”, 他的颓废、复杂的情绪集中表现在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中。1922—1923年, 他随同夫人——美国舞蹈演员伊莎多拉·邓肯长时间地游历了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美国, 资本主义世界的金钱崇拜和大工业的蓬勃发展, 使他对城乡关系有了新的看法, 更倾向于城市和现代化生活, 但他骨子里又是一个乡村诗人, 对大自然尤其是被工业文明吞噬的大自然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 这使他时常处在矛盾而痛苦的心境中。叶赛宁最初热烈欢迎革命, 但到20年代初, 他已深感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并不太妙, 他公开表示反对苏维埃政府要求艺术家无条件服从政权的制度, 这使他的处境更进一步恶化。1925年12月28日夜, 在列宁格勒一家叫作“安格列杰尔”的旅馆里, 正当盛年的叶赛宁突然去世。以前一直被以定是自杀, 近年有人对此表示怀疑, 认为应是他杀。

其次, 他的创作经历也具有传奇性。他天生早慧, 五岁就学会了阅读, 八九岁就开始写诗。从1914年起, 他开始在各种杂志上陆续发表诗作。1915年春, 叶赛宁从莫斯科来到彼得格勒, 拜访了大诗人勃洛克, 勃洛克建议他更严肃地对待写作, 而不要急于发表, 这使他终生受益。经过勃洛克的介绍, 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作家:戈罗杰茨基、克留耶夫、高尔基、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等。1916年, 21岁的叶赛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扫墓日》(一译《亡灵节》), 一举成名, 并获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评价。他那温柔、忧郁而又清新、生动的乡村诗给文坛带来一股新风, 就连沙皇的皇后都邀请他进皇宫朗诵自己的诗歌。1919年, 叶赛宁参加了意象派, 并成为其领袖之一, 后来, 他又退出这一流派而继续走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 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最后, 他的爱情尤有传奇性, 其中有四位女性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位女性是吉娜伊达·拉伊赫(一译赖伊赫, 1895—1939)。1917年春天, 22岁的叶赛宁退伍后应《人民事业报》编辑之约, 前去探讨诗稿的问题, 在编辑部他遇上了具有古典美的美女打字员吉娜伊达, 两人一见钟情, 三个月后便结婚了。吉娜伊达酷爱文学艺术, 博览群书, 喜欢戏剧, 学过雕塑。作为叶赛宁的第一位妻子, 她给了叶赛宁虽然短暂但却稳定而温暖的家庭生活。由于经常性的两地分居、生活的不安定以及玩世不恭的意象派圈子的影响, 1920年他们开始分居, 最终分手。与叶赛宁分手后, 1922年夏天吉娜伊达带着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嫁给了著名戏剧大师梅耶荷德, 家庭生活十分和睦幸福。叶赛宁悔恨莫及, 但为时已晚, 这期间他写了大量怀旧和忧伤的抒情诗。后来叶赛宁与梅耶荷德夫妇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并经常去看望他们。

第二位女性是伊莎多拉·邓肯(1877—1927)。1921年11月7日, 苏联“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日, 叶赛宁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过邓肯的舞蹈表演后, 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而邓肯也对他一见倾心。这是最富传奇性的爱情:首先, 两人年龄相差17岁——叶赛宁当时才26岁, 邓肯则已43岁; 第二, 两人语言不通, 叶赛宁不懂英语, 邓肯不懂俄语, 彼此没有可以直接交谈的语言。然而, 这一切并未妨碍两人如痴如狂的热恋。虽然语言不通, 但彼此都能从对方身上和眼睛里感受到一种特别强烈的爱。更重要的是, 他俩似乎仅凭直觉便知道彼此都需要对方的这种爱。不久, 他们便正式同居。接着, 邓肯甚至违背了自己早年绝不结婚的誓言,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 办理了结婚登记, 并于1922年5月带着比自己年轻17岁的诗人到欧洲巡回演出, 访问了柏林、巴黎、纽约等。但由于出身、教育、年龄、性格乃至语言等方面的原因, 最终导致两人在1923年秋返回莫斯科不久, 就很快分居。

第三位女性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1900—1957), 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身为名门之后的索菲娅容貌出众, 妩媚动人, 聪明大方但也任性, 1925年成为叶赛宁的第三任妻子。但他们这段婚姻从恋爱到分居仅仅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 因为叶赛宁发现这位名门闺秀也并非自己想要的那种女人。

第四位女性是加琳娜·阿尔图罗夫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1897—1926), 她对叶赛宁的爱最无私、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独特艺术见解的知识女性, 她总是在叶赛宁最困难的时候, 默默无闻地照顾他的生活、亲人, 关心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叶赛宁因邓肯的出现离她而去, 还是因爱上了索菲娅而弃她不顾, 她都独自忍受着精神痛苦, 而她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叶赛宁。在叶赛宁最困难的日子里, 她照顾着诗人两个正在上学的妹妹——19岁的卡嘉和13岁的舒拉, 并且专程到叶赛宁的故乡探望他的双亲。她是叶赛宁艺术上的真正知音。在1924—1925年, 叶赛宁写给她的许多信件中, 无不流露出对她深刻的思想和艺术见解的尊敬, 并与她探讨创作技巧等问题。一些出版事宜, 也都放心地交给她办理。叶赛宁著名的《绝命诗》也是写给她的:“再见吧, 我的朋友, 再见。/我亲爱的朋友, 你铭刻在我心中。/命里注定的今生的离别, /意味着我们来世的重逢。//再见吧, 我的朋友, 不必道别也无须握手, /不用心中悲戚, 不要愁锁眉尖, /在这样的生活中, 死毫不稀奇, /但活着, 当然不见得更新鲜。”(曾思艺译)在叶赛宁死后, 她精心整理了诗人的译稿, 编成了叶赛宁全集, 然后到诗人的坟前开枪自杀了。她留下来的绝命书中写道:“1926年12月3日我在此地自杀, 明知这一举动会给叶赛宁招来更多的非难。不过这对于他, 对于我, 都已无所谓了。我最最珍惜的一切全在这座坟墓之中……”

此外, 还有一位阿芙古斯塔·米科拉舍夫斯卡娅, 她是莫斯科室内剧院话剧演员, 叶赛宁曾为她写下不少优美的爱情诗。

叶赛宁真正的创作时间大约为10余年(1914—1925), 共出版了近30本书, 重要的有:诗集《扫墓日》(1916)、《天蓝》(1918)、《变容节》(1918)、《乡村日经课》(1918)、《无懒汉的自白》(1921)、《丢丑者的诗》(1923)、《莫斯科酒馆之音》(1924)、《白桦树花布》(1925)、《波斯抒情》(1925), 长诗或叙事诗《乐土》(1918)、《牝马船》(1919)、《普加乔夫》(1921)、《坏蛋们的国度》(1922)、《三十六个》(1924)、《安娜·斯涅金娜》(1925)、《伟大进军之歌》(1925)、《黑影人》(1922—1925), 诗论或文论《玛丽亚的钥匙》(1919)、《生活的艺术》(1921)。

叶赛宁的创作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1916年前为第一个阶段, 比较单纯地歌颂农村的一切和大自然的美景, 语言优美、清新, 风格单纯而温柔; 1916年至1921年为第二阶段, 思想复杂, 情感矛盾, 在艺术上受现代主义影响较深, 意象奇特、怪诞, 语言优美而怪异, 风格较为忧郁; 1922年至1925年为第三阶段, 感情比较深沉, 内心仍然痛苦, 诗歌富于从切身感受中得来的一种格外深切的哲理, 在艺术上则融早年的民间传统与现代手法于一体, 返璞归真, 既活泼又现代, 语言雅致、厚实, 风格凝重。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 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 一把抓住了伊莎多拉·邓肯, 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 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 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 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 处处是森林, 他像儿时那样, 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叶夫图申科则把他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歌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现象。叶赛宁的音韵放射着俄罗斯土地结构中所特有的那种矿物的神奇光彩。叶赛宁的诗歌是俄罗斯大自然, 俄罗斯语言(包括童话、歌谣、乡村民歌、谚语和俗语、远古时代部分流传下来的咒语、哀歌、仪式歌曲)所独有的产儿。”由此可见, 叶赛宁的诗歌非常生动、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俄国乡村的美和忧郁, 这种带有原生态的美和忧郁, 从他以后, 不仅在俄罗斯, 就是在世界各国都难以见到了, 因此, 可以说, 叶赛宁不仅是俄罗斯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乡村诗人。

二、诗歌:原始思维与现代观念的融合

叶赛宁的诗一向以人与自然的交融、层出不穷的奇特意象、色彩的象征、强烈的感情以及对自然与文明冲突的思索, 为世界各国人们交口称赞, 叶赛宁式的忧郁与哀愁也在人们心中余音袅袅, 经久不灭。然而, 几十年来, 对于叶赛宁诗歌的整体风格, 国内外学者虽各抒己见, 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但总体性、本质性的研究, 似还少见。我们认为, 叶诗的独特风格, 得益于原始思维与现代观念的有机融合。

所谓原始思维, 原指史前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 这里借指处于尚未开化或很少受现代文明熏陶的自然状态中人们的思维方式, 其突出特点是:直观、形象、整体地认识世界, 以互渗律来理解世上的万事万物, 用泛生观或万物有生观把握对象, 比较接近史前人类的思维。之所以如此认为, 是因为原始思维本身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直观、形象、整体地认识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完全凭感官能力认识、把握世界, 世界就是看到、感觉到的那样, 并且由于是以整个心灵和全部感受来直接捕捉对象, 因而表现出认知的整体性和接受的全面性; 第二, 以互渗律来理解世上的万事万物。所谓互渗律, 按列维-布留尔的说法, 即“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 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 也就是说, 互渗律让不同的或对立的事物、性质及其灵性之间神秘地相互混合、相互渗透、相互感应, 并与变幻的超自然相联系与混同; 第三, 以泛生观或万物有生观把握对象。这是在互渗律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同一性质、人与万物平等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形成的, 认为一切外在的万物和形象都是有生命的。

竭力追求原始化, 是现代文艺的一大特点。浪漫主义已高呼“回归自然”, 让人性向原初、质朴、纯真的本性复归, 向人类的童年状态回归(华兹华斯甚至称“儿童是成人的父亲”, 因儿童纯朴、直率、纯真, 接近人类的天然本性), 但在艺术思维上还走得不远, 主要是以中世纪的宗教文艺为楷模。现代文艺尤其是绘画, 已把原始化变成一种潮流。高更直接反抗文明, 接触原始人, 他及蓬塔汶派从马克萨斯的原始艺术——木雕与骨雕中汲取养料, 马蒂斯及野兽派则从非洲雕刻中获益匪浅, 米罗也常常直接吸收土著原始艺术的图式或手法。现代文学受此影响, 也竭力追求原始化。一方面, 它力求与原始、古老的文化融为一体, 直寻民族之根(如魔幻现实主义与印第安古老的传说、巫术、阿拉伯神话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 它通过对直觉、本能、潜意识等的追求, 以表现个体的无意识尤其是集体无意识, 是一种更本质的原始化。现代文学与原始思维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领域, 国内外对此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此拟通过对叶赛宁诗歌风格成因的探讨, 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

高尔基在致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中指出, 叶赛宁“之来到城市, 是为了向人们倾诉他对原始生活热情洋溢的爱, 把这种生活朴素的美告诉人们”。可见, 叶赛宁对“原始生活”十分熟悉, “原始生活”在其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这种原始生活形成了叶赛宁的原始思维。这种原始生活包括三个方面:完整美丽的大自然, 天性淳朴很少受现代文明熏陶的未开化的人们, 以及充满活力的民间文学。

叶赛宁自称, 他的“童年是在田野和草原中度过的”, 童年时代, 他是“呼吸着民间生活的空气长大的”。叶赛宁的家乡康斯坦丁诺沃村, 坐落在高高的奥卡河河岸上, 从河边的悬崖放眼望去, 对岸那绵延无际的原野、被淹没的草地和多彩多姿的米歇拉森林尽收眼底。中俄罗斯这广袤无垠的原野, 未经污染的美丽、富饶的大自然, 培养了叶赛宁童年的诗心, 启迪了他的想象, 使他“爱上这个世界所有使他心醉神迷的一切”。

未经污染的大自然中生活着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人们, 他们及他们那淳朴自然的生活, 对叶赛宁更是影响深远。如前所述, 叶赛宁两岁即随母亲寄住在毗邻的外祖父家。他的外祖父, 拥有“未开化的心灵, 可爱的天真”(《给外祖父的信》), 他的三个舅舅, 是机灵勇敢的小伙子, 充满了淳朴与野性, 他们经常带小外甥下河游泳、林中打猎、原野骑马(《我的小传》)。这些少受文明熏陶的人们, 以自然的人性、健全的心灵(“未开化的心灵”)、淳朴的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为叶赛宁原始思维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叶赛宁是从小就在民间文学之中泡大的。他生长在农村, 从很小的时候起脑子里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传说、歌谣和谜语等。外祖父能背诵许多歌谣, 每每在冬天的晚上, 给小外孙唱古老的歌谣, 讲述《圣经》和神灵的故事。外祖母也是个讲故事的能手, 常给他讲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 “这些故事所有农民的孩子都已听熟”。母亲则会唱无数的民歌, “俄罗斯民歌中没有一曲是母亲所不知道的”, 叶赛宁长大后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她唱的歌。叶赛宁的笔记本里抄录有近4000首短小精悍的民间杰作。科瓦廖夫等指出, 年轻的叶赛宁最“喜爱俄罗斯歌曲。他可以整晚, 甚至整天不停地唱它们……他熟悉的那些歌曲, 现在恐怕很少有人会唱了, 他喜爱那些听起来既忧伤又热情, 既古老又年轻的歌曲”。这些歌曲和民间故事大都是近乎原始生活的人们所创造, 它们在无形中极其形象而深刻地培养了诗人的原始思维。[1]此外, 俄国早期颇为接近原始思维的民间史诗《伊戈尔远征记》, 后来也对诗人有较大的影响。

按照荣格的心理学理论, 每个人都可能因为历史的积淀而贮存“集体无意识”, 只是由于各种原因, 隐显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叶赛宁身上本已具有这方面的“集体无意识”, 由于上述几方面的共同作用, 他身上的“集体无意识”更是相当突出, 表现为:具有一种少受现代文明污染的农民眼光。美国学者马克·斯洛宁指出, 叶赛宁“以牧羊人天真浪漫的眼光”观察大自然的一切。俄国的科瓦廖夫等更具体地谈道:“农民观察世界时那目光中的盎然诗趣决定了叶赛宁创作中形象体系的特点”, “诗人不能(也不想)摒弃那个习惯了的形象和概念的世界, 他的世世代代的先人就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在彼得格勒, “美”小组进一步强化了成年叶赛宁身上的原始思维。该小组由“山隘派”诗人戈罗杰茨基及列米佐夫、克留耶夫、克雷奇科夫等组成, 他们醉心于宗法制农村、民间的神话创作、古老的民间口头创作, 他们以仿古的辞书、地方方言和古俄罗斯文为支柱, 歌颂“原始的”“黑土地的力量、乡村的野蛮的自由”, 美化宗法社会的庄稼汉们。叶赛宁后来成为该小组成员, 在《自传》中他曾专门谈到克留耶夫等人对他的影响。

所谓现代观念, 在此指现代人所具有的思想与艺术观点, 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指现代派的某些思想和艺术观念。当叶赛宁于1912年到莫斯科、1915年赴彼得堡时, 正值俄国文坛上现代派盛行, 王守仁指出:“叶赛宁在彼得堡期间, 正值文学界存在着诸如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新民粹派等各种文学流派, 他们都各自对叶赛宁发生过无形的影响。”其中象征派对他影响最大。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其《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一文中确立了该派的三个主要因素:“神秘的内容、象征和感受性的扩充。”不过, 他也强调:“象征应该从现实深处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如果每一个作者不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去艺术地构思出它, 那它就会成为一种僵死的寓体。”别雷也指出:“艺术是以现实作为基础的, 在现实与艺术的关系上, 现实仿佛是艺术的养料, 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艺术的存在。”带有浓厚原始特点的叶赛宁, 选择性地吸收了象征派的重视象征、强调技巧、注重扩大感受性以及注重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特点, 并在《我的小传》中指出:“当代诗人之中, 我最喜欢的是勃洛克、别内依(即别雷——引者)和克留耶夫。别内依在形式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 而勃洛克和克留耶夫教会了我怎样抒情。”阿格诺索夫等指出, 其中, 勃洛克对他影响最大:“叶赛宁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始终没有离开过勃洛克的形象。”“意象派”也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他曾一度成为该派的领袖, 他充分吸收了该派重视意象、善于营造奇特意象的特点。

现代观念还包括领一时风气之先的社会思潮,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风行世界的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复杂性、心灵的矛盾性的剖析, 对人自身的地位、价值、意义的探讨。

接受现代观念后, 原始思维往往与之产生必然的矛盾与冲突, 以致叶赛宁曾一度试图摆脱原始思维的影响, 尤其是“美”小组的影响, 他说:“1913—1915年, 我周旋于其中的那个文学界的情绪同我外祖父和外祖母所处的那个时代几乎是一样的。所以, 我在诗中便接受它们并津津乐道。现在, 我正拼命地摆脱它们。”但不久, 叶赛宁便以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 把原始思维与现代观念有机地融合起来, 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 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均有明显的特征。

在内容上, 主要表现为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是指在万物有生观基础上形成的对生命的热爱, 并因之而产生死亡意识、孤独意识、悲剧意识, 对生命问题进行哲理性思索。

原始思维有着突出的万物有生观, 认为人不过是万物之一, 万事万物平等而沟通, 象征派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应和”, 这样, 叶赛宁就形成了自己的“万物有生观”。在《玛丽亚的钥匙》(1918)一文中, 他强调:“一切来源于树木——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思想哲学。”树木是永恒的, 是生命的象征。不仅是树木, 大自然的一切都有生命, 都是诗人的朋友, 如《我是牧人; 我的宫殿……》:

母牛同我侃侃谈心, /用点头示意的语言。/一片芬芳的阔叶树林, /用树枝唤我来到河边。(顾蕴璞译)

俄国学者彼得·奥列申指出:“叶赛宁在他的诗歌里将自己洒向整个俄罗斯大自然, 同它溶为一体了。”这样, 正如陈际衡所说的那样:“在叶赛宁的诗中, 不仅花草虫鸟、风霜雪月都有了思想和感情, 而且声光色味也都具备了肉体和灵魂, 不仅空间成了生命的有形, 而且时间也成了有形的生命。”因此, 他对世间的万事万物充满了一种兄弟姊妹的热爱。他爱花草树木, 不仅因为它们充满生命, 也因为“我们都是蓝色苹果园的苹果和樱桃”。他也爱各种动物:“我是动物的亲密朋友, 每句诗能医治它们的心灵。”(《我不打算欺骗自己》)

很少有人能像叶赛宁这样, 充满真情、感人至深、生动灵活地描写动物。他为数九隆冬里在窗下避风、又冻又饿的麻雀叹息, 如《寒冬在歌唱, 又像在呼寻……》:

寒冬在歌唱, 又像在呼寻, /毛茸茸的针叶林松涛齐鸣, /奏着催眠小调。/四周一片灰暗的浓云, /仿佛带着深深的愁闷/向着远方飞飘。//风雪犹如丝绸的地毯, /把整个院子铺得满满, /仍冷得令人难熬。/一群贪玩的家雀飞来, /宛如孤苦伶仃的小孩, /在窗前紧相偎靠。//这些小鸟都快冻僵了, /又是饥饿, 又是疲劳, /更紧地挤在一起。/风雪却仍在怒呼狂喊, /频频叩击护窗的吊板, /越发地撒着怒气。//在那结着薄冰的窗前, /温柔的小鸟昏昏欲眠, /听着雪风的呼啸。/小鸟们做起了一个梦:/眼前是明媚的春美人, /浴着太阳的微笑。(顾蕴璞译)

在《母牛》一诗中, 他以深挚的同情描写了一条“牙已脱光”、牛崽被人夺走、自己也即将被送进屠宰场的母牛的悲惨命运:

它年老体衰, 牙已脱光, /岁月的圈痕刻满了双角。/在轮作地的田垅上, /牧人的鞭打粗鲁而凶暴。//它对喧闹已感到心烦, /老鼠在墙角挠个不住。/它正愁戚戚地思念, /那只四蹄雪白的小牛犊。//不把娇儿还给亲娘, /生养的初欢就毫无意义。/在白杨树下的木桩上, /微风吹拂着小牛的毛皮。//不用多久, 当荞麦飘香, /它也将有小牛一样的遭遇, /绳索也会套在它的脖子上, /然后便会在屠宰场死去。//它痛苦, 悲伤, 瘦骨嶙峋, /把双角刺进土地……/它梦见了白闪闪的树林, /和牧场的芳草萋萋。(曾思艺译)

他那极其著名、众所周知的《狗之歌》更是洋溢着人性光辉的典范之作:

清晨, 在黑麦秆搭成的狗窝里, /在一排金灿灿的蒲席上, /母狗生下了七只幼儿, /七只小狗全都毛色棕黄。//从早到晚母狗都在把它们亲舔, /用舌头一一把它们全身清洗。/在它那暖乎乎的肚皮下面, /淌流着融雪般的一股股乳汁。//可到了傍晚, 当鸡群/纷纷蹲上了炉台, /走出了满脸愁云的主人, /七只小狗全都装进了麻袋。//母狗飞跑过一个个雪堆, /紧紧追踪着自己的主人……/而那还没有结冰的河水/就这样久久、久久地颤漾着波纹。//当它踉踉跄跄往回走, /边走边舔着两肋的热汗, /屋顶上空的新月一钩, /它也看成了自己的小小心肝。//它凝神望着幽蓝的高空, /悲戚戚地大声哀号, /纤纤月牙溜下天穹, /躲进山丘后田野的怀抱。//当人们嘲笑地向它投掷石头, /它却无声地接受, 当作奖赏, /只是眼中潸潸泪流, /仿若一颗颗金星洒落在雪地上。(曾思艺译)

这首诗生动、形象、深刻地描写了母爱:母狗对小狗崽的关爱。它在小狗被贫穷的主人装进麻袋带到河边去的一路飞跑追踪, 小狗被扔进河里后它久久凝望着, 内心像河水一样震颤; 它是如此深爱、想念它的幼子, 以致天上的月牙都被它看成了自己的小狗。结尾尤其深刻:无知、愚昧的人们, 不懂得母爱的伟大、母亲失去子女的深重悲伤, 反而嘲笑地向它扔石头!人们的麻木、无情加倍反衬出母狗母爱的伟大及其悲伤的深重。无怪乎高尔基在《谢尔盖·叶赛宁》一文中回忆20世纪20年代初在一次同诗人的会见时听叶赛宁朗诵这首诗的情景, 给予了如此之高的评价:“在我看来, 在俄罗斯文学中, 他是头一个如此巧妙地而且以如此真挚的爱来描写动物的。”“听过这些诗句, 我不由得想到, 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 不如说是大自然专门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哀愁’、为了表达对世上一切动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的一个器官, 而这种恻隐之心比其他一切都与人更为相称。”

对生命、对万物的热爱, 使诗人珍惜生命, 恐惧死亡, 产生了强烈的死亡意识。诗人经常思索生与死的问题。他感叹人生的无常就像水滴一样, 如《水滴》:

珍珠般的水滴啊, 绚丽的水滴, /你们披着金色的阳光多么漂亮, /可在悲秋的时节, 凄凄的水滴, /你们洒落在湿窗上又何等悲凉。(顾蕴璞译)

进而感叹时序易变、人生短暂, 如《金色的丛林不再说话了》写道:“世人都是过客, /去了又来, 再辞别家门。”《我们如今一个一个离去》感叹:“我们如今一个一个离去, /去到平静和美满的国度。”他感到更可怕的是“人活在世上, 生命难再”, “过去的一切永无法挽回”, 而自然年轻、永恒一如既往, 在《我又回这里我的老家……》一诗里他温柔而又忧伤地写道:

我又回这里我的老家, /我的故乡, 你沉思而温柔!/冥冥的黄昏满头卷发, /在山后挥动着雪白的大手。//阴晦的日子两鬓斑白, /从身旁飘过, 披头散发, /夜晚的哀愁频频袭来, /搅得我心波平静不下。//在个个教堂头颅的圆顶, /晚霞投下了更低的光芒。/往昔曾一起欢娱的朋友们, /我再也见不着你们的脸庞。//年光沉入了忘怀的大海, /你们也跟随它不知去向, /只有那一泓清清的流水, /依旧在鼓翼的风车下哗哗喧响。//我常常全身被暮色笼罩, /耳听着香蒲折裂的声音, /朝烟雾缭绕的大地祝祷/一去不返的遥远的旅人。(顾蕴璞译)

生命不仅短暂, 还那样脆弱、孤苦、无助, 以致诗人产生了孤独意识:“我在人们中间没有友谊, 我已向另一王国归顺。”(《我不打算欺骗自己》)这再加上现实生活中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冲突, 引发了诗人心灵的分裂, 使他具有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这种生命的悲剧意识, 在诗中往往通过人的精神世界中矛盾对立的心理——欢乐和悲伤、爱情和失恋、生存的幸福与死亡的恐惧等永恒的斗争表现出来。抒情心理长诗《黑影人》一向被认为是诗人创作中揭示其内心斗争悲剧性的一部最深刻的作品, 早已众所周知, 兹不赘述。《我不悔恨、呼唤和哭泣……》一诗, 紧紧抓住内心的激烈搏斗, 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忧伤与欣慰、挚爱与憾恨、负疚与留恋、追悔与期望等矛盾交织, 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与隽永的生活哲理:

我不悔恨、呼唤和哭泣, /一切会消逝, 如苹果树的烟花, /金秋的衰色在笼罩着我, /我不再有芳春的年华。//我这被寒意袭过的心哪, /如今你不会再激越地跳**, /白桦花布编织的国家啊, /你不再引诱我去赤脚游逛。//流浪汉的心魂哪, 你越来越少/点燃起我口中语言的烈焰。/啊, 我失却了的清新、/狂暴的眼神和潮样的情感!//生活啊, 如今是我倦于希望了, /还是你只是我的一场春梦?/仿佛在那回音尤响的春晨/我骑匹玫瑰色骏马在驰骋。//在世间我们谁都要枯朽, /黄铜色败叶悄然落下枫树……/生生不息的天下万物啊, /愿你们永远地美好幸福。(顾蕴璞译)